韦国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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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戮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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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文化大革命”初期,没有分成明显的两派。1967年3月,广西军区找各群众组织商量,要求支持韦国清站出来领导广西“文化大革命”。当时有的群众组织提出要韦检查后再定,而区直机关群众组织“公安兵团”、“红色监察”、“造反兵团”等则同意无条件支持韦国清站出来。4月29日,区党委书记伍晋南、贺希明、霍泛三人发表声明,支持前者,反对无条件支持韦国清站出来搞“三结合”。于是,围绕着“支韦”还是“反韦”问题,形成了两派,前者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后者称“四·二二”。两派形成后,从军队到地方,从自治区领导机关到各个基层单位,形成了两大对立阵营。

广西军区开始是支持“联指”的。1967年8月24日,周恩来第五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表示支持“四·二二”。广西有大批干部随即表态支持“四·二二”,广西军区也检讨了支一派压一派的方向路线错误,转而表示支持“四·二二”,但实际上仍暗中支持“联指”。当时在全广西,除桂林市外,“四·二二”都处于劣势地位。1968年2月,由广州军区下令,将支持“四·二二”的军队调走;4月,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内定“四·二二”为反动组织,于是开始压“四·二二”。这是当时的基本形势和情况。但是,死人最多集中在三个阶段,也可以说是三个高潮。

第一阶段,1967年冬至1968年春,主要在农村全自治区刮起了一股“红色风暴”,说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及其子女起来造反,要杀干部群众,说“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于是在农村中成立起了“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庭”,搞群众专政,杀了一大批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也乘机杀了一些“四·二二”观点的人。其中靠近湖南零陵地区的桂林地区各县,尤为严重,有的四类分子之家被全家杀绝。“灵山县谭礼大队民兵排长黄培立召开民兵统一行动,把地、富及其子女全部杀掉,全大队共杀了130多人,财产、房屋没收盖礼堂,禽畜、粮食全部吃掉”(中纪委、组织部等六部委《关于广西落实政策情况的调查报告》附件之一,1981年7月15日)。1968年3月,上思县武装部长段振邦在县四级干部会上说:“过去我们对敌人专政,要经过公安、法院,现在不需要了,现在实行群众专政,不杀掉那些东霸天、西霸天,群众不同意”。

全县于同年的三、四月间乱杀了一批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和被认为是坏人的人。临桂县1967、1968年两年打死的1865人中,被打死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459人。灵山县“贫下中农造反总部”(“联指”)于1968年初,召开会议全县统一行动。全县共杀死2900多人。他们用“种花生”指枪决,“种芋头”指石头打死,“种甘蔗”指木棒打死等暗语统计杀人数字。当时被杀害的贫下中农、干部、群众,在1983年全区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他们的遗属与子女还可以去找政府、党委落实政策,要求给予一定的抚恤与生活补助,要求追查凶手,可是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他们去找谁,向谁去申冤啊!

第二阶段,是各县革委会成立前后,其名义之一是保卫红色政权,二是抓“反共救国团”。广西各县大部分在1968年春夏期间成立革委会,杀人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且多数是在各县革委会成立后有领导地杀的。上思县成立革委会后,在县革委会主任、县武装部长段振邦的组织、策划、煽动下,造成1639名干部、群众和四类分子被杀,其中,被杀的国家干部162人,工人61人,城镇居民18人,学生5人,社员632人,四类分子761人;老游击队员48人,共产党员97人,共青团员13人。

宜山县革委会成立后,由县革委会主任、县武装部政委季德春、县武装副部长李庆余、作战参谋蒋国志、民兵科长吴先水与原副县长崔振铎、原县委副书记王德茂等人策划下,于1968年6月11日召开了“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的全县万人大会,在大会上当场打死干部、群众11人。会后,各公社仿效、推广,均成立了以民兵为主体的“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群众称之为“杀人部”,向阶级敌人专政。从此开始,该县共死亡1400人,其中,两派武斗死几十人,县革委会成立前乱打乱杀死亡300多人,革委会成立后,由季德春等人策划、煽动,有组织有领导地杀害了900多人。宾阳县革委会成立后,从1968年3月至1969年10月期间,在县革委会主任、6949部队副师长王建勋的策划、组织、指挥下,以“保卫红色政权”、“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等名义,致使该县乱打乱杀,逼死了3890余人,是南宁地区死人最多的县之一。

广西军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革筹小组出于政治目的,于1968年6月17日,将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已被破获结案、审判处理过的玉林县石南公社梁福隆等人组织的“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第十大队”为主体,和浦北县六万山区的“罗平党”案等,拼凑成1968年4月“破获”了“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集团案件”,向自治区各地、县、市张榜公布案情,号召开展“大检举、大揭发、大斗争”。同时还把这个“反团”案与“四·二二”群众组织挂钩,混为一谈,联系起来“大检举、大揭发、大斗争”,于是一场大规模的“剿灭反共救国团匪徒”的活动,在广西全区城乡普遍开展,把参加“四·二二”组织或倾向“四·二二”组织的干部、群众,加上“反共救国团”罪名,不经过任何法律手续,杀了一大批。

融安县受迫害的干部、群众上访团对我们工作组来信反映:“从1968年8月14日县革委会成立到9月底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全县杀了三千多人。其中县革委会机关所在的长安镇,杀了八百余人。大将公社小圩镇龙妙街杀死45人,成了寡妇街,至今每逢过年过节到处是悲惨的哭泣声。有些老人讲:当年日本强盗侵占长安镇,进行屠杀时一天最多杀了17人,而1968年8月21日,一天就杀了100多人。他们愤慨地讲:这帮杀人强盗,真比日本鬼子还凶残狠毒。”

在老革命根据地凤山县,“文革”开始后,以老红军营长廖熙英为首,以革命老人、老游击队员为骨干,成立“革老派”,副县长覃家修也支持“革老派”观点。广西两派形成后,“革老派”支持“四·二二”。当时同意“革老派”观点的群众、干部占全县人口的95%。由于“革老派”力量雄厚,1968年2月占领了县城,“联指”逃去东兰县。广西区革筹、广西军区公布“反团”案案情之后,凤山“联指”派组织乘机于7月7日发出关于围歼“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凤山分团覃、廖匪帮”的总反击令,又调去了11个县的武装民兵,配合6911部队围剿“革老派”,名曰“剿匪”,实为协助逃跑在外的“联指”打回凤山,“革老派”被打死打伤20人,抓走16人(其中13人被杀),“联指”夺回了县城,“革老派”全部逃往农村。县革委会成立后,上面派去了9个县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配合军队进驻凤山,“革老派”的大小头目大部分被杀,一部分被抓。全县被抓6000多人,批斗了5000多人,杀死了3000多人。有的全家被杀光,很多军烈家属全家也被杀光,许多老红军、老游击队员被杀,全县地下党被打成“叛徒集团”。

可是1981年5月凤山县委向我们调查组汇报说:1968年6月至10月死了1197人,占当时全县人口的1%。显然没有说实话。玉林地区1968年在围剿“反共救国团”运动中进行的大屠杀,是时任玉林军分区政委甘照寰拍板,参谋长达志、地区造反派头头王×镇主持召开各县革委会、武装部负责人会议布置的,共逼死、打死几千人,其中,陆川县杀害1200多人,容县逼死、打死1392人。原凌云县委书记赵××是被三个人拉出去杀的,当时赵见到县武装部长说:“你要救我呀!”可是这个武装部长不理睬,就这样把赵拉出去杀了。

第三阶段,是发布《七·三布告》以后。这个时期,农村“四·二二”的大小头头和骨干大体已被用“反共救国团”的罪名消灭得差不多了,掌权者和扶持的“联指”造反派于是挥戈向城市开刀,集中表现在湘桂铁路线上的南宁、桂林二市。

1983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阶段的调查证实,《七·三布告》是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于1968年7月3日批准发布的,在这之前的1968年4月,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根据广西军区、广西革筹小组的报告,内定“四·二二”是反动组织,将对立的两派设立据点,策划组织武斗,打死干部群众,杀人放火,抢援越物资、武器,抢部队武器弹药,阻断铁路交通等罪名,都加在“四·二二”一派的头上。就在这时人民解放军驻广西某部打下“U-2”美国间谍飞机,林彪要接见有功人员,由广西军区副司令员焦红光带队赴京,事先区革筹小组主要负责人亲自授意整理了“四·二二”的材料,报给林彪,《七·三布告》就是这样产生的。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和广西“联指”造反派有了《七·三布告》这柄尚方宝剑,他们控制的报纸、电台,大造舆论,把“四·二二”组织和其他持不同意见的群众,当成敌人,在南宁、柳州、桂林三市,在军队、武装民兵和“联指”武装人员三面包围之下,被彻底打垮,已经放下武器的“俘虏”,又被大批屠杀。

南宁市在《七·三布告》公布后,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兼南宁警备区司令员、区公检法军管会主任宋治平、南宁警备区政委韩仕福、副司令员印玺、副政委慕石起等人,于7月28日在南宁警备区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传达军区、区革筹小组命令,“用武力围剿南宁市解放路、新华街、南宁市百货大楼、区展览馆、邕江上停泊的轮船对立派据点。会后,调集了南宁地区14个县的武装民兵,调动了6912部队、6966部队、6936部队和军区警卫营、99部队部分官兵,以及‘联指’派武斗人员共三万多人,由印玺、慕石起指挥,与造反派一起,向解放路、新华街、展览馆、邕江上的轮船等处,发起猛烈攻击,动用了八二迫击炮、无坐力炮、火箭筒、炸药包等武器,7月31日猛攻开始,当天攻下展览馆,8月8日全部攻下,围剿、屠杀群众造成万余人死亡的严重事件。仅事后南宁火葬场负责火化的尸体就有5000多具,有人看见,解放路打下后,有20多辆翻斗卡车拉了三天的尸体,有的拉到市郊煤矿的坑道里,有的抛到邕江。

为掩人耳目,抬尸体的‘四·二二’成员也被‘联指’打死,当时邕江下游的西津水电站闸门被漂去的尸体堵住了。”“8月8日,部队和‘联指’攻打解放路全部结束。解放路及其附近33条街巷被炮击中焚烧成了一片废墟。据1983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调查,解放军和广西‘联指’攻打解放路这一带,共烧毁33条街巷,其中烧毁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和民房共2880多座(间),建筑面积46万平方米,使街道的5个公社、一万多户、五万多居民无家可归,仅国家财产损失价值6千万元以上”。(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编写小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第116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广西“四·二二”全部覆灭。三个据点攻下后,有的投降,都被“联指”成员杀害,有很多人钻了防空洞,钻防空洞的人,绝大部分被一场无名的大水夺去了生命(系“联指”造反派往防空洞里灌水所致),有的被各县民兵押回在途中杀死。

“据不完全统计,仅围攻解放路和展览馆打死1470人,抓获俘虏9845人……分别关押在区文化大院、区电业局、南宁二中、九中、天桃小学、区、市看守所等10多个单位。关押在区看守所的265人,区交通学校711人,南宁幼师441人;有的被当作‘杀人放火’、‘四类分子’、‘坏头头’、‘国民党残渣余孽’、‘反共救国团’等罪名的‘要犯’、‘首犯’处理。被‘俘虏’人员交各县民兵拉回去处理共7012人,其中在拉回途中打死和拉回后打死的有2324人,当作‘要犯’长期关押的46人。”

820事件

西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广西“联指”造反派在解决南宁问题,围剿、拔除“四·二二”据点之后,又着手解决桂林问题,策划、制造了桂林“八二○事件”,一万余名群众被无辜杀害,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事件发生前桂林的“文革”情况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桂林和广西其他地区一样,群众组织因支持韦国清和反对韦国清分裂成两派,前者为“联指”,占少数,后者为“革命造反大军”(简称“老多”,即“四·二二”)占绝大多数。1967年下半年开始,两派多次抢枪武斗。“四·二二”三次抢了各种枪支3000余支、加农炮8门。“联指”四次抢了各种枪支7000余支,机关枪10挺。仅1968年6月6日至13日的7天内两派发生武斗17次。6月下旬,“联指”在桂林军分区的支持下,以“保卫革命委员会”名义,从全地区12个县调集数千名武装民兵进城,形成对“四·二二”的包围,导致大规模的武斗。

两派在湘桂铁路两侧设立据点,不断冲突,迫使铁路中断。《七·三布告》公布后,周恩来于7月25日在京再次接见两派群众组织代表,提出立即停止武斗,上交武器,恢复交通,动员进城民兵回乡。同时,由驻桂林的6955部队派出人员,进驻两派武斗据点,实行武装隔离。8月8日,桂林地、市革委会和驻军支左小组,又一次发出通令,要求两派必须在8月12日停止武斗,上交武器。桂林军分区政委陈秉德也于1968年8月10日向“四·二二”表态:“只要‘四·二二’交枪,保证不抓人,‘联指’也交枪。”

经过上述工作,两派于8月12日停火,当晚铁路通车。“四·二二”于8月13、14日向公检法军管会交出3000余支枪,拆除了工事,恢复了市内交通,部分人员集聚在市工人文化宫,等待办学习班。与此相反,“联指”只交了30余支枪,工事未拆,据点未撤,调集来进城参与武斗的武装民兵未回乡,且将武斗人员以市革委名义,改编为武装的“工人纠察队”,配发了一部分“四·二二”上交的武器。

“八二○事件”是如何策划、发动的

“八月初,广州军区在湖南衡山开会,黄永胜主持会议,广西军区、桂林市武装部、桂林军分区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落实《七·三布告》,研究出动军队,武装解除武斗据点”。(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编写小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第113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据桂林驻军支左小组成员、市革委会政法部长、后5048部队副政委朱兆富同志反映:1968年8月初,广西军区政委魏佑铸在北京向参加部队学习班的广西军区的同志讲:广西问题怎么解决,请示了黄永胜,黄让广西自己拿出办法。经军区研究,先在融安县下手,动用军队,对400余名“四·二二”成员,用武力解决。事后,向黄永胜汇报时,黄表扬干得好。

这样就摸了中央的底,拟定了用武力解决桂林问题的行动计划,并将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吴华,由南宁调到桂林,将正在北京参加学习班的桂林军分区司令员景伯成叫回,共同指挥了这一行动。原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后离休居住桂林的老红军姜茂生同志反映,“八二○事件”之前,黄永胜在北京召开秘密会议进行研究,是林彪叫开的,吴华等来桂林指挥的。桂林驻军支左小组成员、104部队处长王汝保同志反映:“八二○事件”行动时,部队有一个统一的指挥部,由吴华、景伯成、桂林市武装部政委陈陈秉德三人组成。据这些当事人的反映,“八二○事件”是在北京预谋,经黄永胜批准,由部队参与,依靠“联指”,调动武装民兵,对“四·二二”、干部、群众进行血腥屠杀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的。

事件经过

1968年8月20日,桂林地、市革委会和桂林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联合发出公告,以进一步落实《七·三布告》为名,号召“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动更加猛烈地进攻”。当日凌晨5时,支左部队和上万名武装民兵、“工人纠察队”、“联指”成员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按事先划分的地区,手持名单,挨家挨户搜查、抓捕,全市共抓了7000多人,仅有二千多师生员工的广西师范学院,就抓了1200多人。桂林地区所属12个县,在同一天行动,全地区抓了一万多人。“八二○事件”和事件之后致使桂林市和桂林地区12个县枪杀、打死、逼死干部、群众一万多人。在“八二○事件”后的一个月内,桂林市仅机关、工厂内部打死296人。桂林地直机关抓了300多人,大部分被杀害了。

临桂县打死848人,仅县直驻桂林单位抓去318人,放了25人,其余293人全被杀害,其中发现一份111人的被杀害人员名单,名单里有县委副书记李瑾科、副县长周克仁、法院院长刘锡臣、副检察长龙炎运、县财贸政治部副主任李景发、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王振廷等领导干部,他们被扣上“反共救国团”罪名,由县委宣传部干事、“联指”造反派头头胥明德以贯彻“七·三布告”的名义,于8月20日、31日、9月18日夜晚,用汽车拉到漓江边,除一人乘天黑混乱中逃跑外,其余110人全部杀害。仅有41名职工的县医院,杀死了16人。其中,县法院院长刘锡臣是“八二○事件”时被抓,9月18日和其他4人在批斗时被活活打死,其妻是县医院的医生,8月23日同其他20人,被集体枪杀。就连跑回河北献县老家躲避灾难的17岁的儿子刘振刚,也被抓回打死,说“铲草不除根,以后是祸害”。

刘锡臣夫妻和儿子被害后,遗留下一个15岁的女儿刘婵荣和两个幼子,生活无着,逼得15岁的女儿带着两个弟弟到处要饭。1981年5月,我们调查组到桂林调查时,她来找了我们,一边哭泣,泣不成声,一边控诉当时的暴行,在场的调查组的同志听了她的哭诉,禁不住凄然泪下。只有100余人的地区土产公司,杀害7人,该公司8月31日开批斗会,活活打死3人,让“四·二二”成员谢定军、金声二人挖坑掩埋,坑挖好后,谢、金二人也被打死,一齐埋掉。9月13日上午,该公司接到上面不准再杀人的通知,下午又杀9人,其中,“四·二二”成员吴若君因怀孕临产幸免,孩子生下后,起名叫“保驾臣”。当时“联指”杀人到了疯狂的程度。有一个从湖南到桂林搞副业的社员被盘问是干什么的,那人说:“打围的”,被当成打“韦”(国清)的,当场打死。

无所不用其极

抓起来的人没有被打死的,也遭到百般折磨。“联指”以桂林市革委会名义,在桂林广西师范学院搞了一个“‘四·二二’反革命罪行展览”,第四展览室是“活人展览”,将抓起来的“四·二二”成员,轮流囚禁在特制的木笼里,任凭参观者打骂凌辱。“八二○事件”后,在桂林拥有10万群众的“四·二二”组织,成了历史罪人,受到残酷镇压。无数被无辜杀害的干部、群众,被当成反革命来镇压,他们的家属也被当做“反属”或“被杀家属”,有些家住城镇的,被强行迁往农村。特别是那些父母双双被杀或父亡母改嫁的孤儿,生活极其悲惨。直到1974年才对被害人做了“非正常死亡,属人民内部矛盾”的结论,1979年又统一修改为“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于×年×月×日去世”的结论。

补充材料

1968年8月初广州军区在湖南衡山开会,黄永胜(广州军区司令)主持会议,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吴华,桂林市武装部长陈秉德,桂林军分区司令景伯承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桂林市落实"七· 三"布告,研究出动军队,武装解决"4· 22"桂林"老多"据点。会议经过讨论后认为,解决桂林的问题不能同解决南宁﹑柳州问题一样使用武力,而应是先动员"老多"交枪,后予以解决。与会人员回到桂林后,韦国清﹑广西军区负责人认为这正符合自己的设想,是可行的好办法,不但可以减少伤亡,再则可以正视舆论,是切实可行的好办法。

为了实施这一套软的办法,自八月初以来,广西军区派出飞机连续几天飞到桂林上空散发"七·三"布告,同时派出部队的宣传车﹑宣传队到桂林市区街道和"老多"各据点进行宣传,与"老多"的负责人和群众座谈,声称"交枪﹑停止战斗以后,绝对保证人身安全"。此时的桂林"老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部队和"联指"大兵压境,不交枪的话据点迟早会被攻破,南宁﹑柳州"四·二二"的据点被武力解决就是先例。

"老多"的头头周兆祥﹑谢荣杰﹑李日明﹑杨福庭等人经过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停战交枪。

1968年8月13日一整天,"老多"的战士们高举红旗,敲锣打鼓,带上各种武器和军用物资到部队指定地点交枪。此时,"老多"占领区内一片欢腾,欢呼交枪实现和平。然而,他们哪里曾想到,一场围歼他们的阴谋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了。

在桂林地市,又按照桂林的需要制定出"八·二零"公告。为此事,魏佑铸(广西军区政委),代表广西革筹、广西军区于8月18日到桂林几次,在301部队驻地开核心会议,紧急布置军事行动,宣读解释"八·二零"公告。魏佑铸说"八·二零"公告表明依靠的是"联指",镇压的是"4·22"桂林"老多"。

8月17日桂林军分区司令景伯承,在步校主持召开各县武斗民兵团负责人及县武装部第一把手会议,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吴华参加了会议并讲话:"桂林问题肯定要解决,一小撮阶级敌人一定要搞干净"。8月19日在104部队驻地景伯承、慕石起主持召开12县民兵团负责人会议,布置了"八· 二零"行动。一切准备就绪。只等一声令下即可展开行动了。

8月20日凌晨,由桂林"联指"组成的"工人纠察队"﹑由各县进城武斗人员组成的"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及军分区的部队一万多人悄悄地开进"老多"占领区,按事先分工, 武装封锁各交通路口和街道,武装包围"老多"的各据点。这天天刚亮,全副武装的人员就分别冲进被各自包围的据点内,重点是广西师院所在地的皇城﹑工人文化宫﹑桂剧院﹑专署大楼﹑广西师院附中﹑工人医院( 住着"老多"的许多伤病员) 。"联指"的宣传人员抢先占领"老多"的广播站,立即广播"七·三"布告和"八·二零"公告。武装人员则逐个单位﹑逐条街道挨家挨户地进行搜查,抓捕"老多"人员和各县逃到桂林的"四·二二"人员。当日以桂林地、市、革委会名义和桂林警备司令部、政治部联合署名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中央"七· 三"布告的公告"。行动前收缴了"造反大军"的武器,市革委会以"联指"武斗人员为主体编了20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配备精良武器。"工纠"武装人员、各县民兵,其它"联指"成员以及反戈一击的原"造反大军"部分成员共一万多人,组编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行大规模搜捕。这一错误行动,其中被抓、被打、被杀、被抄家、被错批、错斗者约万余人。

8月20日至25日,连续六天的大搜捕,"老多"大小头目﹑骨干分子,支持过"老多"的领导干部,所有逃生到桂林的外来人员及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统统被抓了,总数在四千人以上。接着被抓的外来人员近千人被各县押送回本县,可怜这些逃生来桂林的人员大多数在押送途中或回到本县后被枪杀了。

8月29日陈秉德号召刮12级台风,30日全市大游斗。8月20日开始的抓、抄、游斗风持续了一个多月。

9月4日的一次游斗中兴安中学学生蒋孝生手持"五四"式手枪向著被游斗的对象连续开枪射击7发子弹打死6人(此人74年入党任大队支书,大队长)。

据桂林市革委会68年向区革委汇报:"八·二零"到"九·二零"一个月打死90多人。据处遗办统计"八·二零"至年底杀死160人,批斗死,游斗死94人,自杀91人,总计345人,超过1967年1月至1968年8月20日前武斗中死人267人的30%。至于各单位私立公堂,随意关拷打批斗这种现象延续的更长。

万人斩

10年“文革”(广西可说是十六七年“文革”),广西不仅死人多,而且杀人手段之残忍、狠毒,骇人听闻。有砍头、棒打、活埋、石砸、水淹、开水浇灌、集体屠杀、剖腹、挖心、掏肝、割生殖器、零刀剐、炸药炸、轮奸后捅死、绑在铁轨上让火车压死等等,无所不用其极。

柳州钢铁厂“联指”头目岑国荣(原为该厂工人,“文革”起来造反,当过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代表,是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担任过自治区工会主任、自治区党委常委)等人在该厂“四·二二”成员黄日高(该厂人事科干部)的背上绑上炸药,一按电钮,炸得黄骨肉横飞,还美其名曰“天女散花”,以此取乐。1968年,武宣县被分尸吃人肉、吃心肝的有38人,全县国家干部(包括原县委书记)、职工有113人吃过人肉、人心、人肝。贵县农民陈国荣路过武宣县去赶墟,因长得胖,被一民兵营副营长叫民兵把他活活杀害,挖出心肝,20人每人分了一块肉。女民兵班长陈文留,她一个人吃了6副人肝,还割下5名男人的生殖器泡酒喝,说是“大补”。这种吃人肉,挖心肝的暴行,武宣、武鸣、上思、贵县、钦州、桂平、凌云等县都有发生。

灵山县谭墟公社里屋大队侯国震解放前当过土匪杀过人,“文革”中参加“联指”,先后8次参加打砸抢杀,捉了6名教师,亲自打死了3人,取肝6副,卖了36元(后仅判刑10年)。贵县,1968年8月一次在南门外江边杀死十几人,全部被剖腹挖肝,由执行枪毙的刽子手炒吃下酒。该县思阳公社民兵营长黄必友,杀人后将胆取出晒干后当作熊胆出卖。

广西一些地方,出现了“贫下中农最高法庭”乱抓乱杀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的严重事件。仅全州县的一个大队,两天内集体坑杀76人。由此造成成批乱杀人的局面,后果极其严重。如1968年10月初,全州县东山公社民兵营长黄天辉召集大队会议,商议决定召集民兵班、排长等30多个骨干开会。会上黄天辉说了湖南道县杀地、富情况,并提出:“我们也要动手,先下手为强”,“要铲草除根一扫光”。他还宣布:“不准通风报信,谁走漏消息就和地主一样。”最后采取坑杀的办法,强迫被害者跳坑,有的不愿跳,被黄用棍打后推下坑。地主出身的刘香云在坑口向黄求情,请求留一个小孩给贫农出身的妻子,说:“天辉,我两个仔,到政府去判也得留一个,我老婆也有一个,我抱一个跳下去,留一个给我老婆”。黄说:“不行”。结果,刘被迫抱着两个小孩(大的3岁,小的1岁)跳坑而死。1983年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黄天辉才被依法逮捕,于1985年1月被处决。

梧州地区公安处一科副科长毛明日,“文革”中被诬陷,两次被逮捕关押,他的父亲和两个弟弟“文革”中被杀,其大弟毛明昭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拉去枪杀时,他抱住一位军代表的腿,要求救他,那位军代表不理睬,还踢了他一脚,结果拉去枪杀了,还将他的头割下,挂在富川县城示众。1983年毛明日同志到南宁找到我们工作组哭诉,是我接待的他。

1968年柳州市在贯彻《七·三布告》时,中共柳州市委大院抓获35名干部、群众,然后将他们一个一个装入麻袋里,从市委后院推入柳江淹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常委、区文史馆副馆长、民族史学家刘介,他四岁的小孙子玩耍时不慎将邻居蔡振华家的一条小狗从楼上掉下,“联指”小头目蔡振华以“打狗欺主”之名,伙同另一名“联指”成员申松华,将刘介一家祖孙三代四口全部杀死,同时还杀死了一名为此讲过几句公道话的人。

武鸣县华侨农场民涵分场的邓斯环,是伪保安团长邓文兴的侄子,解放后邓文兴等被政府镇压,“文革”中邓斯环参加了“联指”,乘机进行报复,以“反共救国团”罪名,抓了支部书记邓思凤等26人,其中活活打死、剖腹、割死的有7人。事后邓斯环对人说:“游击队能杀人,我们就不能吗?”崇左县锰矿党支部书记苏士林等3人来信反映:“1968年8月,‘联指’在全县进行大屠杀,一个晚上,太平镇就杀了24人。被杀者从家里捉起来,蒙上双眼,推上汽车,拉到县城外的半边山,一个一个用刀子捅死。哀号声、挣扎声、哭叫声,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吓得附近村庄,家家关门闭户,生怕大祸降临,这哪里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比法西斯还不如”。

上思县革委会成立后,1968年9月1日县“三代会”在平山广场召开杀人大会,十多名参加“四·二二”组织的干部、群众被活活打死。散会以后,县革委会委员黎郝,将打死的十几名死者尸体,全部剖腹,将心肝挖出来,拿到县革委会食堂炒熟后给“三代会”代表下酒。南宁市徐振武的群众来信反映:“‘文革’期间,武宣、上思、灵山等县发生过吃人肉、吃人肝事件。武鸣县吃了29个人,副县长覃炳刚同志被打晕后,拉去开膛时,因人太瘦,周身无肉,又被拖出去丢在野外,遇救幸免”。上思县受害者家属来信反映:“《上思晚报》‘联指’头头黄元清等4人,将参加‘四·二二’的女青年杨振明、刘吉芬抓起来,多次轮奸后杀害。

吃人狂潮

一、开始阶段:其特点是偷偷摸摸,恐怖阴森。某县一案卷记录了一个典型场面:深夜,杀人凶手们摸到杀人现场破腹取心肝。由于恐怖慌乱,加之无经验,割回来一看竟是肺。只有战战兢兢再去。……煮好了,有人回家提来酒,有人找来佐料,就着灶口将熄的火光,几个人那牡抢食,谁也不说一句话。次日晨,唤同伙来吃剩下的,怕人们不敢吃,诡称是牛肝牛心。待吃完后才得意洋洋宣布吃的是某某的心肝……

二、高潮阶段: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此时,活取心肝已积累了相当经验,加之吃过人肉的老游击队员传授,技术已臻于完善。譬如活人开膛,只须在软肋下用刀拉一“人”字形口子,用脚往肚子上一踩,(如受害者是绑在树上,则用膝盖往肚子上一顶——)心与肚便豁然而出。为首者割心、肝、生殖器而去,余下的任人分割。红旗飘飘,口号声声,场面盛大而雄壮。有的村庄则别具特色:将人肉与猪肉切作大小相同的块儿煮熟将大锅置于视线之上,村人每人过来一块。当我的惊骇与愤怒已被大量丑恶所麻木后,发现这是一个饶有情趣的心理学现象。出于“阶级仇恨”、“立场坚定”、“划清界限”等等集体疯狂,人们的表层心理是决心吃人;然而不可能完全泯灭的被压制于深层的良心却又在顽强反抗。这时候,折中的思路便是:参与吃掉这个人,但最好自己又没吃到这个人。于是,人肉猪肉混煮,盲目夹一块吃的方案便满足了互为矛盾的两方面心理要求,使兽性与人性达到了高度的自欺欺人的和谐,使集体疯狂与个体良心并行不悖。自然这不是广西人的发明:土改时候全国各地的一人一石砸死、一人一棒打死、一人一刀杀死等“群众斗争”场面,其心理特点与集体吃人并无二致。只不过群众性吃人把心理矛盾激化到顶点,因而产生出最富戏剧性的奇特形式。

三、群众性疯狂阶段:其特点可以一句话概括:吃人的群众运动。如在武宣,像大疫横行之际吃尸吃红了眼的狗群,人们终于吃狂吃疯了。动不动拖出一排人“批斗”,每斗必吃,每死必吃。人一倒下,不管是否断气,人们蜂拥而上,掣出事先准备好的菜刀匕首,拽住哪块肉便割哪块肉。一人告我一生动细节:某老太太抢割了一叶人肝,高高兴兴拎回家去。其时正下微雨,人血和着雨水从肝上流下来,在老太太的身后留下长长一条淡红色的血痕。还有一老太太听说吃眼睛可补眼,她眼神儿已不好,便成天到处转悠见有“批斗会”,便挤进人丛作好准备。被害者一被打翻在地,她便从篮子里摸出尖刀剜去眼睛掉头便走。有几位老头子则专吃人脑。砸碎颅骨取脑颇不易,便摸索出经验:每人携一精细适中之钢管,一头在砂轮上磨成利刃,当人们割完人肉后,他们才慢悠悠挤过去——反正没人与他们抢人脑——每人在人脑上砸进一根钢管,趴下就着钢管吸食如几个人合伙以麦管吸食一瓶酸奶!有妇女背着孩子来,见人肉已割尽(有时连脚底板的肉全割净,只剩一副剔得干干净净的骨架),万分失悔:孩子体弱多病,想给孩子吃点人肉补补身子。——至此,一般群众都卷入了吃人狂潮。那残存的一点罪恶感与人性已被“阶级斗争的十二级台风”刮得一乾二净。吃人的大瘟疫席卷武宣大地。其登峰造极之形式是毫无夸张的“人肉筵席”:将人肉、人心肝、人腰子、人肘子、人蹄子、人蹄筋……烹、煮、烤、炒、烩、煎,制作成丰盛菜肴,喝酒猜拳,论功行赏。吃人之极盛时期,连最高权力机构——武宣县革命委员会的食堂里都煮过人肉!

罪行细节

概述

广西"四.二二 "派的确是激进的造反派组织,他们认为不平等的事必欲拼死抗争。面对"联指"派的强大压力,他们就把人员集中在文化大院、展览馆、水电厅、医学院、广西大学、百货大楼及新华街、解放路一带,以应付突发的事变。此时,南宁周边各县及广西其他来到南宁逃生的"四.二二"派人员,也住进了这些地方,这些地方一时成热闹之地。

尽管南宁"联指"有区革筹、广西军区及周边各县人武部和"联指"的支持,在人数和武器装备上占有绝对的优势,有丰富的物资供应和广大的后方根据地,但对广西"四.二二"的各据点一时也无可奈何。此时的"四.二二 "各据点内是一片热闹的景象。特别是在新华街、解放路一带,号称是南宁的"解放区",这里的人们享受着民主、自由的生活,社会秩序良好,经济生活正常。

此时的广西, 除南宁﹑柳州﹑桂林三座城市外,广西各地﹑县的"四·二二"不是被消灭了,就是已被围困即将被消灭。只有少部分人逃出来到了南宁﹑柳州﹑桂林,韦国清和广西"联指"岂能放过这三座城市的造反派?

广西造反派反韦国清,遂遭致韦和广西军区、广西"联指"的切齿仇恨,将"四.二二"派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是韦投鼠忌器,一直没有机会下手。毛及中央文革对广西"四.二二"的日益疏远和抛弃,给了他们下手的机会却还没有名正言顺的屠杀借口。

毛中央在1968年针对两广造反派的"七.二五"讲话中,以"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分团在广西"钦定了扣在两广造反派头上这一"莫须有"的罪名。

韦国清则闻风而动调动军队伙同"联指",以响应中央"七.三"布告为名,从7月至8月对广西造反派进行了血腥残酷地杀戮,导致广西 "四.二二"全军覆没。

广西造反派宁死不屈,于是在广西各地的南宁﹑柳州、桂林等地就上演了"围城"之战,一旦"破城",任意屠杀,不但杀戮抵抗者,还残杀放下武器的俘虏,甚至屠杀伤员俘虏,对被俘的女红卫兵进行轮奸。真正的残酷是针对无辜。与此同时,还大规模屠杀无辜的"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亲属,说他们是造反派的后台和同伙。广西大地,尸陈遍野,十万民众,生灵涂炭。广西造反派遭疯狂迫害、屠杀、围剿直至全军覆灭的过程,是以韦国清为首的广西当局和"联指"罗织子虚乌有的"反共救国团"的罪名为肇始,中央"七.二五"讲话对此罪名加以肯定,广西军区和"联指"的武装围剿而告终。

八九六四,邓小平调动野战军的坦克、装甲车北京屠城,镇压八九学运。随着现代资讯的发达,相关现场画面曝光,已是广为人知。而四十年前比北京屠城惨烈百倍的韦国清南宁屠城 ,却在中共官方刻意掩盖而鲜为人知!

1968年7月至8月上旬长达四十天里,于光天化日之下,上演了一幕幕血腥屠戮的人间惨剧——在广西手握生杀予夺大权的韦国清(广西革筹小组组长、区党委第一书记、广西军区第一政委),调动军队和"联指"武装,对在首府南宁的广西"四.二二"造反派进行大规模武装围剿屠杀,解放路一带的三十三条街(巷),被部队炮火轰击打成了一片废墟,楼房大都夷为平地。整个南宁在血与火地屠戮下生灵涂炭。据官方统计,"四.二二"被打死3795人(当场击毙1471人,被俘人员拉回各地"处理"的约有7013人,其中被打死2324人)。

广西大地,血雨腥风。广西文革大屠杀始于1967年秋冬,到1968年7月至8月韦国清南宁屠城达至顶峰,其屠杀规模之大(被杀者达十万之众)。杀人手段之残忍(剖腹挖肝吃人肉)在全国皆首屈一指。

1968年广西大地确实是"一片红"——仅仅是"七· 三"布告颁布至8月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广西共杀害和迫害致死84000多人。

韦国清为首的广西各地、市、县革委会、各军分区、人武部和"联指"以歼灭"四.二二"中的"阶级敌人"、"反共救国团"为名,实际上成批大规模屠杀不同观点的群众和无辜百姓,并灭尸于江河。在广西境内的邕江、柳江、漓江、桂江、郁江、右江、左江、红水河等大小河流漂浮无数受难者的尸体,顺江而下,经珠江流域西江水系的梧州、肇庆、广州,直达下游入海口的香港,连绵不断,触目惊心,广西文革大屠杀的红色恐怖,令港人震惊!以致于1984年"处遗"工作中,中共官方都对此概叹道:"杀人之多,全国之冠;杀戮之惨,历史罕见。

密谋部署

一九六八年五月初以来,正是广西各县"四·二二"被围剿消灭之时,广西的所谓的"三点一线"南宁﹑柳州和桂林的造反派也同时遭到"联指"的围攻封锁。到了七月毛泽东抛弃造反派"兔死狗烹"——纵恿韦国清调动军队,伙同"联指"对广西"四.二二"进行血腥镇压,杀鸡儆猴,以示效尤。

于是,韦国清闻风而动,堂而皇之调动军队进行屠城镇压。

1968年7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宁警备司令部戒备森严,在此召开的南宁警备区党委扩大会议。宋治平(广西军区副政委、南宁警备区司令员)、韩世福(广西军区副政委、南宁警备区政委)、邱玺(副司令员)、慕石起(副政委)出席了会议。会议根据广西军区的部署,讨论研究了关于执行武装包围广西"四。二二"控制区(解放路、区展览馆、朝阳百货大楼)等据点,强行收缴武器问题。广西军区拟从独立一、二师、警卫团、南宁军分区、警备区调六个连的兵力,和广西"联指"武斗队近万武装,觉得还不够,决定再调武鸣、横县、邕宁、马山、崇左、上林、玉林、陆川、贵县九个县的"联指"力量参与围剿广西"四。二二",并划定兵力部置的位置。

从是日起,韦国清在首府南宁,开始向广西造反派民众刮起"十二级台风"了。

邕州城内,风声鶴唳,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预示着更大的红色恐怖风暴即将来临。

7月5日,"七.三布告"颁布,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在南宁召开3万人大会后,各地乱捕乱杀的现象加剧,各地被打死,杀死的人数比布告公布之前增加了几倍。有的地方对"四类分子"全家杀绝,有的对不同观点的群众搞所谓"批斗",被吊打、逼供、活埋、枪杀的不计其数,滔滔西江流域,每天都有尸体在上面漂浮……。

接着,各地的"联指"纷纷汇集南宁,准备消灭广西的最后一批"坏人"。人们看到,在广西军区独立师的指挥参与下,火车站也调来大炮,炮口对准"四二二"的解放路、百货大楼、展览馆。七月的骄阳似火,灸烤着这座遭难的南国古城,炮手们一遍又一遍地擦着炮弹,他们已经等不及了,纷纷请求允许开炮,人们根本分不清谁是解放军谁是联指的武装人员。

7月15日下午,邕江南北两岸只见人群车炮往往返返,无数白色安全帽和钢盔闪烁发光。解放军和广西"联指"武斗队近万武装向广西"四。二二"控制的解放路、百货大楼、区展览馆等据点推进了包围圈。军队和"联指"的高音喇叭已经开到最大的限度,震动整个南宁,大军压境,屠城一触即发。似乎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

南宁大火

7月15日下午事先布防在邕江桥两头的炮兵部队和"联指"武装猛烈炮轰广西"四。二二"控制区解放路一带。

7月16日,从中午十二点至晚上,炮火更加猛烈,解放路、灭资路、上国街、博爱街、冒出滚滚的浓烟。

7月17日,广西军区炮轰解放路一带,致使永明街、汉乐街、上国街、自强街、灭资路、民生路的商店、民房起火燃烧。

7月21日上午9点至12点,军队和"联指"又从南宁桂剧院据点对准百货大楼开炮,大楼二、三楼起火燃烧。

27日,再次攻打百货大楼,使用了高射机枪、四零火箭炮、七五无后座力炮以及土坦克发射上去的炸药包,大楼东北面墙彻底崩塌,二、三楼再次被大火燃烧,大楼附近的民房、机关宿舍全部中弹起火燃烧。

28日 军队和"联指"包围攻打炮轰南伦街、华强路,自强路,致使这三条街道民房起火。

经过半个月炮火的摧残,解放路、南伦街、华强路、自强路、上国街、新华街、永宁街、和乐街等只剩下了断壁残垣。

朝阳百货大楼的南边是中华街和解放路,是南宁市旧城的主要街道,多数是平民老百姓的矮小瓦房。这些重重叠叠的小瓦房的居民,被认为是"阶级成分特别复杂",是"反共救国团的老巢"、"特务牛鬼蛇神的聚居点"。其实,此地居民,多是解放前贫穷的老百姓、小商小贩和自由职业者。解放虽已二十多年,他们赖以栖身的仍是这些小瓦房。就是这些居民点也难逃炮兵部队和"联指"武装猛烈炮轰,而变成一片火海,一片废墟。

倒打一耙

韦国清一边明火执仗,炮轰民居;一边倒打一耙,谎报军情。

7月16日,广西军区负责人召见广西"联指"常委,指示他们要"掩护群众救火"。7月19日,南宁"警司"发布告《立即行动起来,扑灭反革命分子制造的火灾——给全市无产阶级革命群众的一封公开信》。同时,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的报告中也说:"阶级敌人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纵火破坏,烧毁大量民房、商店和船只……",还向中央呈上了《执行武装掩护部队、群众救火的报告》,称由于着火地区都在"四二二"的控制区域,情况复杂,暗堡火力点很多,需要作周密准备,采取的措施是,抽调四个连执行武装"掩护救火"任务,追捕缉拿反革命纵火犯及幕后策划者……。

当时,广西"四二二"广播揭露区革筹、广西军区如此做法是"既做强盗又做官,既当道公又做鬼!手段何等阴险毒辣!

炮击船只

部队和"联指"武装围攻解放路一带时,"四。二二"航运"工总"所据守的停泊在邕江的船只第三次遭到"联指"的炮击。"兴无"号和"反修"号等一批船只中弹烧毁。

广西"联指"第二次炮击船只是6月23日,航运局"红联"攻打航运"工总"控制下的北大码头,打了几个小时攻不下来,即要求"联指"总指挥部通知河南片"联指"给予炮火支援。南宁糖纸厂炮连当即把一门三七炮拉到西园饭店后面江边向"桂宏"号船只开炮,接着南宁化工厂"联指"也拉一门炮来参加轰击,打到第二天下午三点左右,击中"桂宏"、"东风"号船;致使连接在一起的四十多膄船只起火燃烧。

第一次炮击是1967年8月20日下午19时,广西"联指"武斗队从邕江两岸据点向航运"工总"所据守的船只开炮射击,1431号和1404号两膄船内装汽油1426桶共203.6吨,另有航空机油24桶,因中弹全部燃烧。

广西"联指"前后三次炮击邕江船只,共烧毁船只166膄,11380载货吨位,1030载客位,5238匹马力。其中钢质船只64膄,木质船只102膄。当时船舶载有物资3600多吨,全部烧毁。其中汽油、柴油454吨、大米700吨、杉木240立方,辣椒干50吨,药品、药材165吨、薏米172吨、桐油132吨等等。被烧毁船舶和物资总共损失约一千多万元。然而,广西当局把烧毁船舶和物资的责任强加给"四二二",广西区革委利用清查"五一六",抓捕了一些"四二二"派成员作为替罪羊。

中央钦定

有关南宁大火的责任,其实到了毛泽东要抛弃造反派的1968年夏已昭然若揭。

换言之,毛中央最惧怕广西造反派这类"打着红旗反红旗"式的文革造反民众的反抗运动,它已危及和动摇了共产党统治的根基。故毛决定"鸟尽弓藏"——抛弃广西、广东这类造反派,并且"兔死狗烹"——纵恿韦国清调动军队,伙同"联指"对广西"四.二二"进行血腥镇压,杀鸡儆猴,以示效尤。

宣判两广造反派政治死刑的中央""七.二五"讲话,中央首长讲话充满了对"四二二"派的猛烈抨击和严厉谴责,于是"南宁大火"便由中央"钦定""四二二"放的: 周恩来:"你(指朱仁,自治区党校教员)是是代表现在在南宁放火的'四二二'吗?"

吴法宪:南宁放火就是你们放的。

总理:房子烧了那么多,就是你们"四二二"烧的。

吴法宪:七月二十一日,在民生路一带烧了一千多间房子,是不是你(指曹东峰,四二二领导人之一)指挥的?

黄永胜:百货大楼是你们占的,火不是你们放的是谁放的?

周恩来、康生等人更断言"四二二"已经被所谓的"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所控制。

我们再来看看当时亲历会场"四.二二"派的"柳州铁路局工机联"头头钱文俊所描述的场景:

 整个主席台都在信口雌黄,连周恩来也变了个人。明明南宁的大火是军队和"联指"炮轰造成的,我们却成了放火的“四.二二”……我终于明白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含义。整个接见的局面就成了讨伐我们的算帐会。这是一个宣判我们政治死刑的宣判会,如此而已……直到天亮,这次令人终身难忘的接见终于划上了句号。我们的"革命"也划上了句号,正所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不过,我总算开了眼界,知道了所谓"神圣的卑鄙"。
毛泽东说:“有人讲,广西的布告只适用于广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陕西的布告只适用陕西。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如果谁继续违反,打解放军,抢劫军用物资,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是包围起来,就要打围剿,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林彪说:“现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国民党分子,他们打着造反的旗号,烧了一千多间房子,还不让救火。”
毛泽东说:“国民党还不是这样?这是阶级敌人的一种垂死挣扎,烧房子要犯大错误的。”
林彪说:我们长征过广西时,和白崇禧打仗,他也用此计,先放火,冒充共产党,现在是旧计重用。
毛泽东说:是相当危险,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周恩来说:毛主席早就讲了,现在是轮到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
林彪说:响应毛主席号召,大联合走到后面去了。要赶上去,你们要看到运动的需要,要看到各个阶段我们应该干什么?

1968年夏,中共中央针对广西造反派的"七.三"布告,针对陕西造反派的"七.二四"布告,宣判两广造反派政治死刑的中央""七.二五"讲话,以及标志造反派红卫兵走下历史舞台的毛泽东"七.二八"在人民大会堂118厅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出笼的。

围攻展览馆

7月31日,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背着中央和广州军区,调动部队和"联指"武装围攻广西"四.二二"展览馆据点。参加围攻的解放军有6912部队两个连,广西军区警卫营两个连,南宁军分区独立营一个连和炮兵第642团高机一连、二连,以及武鸣、横县、邕宁、马山、崇左、上林、玉林、陆川、贵县九个县和南宁郊区"联指"武斗队参与围剿。指挥攻打的是邱玺(南宁警备区副司令员)、慕石起(副政委)、陈德华(参谋长),指挥所设在明园饭店。十五时开始包围炮击。 (14)

8月1日,武装围攻广西"四.二二"展览馆据点于上午八点结束。打死驻守据点23人,伤5人,"俘虏"470多人。据解放军炮兵第642团事后给广西军区和广州军区 的报告提到,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命令,炮兵第642团高机一连、二连协同兄弟部队担任"强行收缴展览馆武器",主要负责火力压制和牵制"敌人"正面火力,防止"敌人"从正面突围,掩护兄弟部队进馆的任务。从7月31日十五时开始,到8月1日八点结束。共耗冲(步)枪子弹17672发,轻机枪子弹1814发,四联高射炮枪弹690发,信号弹22发,损坏轻机枪二挺,四联高射机枪一个管机匣。

8月2日,韦国清(广西军区第一政委、广西区党委书记)、欧致富(广西军区司令员)、 魏佑铸(广西军区政委)、焦红光(空七军政委)因为背着中央,调动部队和"联指"摧毁广西"四.二二"展览馆据点后,是日,他们向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和广州军区 发出电报,检讨"错误"。

电报说,"我们对广西'四.二二'展览馆据点实行强行'进驻'和'强行收缴武器',事先没有向中央请示报告,是严重错误,特向中央检讨,请中央给予批评。"电报还说,"在部队'进驻'时,他们向部队开枪,我'牺牲'6人,'伤'52人,部队'还击'打死他们23人,伤5人。据初步统计,抓到的470多人中,证据确凿的'特务分子'、'反共救国团成员'陈公卓,'叛徒'林执真,'走资派'庞真、韦成勋、林超、江浩生等九人。"

围攻解放路据点

8月2日,韦国清命令6912、6966、6936等部队10多个连的兵力,以及广西"联指"武斗队和南宁周边九个县(武鸣、横县、邕宁、马山、崇左、上林、玉林、陆川、贵县)的"联指"武斗队,大举包围广西"四.二二"仅剩下唯一的解放路据点。

总指挥是焦玉山(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张海波、钟生栋(广西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景伯承(桂林军分区司令员),邱玺(南宁警备区副司令员)和陈德华(南宁警备区参谋长)等也分别到各片指挥。广西"四。二二"原先控制的解放路附近的民生路、上国街、新华街等十二条街道,已被部队和"联指"打成了废墟。

8月3日,部队和"联指"重兵包围解放路,开枪炮击,一片火海。广西四二二全军覆没,为期不远。但广西革筹、广西军区是日给中央的电报描绘的却是另一幅情景:

阶级敌人仍然纵火破坏,解放路的坏人不断向掩护部队和救火的群众开枪射击,破坏救火。部队正积极组织设法深入掩护救火,严防阶级敌人继续纵火。
  

同一天(8月3日),部队和"联指"三面包围广西"四。二二"南宁百货大楼据点。先用重机、高射机枪、无后座力炮轰击,后用土坦克送上去的炸药包,将大楼摧毁。据1983年广西"处遗"调查统计,南宁百货大楼被摧毁,国家损失110多万元。

枪杀活埋

8月5日,部队和“联指”攻打解放路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广西四二二被打死1493人,(拉到二塘煤矿废坑丢弃尸体680具;在解放路附近的街道就地"火化"694具;在朝阳沟边枪杀活埋75具;分散火化、丢下邕江44具)抓获俘虏6445人,另外居民2500人。

南宁四·二二的各据点被攻破,标志着广西四·二二的全军覆没。联指头头们大开杀戒,把抓到的四·二二人员成批的拉到邕江边集体枪杀,尸体推入河中,鲜血染红了邕江。如筑路机械厂的封方南、黎瑞波,水电厅的一蔡姓干部就是被抓获后杀害的。

5日上午九点左右,解放军和和"联指"、"工纠"从解放路押送一批"俘虏"出来,走到广州照相馆门前,(离南宁市革委会门口不到一百米处)被怒从胆边生的"联指"成员用冲锋枪扫射枪杀了26人,死者中有南宁市公安局干警黄祖霖、钟敬仁、胡跃明、李国和、谢赤德、黄初庚;南宁市废旧公司唐光琮(女)、廖洪基;南宁市粮食局韦质彬;南宁市树木园五人。

5日下午广西“联指”和南宁市“联指”下属各组织召开庆祝胜利大会。晚上举行宴会,大吃大喝后,又去屠杀俘虏。南宁市“联指”、“财司”兵团分两处会餐,炮连在朝阳路小学,其余在区工商联。在朝阳路小学会餐的王利(南宁市饮食公司保卫干事)等人吃喝后,提出要"教训教训"康兴(南宁市财办副主任)。吕继才、杨爱群表示同意,于是他们把康兴从关押的教室里拉到球场上,王利、吕继才和杨爱群用木棍轮流毒打,当康兴被打得躺在地上不能动弹时,王利、吕继才和杨爱群把康兴拖上汽车,令司机蒙日光开车到望洲岭(现在的皮具厂),把康兴抛下红薯地里,王利和杨爱群先后开枪将康兴杀害。

8月6日凌晨五点多,联指南宁民运社兵团头头兼攻打解放路武装混合连连长李锦庆,在镇北桥头被冷枪击中死亡。消息传开后,"民运兵团"武装班长黄立胜便带领部分武装人员到华西大楼,把关押的"俘虏"从中拉出八人到华东路口枪杀。(22)

早前的1968年6月19日至20日,广西"联指"武装包围水电厅设计院"火种"据点大楼,屠杀62条人命,并灭尸于邕江河里,酿成"火种"惨案。

6月20日,联指攻克“火种”据点大楼,抓获俘虏61人,立即拉倒水电院内枪杀了55人,死者是水电厅设计院“火种”成员纪烈、蔡玉华、黄克兰、周勇等19人,以及区电业公司的欧学廉、彭柏生,其余是南宁市的红卫兵和陆川县逃来的"四.二二"青年。

残杀俘虏后,由“联指”任树人、何唯钦等带领十六人,把62具死者的尸体装上汽车,拉倒凌铁水厂后面,一一抛下邕江,随波逐流。

从解放路、展览馆抓获数千"俘虏"和"流窜犯"后,广西"联指"一大批凶手对"俘虏"和"流窜犯"执行成批大屠杀,女的遭受强奸和轮奸。对此,韩世福(广西军区副政委、南宁市革委会主任)被迫代表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召见广西"联指"总指挥颜景堂等主要头目,谈对"俘虏"的所谓政策问题。颜景堂等头目明白韩世福的心意,坚持继续枪杀"俘虏"。

8月13日,欧致富(广西军区司令员)在北京代表广西革筹、广西军区主持召开广西"联指"常委电话会议。向颜景堂等头目谈三个问题。一要上缴武器。(因为8月11日"联指"召开所谓"上交武器誓师大会"后,并没有把武器上交);二要节约闹革命。(因为血洗解放路后,广西"联指"从总部到基层组织都召开"庆祝大会",大摆宴席,大吃大喝);三要对"俘虏"执行政策。(因为9845人被抓获后,关押期间被一大批"联指"凶手,动用十五种"酷刑"折磨,成批杀害。不少女红卫兵被强奸、轮奸)。

全军覆没

8月8日,部队和"联指"攻打解放路全部结束。解放路及其附近三十三条街(巷)被炮击焚烧成了废墟一片。连日来,每到夜晚南宁市区上空都是一片火球在闪烁。经过数天的激战,解放路及其附近楼房大都夷为平地。

广西"四.二二"全军覆没,荡然无存。据不完全统计,部队和"联指"围攻解放路和展览馆,广西"四.二二"被打死1493人,抓获"俘虏"9845人,(展览馆473人,解放路8445人,广西"四.二二"赴京控诉团427人,"流窜犯"500人)。先后分别关押在区文化大院、区电业局、南宁二中、九中、天桃小学、当阳小学、五里亭小学、南宁幼师、区交通学校、区看守所等地。关押在区看守所265人,区交通学校711人,南宁幼师441人,都被当着"杀人放火"、"四类分子"、"坏头头"、"国民党残渣余孽"、"反共救国团"等"要犯"、"首犯"的人。当着"要犯"长期关押246人。据1983年广西"处遗"调查统计,部队和"联指"攻打解放路一带,共烧毁三十三条街(巷),其中烧毁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和民房2820多座(间),建设面积四十六万平方米,使街道的五个公社,一万多户、五万多居民无家可归,仅国家财产损失价值六千万元以上。烧毁重工、轻工、手工业的厂房、门市部八十多间,中小学校十五间,医院门诊部八间,百货、医药、烟酒、水产、蔬菜、服务公司的商店和门市部共六十一间。(26)

广西"四·二二"派的各级大小负责人均被"联指"抓捕,如熊一军、曹东锋、朱仁、李柏亭、蒋志恭、高兴学、骆伟阳、张英、章子渊、农烈、李维燮等一大批人。这些人之所以未被杀害,是因为想从他们身上搞到更多的"反革命"证据,把他们关押起来,反复审问,逼迫或引诱他们招供是"反共救国团"。这些人之后被多次残酷批斗或折磨,关押多年,其中熊一军并被判死刑,只是后来没有执行而已。这是典型的法西斯专政。

对首府南宁的广西"四.二二"实行大规模武装围歼一役,据官方统计,"四.二二"被打死3795人(当场击毙1471人,被俘人员拉回各地"处理"的约有7013人,其中被打死2324人)(27)

柳州造反派覆灭

柳州"造反大军"司令白剑平(北极冰室会计、六八年底被逮捕)是个很有心计的人,为抗击韦国清及柳州"联指"的围剿,扩大造反大军的势力范围,六八年五、六月一手策划了柳州市武斗的"三大战役":攻打柳铁文化宫,市水厂和市印染厂。这三个地方原来都是联指的地盘。造反大军为从联指手上夺过这些地盘,从各单位的战斗队调来几百人来攻打。

柳州"造反大军"抢援越军列八个车皮武器弹药可谓"鸟枪换炮"!"造反大军"组织的中学生和产业工人为主的"敢死队"赤膊上阵,实行绝地大反击。清一色的"五六式"冲锋枪,充足的弹药,加上柳州仔刚烈不屈的秉性。韦国清镇压的天雷,勾上了"造反大军"反抗的地火。

1968年6月10日,柳州"造反大军"占领并控制了柳南区。在全国各地造反派在各地军方和保守派的联手镇压下灰头土脸之际,柳州"造反大军"却绝地反击,连克河南片的鱼峰山、马鞍山、灯台山等制高点。打出一片新天地,一举将"联指"赶过柳江以北,占领柳州三分之二的土地作为根据地。并且大军压境,士气高昂,饮马柳江,随时准备强渡柳江河,进攻柳北。两军大战,迫在眉睫。所以当时称之为柳州市"6.10"事件。

经过"三大战役",柳州两派打出了个分江而治的局面:造反大军占江南,柳州联指占江北。导致大批难民向两岸流动,各自逃到本派控制的地区,一片红色恐怖。

如果说"七·三"布告颁布前,军方还是半遮半掩地纵容和暗中参与"联指"对"四·二二"围剿的话,那么,"七·三"布告下达后,他们则是赤裸裸地亲自上阵了。

在围歼南宁"四·二二"之前,柳州"联指"在柳州军分区和柳州地区各县人武部的支持下,也展开了对柳州"造反大军"和柳州铁路"工机联"的围歼。由柳州军分区直接指挥,调动柳州地区的忻城﹑来宾﹑武宣﹑象州﹑柳城﹑柳江、鹿寨等县及合山矿﹑八一矿﹑柳州郊区﹑柳州钢铁厂等"联指"武斗人员约五千人前来柳州参战,把柳州"造反大军"和柳州铁路的"工机联"的所有据点团团围住。在"联指"和部队联合强攻下,不几天"四·二二"的据点相继被攻破,数百名"造反大军"的人员当场被杀,两千多人被俘。只有少部分的"四·二二"人员逃脱,跑到柳江县福塘地区与当地"四·二二"汇合。为了彻底消灭"四·二二","联指"们乘胜追击,发起对福塘的围歼。

7月24日,"联指"对福塘的"四·二二"据点发起强攻。由于据点内"四·二二"的火力弱,仅数小时据点即被攻破,抓获"四·二二"七十多人,当即枪杀了二十五人。"四·二二"人员大部分突围逃到了山上,"联指"头头们又组织搜山。在后来数天的搜山中,又枪杀了一百二十多人。柳江县"联指"武斗人员韦德金在良上村搜查,见一妇女背着一个小孩从外面回来,韦德金就说这个妇女是"四·二二"派的情报员,当即开枪把妇人打翻在地。妇人未断气,韦德金又补了一枪,妇人含冤而死,年仅两岁多的小孩见妈妈被打死了,吓得放声大哭,韦德金又用石头把小孩活活砸死。

南宁﹑柳州的"四·二二"相继被消灭。韦国清及"联指"头目们所谓的"三点一线"中的两点问题解决了,心中好不高兴,脸上露出了"胜利者"的微笑。剩下桂林一个点,要拿下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中央"七二五讲话"宣告广西造反派组织的终结后,与会的"四.二二"众多代表被解放军武装软禁在解放军政治学院的学习班。广西"四.二二"赴京控告团427人,也成了"联指"的俘虏,被押回广西关监。1968年8月19日,广西"四.二二"的九个头头:白鉴平、廖伟然(柳州)、章英、农烈(南宁)、王反修、李振林、钱文俊(柳铁)、刘振林、刘天偿(桂林)被在京一起学习的广西"联指"头头当作"反革命"拘捕,扭送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关押,随后送回广西各地关押。白鉴平被柳州市法院判处无期徒刑。1983年"处遗"(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广西高院宣布对白鉴平免于刑事处分,释放出狱,此是后话。

轶事

笑面杀手

1968年8月的一天,梁同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大队长、会计等大队干部来到南宁,找到一个当年曾跟韦国清在梁同大队蹲点的公安厅干部,对他讲有重要的事情,想见见韦国清,当面向韦国清请示汇报,不知韦国清能不能接待?请他帮联系。公安厅那个人就去向韦国清报告,韦国清讲可以接待,并讲“明天晚上九点钟,在自治区青年团楼上办公室接待。”这个联系的人刚刚走出门口,韦国清又喊他:“来来来,你去通知贺亦然(1917-2006 时任自治区政府副主席)也去,一同去。”

第二天晚上,梁同大队的人,开了一部小型拖拉机,拖了一车西瓜,晚上九点钟到达,韦国清、贺亦然也同时到了。梁同大队的干部从9点钟开始向韦国清汇报,到晚零时以后才结束。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梁同大队的干部向韦国清报告:“韦书记,我们已经把那些反对你的‘4·22’和牛鬼蛇神都杀了。”韦国清听到“都杀了”,很高兴,笑眯眯的,然后讲:“我告诉你们啵——,杀人要经过最高人民法院批准才能杀啵——。”他在说这句话时,把‘啵’字拖得很长。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他都没有批评和明确制止梁同大队乱杀人。

汇报结束了,梁同大队的人,又坐拖拉机回去了。在路上他们讲:我们向韦书记汇报杀人,他虽然讲杀人要经过最高人民法院批准,但是他笑眯眯的,又不批评我们,说明他是同意我们杀的。

半夜他们回到大队,就连夜研究杀“4·22”和牛鬼蛇神,马上杀了三十多个,都是拿木棒和棍子打死的;第二天晚上又研究杀了三十多个。这个大队一共杀了七十多人。杀的是下台的大队干部和小队干部,以及与他们观点不同的贫下中农,其中还有一个女的转业军人,那个转业军人在部队还当过记者。所以说,这个大队乱杀人,是经过韦国清默许的。

王者风范

文革期间,韦国清和贺亦然坐小车去百色,途中有辆大卡车在前面开,那时百色因地处山区,经济又不发达,公路狭窄,路面都是土石的,汽车开起来,烟尘遮天蔽日,韦国清坐在大卡车后面的小车里,自然很不舒服。可是,前面那个卡车司机,无论后面小车的司机怎样按喇叭,他就是不让小车超过去。

这可把韦国清气坏了,到了百色,就打电话回南宁下令追究。结果卡车司机被判了十年徒刑,文革以后也没有放出来。

结局

文革后,中共党内整党“清查三种人”运动,韦国清这个双手沾满广西十万民众鲜血的刽子手,却成了政治不倒翁。韦国清因和邓小平私交甚笃,官拜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

六四事件期间,行将入木的韦国清,仍不忘表态积极拥护邓小平的北京屠城,镇压八九学运。屠杀元凶,惺惺相惜。1989年6月14日病死于北京,得以享受所谓"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待遇,寿终正寝,厚葬八宝山,按生前职位排座次,备极哀荣。

文革中参与策划、部署、指挥屠杀广西"四.二二"的军方人物,在八十年代的整党和"清查三种人"运动中,都逃脱了法律的制裁、正义的惩罚。

四十年过去也没见有当年的杀人凶手向受难者亲属忏悔恕罪,更遑论反思自省了。

四十年来人们极少对广西文革死难者投以了解和关注,更别说为他们伸张正义、讨个公道了。在这样一个弱势群体身上,沉沉压着执政当局的残酷迫害和社会大众令人痛心的冰冷遗忘。

四十年了,南宁屠城的种种暴行,犹如天方夜谭,人间蒸发,了无痕迹。屠杀元凶,逍遥法外。文革罪孽,未予清算。暴力因为涂上了红色而变成神圣,屠戮的嚎叫因为掩饰和歪曲而变成歌舞升平的吟唱,这种局面是所有当今中国人巨大的耻辱和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