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谈六四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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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潮的起因,学潮初期是围绕着悼念耀邦开始的。耀邦1989年4月15日逝世,广播以后,当晚北京一些大学的学生就自发地搞起悼念活动。随后就走上街头。而且人数越来越多。这时确有一些学生表现情绪激动,说了一些过激的话,但总的来说比较注意秩序,没有发生越轨的事。4月18、19日晚,有数百人涌到新华门。我曾调公安部录相来看。所谓学生冲击新华门事件,实际上在前面的学生一直在喊:要守纪律,不要犯错误!主要是后面围观的人非常多。学生在前面提要求啊,要求见什么人啊,后面的人往前涌,往前推,秩序有点乱。后来学生自己组织了纠察队,把学生和围观的人隔开了。

4月22日开追悼会时,天安门广场有几万学生集会,这是经过同意的。我们在人民大会堂里面举行追悼会,学生在外面悼念,给他们设上高音喇叭,外面的学生可以听到人民大会堂里面开会的情况。

这就是4·26社论发表前学潮的情况。

为什么学生对耀邦逝世的悼念如此强烈?这有复杂的原因。第一,耀邦的形象好。他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主张改革开放,特别是他为政清廉。当时人们对腐败的意见比较多,借悼念耀邦来表示对腐败的不满。第二,对耀邦1987年下台的方式不满、有气。一方面对反自由化斗争不满意、有抵触,同时对耀邦下台那种更换领导人的方式难以接受,总之为耀邦鸣不平。第三,1988年秋天提出治理整顿以后,改革开放全面收缩,政治改革不见动静,经济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后退。学生对这种状况不满意,用悼念耀邦的方式来表示对深化改革的愿望。当时上街的学生大体是三部分人:绝大部分属于上面说的这种情况;也有一些人是因为对我们工作不满意,借题发挥,闹一闹;当然,也确有少数人“反党反社会主义”,想故意把事情闹大。

当时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我说,中央治丧,学生悼念,我们不能不允许。不能说我们治丧,不让学生悼念,这没有道理。因此我主张除了打、砸、抢、烧、冲五种违法行为要依法惩处外,一般要采取疏导的缓和办法。

追悼会结束后,我提出了三条意见:

(一)追悼会结束,社会生活应进入正常轨道,对学生游行要进行劝阻,让他们复课。 当时我觉得学生不管是什么动机,总而言之是借悼念耀邦这个题目。追悼会已结束了,你们也参加了,就没有什么题目了,应当复课。

(二)对学生采取疏导方针,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多种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征求意见。学生、教师、知识分子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

(三)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但对打、砸、抢、烧、冲违法行为应依法惩处。

我的这些意见李鹏和各位常委都接受了,并形成了文字。前面这些分析以及定下的方针,都以文件形式通知了各地和各部门。后面讲的三条是我出访朝鲜前讲的。耀邦追悼会刚结束,中央主要领导人一起下电梯的时候我同他们讲的,后来我又正式谈了这些意见。4月23日下午,我离京去朝鲜时,李鹏到车站送行,他问我还有什么意见。我说就是那三条。事后听说,李鹏把这三条意见报告了邓,邓也同意。

那时常委中没有什么不同意见,至少没有明显的不同意见。我只记得一件事,4月19日夜李鹏突然给我打电话,质问我:学生现在正在冲新华门,怎么还不采取措施?我当时回答他:乔石在第一线负责,有各种预案,他会应急处理。随后我就把李鹏打电话的事告诉了乔石。实际上到了20日清晨,聚集在新华门的大部分学生已经散去,少数人没走的由公安清了场,强令他们上了车,送回学校去了。这就是我出访朝鲜以前,学潮的情况以及当时常委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