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被软禁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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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最重要的一位领导人。他担任过四川省委书记、国务院总理和中共中央总书记。他虽然在中共最高职位上只待了两年就因六四学运而下台,但他却给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留下了极为重要的遗产。

赵紫阳下台了,但亲手把他从总书记职位上撤下来的邓小平却坚定地表示,赵紫阳主持撰写的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的内容一个字都不能变;赵紫阳下台了,但他的继任者经济上却在实行一条“没有赵紫阳的赵紫阳路线”。

北京东城区繁华的商业区王府井附近,有一个僻静的小胡同,叫富强胡同。在周围现代化建筑的衬托下,它更显得古老、苍凉。

不错,这条胡同正因其古老而有名。胡同西侧有一大片房产据说是前清大太监李莲英的家产。清朝有几位亲王都曾经是三号院的主人。这里有几处宅子都被列为“北京市重点保护四合院”。

然而,富强胡同在今人中间的知名度并不只是因为那些太监和亲王,更因为在这里长期居住的两位特殊居民,一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另一位是他的继任者赵紫阳。

胡耀邦从1952年担任中国共青团中央书记就住在这里,一直到1984年成为中共首脑后才搬走,去了中南海。他在富强胡同6号一共居住了29年。中南海没有给胡耀邦多少好日子。到1987年,他就被中共的一批老革命家们给罢黜了。

赵紫阳的命运跟胡耀邦有所不同。中南海见证了他登上政治生涯顶峰的辉煌,陪伴他度过了一生最为春风得意的时刻。他可能从未想过,这个破旧的胡同会成为他命运的归宿。赵紫阳跟胡耀邦相似的地方是:他也是被一群中共元老们密谋赶下台的。下台后,他就被无意或是刻意地安置在胡耀邦居住过近30年的那个四合院里。

自从赵紫阳一家在1989年搬到富强胡同以后,6号四合院就成为京城里人们关注的一个新景点。平时总会有一些人,或者出于好奇,或者带有某种目的,到这里来转一转,看一看。每逢有重大事件,如六四纪念日等,聚集在这里的人会更多一些,其中也不乏媒体记者。富强胡同因此更加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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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发现,赵紫阳一家的到来,让胡同有了很大的变化。四合院门口的红漆大门前总有两名解放军战士站岗。破旧的灰色院墙上架起了一圈铁丝网,身着便衣的安全人员不停地在胡同里来回巡逻。原来祥和、朴实的小胡同无端增添了些许肃杀的气氛。

后来人们都知道,曾经在六四事件中因反对镇压、反对戒严而被撤职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被软禁在这里,这里已经变成了总书记的监狱。

赵紫阳时期的中共中央常委秘书鲍彤说,当局把赵紫阳的家变成了监狱,对赵紫阳实行日夜的严密监视,剥夺了他正常生活所必需的起码的自由。甚至在晚上,赵家的前大门还要“被人用自行车锁从外面锁上,以此来限制他和家人”。

曾在赵紫阳生命的最后一年和赵有过两次长谈的学者姚监复回忆说,他去赵家的时候发现,6号院里外有两套人马负责监视。外面的人员都着便衣,里面的人都穿着解放军的军装。

姚监复估计,这些解放军大约有一个排,住在一进门的四合院里。院子的右边有一扇门,通向赵紫阳一家居住的地方。他第一次去见赵紫阳的时候先要经过便衣的检查,然后要通过军人的检查,最后才能走入赵紫阳家人居住的区域。

6号院是一个三进式的老宅,前院被军人占用,中院是赵紫阳一家居住。赵紫阳的书房兼客厅坐南朝北,有一大排窗户面对院子。后院有几颗树,据说是赵的前任胡耀邦亲手种下的。当赵紫阳每天在院子里踱步的时候,这些树就成为两任被罢黜的总书记相互交流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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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被监禁在这里长达16年,直到2005年去世。按照赵紫阳自己的说法,他是在没有任何合法的程序下遭到了“终身软禁”。秦城监狱关押的是中国的高级干部,而富强胡同6号监禁的是中共的总书记,是名副其实的“总书记监狱”。

这在中共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在北京也是一个独特的景观。

2004年3月的一个上午,身体已经大大衰老的赵紫阳躺在书房的躺椅上跟朋友谈话。当朋友说,中共历任总书记中只有赵紫阳和陈独秀在下台前坚持不做违心的检查的时候,赵的情绪一下子变得非常激动。

他突然拔掉鼻子上插着的氧气管,站起来,走两步,然后又回到这位朋友面前,手指着朋友的鼻子说,“是你说的陈独秀?”朋友答:“不是,是李锐同志给我说的。”

赵紫阳闻后,背过身去,在沙发后面的一块空地上举起双手,放声地、爽朗地大笑:“哈哈哈哈,陈独秀,陈独秀。”

这极富夸张的动作和毫无掩饰地表达自己情感的方式让这位朋友着实感到吃惊。赵紫阳的反应在习惯了循规蹈矩、喜怒不形于色的中共领导人当中是非常罕见的。

这位朋友就是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姚监复。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姚监复得到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在赵紫阳生命的最后阶段和赵进行了两次谈话,并记录下这位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主要领导人给中国留下的最后的思考。

软禁中,赵紫阳极少会客。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得到当局批准进入赵家。赵紫阳的老乡和战友宗凤鸣是其中之一。宗凤鸣前后去过赵紫阳家100次。后来,在追记的基础上,宗凤鸣把这100次谈话编成了《赵紫阳软禁中的一百次谈话》一书。

不过,已经85岁的宗凤鸣对继续记录赵紫阳讲话感到力不从心,于是推荐稍微年轻的姚监复来帮忙。除了年纪因素以外,姚监复还符合赵紫阳提出的两个要求,一是,赵紫阳不希望使用一个他不认识的人,而姚监复于1984年在玉泉山参加过赵紫阳主持的第七个五年计划报告的起草工作,跟赵紫阳有过直接接触。

二是,赵紫阳希望此人对美国比较了解,能够给赵提供一些有关在美国的中国民运人士以及其他各方面人士对中国的看法。姚监复也符合这个要求。他多次来过美国,接触面比较广。

赵紫阳为甚么对朋友把自己和陈独秀并列一起的评价反应如此强烈呢?

姚监复的解读是:在1989年六四惨案发生之后的15年中,赵紫阳一直被当局软禁在家,承受了失落、孤独、病痛的折磨。在此期间,他有机会对自己一生,特别是自己在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所做的工作进行回顾,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刻的思考。

姚监复说,赵紫阳心中想得最多的可能还是六四事件,是他在六四事件中做出的最后选择究竟会得到历史怎样的评价?就在自己的生命之光逐渐暗淡之际,赵紫阳得知李锐和其他一些党史工作者对他做出的评价,显得非常激动。他为自己能够在历史上与陈独秀并列,成为为坚持真理不向权势低头的两位总书记之一而感到欣慰。

姚监复:“我觉得,他(赵紫阳)这个笑是发自内心的。”

姚监复总共与赵紫阳有过两次长谈,一次在2004年3月,一次在同年5月。

跟姚监复谈话不到一年以后,也就是2005年1月17日,赵紫阳去世了,终年85岁(1919-10-17生)。如果从他13岁加入中国共青团算起,赵紫阳86年的生命中有73年奉献给了中共的革命事业。

赵紫阳,1919年10月17日生于河南安阳滑县桑村赵家庄。原名赵修业,后来在武汉上中学的时候,自己改名为赵紫阳。他在桑村完成了小学教育,并参加了抗日救亡的活动,还加入了共青团。在17岁的时候,赵紫阳去武汉读中学,但没有毕业就返回家乡从事革命活动。

中共建政前,赵紫阳分别担任过中共滑县工委书记、县委书记、中共豫北地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南阳地委书记。建政后,赵紫阳先后在广东、内蒙、四川等地担任党和政府的领导职务。

在上个世纪80年代,赵紫阳由于在四川推行的经济改革尝试成效突出而得到邓小平的青睐,被提拔到中共最高决策层,成为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主要决策者和执行者。

1980年9月,赵紫阳担任国务院总理,1987年接替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正当赵紫阳的政治生涯处于巅峰的时候,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89六四学生运动”。在如何对待学运的问题上,赵紫阳和邓小平发生了严重分歧。邓主张武力镇压,而赵坚持在法制和民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最后,邓小平一言九鼎,调集大军,进入北京,在首都实行戒严,对广场进行清理。解放军的坦克隆隆碾过长安街,冲向天安门广场。学生们的身体和他们对民主的梦想被坦克的履带压得粉碎。

赵紫阳也因在关键时刻拒绝跟党中央保持一致而被扣上“分裂党、支持动乱”的罪名。他的所有职务被一撸到底。他的政治生涯至此戛然而止。

从6月20日之后,中共就开始对赵紫阳实行隔离审查,取消了赵紫阳的行动自由。审查持续了3年零4个月。到1992年10月,审查结束,但当局并没有解除对赵的软禁。

从1992年之后,赵紫阳每年除了可以不公开地去一些外地短暂居住之外,所有的公开活动都被禁止,甚至想参加陈云、邓小平、彭真的悼念活动也不行。姚监复说,上面明确规定,广东是不能去的,但赵可以去广西、山东。后来,这类外出的权利也被取消了。到外面去打高尔夫球、去公园散步等都被取消。会客则几乎被完全禁止。

能够经常进出赵家的宗凤鸣是以气功师的身份而不是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原党委书记的身份获得许可的。姚监复本人也是冒充小气功师才得以进入。其他人几乎概莫能入。

姚监复说,原国务院秘书长杜星恒要看望一下赵,上面都不允许。鲍彤多次要求前往富强胡同看望一下老首长,也屡遭拒绝。直到赵紫阳去世,他们两人始终未能见上一面。

据姚监复描述,2004年的时候,赵紫阳身体已经大不如以前了。他肺部出现纤维化,氧气瓶不离身。在整个谈话过程中,赵不断吸氧。他脑子反应还是很快,但白发苍苍,老态龙钟,外貌上已经完全是一位老人、一个病人了。

姚监复说,他在赵紫阳的身上已经完全看不到那个当年身穿国产西服接见外国记者时谈笑风生、潇洒自如的政治家了。十几年的软禁生活是残酷的,孤独和悲凉改变了赵的生活状况,摧垮了他的健康,甚至改变了他的容貌。

当姚监复把自己跟赵紫阳一起拍的照片拿给杜润生、朱厚泽,竟然没有一个人看出来里面有赵紫阳。

为了消除寂寞和孤独,姚监复说,赵紫阳养了一只小狗,是小哈巴狗,经常汪汪叫,伴随在赵的身旁。客人到赵家的时候,警卫都要先通报一声,并把小狗安排好,避免咬到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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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下台后,生活的乐趣越来越少。姚监复还讲了赵紫阳在家里搭起高尔夫球小棚子的故事。

姚:第二次我见他 (赵紫阳),最后临走的时候,我开了一个玩笑,说“紫阳同志,你是不是还有一个职务?” 赵:甚么职务啊? 姚:中国高尔夫协会名誉主席啊。 赵:唉,让人家给刷掉了。 姚:怎么会刷掉了? 赵:我去打高尔夫球的时候,那个球场是合资的,香港的一个高尔夫协会的人,还有日本的人发现了,用那种大镜头的观景窗拍到了。香港高尔夫球协会的负责人见了我说,“赵紫阳先生,我能不能请你当香港高尔夫球协会的名誉会长?”我说,“不用了,我是中国高尔夫球协会的名誉会长。”意思是中国就包括了香港,那个时候香港还没有回归呢。 赵:那个香港人和日本人都注意到这个消息了。后来,中南海就问高尔夫球协会,“怎么赵紫阳还有这个职务啊?”那个协会的人赶紧说,“没有了,没有了。”从那以后,就没有了。

姚监复对美国之音说,赵紫阳后来就不能够出去打高尔夫球了。于是他只好在家里搭起了一个塑胶棚,拿一个小杆子打。

姚监复感叹地说,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高尔夫球协会的名誉会长,只能在自己院子里面搭一个塑胶棚子打高尔夫球。

姚监复说,赵紫阳虽然是笑着给他讲这段故事的,但看得出来,他的笑声包含着苦涩。

中共对赵紫阳的恐惧并没有随着赵的去世而消失。官方极力降低公众对赵紫阳去世的关注。新华社只发布了一则54个字的消息,报导了这位中共前任总书记和中国的前任总理的去世,而其它媒体对此则只字未提。

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人自发前往富强胡同献花圈、花篮,悼念这位敢于在中共和民众发生对抗的时候站到民众一边的中共领导人。当局对控制悼念活动采取了许多措施。

赵紫阳的遗体告别仪式是在他去世13天后在八宝山举行的。当天,大约有两千人前往八宝山,但实际上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获得当局批准进入灵堂,向赵紫阳做最后的告别。

姚监复回忆说,去八宝山参加告别仪式的人都要先领票。发票过程很复杂。领票者要先到赵紫阳家里签名,表明要去参加悼念的意愿,然后去平安里的一个宾馆或者人民大学的一个宾馆领号。领号要凭身份证。有了号,才能得到进入灵堂告别的通行证。

姚监复说,他是陪前中宣部部长朱厚泽一块儿去赵紫阳家的。朱厚泽开始在外面排队。姚监复告诉他,领导人可以从一边进去,于是拉着朱厚泽从侧门专供领导人的入口进去签字。

姚监复说,他在签名簿上看到了乔石夫人的名字和田纪云全家的名字。稍后,姚又陪着李锐进去。在进去鞠躬的时候,姚监复被一个便衣员警认出,说他已经进来了两次。姚说,“我陪着老人进来”。

当局对悼念活动采取的限制随处可见。比如,赵紫阳子女为悼念父亲制作了一对挽联。挽联说:

“倡民主坚守良知家人为你骄傲,今西去终获自由风范永存人间支持你的决定是我们不变的选择,能做你的儿女是我们毕生的荣幸。”

赵紫阳的家人与当局交涉多次,希望准许把对联悬挂在灵堂,但遭到当局的拒绝。直到仪式结束后,当局才同意。亲朋好友这才得以在挽联前拍照留念。

尽管当局悼念活动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悼念活动上还是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意外。赵紫阳的老乡宗凤鸣在向赵紫阳遗体告别之后准备跟赵紫阳家人握手的时候突然退了回去,对着赵紫阳的遗体高声喊到:“紫阳同志,你冤枉啊!”

姚监复说,其实,宗凤鸣事前就跟李锐和姚监复以及赵的家人透露过他的这个想法。大家都劝他不要这样做。但最后,宗凤鸣还是这样做了。姚监复说,宗凤鸣当时已经85岁了,他老人家是非常有感情地高声喊出了那句话。

陶斯亮回忆

文革前在广东,赵紫阳与我父亲陶铸共事15年,他那时年轻潇洒,我管他叫紫阳叔叔。那时他虽是中国最年轻的省委书记,但工作经验却很丰富,有一套见地。他工作作风扎实,注重调查研究,每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基层跑。父亲每当谈起他和王任重时,那种欣赏之情毫无掩饰地溢于脸上。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父亲还认为是自己连累了紫阳叔叔。

我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事踏过总书记的门槛。有一次去看紫阳叔叔,我反映了国宝艺术家们的状况,还开玩笑地说:“人家人艺对你有意见啦!说你老不去看他们的戏,当年周总理、陈老总等中央领导经常去看他们的戏。”“我很喜欢看人艺的戏”,赵说:我喜欢话剧。但现在不比五六十年代,看一次戏麻烦事很多,你拿些录像来看看。于是我向人艺要了5盒录像带,有《小井胡同》《红白喜事》《遛早的人们》。叔叔还真看了这些录像,他说他比较喜欢《小井胡同》,而“狗儿爷”太惨了些。

党的十三大后不久,我去看他,也不知天高地厚,张口就说我认为你还是适合当总理,不适合当总书记。他饶有兴趣地问我持这样看法的人多不多。我说:“至少我妈妈是这么认为的,她说你擅长经济,懂基层,有实际工作经验,更适合当总理。紫阳轻轻叹口气: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婉拒了几次,可是不行啊!

我说起了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紧张、脑体倒挂现象、知识分子政策失误,以及知识分子本身敏感而又脆弱的特征。“当前改善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从抓教育入手最为有效。”我说。但他感兴趣的是“这次的‘反自由化’很温和,大多数人都没受到伤害,知识分子为什么还会反应这样大”。理由是开除刘宾雁等人的党籍对知识分子冲击很大,他极力为刘宾雁做了辩护。我也说文人往往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毛病,别太在意他们说什么,否则自寻烦恼。赵说:“你们还要考虑党内及一些做实际工作的同志的承受力,不处理这些人,另一方面的人就会认为党太软弱无能。但现在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好的,人们敢于讲话了。”

赵有时也主动通过小儿子五军叫我去中南海,直截了当地问些问题,如中小学教师对增加10%工资有何反映?知识分子对允许自谋出路政策有何反映?我也直率地回答:反映是这些措施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他让我如实回答严家其究竟有什么言论时,我为严君做了辩护,我说:“我了解严家其,他人非常单纯,书生气,他只是对改革有些担心。他认为真正行之有效的措施应该是简单的,而现在有些理论搞得太复杂了,连他都看不懂了。”赵听后说,这些人其实也没什么,让外面舆论给弄严重了。至于后来的变化,我掐算不出来两年后的事。

回忆那段经历,我至今都希望当时那些见面确实为最高层了解知识分子的真实情况,从而善待知识分子起了正面的作用。紫阳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自然会有一种不同凡响的气质使他与众不同,既使混在一堆人中你也会一下子判断出他的地位。在我与紫阳叔的交往中,最深的感受是平等公正开明,他善于倾听,对我反映的一些坊间流言,既便是涉及他及子女的负面说法,也看不出他有任何的不悦。他一般只是听,不轻易打断你,更不会训斥你,就是发表不同看法也是娓娓道来,从不以长者之尊圧晚辈一头,这一点是连我父母都做不到的。他从谏如流,虽然我说话大大咧咧,但只要他认为是对的,从表情上你会感到他听进去了,因为他知道我说的是真话。

2005年1月的一天,我最后一次去看紫阳叔叔。见他明显消瘦,特别是两只手近乎干枯。他挂着氧气,坐着说话似还有底气,头脑也极清楚,只是离不了氧气,也不能站立活动,一站起来血氧饱和度就会从90%掉到80%.

至于家,清贫至极。房廊门窗已是油漆斑驳,室内没一件鲜亮的摆设,仍用着公家配置的家具,早已陈旧不堪。在伸手可及的饮水机龙头上,系一根绳到门把手,那是紫阳叔叔为小狗进出设置的。他的忠实伙伴,小狗“拉肯”已死,现在是一条西施犬在守护他。

梁阿姨在另一间房独坐。她的双眼已失明,什么都不能看,天天孤零零地坐着,消磨着时光。

看到这个破败不堪的家真让人沉重,鼻子发酸。

要告别了,万没想到紫阳叔叔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竟然是:“你批评我对知识分子不够关心,不如耀邦关心,我都记着哪!”曾经的总书记,位高权重,一生波澜壮阔,在我们都知道已是最后的见面时,却说出这样一句略带孩子气的话,让我特别的震动,这才是人性啊!越是接近生命的终点,人性越是浓烈到极致,而极致就是回归本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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