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与日本——20世纪远东的博弈》

来自支纳维基
跳到导航 跳到搜索

刘仲敬2015年7月26日在凤凰网的讲座,约5万字。

他主张整个20世纪远东的政治格局基本上是苏联与日本博弈的过程,这这个过程中,英国和美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都是处于一个配角的地位。
作为世界革命计划的一部分,苏联在中国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颠覆19世纪以来形成的国际秩序。
但是这期间付出牺牲最大的是中国人。中国人像现在的黎巴嫩人一样,用处是替苏联的世界革命计划充当人肉盾牌
而作为英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下远东部分秩序维护者日本,为了维持旧有秩序,为了不让苏联破坏这个体系,日本对苏联在华的每一项活动都进行了反制,但是日本的报复,全都打在了中国人的身上,没有打在苏联的身上。
这就是国民革命和后来蒋介石政权的全部意义。

歐洲中心與世界格局

我們要理解歷史,首先就要理解歷史的各個作用主體在整個格局中的相對位置。如果你把所有主體的相對位置搞混了,那麼你把史料堆積起來是不能給你清晰的理解的。首先你要把層次和格局搞對,把相應的比例感調整好,然後才能懂得各個角色之間的相互位置。這種做法照陳寅恪的說法就叫做:「各族盛衰之連環性」。他發明這個說法的意思就是說,你不能用從漢到唐的王朝政治邏輯去考慮中古時代的歷史演變,你要把整個亞洲北部的各個種族和政治勢力的連環互動考慮進去。因為隋唐也不是亞洲北部真正的主人,在某一段時間內,它在突厥面前還是處於被動的。而許多歷史學家故意的忽略了隋唐中原以外的其他政治勢力對中原的重大作用,因此喪失了適當的比例感。所以僅僅把視野放在中原內部,結果對中原本身的政治發展也就不能得出正確和適當的認識了。要理解隋唐,就得理解隋唐的來源,他們毫無疑問是武川節度使的鮮卑人的後裔,直接秉承了五胡十六國以來蠻族南入中原的整個格局。所以中古史的問題,是整個中亞到內亞的歷史格局演變的一個被動和附帶的結果。他的看法比其他歷史學家高人一籌,就是因為他的眼界更廣闊一些,所以釐清線索比較容易。

近代以來的遠東也是類似的情況,你不能像是在春秋戰國時代那樣把它看成一個相對孤立的整體。近代世界的國際體系中心,毫無疑問在歐洲。無論是拉丁美洲、中東、南亞還是遠東,他們的內部的小體系或者子系統的運動,都是歐洲國際體系運動產生的餘波。所以如果你把近代史的中心放在東亞大陸內部,那麼你得出的結論基本上可以肯定是不正確的。這種不正確的程度,就有點像是湯因比曾經描繪過的一種東非中心的歷史。據他說是,坦桑尼亞或者肯尼亞一帶的德屬坦噶尼喀的某一個黑人部落,對第一次世界大戰有這樣的解釋,就是說,由於英國登山隊員和德國登山隊員,在敬拜山神的過程中間有所差異,結果得罪了山神,於是山神就決定,把坦噶尼喀從德國人手中奪過來交給英國人,作為這件偉大事件的附帶效果,德國人在歐洲也被英國人打敗了。這就是他描繪的「東非中心論」的世界史,是當地某一個黑人部落提出的世界史觀。

湯因比是一個多元論者,所以他說這個話的意思就是說,哪一種中心論的史觀都是不正確的,所以我們最好什麼中心論也不要搞。但是在我看來,他的意思實際上是在說明,歐洲中心論是比較接近於正確的看問題的方法,而「東非中心論」的荒謬程度,比「歐洲中心論」大得多。遠東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雖然比東非更接近於中心,但是它遠遠沒有像歐洲本身一樣接近中心。也就是說它對世界近代史和現代史的衝擊力度,是遠遠要次於歐洲的。所以你不能把主要的動力源和次要的被波及的輔助原因混為一談,那樣的話就把格局搞混了。然而我們的近代史無論是屬於哪一派、傾向於哪一種結論的流派,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說,他們其實都跟坦桑尼亞的黑人部落一樣,是講的是「東非中心論」。包括著名的「抗日戰爭在中國勝利」的學說,就是這種中心論的產物。

實際上我們如果撇去這些無聊的虛榮心,我們應該首先在討論任何具體問題之前都要有一個基本前提,就是說,無論是抗日戰爭也好,中國幾次革命也好,八國聯軍也好,還是以後的直到現在發生的種種事件也好,它的根本動力源不在東亞內部,而在歐洲。東亞的所有政治勢力,都是在應對歐洲產生的整個歷史衝擊波的過程中,做出了各種不同的選擇,然後施加了次要的歷史影響。如果你有哪一本書,包括我們的中國革命史,或者說反對中國革命史觀其他種種的中華民族史觀或其他什麼什麼史觀所產生的歷史,之所以不正確,不在於他們在史料方面有什麼不正確。史料方面嘛,大家都有正確的地方和不正確的地方。但是一般來說正確的史料在你沒有把它放在正確的位置以前是發揮不了作用的;錯誤的史料一般來說僅僅是出於疏忽大意的史料,跟錯別字差不多,是不會影響整個格局的。能夠影響格局的不是你史料正確多少,而是你把不同分量的史料有沒有放對位置,所以最重要的還是這個基本格局問題。

所以我在談論遠東格局之前,必須首先談論 19 世紀的歐洲格局和 20 世紀有什麼不同。因為這是一個背景問題,所以我就不詳細說了。最基本的問題就是:19 世紀國際體系,首先是維也納體系確定的,然後經過 1878 年的《柏林條約》進行了適當的調整。最後遠東、中東、拉丁美洲和非洲,都是這個基本格局調整過程中的一些副反應。1815 年維也納會議所確定的基本格局用簡單的兩句話來考量就是這樣的:在歐洲大陸內部,列強應該實行勢力均衡;在歐洲以外的海外世界,皇家海軍就是最高法院。英國在這個體系中屬於超然的仲裁人地位。歐洲大陸不允許再出現拿破侖或者菲利普二世這樣的霸權統治者,不容許任何人統治歐洲。這個體系保護了歐洲的小國,不像是其他國家,比如說像是遠東的小國一樣,很容易被暴秦這樣的大國吞沒而變成統一帝國。英國人負責維持歐洲的平衡,就是說,列強內部的博弈只要沒有超出平衡的限度,英國人就不管。如果有一方嚴重的越出平衡的限度,可能產生第二個拿破侖的時候,英國就要進行斷然乾預,不容許任何一方再做大。在大國和小國發生衝突的時候,英國人要盡力維護小國的獨立,因此歐洲保留了最多的小國。但是這個平衡體僅限於歐洲,海外是皇家海軍說了算,其他任何人都說了不算。這個體系成功的維持了 100 年和平和繁榮,我們所謂的自由主義的世紀,諸如此類的說法,其實都是對英國統治下的和平的一種政治哲學性的描繪,這種體系沒有英國皇家海軍的霸權是無法維持的。

19 世紀末葉,這個體系開始有局部鬆動。局部鬆動就主要體現在英國以外的歐洲列強開始滲入海外世界,對皇家海軍的仲裁權提出了挑戰。英國對海外世界的統治相對於遠東來說,就體現於李鴻章時代英國對東亞的代理人統治。因為英國皇家海軍在獨霸七海的時候,他是不希望建立直接統治的。他的標準政策是:只建立若干個中繼站和皇家海軍的基地,再控制幾個要害的貿易港口;在貿易港口以外的內地,盡可能的扶持對英國友好、能夠維持自由貿易的本地統治者,而不對它進行直接統治。英國的殖民主義跟我們有些人的想法相反,它不是英國人的主動擴張,而是英國在維持自由貿易的過程中間被迫、不得已的對那些實在不守規矩的統治者實行司法仲裁的結果。一般來說那些統治者犯的錯誤就是侵犯了私有財產、沒收扣押了外商財產,或者說因為揮霍浪費弄到自己破產,牽累到外商、還不起債務之類的。像埃及和印度的許多邦國、許多土邦之所以淪為殖民地,並不是英國人想佔它的土地。英國人如果真的想佔它的土地,他就自己派官派兵去守,那是會增加額外的費用,對於一個自由貿易帝國來說是錯誤的做法。只有在這些土邦王,像埃及的副王一樣,花光了自己的錢以後,就想去抄沒外商的財產,就想去賴債欠外國人的錢不還,在這種情況下要影響整個國際貿易體系以後,英國才被迫出兵干涉,強迫它回到英國人所認為的自由貿易的那個正路上。如果它實在回不來,英國人採取派員監督實行間接統治,這是英國殖民主義起源。如果按照英國人這種做法搞下去,它是根本不用佔領任何地方的。

像對於大清來說,這個體系就體現於香港的殖民地和上海的公共租界,以及李鴻章在清廷內部的統治地位。對於大英帝國來說,佔據香港和上海這兩個貿易體系,跟內地進行廣泛的貿易取利就足夠了,他根本就不想佔領大清帝國的內地各省,只要大清帝國願意遵守條約,好好搞自由貿易,他不但不會侵略你,而且還會積極的扶持你。這就體現於赫德對海關的改革和琅威理對北洋艦隊的改革。李鴻章在清廷內部的統治地位,主要就是因為他抓住了這個機會窗口,變成了大清和大英帝國之間的主要聯絡人和代理人的緣故。

這個體系開始出現問題就是因為法國、德國和其他國家開始介入了海外殖民事業,而他們對自由貿易的慾望不如英國。首先,最嚴重破壞的就是法國,它把本國的吏治國家傳統帶到了非洲阿爾及利亞、尼羅河上游和其他地方,它要求直接佔領海外的領土,在這些國家內推行法國式的官僚制度,給阿爾及利亞的每一個村落都配上法國的警察,讓阿爾及利亞每個孩童都學會講法語。不用說,這種統治方式是很昂貴的,官僚機構是最貴不過的事情,你要在殖民地建立跟本國一樣的官僚機構,那是非常靡費的事情。英國人控制的印度這個相當於大清帝國全部領土的地方,它有多少軍隊呢?六萬軍隊。英印帝國的六萬軍隊控制著北到帕米爾高原,南到印度洋這塊巨大的、擁有三億多人口的這個土地。而且這六萬人中還有一多半是廓爾喀人和本地的土著部隊。英國人參加八國聯軍到北京的時候,號稱是英國軍隊,其實來的只有幾個軍官,絕大多數士兵都是在威海衛招募的山東人。英國軍官把他們訓練出來以後,然後帶著他們到天津,然後帶著他們一路殺進北京,然後這就算是英國人的軍隊了。這就是英國人搞的那種極端省錢的殖民主義,如果它還能算殖民主義的話。其實這種東西與其叫「殖民主義」,不如叫做「自由貿易的監督體系」比較合適。

但是英國人最後還是不得不擴大他的殖民地,主要是因為法國、德國和其他人也加進來了。他們直截了當的,就是不守英國人定下的這個規矩,他們想要直接統治。他們如果征服了一塊土地,把它變成殖民地以後,那麼就要在這塊土地上實行貿易保護政策,通過貿易保護,高關稅政策,把英國貨物排斥在外,徵收到的稅收,養一個龐大的官僚機器。這種殖民的模式,按照英國人的看法:第一,它是武斷專橫的,損害了各殖民地的原有習俗。英國人在香港和上海,他都是不破壞本地的習俗的,英國人按照英國人自己的法律乾,華人要娶小老婆你照樣娶,要纏足照樣纏。中華民國廢除纏足多年以後,威海衛的婦女照樣纏足,因為英國人不會強力干涉他。無論是強迫你纏足還是強迫你不纏足,這都是違反英國人對自由的理解的。像大清帝國那樣強迫你不要留辮子,否則砍你頭,這是違反普通法規定的自由的;但是像中華民國那樣,派警察去非要剪掉你的辮子不可,你不剪辮子就抓進派出所,這同樣也是違反英國的制度的。英國的制度就是什麼也不管,你愛咋咋的,愛纏足纏足,愛留辮子留辮子,愛剪辮子隨你,愛胖子也隨你這種做法。這種做法對英國人來說,一方面是他們的法律傳統;另一方面也是成本最低。但是法國人的做法,他就要教你們統統學法語,學啓蒙運動的理念,把你們統統變成法國人。這種層面是非常高的。從英國人的角度看,最好是各國都不搞殖民地,只搞自由貿易,搞自由貿易是對英國人最有利的。英國人不用佔領大清就能得到大清的自由貿易。

但是如果各國各佔一塊土地,把大清給挖空了的話,那麼英國人即使分到最大一份,他其實比佔有全部自由貿易還是吃虧。因為誰都不分殖民地的時候,等於是全世界都是英國的自由貿易區。如果列強瓜分了殖民地,即使有一半或者是 40% 的殖民地歸了大英帝國,實際上大英帝國所佔的份額由原來的將近百分之百,也就降到了現在的 40%、50% 了,19 世紀末葉的情況就是這樣的。大英帝國在其他後進國家的驅迫之下,很不情願的直接佔領了殖民地。這對他是雙重損失:一方面,他擴大了殖民地佔有區,也就增加了行政費用,這是他不高興支付的;另一方面,別人佔領了殖民地使他本來可以利用的自由貿易區縮小了,這意味著維也納體系確定的國際體系日趨衰落。

英國人應對的方法不是直接反對,而是跟後進的各列強搞協商。第一個協商其實是體現在美洲,就是門羅主義。美國人對美洲的政策就是,堅決反對美洲列強幹涉南美各個弱小的共和國。這種政策,其實美國當時的實力不足以支持這一點,能夠實現還是英國暗中支持。在英國人看來,他本來就不打算兼並南美的任何領土,所以美國人禁止歐洲列強進入南美對它沒有損害。同時美國人又沒有禁止它搞貿易,實際上是在幫他的忙。由美國人出一個頭,其他國家,像法國這樣有領土野心的國家進不來了,但是大家搞自由貿易還是照樣搞。而只要搞自由貿易,總是對英國人是有利的。

1904 年的誠信協議 (Entente Cordiale) 是跟法國人簽署的,主要就是解決了尼羅河上游和非洲的長期爭議。1907 年的英俄協約則是解決了著名的大禁忌問題,就是俄羅斯向中亞的推進對英印帝國造成了威脅,這個威脅就涉及到西藏和新疆的問題。英國對西藏和新疆的干涉也是保護性的,他的主要目的是在這些地方樹立緩衝國阻止俄國南下,如果大清能夠封閉這些地方,他也其實並不想要這些領土。在遠東地區,他採取了同樣的代理人政策。甲午以前,他選擇的主要代理人是李鴻章。他希望李鴻章像南美的巴西帝國或者中東的奧斯曼帝國一樣,能夠替英國人阻止俄國南下,同時能夠維護英國在遠東的貿易利益。但是甲午一戰證明大清帝國完全不中用。戰爭以前英國支持袁世凱和李鴻章把俄國人趕出朝鮮的擴張性政策,反對美國人維護朝鮮獨立的企圖;戰爭一結束他已經看清楚大清帝國是扶不起的阿斗了,唯一能夠阻止俄國南下、充當東亞代理人的角色,就是原來很不起眼的日本。於是甲午戰爭產生了第一次英日同盟。

大英帝國改變了他代理人的選擇,於是大清的國際地位從此就急劇下降了,本來它像奧斯曼帝國一樣,只要做英國的代理人,那麼英國會極力維持你的領土完整的。今後就沒有這個必要了。隨著英國在世界上採取集中精力保衛北海的政策,在全世界採取後退政策,大家要明白,遠東只是世界體系一個不太重要的部分,它在世界體系中的地位不僅不如歐洲,而且比起中東還要更次要一點,只是比非洲要稍微強一點。所以英國人第二次和第三次英日同盟簽署的時間都要比它在歐洲簽署的時間要晚。1911 年,第三次英日同盟奠定了 20 世紀初葉的遠東體系,它實際上的意思就是:英國人授予日本在遠東的行動自由,希望日本能代替他擔負起維持遠東秩序的任務。

這個任務,在美洲,他等於是交付給了美國;在西非交付給了法國;在中東地區則交給了俄國。這四個基本協約,就是:第一,門羅主義;第二,英法協約;第三,英俄協約;第四,英日同盟。等於是大英帝國作為總公司的老闆,在年老力衰的情況下,決定進入一個半退休狀態,在半退休以前,他把他原先的四個分公司分給了四個比較信得過的好朋友,美洲歸美國管,非洲歸法國管,中東則交給俄國,遠東交給日本。在這個規劃當中,奧斯曼帝國和大清帝國都做了犧牲品,這是他們後來遭到歷史厄運的根本原因。

第一次世界大戰代表國際體系的最後解體。我們可以看出,英國簽署的那四個分公司協議,漏了一個最主要的新興強國就是德國,這四個協議簽署,德國就已經變成釜底游魚了,它無論往哪個方向走都衝不出去。之所以是這樣,是英國人在戰前對各國做了一系列判斷,它判斷法國人和俄國人以及其他列強的要求是具體而有限的,只有德國人希望推翻整個國際體系。別人都是因為具體要點好處,比如說,法國人也無非就是要摩洛哥或者要蘇丹的土地,那麼我們分一下,分一部分給你,分一部分給我就解決了。俄國人也無非是要中亞的政權,那我劃一條邊境,規定阿富汗以北歸俄國,阿富汗以南歸英國也就可以解決了。日本人他的要求是沒有超出遠東範圍的,這個更好解決。美國人也不可能在美洲和太平洋以外發生作用。唯一問題是德國。德國如果是要求剛果的領土或者其他什麼地方領土,英國人是很願意給它的,願意把英國自己和葡萄牙一些用不著的殖民地划給它,但是德國人的要求實際上是要求改變霸權的秩序。這一點特別要在海上跟英國爭霸,這是英國不能容忍的。因此早在大戰以前英國已經做好了全球佈局。而德國知道自己是在被包圍的狀態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當中他首先採取了犯規的措施。

一戰與俄國十月革命

20 世紀的革命化,從根本上講有一個縱火者,這個縱火者是威廉皇帝的第二帝國。19 世紀維也納體系所確定的列強外交是一種紳士的外交。紳士外交顧名思義,大家都要像宋襄公那樣行事,大家誰也不能把事情做絕,雖然總是有勝有敗,但是勝利者是要點到為止,不能斬盡殺絕的,不能採取太下作、太陰暗的做法。比如說,德國打敗了法國,割地賠款是可以的,但是我不能支持你們本國的巴黎公社起來推翻你們本國的政府。這樣一開始,事情就亂了。因為我可以支持你本國的叛黨,那麼你也可以支持我本國的叛黨,我也有社會民主黨人。大家一起搞起來,那麼正規戰爭和秘密顛覆的區別就要完全消失了,各國沒有必要再去派軍隊上戰場打仗了,我可以派秘密情報組織在你們國內搞第五縱隊,用第五縱隊來顛覆你。這種做法在 19 世紀外交中間是極不體面,是基本上沒有人會採用的。

第一次開始採用是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他基本上是在全世界的封鎖之下,進入一種快要民窮財盡的情況下,於是他做出了以前列強誰都不肯做、為體面人所不為的行動:支持俄國和伊斯蘭世界的顛覆分子,來顛覆大英帝國和俄羅斯帝國。他在伊斯蘭世界和印度的穆斯林當中扶持代理人,展開了以反帝反殖為主的殖民革命外交。這個政策後來被希特勒所繼承了。現在的比如說阿爾及利亞共和國開國之父本 • 貝拉、巴解組織的第一批反對猶太人的巴勒斯坦的伊斯蘭教黨,最初的資助者就是德國人。在以前,任何列強相互衝突的時候都不會採取這種做法。同時,1916 年以後,支持布爾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瓦解沙皇俄國軍心、從內部破壞俄國戰爭努力的也是參謀本部。列寧是坐著德國參謀本部的列車,穿過敵國領土,回到俄羅斯的。布爾什維克的革命,靠的是沙皇和總參謀部給的五千萬金盧布。這些文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落到了英國人手裡面,不知為什麼英國人直到冷戰以後才公佈。

臨時政府在七、八月份之間,大致上已經發現了這個問題,對托勒斯基提出起訴,列寧也不得不逃到芬蘭邊境上。但是這時又發生了科爾尼洛夫叛變,於是克倫斯基又覺得需要依靠布爾什維克的勝利來對付軍隊。於是他把托洛茨基重新放回來,依靠赤衛隊去對付軍隊。這個決定毀了他自己。軍隊一旦進入托洛茨基手裡面,他是再也不會交出來。下一步就是紅色的水兵進攻東宮,臨時政府徹底倒台。布爾什維克在掌握政權的初期,因為它沒有財源和兵源,他所依賴的就是逃兵政策。也就是說,因為其他的政黨都希望遵守對協約國的約定,把戰爭打到底;只有布爾什維克十分願意結束戰爭:一方面讓德國人高興,另一方面又讓它的主要支持者——就是害怕繼續作戰的前線士兵感到滿意。這些前線士兵,很願意回國去殺光那些強迫他們作戰的軍官和資產階級,而不願意面臨德國的優勢火力。這也是有情可原的。因為就當時興登堡和魯登道夫的估計,大概是,德國人的一個師,可以打俄國人一個集團軍。俄國人用劣質的步槍和武器,驅使為數眾多、出身貧困的農民士兵越過壕溝去衝鋒,跟送死是沒有什麼區別的。德國人靠著他們的優勢武器,在射程之外把他們成批成批的掃倒。實際上俄國士兵根本就沒有獲得殺傷德國人的機會就徹底完蛋了,戰爭已經變成一種跟單方面屠殺差不多的情況。所以這些士兵可想而知非常痛恨送他們去死的本國統治者,覺得回國殺了這些人比起攻擊根本無法打敗的德國人還要容易一點。

布爾什維克依靠這些人解散了臨時政府和立憲會議,依靠德國的五千萬金馬克和武器支持,打敗了零零散散的志願軍。這些志願軍主要是依靠南方高加索烏克蘭地區沒有被殺絕的士官紳和資產階級組織起來的。他們的主要武力是騎兵,依靠的武器還是沙皇時代留下來的那些武器,因為俄國基本上是沒有軍工生產能力的。在這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俄軍跟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蔣介石的國民黨軍隊是非常相似的——基本上是支送死的軍隊。布爾什維克佔有了聖彼得堡和莫斯科盡有的軍事資源,又得到德國軍事援助,而白軍基本上是只有沙皇時代留下來的老式步槍,還有什麼,他們最依靠的其實是騎兵和馬刀。所以俄國內戰經常出現的情況,拼刺刀的情況比拼火力還要多一些。而且白軍是處在完全沒有工業化的情況下,他們依靠的是驍勇的騎兵、俄國軍官的勇猛精神和不顧一切的騎兵機動性拼刺刀。但他們像後來蔣介石的軍隊一樣,基本上沒有什麼重武器,重武器全在布爾什維克一邊。

我們大家都是受共產黨的教育養大的一批人,所以很可能會相信,布爾什維克如何採取英明措施的做法。它確實有英明措施,別的政權都很難搞到糧食,只有它能夠直接派徵糧隊下鄉去搶糧食。所以在糧食這方面它就比別人佔了很大的便宜,儘管白軍佔有了糧食最多的烏克蘭,但是在供應糧這方面,反而不如佔有貧瘠北方的布爾什維克。但這不是戰爭決定的主要因素。因為在俄國這樣落後的國家,誰能夠佔有極少數的重武器誰就能贏,而白軍是一點重武器沒有的,跟蔣介石後來派到東北的部隊一樣;而布爾什維克能夠掌握重武器,跟後來毛澤東在東北能夠掌握重炮的原因一模一樣,它靠的是出賣本國的利益;靠的是依靠境外敵對勢力給它送來了本國了生產不出來、到哪兒也找不到的先進武器。通過這種手段,他總算是在殘酷的 1918 年到 1919 年內戰中,基本上粉碎了立憲會議和高爾察克、鄧尼金的軍隊。

這時他的下一步就是推動世界革命了。從俄羅斯本身的角度來看,布爾什維克差不多是一個外國政黨,它絕大部分領導人是猶太人、東方人、高加索人和其他亂七八糟的人,純種俄羅斯人很少。這個格局跟俄羅斯帝國採取的「大俄羅斯政策」有關係。因為在這種「大俄羅斯政策」之下,反對沙皇專制的人和反對沙皇民族歧視的人,不可避免的由於為淵驅魚的原因要走到一起來。誰最反對沙皇呢?一方面是反對專制的人;另一方面那就是反對大俄羅斯、大民族主義的人。所以少數民族是天然的反對派,也是最積極的反對派。少數民族當中最聰明的人是猶太人,最善戰的、最野蠻的是高加索的人,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就是他們的代表。所以在大俄羅斯人及其政黨的角度來看,你們又拿德國人的錢,又是這些少數民族和外國人,所以你們不是顛覆勢力,誰是顛覆勢力呢?

從列寧角度來看,他作為一個國際主義者,他的目標絕不僅僅是推翻沙皇。他雖然拿德國人的錢,但是我們也不能按照白軍的誣蔑去想象他,說他就是一個德國人死心塌地的代理人。他跟德國人的關係,也是相互利用的。只不過是因為他處在一個絕對弱勢的地位上,沒槍沒錢,德國人有槍有錢,結果造成的效果好像是他為了德國的利益出力,而德國人不大在乎他。其實這是雙方實力對比造成的。他的根本目的還是在全世界發動世界革命。俄羅斯是不太重要的,照十九世紀社會黨人的普遍觀念,真正的革命中心應該是在資產階級最發達的地方,而對於歐洲來說,毫無疑問,歐洲的工業中心是在德國和比利時,比利時太小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德國。所以共產國際成立的時候,工作語言是德語,最主要的幾個乾將也是德國社會黨的左派。列寧的想法是把俄羅斯作為導火索來用,引起全世界的革命。俄國革命一旦成功以後,即使資助他的德國人也在他下一步革命的範圍之內。革命勝利以後,共產國際的工作中心就要遷到柏林,工作語言自然也是德語。

俄羅斯是一個導火索,這話的意義就是說,它要燒盡俄羅斯的資源去引起世界革命,而不會對俄羅斯採取保己安民、積蓄財富政策。相反,它要打倒俄羅斯的資產階級和有錢人,要把他們的全部資產都榨出來,在極短期內用到全世界的革命方面。所謂共產主義的暴政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共產主義本身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由於它的顛覆性造成的。如果你的目的是,比如說你打進了一戶人家,目的是要把這戶人家的錢和資源拿出來,造成武器,順便把其他鄰居也搞掉,那麼你肯定不會在那個鄰居的家裡面實行長治久安的政策,不會像唐太宗李世民那樣搞什麼休養生息啦、指望二十年以後人民更加富裕什麼的。二十年以後的世界革命早已經爆發了,哪裡還考慮這麼多。現在就是把現有的資源盡可能的榨出來,涸澤而漁的利用,然後等到世界革命成功了以後,你這個地方就是一個擠乾了的橘子,沒有用處了。這個政策可以解釋布爾什維克在最初幾年採取的極端殘酷政策。可以說後來,大家後來都說斯大林殘酷,其實斯大林比起列寧來說應該是放的比較寬的。之所以會放的比較寬,是因為在斯大林時代,他們已經很清楚,世界革命不能在短期內成功了,所以俄羅斯在短期內是他們唯一的家園,他們必須為自己的未來考慮了。所以在這個時期,他的政策中間才採取了一些為長遠打算的政策。在二十年代的時候,他是根本不顧惜俄羅斯的。不惜把俄羅斯的一切資源全都消耗到更廣大範圍的革命當中去。

它在這場遊戲中間,面臨的第一個障礙就是歐洲各國的社會黨人。如果讓列寧的計劃得以完全實施的話,那麼歐洲各國社會黨人應該像是俄國社會黨和克倫斯基一樣落到同樣的下場。但是這個計劃沒有完全成功。二十年代,它在歐洲激起了廣泛的清黨活動,在瑞典、芬蘭、德國各地的社會民主黨都採取了報復性的活動。布爾什維克在這場鬥爭中證明自己是失敗者。而這些社會民主黨的報復活動其實是相當慘烈的。跟蔣介石的四一二政變比較起來,你可以說蔣介石是心慈手軟,而且殺的很不徹底,比起芬蘭那些所謂白衛軍。這一點我們不能相信布爾什維克的宣傳,如果你相信布爾什維克的教材的話,那些人都是資產階級,但實際上不是這樣,布爾什維克在這項鬥爭中,首先打的是社會黨人。殺他們的所謂白衛軍,一般來說是芬蘭的退伍老兵和社會民主黨的工人糾察隊。他們之間的關係最近,鬥爭鬥的最狠。德國人也是這個樣子,殺德國共產黨殺的最狠的首先是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在屠殺的最高潮的時候,瑞典和芬蘭社會民主黨,採取的基本上是挨戶搜查、發現赤衛隊和紅軍就要不經審判立刻殺掉的政策。這實際上就是一種內戰,雙方行使的都是戰爭權力。因為他殺的比較徹底,所以以後北歐國家的共產黨經過這次元氣大傷以後再也沒有翻過身來,而形成了社會民主黨長期執政的局面。

最後這段歷史基本上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失了,大家還覺得社會民主黨好像是最溫和的政黨,其實它之所以後來能夠採取最溫和最文明的做法,正是因為它在最開始的時候,把共產黨都給殺絕了的緣故。以後他不再有敵人了,也就可以溫和了。如果它沒有殺絕了的話,以後共產黨一次又一次鬧事的話,他恐怕也會像蔣介石一樣,反反復復的像慢性病一樣的不斷的殺來殺去。這樣一來,儘管蔣介石,說老實話,開始的時候殺人殺的不殘忍,但是最後反倒得到了惡名,就是因為他殺的不夠狠。如果他斬草除根了以後,大家以後也不會罵他了。他以後說不定也會變成民主人士了。這就是馬基雅維利政治一個最可悲的地方。大多數公眾心目中的歷史形象,跟實際歷史上發生的事情實在是差的太遠了,所謂「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你指望人民是公正的,歷史是公正的,會給你復原真相,這個希望其實是件很不靠譜的事情。哪怕是在號稱民主和言論自由的國家,人民所知道的歷史也是高度歪曲和極不可靠的。

好,這已經離題太遠了。我們剛才提到,列寧在歐洲革命中遭到徹底的挫敗,這時候他不得不把重點轉向遠東和海外世界。在遠東和海外世界中,首先可以滲透的是那些沒有變成殖民地的國家。最主要的是中國和埃塞俄比亞。因為有殖民地的國家等於是有主人,如果是印度支那的話,那麼法國人會管;如果是朝鮮的話是日本人去管。所以這些國家都還有一定的實力,直接的顛覆是比較困難的。像中國這樣名義上獨立,但是實際上卻是毫無實力、四分五裂的國家,是最容易顛覆的。埃塞俄比亞也是這樣,它是非洲唯一一個沒有變成殖民地的國家,於是它就變成青年埃塞俄比亞黨的一個據點。青年埃塞俄比亞黨在非洲發揮的作用,跟國民黨在中國發揮的作用是一樣的。它是共產黨的一個白手套,外面是國民黨,但是支持國民黨的目的,是要在國民黨的裡面放一個共產黨的卵子,等國民黨成功以後,再從內部推翻國民黨。埃塞俄比亞青年黨發揮了同樣的作用,把共產黨藏在裡面,通過青年軍官的組織去篡奪皇帝的地位,然後再通過共產黨來篡奪青年軍官的地位。從長時段歷史來看,就是說,這兩個同盟都獲得了完全的成功。

現在我們來講具體內容。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列強的主要想法就是恢復戰前的遠東秩序,但是他們其實是力不從心的。經過大戰的削弱和革命的衝擊以後,他們雖然在形式上恢復了國際體系的原狀,但實際上已經大不如前了。英國人第一個撤退,其他各國也就相互觀望。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儘管通過華盛頓條約加強了它的存在,但還是受孤立主義影響,不願意積極干涉。於是遠東暫時的變成了一個真空區。大自然是厭惡真空的,政治上也是一樣,如果一個地方變成了真空區,原有的主權者有撤退的傾向的時候,那麼新的力量肯定會湧入。

蘇聯在二十年代是積極干涉中國內地的主要列強,日本在三十年代以後才慢慢加入進來。二十年代的北伐基本上是蘇聯直接干涉的結果。蘇聯首先是在歐洲搞了一場革命以後,遭到歐洲和列強的集體封鎖,誰也不願意跟它建交,於是它到東方,希望跟北洋政府進行建交談判,而北洋政府給它的提議就是,如果你能把外蒙古還給我們,我們就願意承認你。蘇聯看到這種情況下,外交交涉很難搞,於是它再次採取了耍流氓的做法。正常的外交活動是,我只能跟你的代表做交涉,不能跟你內部的政治勢力做交涉。比如說你跟美國打交道,你不能說,共和黨上台以後,交涉不出結果來,我就到得克薩斯州去,給德克薩斯州州長一筆錢,希望你拿了我們的錢以後就跟白宮作對。然後白宮跟你打內戰,你們打起來以後就顧不上我了,然後我就可以跟你爭取一個更有利的條件了。如果你真正要這麼乾的話,肯定是德克薩斯人和白宮一起整你,因為美國的憲法體制已經很完善了,這種不講規矩的行動是行不通的。但在中國你是可以行得通的。中國處在土崩瓦解的狀態中,在北洋政府得不到好處的時候,蘇聯開始分別跟張作霖、吳佩孚、孫文等人相互接觸。接觸的結果就是,其他的各主要軍閥採取比較負責任的政策,拒絕放棄外蒙古。而孫文在自從被陳炯明趕出廣州以後,已經快落到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他認為蘇聯給的這批資助相當寶貴,於是他接受了這個條件。這一點,我們也不能說是孫文個人的政治道德特別難看,應該說這符合馬基雅維利政策的常規。

什麼叫做講原則?講原則是需要有資本的,窮光蛋如果講原則你馬上要餓死。有錢人之所以可以當紳士,是因為老子跟你翻了臉,老子下鄉種田還有二百英畝地呢。你如果能夠骨氣很好,表現的很有原則,動不動就能拂袖而去,那麼十之八九你鄉下還有二百英畝地,可以像華盛頓將軍一樣,只要吵起架來,他的口頭禪就是:老子不乾了,老子下鄉種地去。他能夠喊出這句話,當然是因為他不是貧下中農,他在家鄉有巨大的地產還有整批的黑奴,回去以後照樣過好日子,所以他才可以理直氣壯的堅持原則,老子回家,不乾了。中國古代士大夫當中,能夠堅持原則的是哪些人呢?其實也就是有產有業的地主。在北京城裡面鬥不過太監就說,老子拂袖而去,退隱田園,不問國事了。這個堅持原則的前提是什麼?他老人家有一個田園可以退隱,他回到蘇州去修他的莊園去了。如果是貧下中農的話,他哪兒也去不了。順便說一句,太監一般是貧下中農,如果不是沒飯吃的話,你很難下這個決心去把自己小雞雞割掉的,哪怕是榮華富貴,也不見得能夠抵得上這個犧牲。所以太監和士大夫的鬥爭,其實儒家說是沒有原則的小人和有原則的君子的鬥爭,其實這裡面有無產階級和有產階級鬥爭的影子在裡面。儘管有產階級不是個個都有原則,其中的流氓不在少數,但是有原則的人,必須是有產階級。這是一個充分條件和必要條件的關係。有產不是有原則的充分條件,但卻是必要條件。有產者不一定有原則,但是有原則的人必須是有產者。而且無產者無論古今中外,任何時候都是沒有原則的人。

蘇俄與中國

在北洋政府那個時代,孫文是無產者,他不是一直都是無產者,但是這一陣子非常倒霉,已經淪為無產者了。而張作霖和吳佩孚這些人,家大業大,還比較有產,所以蘇聯不給我錢又怎麼樣,老子不是沒有錢沒有地盤,你跟我作對,我至少現在還有幾十萬軍隊,你過來試試看看?所以他可以比較堅持原則。而孫文已經是被陳炯明趕走了以後,而且年紀又已經大了,以前他的前半生一直依靠日本軍部黑龍會的支持,但現在日本人自從已經變成了遠東的分公司經理以後,已經覺得沒有必要支持革命方面的勢力,採取維護條約體系的做法對他更有利了。在這種情況下,他已經找不到支持者,而且自己又處在人老珠黃的狀態,所以他如果不支持蘇聯的話,那麼他恐怕以後國民黨就要從歷史上消失了。我們敬愛的蔣委員長,後半生也只能一直去炒股了。

得到蘇聯支持的結果,就是廣州革命根據地的建立。我們從廣州革命根據地的內幕你就可以看出,蘇聯對中國內政的干涉已經強到什麼樣的程度了。日本提出二十一條的時候,只要求在幾個軍工企業和北洋政府的幾個部門裡面設立幾個顧問,這個顧問的性質跟袁世凱在朝鮮設立的顧問實際上差不多,並不負實際責任。但是鮑羅廷在廣州的基地,已經發展到這個地步:在國民黨開中央委員會的時候,必須有俄國代表出席;季山嘉是直接主持廣州的軍隊的;廣州政府的主要武器,通過海參崴,由斯大林安排運到廣州;廣州政府的主要津貼,通過上海和香港由鮑羅廷籌集,以國際赤色勞工組織捐助名義提供給廣州政府;在所謂的沙基慘案當中,率領遊行隊伍去衝擊英國警察的是俄國軍官;在所謂的漢口和九江英租界的鬥爭中間,在漢口主持大局的也是俄國顧問。現在俄國顧問他們和最早期的國共合作黨人在兩湖地區的根據地現在還留存著,大家有空的話可以到武昌漢口那裡去看一看,那是絕對的豪宅。比起曇華林附近英美各國的富商、主教、教會長老之類的住的房子還要寬大七、八倍。他們的菜單都留到了現在,也就是說,當時他們開會的時候,在會上負責送茶送水那些普通服務員,一頓晚飯要吃七道大菜。就是這樣一些人,聲稱他們是工人和農民的領袖,我想沒有任何工人農民能在漢口住得起這樣的房子。

漢口是一個特殊的地方。它的妙處在哪兒呢?在於共產國際在計算它的東方津貼的時候發生了一點計算錯誤。因為俄國人對中國內地的物價標準不太瞭解,所以他們開始的時候只是通過李大釗和陳獨秀這些人,在北京和上海建立了總壇,然後這些總壇到內地發展分壇的時候,他們第一是不知道內地的生活標準和社會情況;第二可能是覺得工作剛剛開始的時候多花點錢也無所謂。所以他們大體上按照中國沿海地區的物價標準給他們在兩湖地區的代理人制定了工資標準,於是這些人就像是立刻就發了大財一樣。你自己想想,如果有人按照上海的工資標準發工資,讓你到武漢去住,你是不是覺得你一下子比武漢那些按照本地工資標準發工資的人,一下佔了無窮的便宜。兩湖地區的那些人,之所以能夠住得起這些豪宅,根本原因就是因為共產國際在這方面犯了一點小小的錯誤,他們沒有搞清楚沿海地區和內地的物價差別。

共產國際在遠東設立機構有幾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他們是通過西伯利亞局建立遠東各國共產黨的。在這一階段,他們的工作做得很粗糙。比如說西伯利亞局同時負責整個遠東地區的共產黨建設,因此他們在中國、朝鮮、日本、越南同時活動,而且派出去的人員彼此之間也沒有打好招呼,以至於同時建立了兩個朝鮮共產黨,然後兩個朝鮮共產黨彼此之間掐架,一路掐到莫斯科去了。從這件事件你就可以看出,這一階段可能是在冰火倉皇之中,工作是做得很差勁的。

第二階段,遠東共和國階段,工作就做得比較好的了,這有一部分是因為有理論依據的緣故。列寧在東徵的過程中,首先發現了統戰工作的妙用。按照我黨的說法,就是統戰工作是我們的三大法寶之一。但是,正如共產黨的絕大多數法寶一樣,這些法寶都不是他原創的,而是蘇聯提供給他的。統一戰線的妙用是列寧在打高爾察克的時候發現的。他發現直接打的話,因為儘管他是擁有武器優勢,但是由於俄國貴族和軍官勇敢的傳統,以及俄國農民對徵糧隊伍的反感,付出的代價還是很大。但是敵人是有弱點的,敵人內部不團結。白軍理論上的共主是薩馬拉的立憲會議,這個立憲會議就是在聖彼得堡召開以後,被列寧帶著布爾什維克水兵衝進去解散的那個會議。但是當時列寧剛剛奪取政權,契卡機構還不夠完善。按照後來的做法,他應該是,既然解散了議會,就應該斬草除根,把那些罪該萬死的人員就地槍斃,以絕後患的。但是他剛剛奪取政權,要忙的事情很多,讓那些議員中間有很大一部分逃出了聖彼得堡。這些人逃到了薩馬拉,然後在那裡宣佈立憲會議復會。因為有了一個法統的象徵,於是各地的叛軍就風起雲湧地宣佈他們響應立憲會議,只有立憲會議才是俄羅斯的正統了。但是立憲會議的代表力量是五花八門的,包括大量的粉紅色的社會民主黨人,也有自由主義分子,也有大俄羅斯民族主義分子,流品駁雜,所以你就可以打一個楔子進去,把他們分化瓦解。列寧對這個西伯利亞政策就是,瓦解高爾察克政權內部,通過高爾察克政權內部的社會民主黨來打擊高爾察克。

這個做法相當成功的。在戰爭最緊張的時刻,高爾察克的基地伊爾庫茨克發生政變,社會民主黨掌握了當地政權,反過來打擊高爾察克。在他們正在掐的不亦樂乎的關鍵時刻,紅軍突然就進了城。高爾察克本人是比較保守的,他和大多數俄羅斯軍人一樣,他認為社會民主黨也就是比布爾什維克稍微好一點,對這些人是很不信任的。但是這些人既然在立憲會議中佔了相當大的勢力,在社會上有很大的影響,他不得不在政府中給他一些位置。這一點就是右翼威權政府和左翼的不同。如果是共產黨人搞的話,除了花瓶以外,你不可能得到任何有實權的政府位置。但是右翼的獨裁者,在這個方面沒有辦法做的像左翼一樣絕,他要搞聯合政府就真得給你一些實權。而布爾什維克統戰的結果,就是使這些社會民主黨人能夠運用他們的權力,從內部破壞高爾察克政權,導致了高爾察克本人及其總理,不但在關鍵時刻沒有辦法出城打仗,連逃跑的計劃都遭到了破壞。如果高爾察克能夠逃到遠東,那麼他的格局就比後來的謝苗諾夫這些人要好得多了。因為他是負有俄羅斯立憲會議法統的,而後來的白軍就沒有這個法統了。

列寧經過這次勝利以後,就覺得這種辦法可以系統的加以推行,於是他成立了遠東共和國。遠東共和國名義上是一個獨立於蘇維埃俄羅斯的國家,按照布爾什維克的說法它是一個資產階級國家,由聯合政府領導。聯合政府的首腦和一半成員都是資產階級人士,但是那另一半成員中間,包含著幾個最要害的,按照俄國人現在的說法就是強力部門,也就是說,槍桿子牢牢的掌握在布爾什維克手裡面。但是政府首腦以及負責外交和經濟部分方面的那些經常拋頭露面的人員,要由舊的資產階級人士,照中國共產黨的說法就是政協,就是由這些政協人士擔任花瓶。這樣就可以欺騙資產階級世界,讓他以為遠東共和國是沒有危險的。同時也可以欺騙俄國國內的反對者,以為這樣一個共和國跟布爾什維克有本質區別,不會實行布爾什維克在國內實行的恐怖統治,因此緩解他們的抵抗力量。遠東共和國還有第三項作用,就是說,既然它在理論上來講是一個獨立國家,跟脫離俄羅斯帝國獨立的愛沙尼亞和芬蘭一樣是一個獨立國家,那麼通過它為基地,向日本、朝鮮、中國這些地方派遣滲透人員,就要比從俄羅斯本地派滲透人員要容易得多。特別是當時俄羅斯在遠東還有大量的中國和朝鮮的僑民,如果在這些僑民中間發展組織,訓練特工,派他們去滲透的話,比起直接派俄羅斯人去滲透效果還要好。所以俄國滲透的第二階段是遠東共和國時期。

現在的,我們官方定的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中間,規定 1921 年一大成立是中國共產黨的起點,這不符合歷史。中國共產黨實際上是在 1920 年已經成立了,但是這個成立是西伯利亞局領導下的一個極其混亂的組織,效果也不太好,所以被後來的正式歷史給抹掉了。第二次成立,是遠東共和國遠東局的特工馬林和尼克爾斯基領導的,在上海成立。參加會議那幾個代表,包括陳獨秀的代表包惠僧,大體上是起花瓶作用。真正的工作,甚至不是由主持會議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而是那個不顯山不顯水的尼克爾斯基。如果你現在到上海去尋找中國共產黨成立的紀念堂什麼什麼的,你就會發現代表上那二十幾個代表,每一個人都有一段介紹,介紹他如何如何,諸如此類,blabla 的豐功偉績。只有一個人默默無聞的留在後面,什麼介紹也沒有,他的名字就是尼克爾斯基。他的名字在三個字組成的中國人名字當中非常顯眼。馬林這個名字你看上去還很像是中國名字,你不會發現他原來是個原名斯內夫利特的荷蘭共產黨員。而唯有尼克爾斯基這個名字,任何傻瓜都可以看出他不是中國人。而且他也沒有任何介紹,因為這個介紹是沒法寫的。他在完成了在中國的任務以後回到俄羅斯,在托洛茨基倒台後的俄國內部鬥爭中間被斯大林逮捕,作為帝國主義間諜槍斃了。但他實際不是帝國主義間諜,而是蘇聯本身的特工。在俄羅斯解體以後,蘇聯歷史學家重新把這段歷史挖掘出來予以公佈。我想現在遠東研究所裡面,還留著相應的材料。但是這段材料要納進中國的黨史內部,那就是太過於尷尬了。

照現在共產國際留下的賬單,一大以後的最初幾年,中國共產黨通過黨費和募捐的方式,從中國本部弄到的錢,大概相當於是一千美元左右,在中國共產黨的全部經費中間,大概佔了不到 5%。95% 的經費來自於共產國際。而且最重要的是,這個經費跟蘇聯本地不同,蘇聯革命成功了以後,本地廢除了貴金屬而實行沒有辦法兌現的紙幣。但是共產國際的代理人在上海遠東局,他們絕對用的是真金白銀,用的是墨西哥的鷹洋、中國本地的銀元和當時還可以兌換黃金的美元。遠東局拿到這筆錢以後,通過遠東局的書記和委員,交給中國共產黨的中級辦事人員。注意,不是交給中國共產黨理論上的領袖陳獨秀,而是交給陳獨秀下面的,像鄧中夏、周恩來、顧順章,還有李立三這一系列的人。這一系列的人拿到錢以後,他們彙報的對象不是陳獨秀和他的代表,而是遠東局的委員和主席。

在二十年代大部分時間內,起主要作用的、擔任遠東局主席、負遠東革命主要領導責任的人是維經斯基。領到他的錢的人是李立三、顧順章、周恩來這些人,他們拿到了這些錢以後,展開的活動包括幾方面,首先是幫會工作,就是你要加入青幫或者其他的幫派,拜當地大爺為師,然後你自己當小弟。通過幫會工作,把幫會的門徒組織起來,把他們改組為真正革命的工會。因為工會在當時中國的條件下,工會和幫會是一回事。無產階級的勞工,基本上就是在青幫的保護之下的,所以李立三就拜了青幫的大佬常玉清,青幫當時的說法叫做老爺子,常老爺子常玉清。李立三是常玉清的門徒。這個門徒身份是他能夠在上海發動五卅運動的根本。

五卅運動照現在的說法是工人運動,實際上照當時資產階級人士看來,是一個黑幫運動。顧順章和周恩來的交涉對象更加牛逼一點,就是我們大家眾所周知的杜月笙和黃金榮。在 1917 年上海革命的前夜,周恩來派汪壽華拜在杜月笙門下。注意,他不是直接以共產黨身份拜在杜月笙門下的,他首先戴了幾層白手套:他以國民黨員的身份拜在杜月笙的門下,加入了青幫;然後以杜月笙弟子的身份,去組織上海的幫會。周恩來的報告是這麼說的:上海的流氓無產者、幫會成員,還有逃兵,共有幾萬人,他們目前的表現是令人滿意的,在將來的革命中可以發揮重大作用。他說這句話的時候是在 1926 年底和 1927 年初,就是北伐軍正在蔣介石率領下從南昌東下,快要逼近上海的時候。在這個時候,共產國際決定在上海發動起義,他們的依靠力量就是上述這三種人。當然僅僅依靠下層的力量是不夠的,重要的還是打通上層關係,以租界為避難所。因為華界——就是中國人居住的地區,在法律上屬於中國的地區,由北洋軍閥的李寶章控制,這些人是可以決定逮捕你的。因此共產黨的主要機關遷入了租界,準確的說是遷到法租界,而法租界的大佬就是法租界的總巡捕,大名鼎鼎的青幫大佬黃金榮。周恩來和汪壽華跟杜月笙談判,希望他看在江湖道義的份上,保護當地的共產黨員。

於是,發生了你想象不到的、比小說還要精彩的一幕。他們在共產國際上海資產階級各路匪諜、租界當局和幫會召開這一次秘密交涉,有幾個主要代理人:我們都熟悉的周恩來同志、汪壽華同志代表共產黨這一方;工部局的董事會代表帝國主義和上海資產階級一方;著名的東正教徒,安利烈 · 帕夫洛維奇 · 虞(我們中國人叫做虞洽卿,他是蘇聯的老牌間諜,因為東正教會當時是上海的一個著名的間諜窩,但他同時也是上海商會的重要主持人,五卅運動的主要幕後推手之一)充當調解人;杜月笙和黃金榮也參加了這場活動。活動調解出來的結果是這個樣子的,現在的材料已經很不完全,就我看到的材料,至少包括以下幾個內容:杜月笙用五千大洋資助周恩來和汪壽華鬧革命;杜月笙去負責召集青幫大佬去說服總巡捕黃金榮,通過他說服租界當局,保護在租界的共產黨人;同時,共產黨人向租界和工部局保證,共產黨人不會越過租界的邊界,將會保護在上海的外國僑民的生命和財產。

這次交易達成的結果就是,李寶章派出他的便衣偵探進入租界抓共產黨的時候,被黃金榮領導的租界警察反過來逮捕了,押解出境。押解出境,工部局和法租界當局對這些活動提出的官方理由是這樣的:「租界不屬於中國主權管轄氛圍內,法律上屬於中立區。國民黨、共產黨發動的北伐戰爭和北洋軍閥戰爭,法律上講屬於中國內戰。中國內戰應該在中國人管轄區域進行,不應該干涉租界的政治秩序。共產黨員逃到租界裡面,是出於政治原因,按照國際法,屬於政治犯的範圍。租界當局,作為外國人,他們不介入中國內戰,在中國內戰中嚴守中立,有義務保護中國的政治犯。」於是北洋軍閥面對這種理由,以後就是完全傻眼了。但是這樣做也沒有防止我們親愛的黨理直氣壯的指控孫傳芳和段祺瑞是帝國主義的工具;而上海的革命者,發動革命的理由是打倒帝國主義。更精彩的內容在下面。杜月笙為共產黨做了這麼多事情以後,汪壽華代表周恩來很婉轉的問他,向他表示感謝,其實就是試探一下他的態度的意思。杜月笙表示說,你們不用感謝我,江湖人的道義就是你幫我我也幫你。汪壽華一聽就明白了,那麼你想要什麼呢?杜月笙回答說,別的不要,你只要把上海的鴉片貿易保留給我,我就心滿意足了。汪壽華回告周恩來。於是雙方交易正式達成,杜月笙得到了他的鴉片,而周恩來得到了上海的革命臨時委員會。

上海革命臨時委員會,可以說是統戰史上的第三座豐碑。第一座豐碑是我們眾所周知的遠東共和國,第二座豐碑是鮑羅廷主持的廣州革命政府,第三座豐碑就是維經斯基同志領導、由周恩來充當中間人、名義上由國民黨的紐永建出面的上海臨時政府。這個臨時政府在民間有另外一個綽號叫做青幫政府。因為它總共有十九名委員,其中有十名共產黨員和三名公認的青幫。其實,當時普遍的輿論只瞭解外表上誰是青幫,所以說它是青幫政府。但這個說法其實是不正確的。我們後來人會發現,這三名青幫其實都是隱藏的共產黨地下黨員。他們到底是忠於青幫還是忠於共產黨是很難說的。青幫政府這個詞之所以出來是因為當時北方有另外一個青幫政府,就是依附於張作霖這個大軍閥的另一個小軍閥,直隸督軍褚玉璞,他異想天開,他自己跟青幫的關係很好,又跟青幫的另一位大佬袁克定,就是袁世凱的兒子,當年反對袁世凱稱帝那位仁兄。他是,後來袁世凱垮台以後,這傢伙變成一個詩人,詩酒風流,最後像所有的詩人一樣,不善於理財。最後把袁世凱留給他的家當賣了不少以後,快要混不下去了,投到青幫名下。青幫覺得這傢伙好歹還是大皇帝的兒子,有必要給他養起來。於是就在青幫當中給了他一個更高的輩分,算是一個青幫的榮譽領袖。所以直隸在他的領導之下就組織了一個包括很多幫會成員的政府,號稱是北方的青幫政府。南方的青幫政府就是維經斯基和周恩來幕後牽線成的這個政府。其實這個政府有點名不副實,因為當時輿論所說的三位青幫大佬,其實,我們說說他們的名字就夠了:第一位,李立三;第二位,汪壽華;第三位,顧順章。我想,說出這三個名字以後,大家心裡就有數了。但是當時沒有人知道他們三位是共產黨員,他們在五卅運動和以後的工人運動露頭的時候,都是以青幫大哥大的身份出面來號召群眾的。這是統戰的第三階段。

蔣介石的反擊

上海是非同小可的地方,它佔據著當時中國全國稅收的一半還要多。你只要佔據了上海,那麼其他各地軍閥至少在錢這上面是沒辦法跟你對抗的。蔣介石率領他的部隊開進上海的時候,他面臨的就是這樣一個情況。蔣自己的部隊,從南昌打過來以後,漸漸的跟武漢的中央政府開始鬧翻了。鮑羅廷在漢口,企圖扶植唐生智來代替他。蔣介石現在處於一個進退失據的狀態,他自己的部隊中有不少的共產黨人,他進入了這個上海,基本上已經被名義上不是共產黨人、但是實際上是共產黨人的幫會組織控制了。只要這些人在上海掌權,他很難得到上海的稅收。而上海的巨額稅收,只要經過足夠時間的發酵,就很容易把他手下的那些五花八門的部隊的一部分拉過去,而他手下的部隊已經有一部分表現得非常不穩了。

在這種情況下,四一二政變到底是蔣介石的突然襲擊呢,還是絕處逢生的一種自衛行動,就很難說了。因為當時是,斯大林和漢口政府都已經開始決定,覺得蔣介石這個橘子已經擠乾了,可以扔了。他們沒有想到蔣介石,可能是經過長期炒股吧,有賭徒的性格,在絕望的時候可以採取完全不講道理的行動。而在他採取完全不講道理的行動的時候,由大批的逃兵和流氓無產者組織的上海工農階級武裝表現得很不禁打。如果從人數來講,他們絕對是佔了優勢,而且佔有極大的統治權,因為他們先進了上海,而且已經在上海實行了長時間的紅色恐怖。所謂紅色恐怖就是,用人民警察和人民法庭代替過去的資產階級意義上的法庭。

我們不要以為人民警察和人民法庭是頭銜更好聽一點,在「警察」上面加上「人民」兩個字好像更好一些。什麼是「人民」?這其實就是複製列寧在十月革命時期所搞的經驗。「人民警察」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工人、農民,任何人都可以自己行使執法權,以前是只有官方認定的警察根據法律和上級的命令行使執法權。現在,我就像紅衛兵一樣,我宣佈我是五湖四海戰鬥隊的人民警察,然後我可以隨便抓住一個路人,把他掛路燈,這個就不叫做「謀殺」了。照舊警察的說法,這叫謀殺或者私刑。但是按照人們警察的做法,這就是人們警察執行了人民法庭的判決。我們如果用資產階級的語言來描述人民法庭和人們警察,就是人人都可以自己封自己當法官和當警察。當然理論上人人都可以封,但實際上大多數老百姓是不會封的,只有處心積慮的革命家才會利用這一點,用法外的手段除掉他們的敵人。同時吊死幾個資本家,在資本家門口放幾個炸彈,可以非常有效的把他們的錢擠出來。看到這樣的榜樣以後,恐怕你也不敢不出錢了。在英國人或者是在北洋軍閥面前,你是可以撒嬌耍賴,就是不出錢的;但是在革命的暴力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直接威脅之下,你要想不出錢是不可能的。無產階級要殺你,要掛路燈這個程序,比起大英帝國和北洋政府的王法來說是要簡便和有效得很多的。

上海在這樣的白色恐怖之下,在幾天之內弄到的金條和銀元,就比過去張作霖和楊宇霆在江蘇和上海的時候整整一年時間弄到的銀元還要多。老實說,如果張作霖同志和張宗昌同志能夠用同樣的手段從上海撈到足夠多的錢的話,我想孫傳芳是很難用一個太湖秋操就能夠趕走楊宇霆的。在當時,周恩來和共產國際手下,在他們旗下當時動員的流氓無產者和各種黑幫、工人武裝,大概是三萬到五萬之間;但是在控制了上海、得到了從資本家手裡面用掛路燈手段得到的銀元以後,在幾個星期之內,他們的所謂的工人武裝就膨脹到幾十萬人之多。在 1966 年以前,上海從來沒有這樣的工人武裝。而蔣介石帶進上海的武裝部隊:真正進駐上海的武裝部隊,實際上只有一萬多人;在整個上海地區派駐的武裝部隊也只有三萬多人。而且這三萬人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桂系的人,並不聽蔣介石本人的號令。所以周恩來在這種情況下是有理由認為是可以甕中捉鱉的。

但是他高估了他的流氓無產者的戰鬥力。這些人真要打起來的時候,表現得還是不如正規軍。正規軍雖然少,但是比較有紀律而團結;而流氓無產者雖然在掛路燈的時候比較積極,但是真到衝鋒的時候卻表現出一種一哄而散的迅速性和積極性。我們的黨史上所記載,楊虎和蔣介石的部隊用機關槍掃射遊行示威群眾,這個記載的真實性和可靠性就像是記載沙基慘案,說是英國警察屠殺手無寸鐵的群眾一樣。實際上他所謂那些手無寸鐵的群眾,是人數超過國民革命軍至少七、八倍的武裝工糾隊員。我們要明白,工糾隊員其實大部分不是真正幹活的工人,而是我們上述介紹過的李立三同志和顧順章同志搞的那些青幫同志、各路小弟之類的。他們掛上了紅袖章、領到了槍支、得到了銀元以後,覺得自己已經很強大了。但是他們沒有打正規戰的經驗,沒有相互協調和持久支持的習慣,真到一旦衝突的時候,只要第一排有幾十個人見了血,剩下的人就一哄而散,就地把武器扔下,然後憑著他們對上海地理位置的瞭解,迅速的消失在上海的各個胡同當中,追擊的軍隊永遠沒有辦法把他們找出來了。

上海的革命勢力在遭到這一次很可悲很丟臉的慘敗以後,共產國際內部曾經引起過很嚴厲的檢討。你比較一下這些檢討的風格,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說,比較低級的層次,在周恩來他們那個層次,爭論反倒是比較形而上的,他們在討論流氓無產者到底靠得住靠不住的問題,以及恩格斯對流氓無產者的經典論述是怎麼樣;而蘇聯當時的考慮就技術化得多,他們在考慮,今後的工作應該往哪個方向走,他們的結論是,今後應該加強兵運工作,也就是說,要從國民革命軍那些受過正規訓練、真正打過仗的國軍老兵身上下手,把他們成建製成建制的拉過來,用來代替這些事實證明是爛泥扶不上牆的流氓無產者。這種政策的結果就是著名的八一南昌起義。

八一南昌起義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名義展開,實際上是把張發奎手下的粵軍的很大一部分拉過去了。這裡面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國民黨在當時四分五裂的狀況下,粵軍,張發奎那一部分,一方面覺得廣東是我們的老鄉,一方面他們懷有一種石達開式的想法。石達開當時就是看到洪秀全和楊秀清互掐以後,覺得很沒意思,完全背棄了當初參加革命的初衷,覺得還是當年在廣州的時候充滿理想主義的氣氛很好,我們還是回到過去吧。於是他們就自管自的南下,希望打回廣州去。在半路上,經過無所不在的周恩來同志適當的經營以後,正在南下的部隊突然佔據了南昌城,改變了他們的行軍路線,使張發奎陷入一個兩面不是人的局面:一方面他在蔣介石和國民黨主流派的眼裡面,他已經是一個開小差的人了,北伐還沒有打完,親愛的張宗昌同志和孫傳芳同志還在湖口和國民軍大戰,你倒是想起回老家來了;第二就是你連老家都沒有回去,你的軍隊嘩變,把你給趕出來了。這個臉是丟得太大了。

朱德的第一批工農紅軍就是這一次統戰工作的產物。與此同時,他的軍隊在後來的共軍當中是比較少見的一支經過正規訓練的部隊。後來到三十年代的時候,毛在湘贛邊界徵集軍隊的時候,已經得不到這樣高素質的士兵了。他採取的辦法就是利用當地的土客矛盾,就是客家人跟江西湖南土族之間的矛盾,把客家人武裝起來去打擊佔多數的土族人。因為在以前的政治鬥爭中間,一般客家人是處於弱勢地位,始終有被壓迫感,把這些被壓迫的人解放出來,充當紅軍的骨幹,然後再收編一些王佐、袁文才那樣的土匪和幫會,構成他的骨幹。這種做法引起了蘇聯代表的不滿,蘇聯代表在 1928 年以後給共產國際提出的報告中,認為毛澤東的軍隊是半土匪,而且完全沒有發軍餉和尋找基地的能力,給農民造成了極大的擾害,導致了農民大量的投靠白軍。但是毛澤東本人卻是毫不在乎,面不改色的說,我們不但要招募流氓無產者,而且還嫌流氓無產者太少了,因為事實證明,只有流氓無產者是勇敢的戰鬥分子。

在這個階段,毛澤東開始顯示出了他在黨內的異心。因為當時的共產黨還處在遠東局的嚴密控制下,周恩來也好,康生也好,陳賡也好,其他勢力也好,都是非要得到蘇聯的認可和蘇聯的資助才能夠正式開展他們的工作的。這時,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決裂,其實是蘇聯外交的一個重大挫折,意味著他的白手套還沒有發揮完正式的作用就已經被撕開了。國民黨本來是應該完成了他北伐的使命以後二十年才被徐徐替代,這才是一個合理的節奏。但是共產黨這樣過早的暴露了自己,也就把自己趕到窮鄉僻壤當中,而國民黨得到了上海和東南沿海地區。

這對國民黨的影響就是:第一,加強了蔣介石的地位。因為得到上海就得到了最多的錢,其他錢不夠的很難養活足夠的軍隊、買足夠的武器跟你競爭。第二就是它加強了蔣介石本人的賭徒性格。照蔣介石自己在日記中的自述,就是說,他這個人最喜歡用孤注一擲的手段,往往因此而致勝,然而也經常因此而大敗。他經過了這一次重大勝利以後,在抗戰以前和抗戰以後都不斷的運用這種做法。這種做法的效果是可以預見的,如果你看到某一個人有賭徒性格,你在他垮台以前就可以精確的預見到他的下場,因為只要他按照這種生活方式走下去,他就不可避免得到賭徒應有的結果,就是說,不斷的獲得一系列驚人的局部勝利,但是最後會在一次可怕的慘敗中搞得全軍覆沒。

從當時的格局來看,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其實是一個不大應該存在的東西,因為它即使是得到上海,又通過宋子文的財政改革實行了銀行和重要企業的半國有化,建立資源委員會以後,它的財政基礎仍然是少得可憐。大概最初的時候,國民政府的財政收入總共也就只有幾千萬銀元,到最後,到抗戰前夜,也就是經歷了所謂的黃金十年以後,它最多也就只能搞到四億。但是蘇聯人僅僅是養馮玉祥那支軍隊,每年給的年金就是八千萬銀元,這還不用說是通過上海、印度支那和香港,用來支持南中國各地、粵桂各軍、用來養活汪精衛改組派和國民黨其他派系、養活吉鴻昌等西北軍各將領的那些巨大開支。當然我們必須公正的說,在這些開支中間,共產黨只得到了極少一部分,跟馮玉祥比起來,他們是一個很小的兄弟。共產黨在抗戰爆發以前,開始的時候一年只拿到幾萬銀元,最多的時候,也只拿到幾百萬銀元,也就是說他們拿到的錢實際上只有馮玉祥拿到錢的十分之一。

當時中國法定疆土的財政格局分布大概是這個樣子的:中國有大概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土地由蘇聯人養活。總的開支大概是——沒有辦法精確統計,你只能根據馮玉祥的比例來算,因為南方和沿海地區的普通費用和武器費用可能都要更高一些——可以大致估計,維持中國大概三分之二領土上的各路所謂的國民黨左派的軍閥,花掉了蘇聯大概八萬億左右的開支。蔣介石依靠上海和天津的海關收入,以及鹽稅和派駐工廠的統稅,拿到了幾千萬到幾億的開支,統治了中國大概五分之一的土地。除去上述這四分之三和五分之一剩下的領土,絕大部分由張學良統治,還剩下一些微不足道的零碎,由劉湘那些不值一提的小軍閥統治。這些小軍閥用的是北洋時期和清末時期用的土槍,能夠拿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淘汰下來的步槍就要高興得不得了,他們一個師長所能夠支付的軍費,還趕不上蔣介石在東南部的一個營長。像是劉存厚這樣的在四川也算是大軍閥的人物,手下理論上的正規軍有十幾萬,但是擁有的槍支還沒有張國燾手下紅四方面軍一個團的槍支多。這就是當時中國的基本格局。從地圖上看,列強好像是承認了蔣介石的政府,但從實際上來看,可以說是,亞洲大陸勢力最大的是受蘇聯資助的各軍;第二是蔣介石和那些不穩定的國民黨盟友;第三是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該投靠哪一方面的張學良;然後剩下的那些各路雜碎軍閥都弱小到微不足道的地步。

事情發展到這一步主要依靠列強的反應了。我們可以說是,假如國際形勢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那種情況,你就等不到蔣介石搞四一二政變,當年北伐軍打進南京開始殘殺僑民的時候,列強就會像義和團時代一樣行事了。列強的軍隊會直接開進東交民巷和南京,實行武裝護僑。敢於跟列強作對的任何軍閥勢力,都將在極短的時間內遭到粉身碎骨的下場。跟剛毅和大阿哥的下場是一模一樣的。但這個時候,列強勢力已經衰退,而且尤其是,當時唯一能夠在遠東採取直接行動的日本和美國兩個新興列強採取不干涉政策。日本當時掌權的是幣原喜重郎。他認為,以前中日之所以多事是因為日本干涉過度,現在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時候,日本人應該釋放善意,在南京時期不應該出兵。由於日本不肯出兵,英國孤掌難鳴,所以蔣介石才得到一條生路。如果當時列強能夠集體行動的話,蔣介石肯定是完蛋的。第二就是,這個就沒有任何懸念,是美國人,美國人儘管是南京事件的主要受害者,死的僑民中間主要是美國人,而且包括美國外交官。按照當時的國際法,他完全可以狠狠打你一下。但是美國認為,他為了維護威爾遜總統以來美國人民對中國人民的深情厚誼,美國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從日本人和其他列強的虎口之下救出了根本沒有能力自衛的中國。好人已經做這麼多年,最後還是做到底,不能為了這件小事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於是他秘密保衛使館的海軍陸戰隊築起沙袋,不准外出,堅決不能向任何中國人開槍,你們只要龜縮起來保護好自己的生命就足夠了。

在日美兩國這種政策的保護之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才得以成功。成功以後,美國帶頭,大多數列強又非常主動的交回了辛丑條約以後規定的各項條約特權,最重要就是關於海關權利,因為這是關於金錢的權利。國民黨在得到了海關以後才稍稍有點像個政府的樣子。在那以前,他們所謂的革命軍隊,沒有固定的稅源,依靠各地的資本家、紳商臨時資助過日子,那是沒有辦法長期維持的。這種做法引起了日本國內的嚴重不滿,因為日本國內的憲法結構本來就是不穩定的,國內的泛亞洲主義者和國際協調主義者的矛盾是由來已久的。在辛亥前後,北洋時期,大體上講是在外務省控制的國際協調派的手裡面。這一派主要觀點就是,我們既然已經通過英日聯盟和各種國際協約加入了國際體系,我們等於說是已經從優等生混向地區分公司的經理了,這樣的大好前途必須珍惜,我們不能跟列強搗亂,列強說要維持遠東秩序,我們就乖乖的維持遠東秩序行了,一切按照條約辦事,如果什麼地方有人違反了條約發生衝突,通過國際協調解決,解決的基本原則是,回到條約體系去。幣原喜重郎就是這一派的主要代表。

照胡適的說法,這一階段是日本所謂霸權無害的階段,他不能充分使用他的力量。如果按照他自己力量的話,他有很多次機會可以把東北割出去。例如在清帝退位的時候,張作霖就很想是奉迎皇帝回關東老家,如果革命黨都要十八省,但滿洲父老至少是忠於大清皇帝的。日本這時候只要稍稍下下手就可以把東北割出去,但他們不肯,他們遵循列強集體行動原則。袁世凱倒台的時候機會再次出現,北伐軍前進的時候機會第三次出現。但是每一次當權人都是外務省的國際主義協調者,日本人放棄了自己的機會,決定維護中國的領土主權和統一。這一點在後來他們垮台以後變成了他們的主要罪名之一。因為泛亞主義者可以很正確的說,事情全都壞在你們手裡面,當初如果你們當機立斷,把九一八事變提前十年或者二十年發生的話,無論是中國還是列強,都不會遇到強有力的抵抗,你們錯過了最好的時機,把我們給害慘了。所以現在我們總算是推翻你們掌了權以後,一定要踩你們一萬只腳讓你們永遠不能翻身。當然他原話肯定不是這樣的,但是你們可以理解他們的憤怒。

日本擴張與第二次國共合作

泛亞主義者主要是民間的理想主義者和軍部的人,他們是一批冒險家和探險家,也包括大批的軍人,像頭山滿、犬養毅這些人,可以說國民黨就是泛亞主義者扶持起來的。如果按照外務省的意見,那麼國民黨能不能推翻大清是很成問題的。孫中山窮途末路到處找革命募捐的時候,是黑龍會給他錢,是日本浪人給他保鏢;康有為要暗殺他的時候是日本浪人救了他;大清要捉拿他的時候,日本浪人保護了他。日本的泛亞主義者養活孫中山的同盟會和革命黨,就像母親對待孩子一樣一口奶一口奶的把他養大,沒有黑龍會和日本右派,國民黨早已經餓死過 N 多次了,孫中山的白骨都不知道被三合會的黑手黨扔到哪一個美洲城市的地下水道裡面去了。

從他們角度來看,國民黨卑鄙的背叛了他們,投靠了蘇聯那一邊。黑龍會的宗旨本來就是解放亞洲的兄弟,日本是個老大哥,已經在亞洲第一個解放了自己,現在他本著理想主義的情懷解放他在亞洲大陸的窮兄弟,國民黨是他們的小兄弟,應該團結起來把俄國人趕到黑龍江以北,把解放亞洲的事業進一步推向前。但是你居然要投靠蘇聯,反過來對付我們,這個背叛是再卑鄙不過了。但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日本的官方仍然極其冷血極其不負責任的推行他的國際協調政策,念著他那一套「國際條約神聖不可侵犯,中華民國領土神聖不可侵犯,我們要遵守國際條約,尊重中國的領土完整」。與此同時國民革命軍一路推進,一路殘殺日本的僑民,收回租界,破壞日本的條約權利。最糟糕的是,現在他們掌握了一種蘇聯發明的新方法,就是說,可以利用群眾運動來辦事。如果大清或者北洋的軍官或者政府去侵犯、撕毀了條約,那麼列強可以興師問罪,你們簽署了條約怎麼能不算話呢?

但是如果是革命群眾呢,像是沙基慘案那樣,幾個俄國軍官領導一些槍藏在衣服底下的革命群眾圍攻英國警察,你說英國警察他就像現在在伊拉克的美國士兵和以色列士兵一樣,你是打呢還是不打?你要是不打他,那些人肯定行使革命的暴力把你給做掉了,然後順便就像收回九江漢口英租界一樣,把你得到的租界也收回了。但你要是打了怎麼辦?那就像是五卅慘案和現在中共的情況一樣,你只要打了,保證會有很多左派媒體破口大罵:帝國主義又在鎮壓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了。但是你絕對可以相信,真主黨所武裝起來的那些遊行示威群眾絕對不是什麼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以色列士兵只要敢讓他們進入自己十米以內,保證自己就會沒命了,不先殺他們,他自己保證就沒命。阿富汗的美國軍隊如果不趕緊放倒進入自己勢力範圍的穆斯林的話,那些「手無寸鐵的」、「熱愛和平的」穆斯林絕對不會像是衛報的記者說的那麼可愛的。蘇聯軍官和國民黨和共產黨黨代表武裝起來的革命群眾只要進了租界或者是進了日本企業,絕對不會把它們重新交出來。不僅如此,即使日本僑民的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保證。

像濟南慘案那一次,國軍士兵和暴民大量的殘殺日本的僑民和強姦日本婦女,他們留下了許多照片。之所以能夠留下來是出於陰差陽錯的緣故,是因為我們國家的教科書編纂者為了證明南京大屠殺是日本人的罪行,把這些照片搜出來,放進了中學歷史教科書,宣佈這些被中國人殺害的日本人是被日本人殺害的中國人,以此作為控訴他們的罪行,來頌揚自己。但是問題在於這些照片是登在日本報紙上的,而那些報紙,很不幸的,沒有被美國轟炸機全部燒光,所以這就變成了二十一世紀遠東歷史學家的一次重大笑話。

儘管幣原和若槻首相暫時還能維持他的權力,但他們的權力基礎顯然是在不斷的削弱,尤其是在張學良決定歸附蔣介石以後。儘管我們教科書說張學良歸附蔣介石是中國反動勢力的一次大團結,但在日本角度上看,這意味著亞洲大陸的徹底赤化。從他的角度來看,國民黨和蔣介石的糾紛實際上跟真主黨和哈馬斯的糾紛是差不多的。如果你問以色列,真主黨打倒了哈馬斯,是不是反動勢力的一次重大勝利,以後以色列就可以安心睡覺了?以色列肯定會說:見鬼,這兩個都是我們的敵人,而且都是伊斯蘭極端分子、第五縱隊。從日本的角度來看,國民黨打倒了共產黨對日本人沒有任何好處,也就是相當於是哈馬斯打倒了法塔赫,阿拉法特滾蛋了,對日本人沒有任何好處,國民黨和共產黨一樣,也是充滿了蘇聯間諜的一個窩點,國民黨的國母宋慶齡本人就是當時中國境內的第一號匪諜,其他的就不用說了。駐守華北的整個西北軍一向都是依靠蘇聯人來養活的。像張克俠,他加入共產國際的時間比周恩來還要早一點,而且資格更老一些,更受信任一些。像瞿秋白這些人,他是首先加入俄國共產黨,然後才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像虞洽卿這些人,他們是俄國共產黨員,但是從來都不是中國共產黨員。張學良是企圖加入蘇聯共產黨,被斯大林趕出來以後,退而求其次,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才加入中國共產黨的。這就是當時的基本政治格局。

你可以想象,日本在這種情況下,他是不可能信蔣介石的。他跟蔣介石進行的歷次談判中都包括有聯合防共的要求,而蔣介石一向不接受。照我們的歷史教科書來說,這證明瞭蔣介石是多麼的反動,是法西斯的一個幫凶。其實恰好相反,日本之所以提這些條件,就是因為他不放心蔣介石,他知道蔣介石身邊有無數的共產黨員,也看到蔣介石沒有胃口要清洗他們,他們懷疑蔣介石本人的立場問題。他的意思是,你跟我合作是可以,但是你首先要把你身邊的和黨內的共產黨人給我清洗出去,這樣我才能放心跟你合作。但蔣介石每一次都不乾。而且這一點不能解釋為被蒙蔽。從蔣介石和宋子文他們組織軍統的過程中你就可以看出,徐恩曾他們基本上是不可能不知道錢壯飛跟共產國際的關係的。但他還是要用這些人,因為照國民黨當時的想法,他仍然認為自己是個反帝反軍閥的政黨,他的主要敵人是張作霖和英帝國主義。共產黨儘管也是他的敵人,但照他看來,在目前這個鬥爭階段仍然是可以合作的對象。這一點也並不離奇,像土耳其的國父凱末爾立國當時,也曾經跟蘇聯聯合來對付英法帝國主義,只不過他在時機成熟以後也搞了一次土耳其式清黨,把蘇聯人給趕出去,反過來跟英法簽訂附屬條約,那是 1939 年的事情了。

如果蔣介石也肯那麼做的話他不一定會滅亡。但是他對第一階段的估計太長了。他認為在現在這個階段,帝國主義仍然是主要敵人,個別的運用幾個能幹的共產黨員,只要沒有超出他能夠控制的範圍,危險不大,至少我們要把帝國主義趕出中國,完成中國統一以後我在整體上來跟共產黨算總賬。他肯定也是打的是凱末爾這個主意,因為二、三十年代的國民黨是公開的把土耳其當作自己的師父,公開主張按照土耳其那種路線改造中國的。這個改造策略就很明顯是,像蘇聯算計他一樣算計蘇聯,蘇聯是想利用國民黨把共產黨放進來,然後中國完全赤化以後把國民黨踢出去。國民黨其實也想是,利用蘇聯和共產黨的力量把帝國主義趕出中國,等他統一了中國以後,再學凱末爾的榜樣,反過來把蘇聯和共產黨做掉的。這就看是誰最心狠手辣,誰的策略最高明瞭。

在抗戰以前,蔣介石還有理由認為他這種左右逢源的辦法是正確的。他二、三十年代的時候,軍統剛剛組成的時候,它的主要目的並不是對付共產黨員。這方面,共產黨的材料是不可信的。你從徐恩曾當時開始安排的這些任務就可以看出,軍統剛開始成立的時候,第一批主要敵人是租界的帝國主義者和國民黨無法控制的東北。當時東北還是張作霖那一輩人控制的地方,張學良還沒有開始改變立場。北伐的主要目的就是奉軍和上海的帝國主義者,這兩塊地方都是國軍沒有力量直接進去的。沒有力量直接進去就只有採取他們從蘇聯師傅那兒學的辦法:派秘密警察、派顛覆分子暗中潛入進去。但是國民黨在這方面的人才不夠多。誰最擅於搞地下活動呢?除了共產黨員還能有誰呢?儘管任何公開承認自己身份的共產黨員很可能是要殺掉的,但是,像錢壯飛這樣擅於搞滲透活動的人才實在是不可多得。如果沒有錢壯飛的話,被吹得神乎其神的軍統很可能根本進不了東北;如果軍統當時沒有進到東北,進入不了張學良的身邊的話,張學良會不會易幟還很成問題呢。

國共兩黨雖然在南方掐得一塌糊塗,但在東北對付奉軍老人這方面立場卻是完全一致的。如果沒有他們在奉軍內部搞的一系列活動的話,張學良和他周圍的新派人士很可能像是以前的郭松齡一樣被老派的將領和楊宇霆給做掉了。張學良之所以能夠勝利,勝利以後之所以能夠異乎尋常的改變他在國內國外的整個路線鬥爭中的政策,用他自己的新派去取代老派,結果一直搞到喪失東北基地,這裡面都跟錢壯飛和徐恩曾負責的東北工程關係極大。這一點到目前為止仍然是歷史上的重大盲點,原因很簡單,就是國共兩黨都不想揭露出來。共產黨分裂國民黨的部分,國民黨是肯定要揭破的。但是這一方面的問題恰好是國民黨共產黨共同算計張學良的做法。所以他們誰也不願意揭破。但是這方面的痕跡實在是太明顯了。張作霖最初的時候並不是很想跟蘇聯翻臉的,他很想根據奉俄協定跟蘇聯維持像俄羅斯過去那種關係。但最後不得不翻臉,就是因為蘇聯不斷的按照他的一貫做法在奉軍內部搞策反工作,通過中東路、白俄僑民之類的傳播媒介,在東北軍的將領中安插自己的人。兵權是張作霖的命根子,如果容許他這樣長期搞下去,過二十年以後東北軍也要變成紅軍的一個分支了,所以他非得要跟蘇聯翻臉,非要殺人不可。

殺人以後,幹掉李大釗和其他人以後,他跟蘇聯再次交涉的時候,交涉的內容也是很有意思的:他最主要的要求不是領土要求,不是中東路的糾紛,不是財政方面的要求,也不是白俄,他很願意犧牲白俄的,主要的要求是,他堅決要求蘇聯無論如何要停止對奉軍內部的滲透工作。如果這一點做不到的話,談判什麼都沒有用,沒有奉軍,他張作霖就什麼也不是了。儘管張作霖本人清理共產黨員做得很成功,但這件事情完全壞在他兒子張學良手裡面了。事情糟就糟在是,奉軍內部的新舊兩派一向是有裂痕的:舊派以楊宇霆為領袖,是忠於老帥的;而新派以張學良和郭松齡這對兄弟為代表,覺得老一輩的東北軍將領思想太陳腐了,他們在北平見過大世面,年輕人比老人更會辦事,希望擁戴少帥,做一番大事業。郭松齡兵變其實就是後來九一八事變一次預演。郭松齡差不多就是張學良的化身,他之所以能夠調動許多奉軍部隊,也就是因為這是張學良交給他的。但是張作霖父子情深,他殺得了郭松齡,卻沒辦法對付張學良,最後還得把天下交給張學良。而張學良一旦勝利,乾掉楊宇霆那些人,實際上在東北內部就等於是郭松齡贏得了死後的勝利。張學良一旦贏得勝利,就會做出郭松嶺當年打算做的事情,他要把奉軍改組為東北國民軍,跟馮玉祥稱兄道弟,站到蘇聯和國民黨一邊來,摧毀舊勢力。張學良一旦幹掉了東北的舊勢力以後,他馬上就跟蔣介石聯盟,帶兵進關,加入了國民革命軍,實行東北的全面易幟。這就意味著日本在遠東的條約權利的全線崩潰。

就日本國內的角度來看,這就是證明瞭幣原外交的徹底破產。無論你怎麼樣對中國人好,他們都不會遵守諾言的,他們無論如何都會把你趕出滿洲。如果說是趕出內地,日本人還可以不在乎的話,把你趕出滿洲這一點,日本人是絕對不能容忍的。從日本人角度來看:第一,滿洲根本不是中國本土,滿蒙一向是中國的敵人。當年汪精衛和孫中山、章太炎他們在東京鬧革命的時候,每天都向日本政府跪求,請求日本人解放他們,因為我們華夏民族是宋人和明人的後代,跟朝鮮人一樣,跟你們是親兄弟,被滿洲人和蒙古人欺負了這麼多年,走投無路,只有指望你們日本人派出王師來拯救我們了。這些宣傳對日本人來說是記憶猶新的。現在你國民黨再來說是東北和蒙古是你自古以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們不可能想不到辛亥革命當時孫中山是怎麼樣苦苦哀求,只要日本人肯給他區區幾百萬元援助,解他的燃眉之急,他願意把整個東北全部奉送給日本的。

第二點更重要,就是,張學良那種政策名義上是引進了國民黨,實際是引進了蘇聯。不僅是在東北,在整個華北,國民黨的組織建立的時間比共產黨更晚。可以說是,如果說在華南,共產黨還要通過寄生國民黨的方式擴張勢力,那麼華北就恰好相反了。如果大家去查黨史就可以發現,華北的國民黨組織是共產黨幫助國民黨建立的。在共產黨幫助國民黨建立組織以前,國民黨除了在北京、天津的幾個大城市以外,在整個廣大的北中國內地一個黨員都沒有。北方之所以有國民黨黨組織是共產黨的功勞,東北也是這樣。東北是以地下黨組織滲透的方式建立國民黨黨部的。而國民黨,說老實話,願意做地下工作的國民黨人,十個有七個都是共產黨的地下黨。真正的三民主義者,沒有幾個願意離開南京和上海的,願意到艱苦地帶到前線去拋頭顱灑熱血、到軍閥的第一線去、打入黑幫內部去、傳播黨義這種人,就憑他那種傳道的熱忱你就要高度懷疑他是不是共產黨的地下黨了。東北的共產黨組織,如前所述,是我們親愛的錢壯飛同志 (周恩來同志的老戰友) 建立的,所以張學良後來東北搞的國民外交是由什麼人負責指導的,指向什麼樣的方向,就不用說了。

這一點有沒有糊弄到蔣介石不好說,但他肯定糊弄不了日本人。日本人對中國的情況是最瞭解的,比誰都瞭解。南京事件當中,外媒報刊的宣傳還是說是什麼什麼,國民革命軍搞義和團什麼的,殺害外僑,群眾排外。但是日本外交部的報告,已經把共產國際駐南京的每一個代表的姓名、住址、資金來源都給列出了。蘇聯駐華使館的哪一個武官,在哪一年,某年某月某日下達訓令,命令南京地區的共產黨代表在什麼什麼時候槍殺外僑,然後,通過輿論導向,把責任引向國民革命軍身上,引起蔣介石和國民黨跟列強不可避免的衝突。這些方面的材料,西方列強還不知道,國民黨還不知道的情況下,在 20 年代當時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日本人已經全都知道了。從日本的角度來看,幣原外相已經知道這些明擺著的顛覆材料居然還要採取姑息縱容政策,實在是不可原諒,對帝國利益是極度的不忠。現在這一套把戲又在東北上演,儘管國民黨可能被瞞住,西方人可能不明就里,外圍群眾並不知道,但是日本在東北的情報組織是經營多年、老謀深算的。他們連南京的事情都能夠查的出來,錢壯飛他們在東北搞的那些事情他們不可能查不出來,他們不可能不知道張學良自鳴得意搞出來一個東北國民外交協會的偉大主持人,現在這一點已經不是什麼了不起的秘密了,這個偉大主持人的名字叫閻寶航。你只要說出這個名字,我想多餘的解釋都是不必要的了。國民黨和張學良在 30 年代初期在東北即將推行的政策,將會是怎麼樣的,將會有什麼樣的結果,蔣介石不知道的事情,我們都應該已經很清楚了。

在這種情況下,你很容易理解為什麼九一八事變會發生。九一八事變同時達到兩個目的。他把幣原外相、若槻首相和那些靠不住的不敢冒險的外務省相關官員全都趕出來。從日本角度上,這是個亡羊補牢的事情,本來在共產革命滲入中國以前你們就應該當機立斷了,現在已經到了扁鵲所說的話,是寇入深矣、病入膏肓的時代,你們再不當機立斷,整個東亞就要完蛋了。當時滿洲國建立的時候有個口頭禪就是,只有日本才能夠阻止共產勢力的南下,沒有日本,整個東亞大陸就要完全赤化。這句話連美國人都不相信,後來美國人資助蔣介石的時候也絕對不相信。但是從蔣介石倒台以後,歷史發展來看,其實日本至少在這一方面是對的。當然他們也是出於自私的目的,自私的帝國主義擴張的目的。但是,你得注意,眼光最敏銳的人就是自私的人,因為外圍群眾不可能有這樣的興趣去瞭解具體的情況,因為跟他沒關係,他也不會損失一毛錢,他憑什麼要把這事情搞清楚?只有利益相關者的眼睛最銳利,嗅覺最敏銳。日本人之所以能夠在這方面比美國人更加先知先覺,原因很簡單,美國人在東北沒有利益,他只要抽象的講一講,同時打倒帝國主義和共產主義,要自由要民主,既不要共產主義又不要殖民主義之類的響亮的口號。當然沒有具體的利益,他也不想瞭解什麼。而日本人有具體的利益,他非要瞭解具體情況不可。所以他們瞭解的情況是最清楚的。

九一八事變是一個轉折點。在九一八事變以前,東亞國際體系是在明顯的崩壞之中,但是主要破壞者就是蘇聯和國民黨:第一個是蘇聯,蘇聯野心最大,他要整個吃下來,他的滲透範圍包括整個東亞;國民黨的野心比較小,他只要撕毀北洋政府簽訂的各個條約,把中國本部和滿蒙這些邊區地帶重新統一起來,建立一個不受帝國主義左右的新中國就滿意了。但這一點肯定要犧牲清末和民初簽訂的所有條約。日本人在整個 20 年代都是跟著英國人的屁股走的,採取的是維護條約的政策,這主要是出於外交官的慣性: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日本在外交上之所以能夠節節勝利,主要就是因為通過英日聯盟跟定了英國的緣故;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大英帝國勢力不斷衰退、英國人不斷撤退的時候,仍然是根據過去習慣,死死的跟著英國人走,結果錯過了他干涉亞洲大陸的最好機會。

從日本的角度來看,少壯軍人的暴起趕走了這些老邁的昏聵的自私的外務省的官僚實在是一件大好事。如果讓這些官僚繼續胡搞下去,那麼英國人願意作死你也跟他作死,英國人願意把整個中國交給赤化分子,你也願意這麼幹,英國人交出東亞以後他們可以回歐洲,日本人往哪裡去?玩到整個亞洲大陸赤化以後,還能有日本人的位置嗎?無論如何,日本人無論出於帝國主義的目的,還是反對蘇聯和共產主義的目的,他都必須強化對亞洲大陸的干涉,這才是九一八事變的真正背景。九一八事變的長期後果就是,他徹底打破了國民黨不付任何代價就能夠重新恢復大清帝國版圖的企圖。事實證明,打破條約體系是可以的,但是仍然必須要由鮮血來換。東北是日本人在日俄戰爭當中用鮮血換來的東西,大清是搭便車,要日本人打敗了俄國人以後免費的還給你了,所以你在東北只能享有一個名義上的主權,實際上的權力全在日本人手裡面。你要想把名義上的權力變成實質上的權力,最後你仍然需要流盡自己的血才能夠做到這一點。大自然沒有免費午餐這件事情。

國民黨的失敗就是蘇聯的勝利,因為東亞條約體系瓦解的過程中間,舊有的、維護條約的像吳佩孚之類的都漸漸的垮台,他們的土地和利益被三個條約破壞者所瓜分。三個條約破壞者就是剛才介紹的:蘇聯和附屬蘇聯的共產黨、國民黨和他的大中華民族主義勢力,以及日本人。今後,三十年代初以後的東亞就要在這三個條約破壞者之間進行交手了。而國民黨在遭到重擊之後,發現自己完全站不住腳,就一步一步的走向了聯合蘇聯反抗日本的政策。應該說蔣介石和孫中山一樣,最初也是謀求西方列強支持的,但他們也很清楚的發現,列強既然在亞洲遠東的利益不大,就會變得越來越不願意干涉遠東事務。張學良遊歷歐洲,在各國都碰了一系列釘子以後,最後發現還是只有回到蘇聯那兒去,申請加入蘇聯共產黨。只有蘇聯才有可能趕走日本,讓他回到滿洲。其他任何歐洲國家都根本不想管東亞的事情,甚至有打算和日本人做交易。美國人雖然口頭上譴責日本,但實際上執行的也是孤立主義政策。能夠不僅用口頭譴責日本,還能夠用現實的真金白銀和武器來反對日本人的列強只有蘇聯。

這個發現並不僅僅屬於張學良個人。雖然蔣介石嚴厲的譴責張學良背叛了他,但是蔣介石其實是在更高層次和更大範圍內重復了同樣的政策。他之所以不把江西的紅軍斬盡殺絕,其實也是為了將來聯合蘇聯抗日的時候需要留一個見面禮。這一點連陳誠都看出來了,陳誠和李宗仁都注意到,蔣介石在江西剿共的時候,軍事部署是很奇怪的,好像是存心留一個出口讓共產黨跑掉似得。從蔣介石的角度來看,把共產黨的東南部分——靠近他勢力的核心部分趕出去,趕到靠近蘇聯的邊界地帶是很有好處的:第一,這些人如果到了蘇聯和日本勢力交錯的地方,比如是在外蒙古的邊界上,他很可能引起蘇聯和日本的衝突,蔣介石就希望蘇聯和日本打起來;第二,讓他們到了西北以後,一路上經過的那些地方軍閥的轄區,把這些地方軍閥給打垮了,然後蔣介石可以跟在他後面摘桃子,如果沒有這個摘桃子的過程,將來國民政府能不能夠遷到重慶還是很成問題的事情;第三就是,將來他跟斯大林談判的時候,可以跟斯大林做交易,你看,我沒有把共產黨斬盡殺絕,我留下了相對的餘地,而且如果斯大林願意支持我抗日的話,我還可以把最貧困落後,我自己也不怎麼想要的西北割讓給你們,把西北交給蘇聯,然後蘇聯幫助我們從日本手裡奪回東北。這在他看來是非常合算的一個如意算盤。正是在這個如意算盤的基礎之上,1937 年的抗戰才能夠展開。

從日本的角度來看,盧溝橋事變完全是中國方面挑起的。就像現在中國駐柬埔寨的聯合國軍中的人員遭到紅色高棉的襲擊一樣。有身份不明的武裝人員襲擊了聯合國維和部隊的中國部隊的銀行,聯合國部隊正在向柬埔寨王國政府提出嚴正交涉。上述這句行話,如果把中國換成日本的話,就是日本在盧溝橋事變以後的基本立場。日本人不知道事情是誰搞的,但是他的人遭到了襲擊,很沒有面子,他要求中國方面提出解釋。蔣介石知不知道,宋哲元知不知道,這不好說,張克俠、周恩來同志肯定是知道的。西北軍的情報工作一直是他們經營的。但是蔣介石即使不知道什麼是真相,但是他的處理方法仍然是有極大的回旋餘地的。他完全可以重演塘沽協定的一幕,尤其是在宋哲元根本不想打的情況下。宋哲元的立場是,不准中央軍開進保定。他對蔣介石也是很有理由不信任的,他知道中央軍無論是為了剿匪——也就是剿共也好、還是在抗日也好,無論打什麼旗號,只要開進了你的地盤,你想再把他們趕出去,這個困難比波蘭人和東歐國家把蘇聯的友好援助部隊趕出去一樣困難。所以只要他還能夠做得到,他是盡可能的想要請求蔣介石不要援助他的。

這個立場不僅僅屬於他個人。偉大的反共分子、堅定的抗日英雄閻錫山同志,同盟會的老會員、辛亥革命的英雄、政治上絕對正確,採取的方法也是一模一樣。共產黨打過來的時候他也是懇求蔣介石,不是懇求蔣介石趕緊來援助他,而是懇求蔣介石千萬不要援助他,他完全能夠把共產黨搞定,但是如果國民黨也開進來的話,他不知道怎樣才能把他請出去。在這種情況下,只要蔣介石願意採取息事寧人的政策,那麼其實宋哲元和西北軍是很容易跟日本人再搞第二個塘沽協定的,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能夠維持華北的割據狀態,把蔣介石拒之門外。如果真的抗日打起來的話,那麼他們都要變成中央軍的俘虜了。這個前景是很明顯的。所以即使盧溝橋事變是我們親愛的周恩來同志和張克俠同志製造出來的,他是放了一把火,這把火能不能夠燃燒起來,並不是取決於周恩來同志,而是取決於蔣介石同志。是蔣介石決定要它燃燒起來,而且也是蔣介石決定這把火不應該僅在華北燃燒起來,而且還要在上海燃燒起來。

上海是列強關注的地帶。照蔣介石的如意算盤,如果在華北打起來,列強可能像在東北一樣不管不問;但是在上海打起來,列強應該是不會不管不問的。列強幹預了,那麼他就會得救了。結果他沒有想到,在上海打了三個月打到全軍覆沒的時候,列強仍然遲遲沒有進行干涉,而且緊接著歐洲戰爭也就爆發了,列強自顧不暇,已經不可能再干涉遠東形勢了。這個致命的誤判毀了國民黨,把它在 30 年代積累下來的全部資產都消耗的乾乾淨淨。可以說,犯了這個賭徒式的錯誤以後,蔣介石實際上是已經「死了」,以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吃老本和垂死掙扎。但這件事情你也不能說是蘇聯或者共產黨的陰謀格外的聰明,這只是一個試探性的行動,像共產黨在亞洲和非洲各地搞這樣的試探性行動多了去了,能不能產生效果關鍵還是在於你自己怎麼處理的,你自己能不能夠沈得住氣才是最關鍵的問題。以色列人在同樣的情況下一般都是能夠沈得住氣的。

抗日戰爭一旦開始,就產生了兩種效果。第一,在中國內部,各路地方軍閥現在走投無路,注定要變成蔣介石的俘虜了。閻錫山無論怎麼樣老謀深算,還是無法阻止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軍隊同時開進了他好不容易看守了多少年、專門修窄軌鐵路來保護的山西省。以後他就走投無路了,他只能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選擇其一。最後他無可奈何還是選擇了國民黨,因為他畢竟是辛亥革命的元勳,再加上共產黨通過犧牲救國同盟會又成功地拐走了他不少的軍隊,他對共產黨有切膚之痛,相比呢蔣介石可能還算是比較老實的一方。但是這個格局是一個比較小的格局,在更大的格局上,正如宋哲元和閻錫山變成了蔣介石的俘虜和人肉盾牌,蔣介石也變成斯大林的俘虜和人肉盾牌。抗戰一旦爆發,列強無力干涉遠東的局勢一旦很明顯,蔣介石唯一的希望和依賴就在蘇聯頭上。只要他跟蘇聯結盟,那他不可避免的要重新採取所謂的第二次國共合作。

第二次國共合作,這意味著國統區為周恩來同志重新打開大門,八路軍代表處重新回到了重慶。經過這番經營以後,如果說是,1936 年的匪諜還以西北軍和桂粵兩軍為中心的話,那麼 1946 年的匪諜已經遍布了國民政府的每一個重要部門了,最重要的是,包括幾乎全部的情報工作。這一點倒不是國民黨特有的弱點,我們必須承認,資產階級人士是不大會搞情報工作的。當特務需要有一種特殊的心態,好像是,比較富裕和體面的人不容易把自己搞成那個樣子,是需要出身比較低下的人才能幹這種事情的。不僅是國民黨,連美國都是這樣的,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是根本沒有任何情報機構的。照史汀生陸軍部長充滿紳士風度的高尚宣言,就是說,如果你是個紳士的話,你是不會想要去偷拆別人的信件的。但是如果別人偷拆你的信件,你怎麼辦?這位紳士沒有提出任何解決辦法。等到珍珠港事變發生以後,他就很無可奈何的發現美國的信件早已經被別人給偷拆了個遍,於是非得成立戰略情報局不可。

美國成立戰略情報局的經過跟國民黨成立軍統的經過非常相似。其相似之處就在於,除了局長以外,第一批核心工作人員和最能幹最出色的情報人員全都是地下黨。要說國民黨後來完蛋,到底是重慶那些共產黨地下黨員發揮的作用大還是華盛頓的地下黨員發揮的作用大,這是很難說的。真要從格局上來說,恐怕是後者發揮的作用更大。因為這些人中間包括一些非常重要的人物,例如美國當時的財政部長懷特。蔣介石一直到死,始終搞不清楚羅斯福、杜魯門和馬歇爾為什麼如此殘酷的戲弄和虐待他,但是如果他知道戰略情報局是怎樣建立的,國務院在戰時搞統一戰線又是怎樣招收人員的,他可能就會有另外一種看法。如果他真的瞭解這麼多的話,他是絕對不敢在 1946 年就發動內戰的。因為我們得承認,儘管國民黨把自己描寫的非常委屈,但是 1946 的內戰是他首先發動的。共產黨只希望能夠割據北方三分之一的土地就滿足了,而國民黨卻認為他可以全部拿下來。

就從這一點你就可以看出,國民黨的情報人員實際上沒有給蔣介石提供任何有效的真實的情報,這些有效的真實的情報估計全都到斯大林和毛澤東那一邊去了。你從毛澤東高度的格局感就可以看得出來,他在皖南事變以後已經精確的預見到了戰後的形勢將會兩極化,而國民黨不會全心全意的站到美國一邊,只要共產黨全心全意站到蘇聯一邊,他就贏定了。他怎麼能夠有這樣高明的見解呢?這一點不能解釋為毛澤東個人的聰明,因為毛澤東雖然是有點聰明的,但是他在 1936 年前預測國際形勢的時候仍然是非常笨蛋的。照他對斯諾和史沫特萊的說法,他認為墨索里尼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而希特勒則是墨索里尼的一個不成器的弟子和銀樣蠟槍頭。從後來的歷史發展看來,這個評論好像是弄顛倒了。這一點你就可以看出,毛澤東在不掌握情報來源的時候,他判斷國際形勢也是以胡猜為主的。如果他在某些地方判斷形勢非常準確,那麼我們可以合理的猜測,他一定是得到了蔣介石不可能得到的情報的。

二戰與東亞格局的改變

在抗戰期間,三方的計劃都在有條不紊的進行。從日本這方面來看,日本人在清朝末年以來就已經提出來、但是被壓抑了很久的泛亞洲主義政策總算可以實行了。這個政策認為:日本雖然搞明治維新,但是這並不表明西方文化是最優越的。西方文化是功利的、現實的、只講利益不講道義的,比起我們高貴的日本文化來說並不是最優越的。我們儘管現在出於形勢要搞明治維新,要加入西方國際體系,但是我們一刻也不能忘記我們最終的目的不僅僅是要解放日本而是要解放所有有色人種。現在戰爭爆發以後,最終撕破了臉,從他們的角度來看,他們已經解放了中國,然後又要通過太平洋戰爭即將徹底消滅整個殖民主義,解放整個亞洲。儘管日本挨了原子彈而且投降了,但是日本國內始終是有戰勝派和戰敗派的爭論。

戰敗派的意思就不用解釋了。戰勝派的意思就是我剛才說到的意思,就是說形式上是屬於投降,那無關緊要,因為日本從明治維新以來長期以來的目的是解放亞洲的有色人種,他打甲午戰爭是為了這個目的,打日俄戰爭是這個目的,打蔣介石是這個目的,打太平洋戰爭還是這個目的。他最終還是達到了目的,他成功的消滅了歐洲人和白種人的霸權和殖民主義。無論未來發生什麼情況,亞洲人民終於獲得解放了。而且日本在將來的適當時期並不是不可能恢復他在東亞的領袖地位。這一點是非常現實的。因為你如果到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那些地方去,你完全就可以看出,當地的領導核心,就是在二戰時期由日本人扶植起來的那些反殖民主義勢力。昂山素季之所以能有勢力就是因為她爸爸昂山將軍是專門負責給日本人帶路的。

有朝一日,比如說,中日關係在嚴重惡化的情況下,美國對日本鬆綁,日本人重返東南亞的情況下,你就可以看出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做出的犧牲還真不是徒勞的。當年播下的種子真的在以後是會有收成的。從日本的角度來看,你真的不能以一時的成敗論英雄。泛亞主義者,從日本國內角度來看是目光遠大、敢於犧牲的理想主義者。他們不像外務省那些職業官僚和現實主義者只盯著眼前的蠅頭小利,只講現實利益不講理想。我們不要以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歷史的終結,歷史在任何時候都不會終結。從泛亞主義這角度來講,這只是一個,取得了一項重大成就,也付出了一定的犧牲,在將來這些犧牲還是有回報的。

從國民黨的角度來看,抗日戰爭終於實現了徹底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最後目的,收回了所有租界,至少在法理上來講,收回了除外蒙古以外的所有大清的遺留領土。國民黨幾十年奮鬥的理想最後是要瀕臨實現了,新中國的復興迫在眉睫。今後的新中國不再是條約體系中間一個非常次要非常被動的一個小兄弟,而是世界四強之一,跟偉大的歐洲國家一起並列於世界四強之列。為了這一切的美好前景,難道冒一點風險、付一點犧牲不是很值得的嗎。

從蘇聯的角度來看,情況當然是一片大好。現在國民黨已經是他的俘虜了,國民黨處在捷克總統貝奈斯那種地位上,你如果乖乖的跟共產黨搞統一戰線,充當白手套,那麼也許你在戰後還能夠當幾年名義上的聯合政府總統,但是遲早這個聯合政府會落入共產黨手裡面。任何資產階級黨派都會搞聯合政府,但是,只要有共產黨員參加的聯合政府,哪怕是只有一個共產黨員在聯合政府內部,這個聯合政府就只有兩種結局:要麼資產階級黨派發動政變,用麥卡錫主義的手段把共產黨殺光;要麼共產黨發動政變,把資產階級人士全部逮捕和鎮壓起來,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最終過渡。資產階級各政黨之間是可以長期聯合和和平收場的,但是只要加上了共產黨的聯合政府,最終你只能在這兩種道路中間選擇其一。

從抗戰那個時候開始,其實國民黨差不多已經死定了。他要麼呢,就按照蔣介石實行的手段,把共產黨趕出去,打一場內戰,然後被打垮;要麼呢,他就跟共產黨合作,建立一個捷克和波蘭式的聯合政府,最後的結果,他也可以是,通過和平演變的方式被排擠出去,中國還是會通過某種比較類似東歐的方式,不經過暴力的革命,而是通過短暫的上層政變,變成人民民主國家,把聯合政府初期曾經像遠東共和國領袖一樣發號施令的那些資產階級人士排擠出去。這種結果是無法避免的。只要唯一能夠在亞洲大陸採取實際行動的日本垮台了,而美國人又不願意深入干涉亞洲大陸的事務,那麼上述的結果是一定避免不了的。

國民黨如果打仗的話,他不可能打得過蘇聯、朝鮮和中國共產黨三方聯盟。這個仗是沒法打的:國軍如果打了勝仗的話,那麼共軍就會退到蘇聯控制的大連和金日成控制的朝鮮,在那兒休整好了,裝備好了大連兵工廠給他配備的新式武裝再打回來;國民黨打敗了,那就是一敗塗地,再也回不來了。這種仗你怎麼能打?後來美國在印度支那也是這種情況:如果美國人打了勝仗,那麼越南共產黨就會從容不迫的越過邊境撤到老撾和柬埔寨去,然後美國人要追進去,西哈努克親王就會提出嚴正抗議,全世界都會譴責美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的罪惡企圖,然後共產黨在柬埔寨建立基地,把柬埔寨政府變成自己的傀儡,然後打回越南,國際輿論就像是睜眼瞎一樣看不見,所有左派報刊都好像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美國人如果打輸了那就是你輸了;如果打贏了,那不算是你贏。這個仗是沒法打下去的。除非他乾脆就直接撕毀國際法,乾脆把印度支那全部佔領了。但是美國人又太講體面,不可能這麼做。所以你無論多麼強大,你肯定是要輸的。在 1946 年那種地緣政治形勢方面,國民黨無論如何是不可能在東北打贏的。理由就跟美國人在南越絕對沒有辦法打贏一樣。除非你把朝鮮、蒙古和蘇聯遠東部分一起列為戰場,否則你打了再多的勝仗也是白打。

更不要說是日本人通過這次失敗,把他在東北經營的全部工業都送給了蘇聯和共產黨人。當時的滿洲國,是亞洲第一大工業生產國。我好像在其他地方提過 N 多次,戰敗投降的時候,日本人留下的儲備糧,不是所有儲備糧,就是在現在吉林省東部一個戰備倉裡面留下的儲備糧,夠吃五年。奉天或者是遼寧的飛機製造廠一年可以生產一千多架飛機,而國民黨在內地十八省擁有的所有工廠根本配不齊一輛完整的卡車,要讓卡車開動起來,連汽油和輪胎都必須從印度進口,千辛萬苦的從美國運來,經過加爾各答和駝峰航線運到昆明,然後再運到重慶。整個十八省的資源抵不上小小的一個滿洲領土。他是不可能打贏這場戰爭的。

如果他是一個合理的,像日本外務省官僚那樣,講究利益博弈的理性主義者,那麼 1937 年,他就根本不應該開戰的。他在那個時候就完全應該在華北建立一個緩衝國,然後全力建設江南,直到在南部建立起一個像樣的工業基地為止。但是蔣介石和日本的泛亞主義者一樣,他們都是理想主義者,不以一時的成敗論英雄,即使他知道了我現在說的所有這一切,他仍然不會認輸的。不要說在當時,1950 年他不會認輸,就是在此時此刻,甚至在明年夏天,國民黨連台灣也丟掉以後,他仍然不會認輸的。他認為他負有復興大中華這個超民族共同體的使命,正如恩維爾帕夏認為他有解放全體突厥民族的使命,黑龍會認為自己有解放整個亞洲的使命一樣。一時的挫折是不會使他動搖的。他很可能認為,即使弄到現在這種慘不可言的地步,但是,歷史已經證明他最終是正確了。如果將來中國恢復了統一的話,這個天下,無論執政者形式上是什麼名義,最終都必然要執行他的那種相當於泛突厥主義的大中華主義政策,大中華主義最終還是勝利者。即使整個國民黨為大中華主義做了犧牲,這個犧牲也是值得的。就像日本人戰敗還會認為,即使亡了全體市民,都為反殖民主義事業做了犧牲,這個犧牲仍然是值得的。

像我這樣比較玩世不恭的小人,可能會覺得,你這個犧牲 TMD 算屁啊,日本人把自己的市民全都送到原子彈下去犧牲了,殖民主義倒是打垮了,但是你自己也垮了,而且解放的那些殖民地國家又不是你的,你嘚瑟個屁啊,你這樣戰勝的話還不如失敗呢。我對國民黨也是這種看法。就算是有朝一日,大中華主義真的如其所願的失敗了,但是國民黨是大陸也丟了,台灣也丟了,什麼都完了,就算將來大中華能夠實現的話,這東西又不是你的,我真不明白你為什麼要這麼激動。我想這大概就是理想主義者和凡夫俗子的差別吧。像我這樣的凡夫俗子在面對這樣的選擇的時候,肯定會毫不猶豫的放棄這種讓我得不到一點好處的偉大理想,但是一個真正的理想主義者,像蔣介石和頭山滿這種人,會毫不猶豫的說,即使是犧牲了國民黨和犧牲了日本本身,只要反殖民主義和大中華主義的目的最終得到勝利的話,那麼我也還是可以含笑九泉的。這種行為叫做什麼呢?這叫做求仁得仁。

所以我們需要正確的認識蔣介石,他是一位真正的偉大人物,絕對不像是共產黨抹黑的那麼醜惡,也絕對不像是民主小清新說的那樣,是一個頑固反對民主、思想傳統的人。他完全知道他自己在做什麼,他認為他在為了一個更加偉大的事業做出犧牲,他雖然犧牲了你們虐待了你們,但是,他也更加徹底的犧牲了他自己。他是一個高尚的人,是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遊戲的另外兩方,也是高尚和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日本人脫離了低級趣味的結果,我們現在已經看到了,也看到他脫離了低級趣味的結果,的確給除了他自己以外的許多人帶來了很多機會和好處。至於共產黨人,他們一直是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在斯大林同志的領導之下,成功的把國民黨玩的像一個傻瓜,把日本人多年來含辛茹苦得到的建設成果全都不費吹灰之力的拉到了自己的懷裡面,把世界的主人美國人像天真的小孩一樣玩來玩去,利用美國人作為達到自己目的的工具。

但是,經過了這一系列折騰以後,蘇聯最終還是得到了現在我們所看到的這個下場,非常具有諷刺意義。如果他根本不干涉中國內政,那麼中國在北洋軍閥統治之下,那麼中國對他是沒有任何威脅的。一個四分五裂的、軍閥統治的中國,不會比泰國和緬甸更有威脅力。六、七十年代的衝突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蘇聯根本不用兩線作戰,而兩線作戰,照蘇聯人自己的說法來說,加速了蘇聯本身的滅亡。如果他當時,在二十年代不積極干涉中國的事務,或者在三、四十年代不那麼成功而狡猾的算計了國民黨的話,那麼中國無論是在北洋軍閥的統治之下還是在國民黨的統治之下,都不可能給他造成重大的威脅,東方邊境是可以不設防的,他只需要全力對付西線,也許不會滅亡。即使滅亡,也可以多拖一段時間或者不至於滅亡得這麼慘。正因為他的政策成功了,才產生出了毛澤東和跟蘇聯同樣好戰、同樣喜歡到處搞顛覆滲透活動的中國共產黨,這樣一個中國共產黨對蘇聯共產黨造成的威脅,比國民黨、蔣介石和北洋軍閥大得多。但是共產黨也犯了同樣的錯誤,他製造出來的越南共產黨比阮文韶和吳庭艷對他的威脅要大得多了。

所以,大家都走在自己的路上。如果你是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願意為了偉大的目的而犧牲現實利益,包括犧牲別人利益、你自己人民的利益和你自己的利益的話,你遲早會得到你應該得到的那種結果的。好了,講到現在這一步,應該已經沒有必要再補充太多的事情了。

答問部分

問:兩個問題。第一,您如何評價汪兆銘?第二,您剛才提到未來日本可能會重新成為亞洲的領導者,前不久李登輝在日本的演講也或多或少提到了這個問題,您對這一點有何看法?

答:汪兆銘主要是一個文人。他有幾重身份:首先,他是清末明初「中華民族」這個概念的重要發明者;其次,他也是共產國際的主要滲透對象。共產國際在他身邊安排了很多人。他本人是一個比較懶惰的、喜歡閒散生活的文人,不是真正能搞行政工作和組織工作的人,他需要周圍有人給他辦事,然後依賴那些人替他處理實際事務,讓他海闊天空、天馬行空的去沈浸在精神的世界中,去想那些高尚的話題,而不用去像現實政治家那樣去幹臟活累活苦活。這樣一來,他周圍的機構就變得很容易被共產黨滲透了。尤其是他所依賴的粵軍和桂軍又是共產黨滲透的一個重要目的地。所以,儘管他像一個知識分子一樣,能夠在跟共產黨打了一些交道以後,能夠較早的看出蘇聯、中國和日本之間的三角關係,看清中日戰爭最後將會是蘇聯得到最大利益,但是,你卻不能說,他本人真正是共產國際在遠東擴充的重要障礙。因為他自己的勢力,無論是他的黨團系統,還是他所依賴的軍閥勢力,本身都比蔣介石系統更加徹底的遭到了滲透。即使是在他投奔日本、建立了南京政府以後,他的情報機構,同樣比戴玉農的情報機構更徹底的遭到了共產黨的滲透。大家都知道李士群是誰。李士群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一批黨員。汪兆銘這樣一天到晚寫詩寫文章的角色,是絕對辦不來情報工作這樣的臟活的,必須得有人替他辦。而能夠替他辦的人,一如既往,大多數都是地下黨員。同時,汪政府儘管他自己聲稱他是為了防止中國赤化而成立的,但是,他的政府為新四軍提供了最多的庇護所,因為有他在上海周邊地方的存在,新四軍和共產黨地下組織才能夠得到迅速的擴張。

所以,他是一個相互矛盾的人物,你不能只看他的上半生不看下半生。從他的上半生看,他是一個高度清醒、有遠見的知識分子,毫無疑問,他是自己這麼想自己的。他認為蔣介石是一個傻瓜,背叛了、對不起國民黨。如果國民黨早聽他的忠言,不會弄到後來那種地步。這是知識分子典型的想法,認為,我的任務就是我給你提供好的主意,如果我有了好的主意你不聽,責任完全在你的頭上,我是良謀不用,只能像諸葛亮一樣,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了。我負責理解歷史,在歷史上,我是一個英雄人物,如果你們早聽了我的,事情該有多好,事情之所以搞壞全是你們不對。這是他的上半生。但是下半生呢,他是一個軟弱無力的、三心二意的、有氣無力的政治家。他本人的存在本身,就為共產國際的滲透提供了很多方便。他的上半生和下半生是非常矛盾的。如果你只看他的文章和他的謀略,會以為他是一位高度清醒的先知;看他的實際行動呢,他並不比其他人高明。這一點不光是他個人的特點,而是中國式士大夫共同的特點。上半生和下半生出現了明顯的分裂。

至於日本嘛,以前還不好說,現在他已經是上了軌道了,沒有問題。這一點,之所以是這樣,主要也是自作自受的緣故吧。我想,如果是毛澤東還在的話,他絕對不會像現在這樣,給日本保守派幫了大忙。老實說,沒有中國不斷刺激日本的話,即使是美國不斷壓迫日本重新武裝,日本人也很難放棄美國保護的舒適地位,真的把自己重新武裝起來,真的修改憲法。之所以能夠做到是因為中國人打到他家門口去了,逼著他,即使是最小清新的小清新,也沒法小清新下去了,所以他不得不做出現在做的事情。而他做出這件事情,他的條件真是太好了:日本和南洋國家是天然的聯盟,這個天然的聯盟至少像英格蘭和低地國家的聯盟一樣,既符合他們的利益,又符合他們的歷史關係,同時還符合他們的意識形態。這樣的聯盟,你勉強壓住,那是上帝給你的特殊保佑,一旦冒出頭來,就是沒有任何人能夠壓得住。我想,只要日本和南洋的聯盟形成,即使是美國人也沒有辦法把它拆散。所以中國人做出的一切都是促使這個聯盟變得更加團結和緊密,它四面八方的提出各種領土要求,於是把日本和所有的東南亞國家,都感到自己是下一個目標,他們自然而然要團結起來,這個前途是一點懸念也沒有的。

同時他對台灣內部也有很大的影響。台灣如果說還有猶豫的話,他就是害怕,如果中國和美日形成一個緊密團結的聯盟,忘掉了過去的歷史的話,那麼台灣就要變成被拋棄的孤兒了,就會落到蔣介石當年那種下場。如果共產黨向美國挑戰的話,那麼蔣介石就有救了,因為美國人肯定會支持他打共產黨的;如果共產黨和美國人搞好關係呢,讓美國人拋棄了蔣介石,那他就整個完蛋了。情況就是這個樣子的。所以,共產黨越是堅決的反對美日,那麼對台灣就越是有利。對台灣內部來說,那麼就是判處了親華勢力和中國人認同的死刑,給台灣認同和太平洋共同體在最關鍵的時刻給他加了最後的一把油,把他送上馬,然後一路輕騎而去,你就再也追不上了。現在這些事情都已經成為歷史事實了,因此,你已經很難逆轉它的方向了。

這一點,你就不得不說是,冥冥之中,上帝自有其無限的公正。因為中國共產黨在撒謊方面獲得了太大的成功,以至於他連自己都騙住了。如果是毛澤東的話,他絕對不會幹這種事情,他完全知道他是用什麼方法取得勝利的,所以他絕對不會幹這種刺激所有敵人團結起來的幼稚的事情,他一定會採取他多次採取過的:分化敵人的主要保護人,讓敵人孤立無援的統戰策略。但是,由於共產黨修改了歷史,宣傳技能是如此之偉大,以至於他自己都相信,他能混到這一步,真的是全憑他自己的偉大了,他現在大概是真的以為,蘇聯人的領導是完全錯誤的,就是因為結束了少數蘇聯人的錯誤領導,革命才能夠成功,帝國主義都是紙老虎,如果我們不聽那些漢奸同志的話,我們早就統一了台灣,打敗了資本主義,如何如何了。總之,這些話本來是應該用來騙別人而自己一點兒都不要相信的,但是已經很明顯的把他們自己的下一代都已經騙到五體投地的相信的地步了。事情走到這一步,我不得不對上帝的公正表示無限的敬畏。

問:斯大林沒能阻止中國的統一,導致日後的中國成為了他的勁敵。是什麼原因導致了斯大林犯了這個錯誤呢?

答:這個事情算不算是錯誤,這還很難說。你想,假如你是一個公司的老闆,你有一個策略能夠讓你的公司在今後的三十年之內年年賺到極大的紅利,這時候你還能不能夠為了考慮五十年以後的風險而放棄這筆紅利?我相信大多數負責任的老闆都不會這麼做的。大多數現實政治家在面臨這樣的誘惑的時候,他實在是不能做出其他選擇,除非他沒有足夠的聰明想出這樣的辦法。如果有辦法能夠佔三十年的眼前的便宜,那麼三十年以後的事情是沒有人會顧及的。老實說,如果你老是顧及三十年甚至三百年以後的長遠未來,那你這個人是當不了領導的。當領導的主要條件就是,你必須能夠對眼前的近處的各種刺激和反應做出及時的反饋,而且能夠在你的老闆和公眾眼裡始終顯得像個勝利者。如果我像汪精衛一樣說,你看,我現在雖然失敗了,但是我失敗不是因為我蠢,而是因為我的預見性很強,我預見到你們現在採取這種政策可以在五年之後使你獲得極大利益,但是十年之後會把你送到台灣去,我預見到你會得到這種下場,所以,我選擇在五年之內比你提前五年就把我自己搞死。請問,如果你的性格像汪精衛這個樣子,採取這種汪精衛式的策略,你能夠當任何政治組織的負責人嗎?你不可能的。任何政治組織的負責人只要能夠在位,他採取的必然就是,對近期未來採取有效反應,對遠期未來放在一邊再說那種態度。不採取這種態度的人,你會很快遭到失敗的。

問:未來的中國真的可能會遭到東南西北的外國勢力的瓜分撕裂嗎?

答:我覺得你根本不用太擔心外國人,如果外國人來了以後,他們肯定還是有一定的秩序觀念和一定的規則需要遵守的。你需要多擔心坐在你身邊的張獻忠。

問:兩個問題。第一,從 1840 年以來跟俄國的不平等條約,現在完全不提了,中國有沒有能力在未來收回被俄國搶走的土地?第二,您覺得阿克蘇、喀什和和田的一千萬回族人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答:條約體系本來就是一個雙面神,它是有兩面的。在歐洲文明國家彼此之間的交涉有一套遊戲規則,在歐洲國家和非歐洲的半野蠻民族或者是純粹的野蠻勢力之間交涉又是另外一套規矩。大清和大俄羅斯帝國的交涉,不屬於國際體系一部分,他們跟蒙古可汗之間的交涉,性質上是很相似的。雖然有幾個傳教士參與,但是主要是當翻譯和當顧問,他們那個談判的形式和條約的形式嚴格說來是沒有辦法納入威斯特伐利亞條約體系內部的。所以無論他是不是訂了條約,其實你根本就不能把它當條約體系的一部分來判斷。正如,你可以說是,彼得大帝跟瑞典和波蘭簽署的條約是歐洲條約體系的一部分,但是他跟波斯皇帝和土耳其蘇丹簽訂的條約卻不是條約體系的一部分。後者的權威性和有效性是要差得多的。本來,東方國家之間,一向都是這樣。

要說這些條約是不平等條約的話,其實也算不上,那恐怕是對蒙古人、雅庫特人和當地的部族比較不公。比較正確的解釋是,這個條約是兩個擴張中的帝國瓜分了當地土族領主原有的領地,對原來只有名義上的統治權、非常模糊不清的地區真正實行了有效統治。你很難說這是一個收復失地,因為照中國的傳統政治理論——「普天之下都是皇帝的」理論,所以根本就沒有什麼失地可言。但是儘管理論上是皇帝的領地,如果一塊地方野蠻到實在是無法教化的地步,那麼王者不治夷狄的原則是享有優先權的。也就是說,你在理論上的統治是及於全世界的,但實際上的統治只能及於文明和教化所達到的地方。也就是說,不要說是黑龍江以外的土地,就是松花江以北的土地,都從來不是文明教化所及的地方。儘管從理論上來講,直到北冰洋和太陽系的所有地方都應該是文明教化所及的地方,但是應然和實然是兩回事,所以你千萬不能用僅僅適用於歐洲國際體系的領土和主權觀念去套天下體系那一套比較模糊不清的德化理論,那會造成極大的混亂的。

至於說要收復或者是侵略,我想,任何政治團體想要侵略的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你要有充分的人口。你如果仔細查看歷史的話就會發現,所有的侵略者、擴張者和殖民者,他們採取行動的時間都是在自己所在社會人口迅速擴張的時期。現在這個時間早已經過去了。無論是俄羅斯還是中國,他們面臨的問題並不是去爭奪什麼他們原來沒有的土地,這些土地將來再也不會屬於他們了。而是要考慮生育率旺盛、不斷擴張的其他團體會通過公開入侵和和平滲透的方式,進入他們的體內,用用腳投票和子宮戰爭的方式,使這些土地不再屬於他們。這才是他們所需要擔心的事情。所謂收復失地那一套可笑的倫理,在李鴻章的時代沒有辦成,今後已經是永遠不可能成功了。

像突厥人的問題,其實它不是突厥問題,而是中國在面對著實際地位和重要性和勢力比自己都要強大的伊斯蘭世界的時候,表現出極大的盲目。這個認知圖景上的漏洞,使他不可能做出有效的反應。實際上真正最有效的反應就是,對一個人口正在萎縮的群體來說,真正他需要做的是,修一道隔離牆,建立一道能夠封鎖的、成本最低的穩定邊境。但他實際上採取的做法是恰好相反,不僅要把一場越南戰爭和無數的胡志明小道接管下來,而且還要敞開國門,通過一帶一路向整個穆斯林世界打開門戶,向巴基斯坦的一億穆斯林,其中至少有一半是不可能找到工作,而且除了經文學校的教育,也沒有受過任何教育的人;向費爾乾納盆地以西的幾千萬穆斯林敞開門戶。這些人將來早晚有一天,如果他們現在還沒有利用的話,會充分利用這個機會的。然後到了那一天的時候,你可能就會突然發現,即使是封鎖嘉峪關也會變得非常困難。

問:您提到過美國最高法院對同性戀的判決是美國凱撒化的延伸,但是古希臘時期對同性戀是很包容的,最偉大的征服者之一亞歷山大大帝也是一位同性戀,您是怎麼看的?

答:同樣的事情在不同的社會結構中有不同的意義。因為希臘宗教和基督教的規範是不一樣的,所以同性戀對於基督教的社會基層有重大的腐蝕作用,但是對希臘的多神教徒來說卻談不上什麼腐蝕作用。所以這兩方面,即使是同樣的事物也不能給予同樣的評價。如果同性戀削弱了基督教的家庭,它就會削弱基督教社區。不利於基督教社區的,肯定不利於美國的自由。而削弱美國自由的東西,都會迫使美國轉向或者更快的轉向凱撒主義。這就意味著它需要更多的依靠超經濟手段從全世界汲取它的資源,而更少的依賴國內的生產力和國內社區的活力。

問:金正恩把羅德曼請來,可能是像模仿以前的中美建交。如果朝鮮向美國方向轉,您認為這會產生何種影響?

答:朝鮮一點不重要。因為中國的分量跟以前的蘇聯相比,是要差得很多。所以我想,沒有任何美國人會認為有必要像是爭取中國對付蘇聯那樣爭取朝鮮對付中國。如果他需要爭取誰的話,那肯定是爭取越南。越南在中國面前扮演的角色,精確的相當是中國當時對蘇聯扮演的角色。將來美越聯盟來消耗中國的力量這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但是朝鮮這個被遺棄的角落,恐怕還沒有資格掀起一場外交革命。

問:日本在明治時期廢藩置縣、強化集權,二戰時實行總體戰制度,這是否加速了日本文明季候的演化,使它進入更加衰老的階段呢?

答:你不能夠用長時間段的規律來套短時間段。直截了當地說,你如果考慮的是幾十年的問題,你就根本就不要去考慮季候的問題。季候至少也是幾百年上千年的問題,不可能在極短的時間內因為區區幾個政策發生戲劇性變化。政策的變化有重要意義,那是因為一葉而知秋,它有象徵性的作用。是因為秋天到了,樹葉才會落下來;不是說樹葉落了,就能夠製造秋天;也不是說你本來不在秋天,你用人為的方法把樹葉摘下來,就能迫使秋天提前到來。所以你如果考慮的時間很短、很現實的話,那你根本就不要去引用太長時間段的規律。

問:如何理解「原始豐饒」?

答:習慣法、高生育率和高組織度。

問:中東路事件和九一八有沒有因果性的必然聯繫?比如說日本看到中蘇不可能結盟,就採取一種冒險的行為。中國和蘇聯通過中東路事件產生的這種關聯,是不是一種戰略上的錯誤?

答:中東路事件發給日本和所有列強的信號就是,國民黨政府是不會遵守國際條約的,他一定會破壞列強通過條約體系在遠東的利益,因此妥協已經沒有什麼意義。日本人要麼像英美在內地那樣,放棄租界自己滾蛋;要麼就要乾脆利落的給國民黨以沈重打擊。他最後的決定是選擇了後者,這是很明顯的事情。放出的信號應該就是這一方面的信號。至於中蘇結盟的不可能性,這一點不知道怎麼看出來,因為國民黨和蘇聯的曖昧關係是始終存在的,即使在四一二、七一五之間,汪蔣雙方都還在向斯大林傳信,表示說這些行動只是國民黨整肅內部小兄弟的行為,不會影響我們兩黨之間的友好關係。老實說從日本的角度來看,即使在比較開明的日本人的角度來看,國民黨和蘇聯一直是同盟或者准同盟關係,不可能存在沒有結盟可能的問題。

問:那麼你是不是認為中東路事件是張學良和蘇聯的衝突,而不能算是國民黨和蘇聯的衝突?

答:得算是國民黨跟蘇聯的衝突。因為中東路事件主要的挑唆者是蔣介石,而張學良是得到了蔣介石會把湖南背起來的保證之後才敢行動的。而張學良的政策和張作霖的政策主要的不同就是:他認為他可以作為國民黨的一部分,借助國民黨的力量,放棄張作霖當年行之有效的東北的地方外交——也就是說以奉天為單位,搞奉俄協定、奉日協定這樣的東西,把一切外交責任送到南京那邊去,也同時把自己的負擔卸給南京方面。所以,張作霖的外交可以說是奉系的外交,但張學良的外交則不得不說是國民黨的外交。不僅是國民黨的外交,而且還是蔣介石個人色彩相當濃厚的外交。

問:但是張作霖也殺了李大釗,他和張學良應該是有一脈相承的關係吧。

答:這一件事情可偏偏是例外。因為就奉系內部的權力結構而言,張作霖的政策跟楊宇霆的政策沒有明顯區別;而張學良的政策跟郭松嶺的政策沒有明顯區別。張學良父子之間的關係,相當於北洋軍閥和國民黨之間的關係,是革命和革命對象之間的關係。

問:請您評價一下碩帝的滿洲復國主義。

答:這個事情你得問他們和他們的同鄉去。從原則上來講,我認為小共同體比大共同體的優越性是很明顯的。但是,誰會中標,誰不會中標,那要看他們自己的德性和機緣。

問:我覺得我朝對中亞的戰略部署和清朝的戰略是非常相似的,您覺得我朝是不是受到清朝慣性思維的影響呢?

答:帝國遺產的影響是始終存在的,但是一帶一路卻很難說是模仿清朝的結果。相比之下,清朝的內亞政策是要審慎得多的。他採取的是因俗而治的政策,清朝只是以一個臨時干涉的仲裁人的身份出現,他並不直接管理當地的各部落,支付的行政成本也是很少的。在必要的時候,它可以為了節省成本而後退;在必要的時候,也可以實行進攻性的干預,但是也不會因此把自己拖住,不能脫身。如果說要把現在的政策跟清朝相比,我認為對於清朝來說是一個嚴重的侮辱。清朝內亞各部落之間的合縱連橫是相當巧妙的,絕對不像現在這樣的瘋狂和愚蠢。

問:近期興起了漢服運動,重點是把漢族作為中國的一個主體民族。您覺得這個運動未來的發展趨勢怎樣?這會對漢化不是很嚴重的少數民族造成何種影響?

答:首先,漢就不是一個民族,甚至連族群都算不上。它是反族群的,它是帝國,它是秦帝國的一個繼承者,是反民族的東西。如果你說是,屈原只屬於楚國,魯仲連只屬於齊國,而蒙恬只屬於秦國,他們各自有各自特殊的族群認同,這一點還是可以勉強成立的。但是在真實發生的歷史上,漢朝是一個無根的普世帝國,它的所有臣民,你很難找得出它有一個特殊的共同體認同。自從秦漢帝國產生以後,天下主義就變成了主導的意識形態,嚴重的阻礙了特殊共同體的發育。你要想把天下主義要求的這種反共同體的橫向聯合的思維,變成族群認同這種縱向的割裂式的思維,那基本上是一個東支西絀的要求,要求一個人既是男人又是女人,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你要講天下,那你就要破民族;如果你要講民族,你就要破天下。這兩者是不能兩全的。而漢,它跟秦楚齊魏不同,它毫無疑問的象徵著天下。如果說秦還代表著一個過渡,它也許可以代表秦這個特殊共同體對東方各國的征服的話,那麼漢,它就是無根的普世的,它沒有特殊的共同體。所以你根本就沒有辦法以此作為民族發育的依據的。我相信這種搞法只能搞出一些表演藝術家,但是刺激出其他比較實質性的民族的反應的話,那倒是真有可能。但這種反應肯定是相當丟臉的。直截了當的說吧,我認為最有可能出現這種情況:比如說,自稱大漢主義者的人會得罪了蒙古人,而蒙古人卻會對他們的民族非常認真,甚至找你拼刀子;而自稱是大漢民族主義者的人卻沒有什麼真實的認同,一到真正遇到危險的時候,就會像清兵入關那樣作鳥獸散。

問:對少數民族的各種優待是不是反而會造成各種民族的撕裂而不利於融合呢?

答:任何能夠強調個性和特殊性的東西,都會不斷的刺激和加強民族認同。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民族為什麼要融合,這是我沒法理解的事情。正常情況下的民族是在不斷的產生、衰亡,既在融合又在分化之中。一個民族會不斷地衍生出許多次級的小民族,其他不同的民族也會不斷地融合成為新的民族。這個過程都是自然的,你不應該用人為的手段去強迫把某些正在衰亡的民族固定下來,命令它不能死去;把正在新生的民族禁錮起來,命令它不准誕生;把本來不想融合的民族強迫它們融合起來… 這種做法跟強姦一個女人相比,實在是區別很少。我不明白為什麼有很多人對融合這麼感興趣。而且如果真是融合就好了。融合,按照它的定義來說就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它代表不自覺的不同族群匯流在一起,並不是一種強姦式的行政工作。而一般人談到融合的時候,他實際上談論的是,保留肉體而消滅其文化記憶這種可怕的行動。這種可怕的行動也僅僅是比種族滅絕要稍微輕一點,毫無疑問是一種反文明的價值觀。

問:您現在最憂心的是什麼?

答:我沒有什麼最憂心的事情。因為我基本上是一個觀眾,所以這一切使我感到很有趣。而且由於,至少在最近幾年來,整個歷史差不多是點滴不漏的按照我原先預見的方式展開,超出我預見的部分,實際上證明我討厭的人比我原先預見的還要愚蠢得多。在這種情況下,我實在看不出我有什麼需要特別擔心的事情。

問:您覺得大洪水中哪裡會比較安全?

答:你可以按照組織的緊密程度來判斷。力量不是取決於人口和財富,而是取決於你的組織資源。

問:我覺得基督教只是在美國的當下表現為保守,這個保守可以說是對大陸理性的一種類似於麥卡錫主義的應激反饋,您是如何看的?

答:禮失求諸野,應該是文化演化的普遍規律。邊緣地區,一般來說代表著文化演化的早期。在美國表現出的這些宗教的特點,其實在更早的,十九世紀以前的英國和荷蘭表現得更加明顯。而那個時期也是英國和荷蘭的新教改革初期,他們最活躍最積極的向外傳播的時期。至於這個跟麥卡錫主義相比較,可比性是很差的。因為麥卡錫主義是一個國會程序的問題,它不是一個文化現象。兩者之間是有層次上的差別的,你很難越過這個層次去考慮另一個層次的事情。

問:當下中國面臨的最大的危機是什麼?

答:最大的危機就是,你自己建立在欺騙的基礎之上,你如果揭破了自己的欺騙,你就會毀滅;但是如果你不揭破自己的欺騙,因為你受到你自己的欺騙,你還是會毀滅。

問:您認為借助互聯網,比如邏輯思維和羅永浩的粉絲,能不能提供新的組織資源?

答:這個沒法評論。因為這種東西沒有經過歷史經驗的考驗。在一個達爾文系統當中,所有新生的東西都是危險的。作為刺激和瓦解的因素的可能性,大於作為凝結核的可能性。

問:您如何評價台灣的白色力量?

答:我認為白色力量和綠色力量的區別是很微小的。如果已經區別化了,就是說,綠色力量是一個比較規範和比較審慎的本土派,而白色力量是比較散漫和比較草根的本土派。但它們的同根同源、共同認同的關係是非常明顯的。它們和藍營之間的鴻溝則是無法調和的。白色力量如果崛起的話,那麼實際上就意味著,台灣政治將會由認同的危機——中國認同和台灣認同之間的對決,轉化為台灣認同的整體局面之下,審慎型的政黨和冒進的草根政黨之間的衝突了。

「谁结宣和海上盟,燕云得失涕纵横。花门久已留胡马,柳塞翻教拔汉旌。」陈寅恪这首怀古诗已经写得很明确了。北宋积贫积弱,怎么还敢和女真结盟向契丹挑起战争呢?澶渊之盟后一百年无战事,怎么又打开了宣和海上之盟的潘多拉魔盒?原因很简单:燕云十六州脱离中原已有近两百年了,如果再不发动战争收回,恐怕永远也得不到了。可是,宋人的志向仅仅是燕云十六州,金人的野心却是中原的花花世界。所以靖康耻怪谁呢?早在签订海上之盟时就该料到了。与魔鬼做交易的人,注定付出出卖自己灵魂的代价。

只要把北宋换成国府,契丹换成日本,女真换成苏联,燕云十六州换成满洲,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1937 距离 1931 的九一八事变过去六年了,满洲国从建立到存在了六年,国际上已有不少国家承认其主权。同时,满洲国在日本的扶植下工业能力远超关内,拖得越久,时间对国府越不利。从 1927 南京政府成立,非但对外蒙、新疆、西藏鞭长莫及,现在连已经易帜的东北都丢了,而且不是简单的军事占领,而是一个新的主权国家的诞生。

日本像契丹一样,满足于占有东北,满足于保持现状,因为形势对自己有利。国府像北宋一样,不安于现状,因为形势对自己不利。从塘沽协定到何梅协定,日本一次次对华妥协,希望拥有自己的澶渊之盟。国底则通过泸沟桥事件、通州事件等一系列恐怖袭击制造冲突和摩擦,挑衅日军,以达到用战争改变现状的极端目的:要么全面亡国,要么全盘接手大清帝国的领土。

1937 的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并无意扩大华北的军事冲突。因为:一方面,割据华北的西北军残余并不完全听命于国府,事实上他们不想做无谓牺牲的棋子;另一方面,贫脊的华北吸引不到足够的国际注意力,唯一可以搞个大新闻的,只有东方的巴黎——上海。

蒋介石又用了下三滥的老手段,派德制武装的便衣兵进入上海日租界杀人放火,日军还击同时派兵增援。于是乎,抗战中的第一场大战就这样爆发了。

蒋介石在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赔光了仅有的一点家底,德械师损失殆尽,同时自己的老巢也被人端了。此后,他就在西南众军阀不那么情愿的拥戴和国际援助的可怜接济下苟延残喘。

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以及日后极尽渲染的大屠杀,在国际上的影响并没有达到蒋介石期待的以及后来历史教科书所描绘的效果。西方列强就像鲁迅笔下麻木不仁的看客一样,饶有兴致地看着举人老爷爆打落魄文人孔乙己。正值西方流行绥靖主义,重心全在欧洲的德意,更何况日本还是坚定反苏的帝国主义反动派,难怪九一八事变后八杆子打不着的波兰会弹冠相庆:只有拥有同样目的人才能看出对方的动机。

此后,蒋介石一直躲在重庆的小朝廷,日夜盼望着国际形势风云突变,西方列强对日宣战。日本果然不负重望地向着作死之路挺进,自言败给美苏,却让国府尝到了胜利的短暂快感。

1943 年,蒋介石撰《中国之命运》,书中宣扬国耻论、废除「不平等」条约,提出「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的」,是「同一血统的人小宗支」。1945 年抗战胜利,蒋介石又提出了民族复兴论。他自以为重新得到了东北,却不看关东军到底是谁帮他消灭的。四年后,他败亡台湾,一直大骂苏联忘恩负义直到死。

蒋介石是个愚蠢而卑鄙的大中华主义者,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护他心目中的「秋海棠」。但不是没有私心,挑起战争的另一目的就是对内实现个人军事独裁。按照孙中山「军政、训政、宪政」的说法,他这样的军阀早该退居二线,汪兆铭无论是资历还是能力都比他更能胜任和平时期的领袖。只有通过战争,蒋介石才能行非常之法,拥有古罗马执政官的独裁权力。如果历史按照汪兆铭的设想,1937 的国府就和后来和平建国的南京「伪政府」一样,不过丧失了原本就控制不了的关外,那还有蒋介石什么事?还有什么八年十四年抗战?蒋介石所做所为都将变得毫无意义,他凭借美苏施舍给他的胜利,宣扬了自己的政权合法性,告诉人们血没有白流,尽管只是为了得到一块过去不属于他、现在依旧不属于他的地方。


另外说「三个月灭亡中国」,这个口号本身就是极为荒谬的。因为当时的中华民国空有秋海棠之名,而无统一国家之实。蒋介石根本就不是什么全国的领袖,当时的「中国」不过是内部若干势力的联合,类型欧盟式的邦联。日本从未打算全面征服四分五裂的中国,这种征服对于四万万老百姓来讲不过是大一统的另一种形式,和历史上的清军入关又有什么区别?不是「三个月灭亡中国」,而是三个月统一中国。三个月确实可以打垮蒋介石的势力,事实上后来蒋介石也输光了自己的地盘,迁都重庆是中央军入川反客为主的结果。日军占领国府的「首都」南京后并不能号令蒋介石以外的地方割据势力,谈何灭亡中国。无论「三月亡华」是否属于实,我想当时中国境内的各路诸侯恐怕心里想的都是「三月亡蒋」吧!

另外有人谈到领土的主权完整问题,那请问:从 1912 到 1949,中华民国何时统一过?民国以「五族共和」之名继承大清的领土,却对边疆地区的分离运动无能为力,关内更是各路诸侯割据一方。外蒙在苏联控制下独立,满洲在日本控制下建国,二者又有神马区别?

日军如果能消灭所有割据势力,全面占领四分五裂的中国,那就不叫灭亡中国,而是统一中国了,等于是日本人替蒋介石干了秦始皇的事。蒋介石确实在 1945 捡了日本的漏子,《雅尔塔协定》虽然让他损失了外蒙,却意外地得到了东北和台湾,而战前他从未真正统治过这些地方。更不用说日军临走前还把一个秩序安定的东南半壁江山交到他手中。这样其实还不是最划算的,蒋介石应该在关内也实行不抵抗政策,自己跑到印度组织流亡政府和保存实力,冷看日军帮他消灭各地军阀。然后 1945 日本投降,把一个统一的中国交给他,蒋介石或成最大赢家。

刘仲敬指责蒋介石制造「三月亡华谣言」,首先挑起淞沪会战,自食苦果,是否有道理? - 知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