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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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毛腊肉.jpg

支那人没有一个是无辜的!

姓名

毛泽东

职业

康米野爹

常用ID

毛腊肉
毛润支

能力

独裁
屠支
亲日

特长

繁殖康米
老酒老肉
人血炼狱
屠杀支豚
生吃雌性

必杀技

大清洗
大跃进
大洪水

阵营

走肖
高分榜第一名

硬度

基岩


我在年轻女人的体内清洗自己。
——毛泽东
南京是一个50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2000余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
——毛泽东


毛泽东(1893.12.26-1976.9.9),真实身高174CM,血型B,一生四位正妻:罗氏(原配,后被其父毛顺生霸占,早亡)、杨开慧贺子珍江青,和诸位腊二代一样,均下场凄惨。至于情妇,无可计数。同时,腊肉也是文化大革命、大跃进等红色恐怖事件的罪魁祸首,累计屠杀4000万-8000万...(2000万人死于文革,其他死亡属于大跃进等政治灾难)。

简评

对毛这个人,我已经写过很多文章了。我怎么给他当的秘书,以前也讲过了。刚解放不久,毛泽东邀请周士钊一些旧人去北京,回到湖南以后,周跟我谈了见毛的一些情况。毛邀他在中南海里划船,向他吟了一首诗,具体哪一首现在记不起了,反正表达的意思是:我现在像皇帝一样在中南海里邀我的臣子一同划船吧,那样一种心态。那时我就多少有了些了解:毛把自己当作皇帝。我的好朋友黎澍一直在白区工作,没有去过延安。他一到北京,看到毛他们住进了中南海,就对我说:“这不是太平天国吗?”但是“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个话,毛那个时候还没有说出来。谁都不能惹他,按皇帝的思想办事情,这点我很清楚。所以由于这种原因,我研究他早年,总是想把这个人彻底搞清楚。毛这个人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属于一种很极端的个人,一切反常的事情他都敢做。比如,他和杨开慧结婚前施行试婚(李淑一告诉我的),那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一种新潮。别人谁敢呢?他住在船山学社,那个地方是老房子,隔墙都是板壁,有缝,有的地方隔壁房间是能看得到的,讲话也听得清清楚楚。他和杨开慧没有正式宣布结婚,就住在那里试婚。住在那里的其他人就撵他们走,因为呆不住了,才搬到清水塘去了。可是毛一上井冈山就跟贺子珍在一起了。杨开慧带着三个孩子,留在长沙,毛领着部队两次打长沙路过,都不把杨开慧和孩子接出来。后来何健把杨开慧抓起来,湖南解放后易礼容告诉我,杨开慧被绑在人力车里拉去杀头,一路大喊:“我不要死啊!我不要死啊!”她还有三个孩子啊,怎么能放下!前些年湖南修复毛的故居,发现了杨开慧藏在房顶夹缝内的日记,杨的日记里写毛连自己的堂妹都干,说毛是政治流氓、生活流氓。

我研究他的早年,就觉得这个人的性格是极其特殊的,极其敢做敢为,敢冒天下之大不讳。这一点,从革命来讲,那当然没有问题。他跟蒋介石干了那么久,没有这种性格的人领导,共产党不可能胜利。

谈延安抢救运动的时候,我提到过“唐纵日记”,这里可以再讲详细一点。我一九四九年到湖南以后,湖南的公安厅有个副厅长叫夏印,他好像也在延安保安处待过,认识我,告诉我有一套《唐纵日记》。不晓得唐纵为什么没有把它带到台湾,可能行李重了不方便?还是怎么样,把这套东西放在他的一个好朋友家里,长沙解放后就被我们公安系统得到了。唐纵是什么人呢?湖南人,戴笠的二把手,不像戴笠那么有名,但是湖南人都知道他,是黄埔的。抗战期间是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的组长,这个组就是负责特务、情报工作的。国民党从大陆撤到台湾去了以后,唐纵大概当过公安部长、警察部长什么的,是军人进入行政系统唯一的一个,是蒋介石非常信任的人。夏印问我要不要看唐纵日记,大概他翻了一下,知道我喜欢这类东西,就马上告诉我了。我说:你赶紧拿来。拿来以后,我细细地翻,就翻到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写着:“现在延安的情况很乱„„可惜我们没有一个内线。”真是大吃一惊!这个时候,我才真正地确信:延安根本没有特务。在此之前,尽管认为抓的人大多数都是好人,但是要说一个特务也没有,绝对不是这么想的,还是认为这么多人,总会有个把特务吧?幸亏看到了唐纵日记,否则我们这些人中间到底是否真有特务,永远是一个谜。看了唐纵的日记,我才知道我们这个党糟糕透了,说是“特务如麻”,其实我们中间就没有特务,一个都没有!但是为什么还要那么搞呢?当然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像后来写毛的晚年的时候那么系统地想,但是触动太大了!所以后来对于三反、五反,特别是反胡风,一开始我就不同意,胡风怎么可能是反革命呢?无非是有点意见嘛。开除我的党籍的时候,那十多条罪状里面就有这一条,说我是反对反胡风运动的。“反右”嘛,那是任务,勉强应付了一下。大跃进呢,我是很清醒的,这以前都讲了。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对于毛整人,我始终是打问号的,始终是反感的。我把《唐纵日记》全部翻完以后,重要的地方用红笔打了勾勾,让柳思(他原来是长沙地下党在《中央日报》工作的人,新湖南报社成立的时候他是比较负责的,比李冰封他们的地位要高一点,后来离开报社到出版单位去了,所以反右派的时候好像没有他,他对我一直非常好。)把我用红笔打了勾的地方全部帮我抄下来,抄了很厚的一本,把要害的东西都抄下来了。唐纵的日记里还夹了一些蒋介石写给他的小纸条条,我也让柳思抄了下来。蒋介石的字写得规规矩矩,小楷、很端正。那些小纸条呀,我一点不夸张,上面就是他的指示,讲事情该怎么办,下面是“中正”两个字。

丁东:都在唐纵的日记本里面夹着哪?

李:是蒋介石批给唐纵,让他办事情的条子,他都留着,夹在他的日记本里面。我还留了两个条子,放在柳思抄得的本本里面,非常珍贵的东西。日记抄完之后,就交还给长沙公安局了。柳思的手抄本,我到北京的时候带上了。我不是跟你讲过,我和田家英第一次见面,把我的很多书都给他了吗?不是老子要洗手不干了吗?那次,我就告诉了他这件事情,但是那句话我没有告诉他。田家英马上就告诉了尚昆,因为尚昆那时是管情报工作的领导。田家英后来就把我那个本子要去转给了尚昆,因为尚昆要看。大概尚昆看完了以后对湖南讲:《唐纵日记》全部拿来,这个东西到了尚昆手上之后,可能就转到公安部系统去了。八十年代以后,不是群众出版社出版了吗?群众出版社是公安部的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唐纵日记》朱正看得比较详细,我没有细看,他告诉我删节得很厉害,很不像样子。太可惜了。现在也不知道柳思帮我抄的那个原件在哪里了,是在尚昆的遗物里面?还是收进哪个部门的档案了?我那个时候搞水电,哪还管这些事情,所以从来也没有想到要要回来。《唐纵日记》里面,也写了蒋介石的家庭生活,与宋美龄的关系也略微提到了一点,主要是谈蒋介石的办公习惯等等。看了《唐纵日记》以后,我除开知道我们党内自己乱来以外,还了解了一些蒋介石这个人,蒋介石办一些事情,是相当合情合理的。唐纵到蒋介石家里去汇报,看见蒋介石是单独吃饭,汇报完工作,蒋介石有时候留他吃饭,四菜一汤,非常简单、俭朴。蒋介石不抽烟、不喝茶,喝白开水,生活非常严谨。而且从唐纵同蒋介 石的谈话中可以看出,蒋介石是一个很通人情的人,但是有很多规矩。看过《唐纵日记》后,我对蒋介石的看法与过去有所不同,过去认为他是军阀,是张牙舞爪的人。所以,《唐纵日记》对我认识上“左”的问题,起了一个质的变化,自己后来在工作中,有意识地能够抵制一点就抵制一点。 蒋介石在宋美龄的影响下,后来成了基督徒,有所为,有所不为。毛泽东则是他自己说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什么事情都敢干,“大跃进”死了那么多人,都无所谓,任性到了极点。把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都不放在眼里,随心所欲。换了任何一个人当家,刘少奇也好、周恩来也好、林彪也好,都不会搞到后来文革那样不可收拾的局面。 关于毛,我问过黄克诚,应该说他在苏维埃前期还是不错的,井冈山、五次反围剿。但是反围剿仗打得好,应该说还有情报的功劳,项南的父亲那时候在国民党里,就提供了很多重要的军事情报,决定长征,也是他送了情报。延安保卫战,有熊向晖、陈忠经、崔建的功劳,他们三个人是胡宗南的部属,熊向晖是最内层的机要秘书,对胡宗南的行动了如指掌。但是这些东西我们都不写,似乎一切都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功劳。萧克的回忆录里面就提到了毛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其实都是原来地方上的人创造出来的,并不是毛搞的。我就跟黄克诚闲谈,问他:毛在苏区工作做得那么好,仗也打得好,为什么博古他们来了以后,一下子就能把他的权夺了,而没有人站出来维护他呢?黄老说有两条,一个是毛任人为亲,他喜欢李韶九,那个家伙很坏,打AB团,杀了不少人;再就是毛的脾气太坏,很多人对他敬而远之。所以他被夺权以后,没有人出来为他打抱不平。 其实长征以前,张闻天就已经认识到博古的问题,遵义会议的决议是张闻天起草的。但是毛怎么跟我们谈的呢?他说,在长征的路上他把洛甫和王稼祥两个人争取过来了。

丁东:遵义会议以前,周恩来是毛泽东的对立面,可是后来毛对张闻天并不好,反而将周恩来搁在比较显要的位置上。

李:他这个人权术是比较厉害的,一生最爱看的书就是《资治通鉴》,读了很多遍。就是搞帝王之术。还有,张闻天、王稼祥毛认为都是知识分子,毛从骨子里是讨厌知识分子的。说到底,毛还是个农民,心胸极其狭隘,生活上保留了很多农民的习惯。在中南海他就不能坐马桶,你去到他的中南海故居参观,那里就是一个蹲厕。对知识分子,看起来他还是喜欢乔木。 丁东:乔木职务比张闻天他们低。 李:但他还是喜欢,他确实喜欢乔木。到后来,他对田家英也很讨厌了。 当然,毛泽东有他的长处,否则不可能有那么高的威信。毛写文章是厉害的,确实写得好,一遍稿子。我不是告诉过你,我从延安带出来四篇他的亲笔文章:两篇社论,两封信,我裱成了一个册页,封面题“当代墨宝”吗?这可以看出那时候我对毛的文章的佩服吧。

丁东:后来这个册页到哪儿去了?

李:我一出问题,中央办公厅就没收了,大概现在在哪个档案馆。 外国人说他有人格魅力,他把斯诺俘虏了,还有基辛格也是。把毛完全脸谱化,说他从一开始就是怎么样坏的人,也不公平。他没有那么多的优点,也就不可能表现出那么多的缺点。可以这么讲,搞出了那么大的乱子,他有本钱,没有那个本钱,能出得了那么大的乱子吗?那么多人跟着他闹?老中青三代人都跟着他闹啊!毛是变化的,这个变化他自己负主要责任,别人也要负责,包括刘少奇、周恩来,还有我们这批人,还有后来的红卫兵,都有责任。所以这些年,我一直呼吁要搞清楚三个问题:第一、人类社会的历史进步依靠什么?第二、理论和主义是什么?第三、共产党是什么东西?

共产党没有科学知识啊,也(体现)在这里——这个红颜色是破坏眼睛的,你知道吧?绿颜色是保护眼睛的。共产党一革命就是红旗,到现在还是喜欢红颜色。那个电视台搞活动,都是红颜色多,唉!所以这个人类的发展啊,这个二十世纪呀,是一个特殊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苏联,搞了,垮了;中国,搞了,还没有垮,但是它他妈的,死那么多人,中国共产党的可怕是饿死人呵!杨继绳的父亲是饿死的。杨继绳出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两厚本书你看了没有?毛泽东这个人呐,我认为是天下最坏的人之一,能够那样死人,于心何忍?!太可怕了。

毛泽东这个人讨厌知识分子,他的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原文我看过,他怎么讲呢?……第一留学生,第二大学教授,第三大官,统统是反革命;第二,中学教员、中等官僚,半反革命;小学教员……胡适之是第一反革命……中国改朝换代靠农民战争,干掉一个皇帝,又出一个皇帝。毛就是没文化,数学打零分。

第一桶金

毛泽东不屑在细枝末节的具体事务上下功夫,他除了作文出类拔萃,其他各门功课都学得很差。因此他既很自负,又缺乏自信,常对当时的学校、教师和教育体制发泄不满的言论。如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抱怨说:“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再进学校。自由研究,只要有规律,有方法,未必全不可能。”“我希望至今存在的一班造孽的教育家死尽”,“希望学生自决”。这两个当初未能实现的希望后来居然噩梦成真,文革中由着他纵容红卫兵从校内闹到校外,打死逼死了无数的教师和学者。

走出他痛恨的学校,毛泽东在夜校打起义工。他批评当时的学校与社会相分隔,在为《夜校日志》所写的卷首语中,倡议打通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壁垒,以期造就“社会之人皆学校毕业之人,学校之局部为一时之小学校,社会之全体为永久之大学校。”毛此类反知识精英的精英姿态(anti-elitist elitism)直欲取消学校这一教育机构相对的独立性和专门性,造成教育的无政府状态。由此不难看出,早在发表荒谬的“五七指示”之前,年轻的毛泽东已对西潮东渐中初步发展起来的现代教育持抵制和取消的态度。他不喜欢正规学校文理兼重的教学内容,常把更多的兴趣转向校外的各类社会活动。他先是组织工读学会,后来又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向外界挂出“大学”的空牌子,实际上只是为活跃党团活动而举办了几期补习班。

毛泽东此类反知识精英的实验活动均以半途而废告终,几番折腾后,他最终发觉教书和做学问并非己之所长。在致罗学瓒的通信中,他即抱怨“专用口用脑的生活是苦极了的生活”。毛开始认真考虑更为现实的生活出路,在生财之道上动起脑筋。为把他“极卑”的“小我”扩张成“民众大联合”的“大我”,毛热心投入湖南自治运动。按照陈小雅书中的破案侦探,毛泽东积极参与驱逐张敬尧运动,因支持谭延闿主政“革命政府”有功,谭经章士钊之手,把颇有“政治贿赂”嫌疑的两万大洋捐赠给毛泽东及其同伙。毛仅从那笔巨款中拿出少部分资助留法学生,留在他手中的余款此后就再无明确交待。正是在此时,唯一知晓捐款内情的彭璜突患神经失常,毛泽东头一天送彭住进医院,次日彭即突然失踪。彭从此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给那笔捐款事件划下了十分可疑的句号。


毛泽东这一“向恶转”的行为并非一时胡涂,就他的《伦理学原理》批语和他在彭璜失踪前写给彭的信件来看,他显然自信,只要目的纯正,即使做了恶,也有做恶的理由,甚至将恶手段完全目的化也未尝不可。这就是毛泽东“以事实论恶”之谈要伸张的道理。至于对“恶人”应持什么态度,他劝导因卷入捐款是非而烦恼不堪的彭璜说,最好还是放宽评判恶人的尺度,不必攻其一点而不及其余,因为做恶者并不自认为恶,更何况“恶在究竟,仍不为恶”。往事如烟,彭璜已矣。毛泽东几经调整,总算为他“向恶转”之后再“向左转”的飞跃铺垫起富有弹性的跳板。

解放前就杀人如麻

富田事变

中共制造的一场〝肃AB团〞运动,红军中7万人被以各种残酷方式屠杀,整个运动中使用的各种酷刑也惨绝人寰。而实际上“AB团”根本不存在,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目的只是清除党内异己。专家称,各国共产党的大屠杀都是惨无人道,中共无视人命的本性从未改变。

1930年,中共在江西苏区,发生激烈的权力斗争。时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为了剪除赣西南地方红军李文林等异己,以整肃AB团的名义,发起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党内大清洗。

1930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近来赣西南党内呈现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领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冲塞。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改造。”

同年10月2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的联席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强调:“改造全部党的组织,重新建立,不使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团)留在党内团内……严厉地镇压AB团,处决AB团中一切活动分子。”

这场始发于赣西南的反〝AB团〞清洗,很快扩展到各个苏区。

据中共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记载,红军中约有7万人,因所谓〝AB团〞被杀,还有2万多所谓“改组派”、6200多所谓“社会民主党”。

1930年11月至12月,不到4万人的红一方面军,就打出了4400多名AB团分子,杀了几十个团长。永新县接连把六届县委都打成AB团,只允许一个自首,其余全被杀了。

在赣西南“苏区”发生肃清AB团不久,相邻的闽西“苏区”又发动了所谓的肃清社会民主党的政治运动。

1931年初,在红12军召开的一次纪念会上,因为有人口误喊错了口号,林一株为首的肃反委员会逮捕了以团政委林海汀为首的17个人,严刑拷打,逼出社会民主党一案。在这起大冤案中,有6352人被杀害,包括红军官兵、“苏区”干部群众。

像一年前赣西南抓AB团激起的富田事变一样,1931年5月,闽西苏区也激起了多起反抗兵变,也都遭到了新组建的红12军的残酷镇压。

所谓〝AB团〞,是1926年国民党内的反共者成立的,〝Anti-Bolshevik反布尔什维克〞团体。不过早在1927年就已解散。据大陆官方杂志《同舟共进》2012年第三期记载,其实1930年在中共赣西南甚至整个中央苏区,根本没有〝AB团〞。

经过

1930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在内部发动反AB团的肃反运动,大量杀害党内工作人员。当年11月1日,由于国民革命军对中央苏区展开第一次围剿,苏区军事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等率红一方面军赴前线作战,而将对江西苏维埃政府驻地富田的肃反工作于12月委托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主持。一般中共党员对李韶九评价不高,黄克诚的好友何笃才曾指出:“李韶九这个人,品质很坏,就是因为会顺从,骗取了信任,因而受到重用,被赋予很大的权力。”

12月5日,在李韶九的指示下,大批红二十军领导被捕,12月8日,毛泽东、朱德等又派古柏前来协助肃反工作。毛根据逼供所得的消息,认定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内有一个“AB团”省总团部,便派李韶九和古柏带人前往红20军、江西行委驻地——吉安县东固山的富田去抓“AB团”,抓捕省行委段良弼、李伯芳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立即开始刑讯,边审边抓,手段残忍,滥捕滥杀,红二十军和富田当地苏区特委、行动委员会抓了一百二十多人,处决了廿四人。

红二十军一营政治部主任、第174团1营在团长刘敌闻讯有人指控他为‘AB团’,大惧,为了自卫,12月12日率领下发动兵变,包围省行委,逮捕军长刘铁超,释放被捕的政治部主任谢汉昌,将被捕的几十人尽行释放,又把部队拉到赣江以西地区,派段良弼赴沪向中央控告毛。下午,红二十军攻占富田县城,释放所有被捕人员,将包括李韶九在内的中共当地政府人员全部逮捕,仅古柏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曾庆红之父)逃走。

刘敌等提出的口号是:“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是为“富田兵变”,中共称为“富田事变”,中共中央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进一步掀起捕杀“AB团”的高潮。

12月13日,红二十军在谢汉昌、刘敌率领下渡过赣江,宣布脱离红一方面军,12月15日,原被捕的中共江西省委领导段良弼、李伯芳等人宣布自行成立省委,并指责肃反是毛泽东的密谋,致信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等人,要求他们立即逮捕毛泽东。红二十军还派段良弼前往上海,希望能获得当时中共实际最高领导人李立三的认可,但段在上海失踪。

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正式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项英、任弼时、朱德等组成,周恩来为书记,项英任代理书记,实际掌握权力。项英将富田事变定性为内部斗争,“责成曾炳春同志亲自到河西永新苏区去把二十军带过河东来,并随带中央局的指示,通知赣西南特委负责人和参加富田事变的领导人过江来苏区中央局开会”。将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刘敌等人开除党籍,其余人员免予追究。

但是,当时王明已夺取了中共领导权,由于红二十军的领导均表示支持失势的李立三,因而在3月28日,王明派出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前往中央苏区,宣布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暴动”。

4月17日,主张同红二十军谈判的项英被解除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毛泽东代之,不久毛泽东又成为中共中央军委负责人,成为当时红军最高领导人。4月18日,红二十军兵变领导人在前来参加原定的谈判时被全部逮捕,不久即被全部处决。

酷刑

据史料记载,中共“肃AB团”运动中,酷刑种类达120多种,例如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洋钉钉穿手掌,火烧下身、小刀割乳等等。其中很多酷刑是此次运动中“首创”。据河南人民出版社《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记载,受刑者〝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哭声震天〞。打人者如果下手不够狠毒,也会被认为与AB团有关。

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指派李韶九带领一个连队并携总前委员会负责人亲笔信到富田帮助江西省委进行肃反,施以男点天灯、女烧阴户的酷刑,受刑人惨烈的呼叫声震撼着富田的夜空。

1930年12月7日晚,李韶九亲自开始审问,处以重刑,第一个被审的是李白芳,李韶九欲从这个书生模样的知识分子身上打开缺口,先是对李白芳进行悬吊抽打,继而施用“砧板烙肉“的火刑。“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对男“犯人”如此,对女“犯人”也毫不留情。李白芳、马铭、周冕的妻子正好来看望丈夫,也被当作AB团抓起来,剥光衣服,施以酷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

《搜狐视频》中共党史专家披露:〝后来肃反到什么程度,站队,站队以后用镜子照,如果你脸红,就说明你心虚,你就是肃反对象,就拉出去杀掉。〞所有在酷刑下招供者,都被立刻处决。为了节省子弹,处决方式主要是梭镖刺杀,棍棒打杀,大刀砍杀。〝那个血,把(杀人者)的手和大刀的手柄黏在一块,拿不下来。〞

红安县七里坪镇村民回忆:〝整个山,人从上面往下倒,把整个山沟都填满了。〞

7月,红二十军被调至江西南部平头寨,被彭德怀和林彪率部包围缴。彭德怀、林彪率部队以“开会”为名,诱杀并抓捕红二十军军长肖大鹏、政委曾炳春、副排长以上所有干部(仅172团副官谢象晃和排长刘守英因被熟人所救和正逢值勤幸免于难),均分批集中到平头寨的平安河坝上进行处决,连许多兵士都无法幸免,当时把整条河水都染红了,可见当时消灭红20军干部的数量……红二十军番号被取消,残部并入红七军。在富田事变之后,各地的反AB团运动被掀起新高潮,审讯的手法也变本加厉,“捆着双手吊起,人身悬空,用牛尾竹扫子去打,如仍坚持不供的,则用香火或洋油烧身,甚至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指甲内。”一时间整个江西苏区人人自危,许多地区的中共机关中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员都成了“AB团分子”。

不仅富田事变的首领谢汉昌、刘敌、李伯芳等被杀,连没有参加富田事变的红二十军前军长刘铁超、政委曾炳春,后任军长萧大鹏都被处决。

被捕的红二十军八个主要领导人都被受酷刑,受刑者哭声震天,不绝于耳。更为令人发指的是,对被指为“AB团”的女性,毛泽东纵容对她们施用充满兽性的酷刑。当这些受刑的红二十军领导人的妻子们来探监时,共产党的打手们把她们投进阴森恐怖的刑讯室,将她们的衣服剥光,用种种常人无法想象更无法忍受的酷刑折磨她们。

在富田事变之后,各地的反“AB团”运动被掀起新高潮,此时肃反范围,远比富田事变前宽广,真是达到血流漂杵的境地。

1931年4月,富田事变被定性为“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后,因打AB团而激发富田事变的李韶九重获重用,被任命为中共政治保卫局江西分局局长,整个江西苏区的肃反都在他的控制之下。李韶九履任新的重要职务伊始就亲临赣西南“肃反”,掀起肃AB团的新一波高潮。

陈毅时任赣西南特区委书记。由于打“AB团”是当时压倒一切工作的中心任务,于是陈毅与李韶九便暂时成为了主持这项工作的临时搭档。李韶九不满陈毅抓AB团不力,他威吓陈毅说:“有人供认你是‘AB团’的团长,只有自首才有出路。”

陈毅担心,李韶九很可能要把他当成AB团的黑后台,早晚把他揪出来。他对刚满20岁的妻子肖菊英说:“菊英,要是我被打成AB团,你怎么办?”

信丰城里长大、稚气柔弱的肖菊英闻言大惊,得知陈毅不是在吓唬她之后,表示“那我就去死”。

陈毅示意,让她回娘家躲避风头,等运动过去,“若是我不回来,你也就不要回来了……”

虽然陈毅不敢把更严重的后果说出来,但肖菊英已经哭了,从此以后再无笑颜。各地捕杀AB团有增无减的声势加重了肖菊英的疑虑,她感到大祸将临。

一天,陈毅接到会议通知,决定向肖菊英托付后事。鉴于上次的教训,陈毅不敢讲得太明,他指指墙上的挂钟:“等到下午6点钟我还不回来,你就快走,也不要带任何东西,那就出不了村了,一定去信丰城,藏起来……如果我没有事,我就派人找你回来;如果无人找你,你就别回来了。”

结果,陈毅回家晚了2个小时。陈毅开会回来找到妻子,是在院里一口半枯的井里,妻子已投井身亡。

据说,陈毅因此怀恨在心,1935年长征期间将李韶九枪毙。

据中共将军萧克回忆录记载,中央苏区肃反累计屠杀了10万红军。3年内处决了7万多〝AB团〞和2万多〝改组派〞,6200多〝社会民主党〞,这只是有名有姓的受害者,还有不少是没有名字的……总共杀了自己人10万以上。

后续

由于镇压富田事变的直接负责人是毛泽东,毛在1945年中共七大的讲话中曾提到:“肃反,走了极痛苦的道路。反革命应当反对,党没成熟时,在这个问题上走了弯路,犯了错误。”1956年9月10日,毛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谈及江西苏区肃AB团运动说:“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5]但毛从未就自己与“肃AB团”的关系问题作过详细的解释和“自我批评”,“肃AB团”一直被肯定,富田事变也被作为“反革命暴动”的铁案,长期不得平反。直到1980年,在萧克等原红军将领的呼吁下,中共领导人胡耀邦才指示要重新调查富田事变。

1987年初,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被迫辞职,调查工作一度停止。1988年,在国家主席杨尚昆的批示下,调查工作重新展开。调查组在1989年初写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调查报告》,要求对富田事件全面平反。不久六四天安门事件爆发,此报告遂无下文。

目前,中国共产党承认当年的反AB团运动中绝大多数被处决者是无辜的受害者,所谓的AB团并不存在,王明应对此运动负主要责任,但是并未直接对富田事变加以平反。

夏曦

夏曦1917年8月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与毛泽东结识,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其第一批党员之一,深受毛泽东的器重。

王明、博古当政时期,夏曦是党内的一个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他是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1932年,夏曦任湘鄂西苏区中央局书记,兼任肃反委员会书记,在此任上,他以抓所谓改组派、托派、AB团、第三党、取消派为名,杀害了大批红军将士,造成了湘鄂西苏区的极大危机。贺龙曾说,夏曦的“肃反杀人,到了发疯的地步”。

在被夏曦杀害的人中,单是师级以上的红军高级干部,就多达十一人。其中最有名的是段德昌和柳直荀。活跃在湘鄂西根据地的红三军,鼎盛时多达两三万人,但经过夏曦“肃反”,加上牺牲和逃亡,只剩下几千人。夏曦还在红三军和湘鄂西苏维埃中进行“清党”,清到最后,只剩下“三个半党员”,三个党员是关向应、贺龙和夏曦自己,半个党员是卢冬生(因卢只是中央派的交通员,只能算半个党员)。夏曦一共搞了四次“肃反”,本来还想搞第五次,但被中央制止,仅其中第一次,据贺龙回忆,“就杀了一万多人”(但夏曦却向中央报告说“处死百数十人”)。当撤离洪湖苏区时,夏曦下令政治保卫局将“肃反”中逮捕的所谓“犯人”一半枪决,一半装入麻袋系上大石头抛入洪湖活活淹死。传闻当时吓得渔民不敢下湖捕鱼,因为常捞上死尸,湖水甚至变了颜色。解放后多年,洪湖里还能挖出白骨。

也许有人会说,夏曦杀人与蒋介石杀人的出发点不同。这当然不假,但在胡乱杀人这一点上,却绝无二致,而且,在杀戮红军的结果上,二者更无不同。要说不同,就是夏曦杀了段德昌、柳直荀等大批红军将士,这是蒋介石想做也做不到的。正因为如此,当时就有红军干部把夏曦称作“国民党刽子手”。

再看夏曦抓人杀人的一些理由。卢冬生是红军著名将领,曾任湘鄂西独立师政委和师长。有一段时间,他率两营人马打了许多胜仗,大家都为之兴奋,夏曦却因此怀疑起卢冬生,他对关向应说:“卢冬生只有两营人马,竟战绩如此之大,而我们红三军两万多人,竟被敌人追得无法立足。我怀疑卢冬生有问题,他扩大的军队,会不会是敌人故意安插的,卢冬生会不会为敌所收买?”经过关向应劝阻,夏曦才没有抓卢冬生。夏曦居然有如此荒谬和怪异的思维逻辑:打了胜仗,消灭了大量敌军,却成了投敌的证据。天下哪有这样投敌的呢?明代民族英雄袁崇焕打了胜仗,也被认为是投敌,但那是因为皇太极施了反间计,多少制造出了一些“证据”,而夏曦呢,则完全是无端地凭空怀疑。

不论是打了胜仗还是败仗,反正都证明你是坏蛋,是反革命。这种随心所欲、反复颠倒、“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整人伎俩,完全是封建衙门中的酷吏和恶师爷的卑劣手法。

再看夏曦的残酷。段德昌、王炳南、陈协平是三位战功卓著的红军将领,王是湘鄂边红军和根据地创建人,曾任洪湖独立师师长,陈曾任红三军教导第一师政委,但夏曦却无端怀疑他们是改组派。为得到所需口供,夏曦不惜对他们施以重刑。夏曦曾对手下人下令:“这三个人极其顽固,段德昌被打得昏死数次,王炳南一条腿被打断,陈协平十指打折,可他们什么也不招。对他们,我们还要用重刑,一定撬开他们的口。”如此残酷地用刑,与明朝的厂卫大狱和国民党的渣滓洞、白公馆有何区别?当段德昌知道自己将被处死时,提出一个要求:“如今红三军子弹极缺,杀我时,不要用子弹,子弹留给敌人,对我,刀砍、火烧都可以。”这是多么伟大的气概和人格,苍天也要动容,鬼神也会俯首,但这却没能撼动夏曦,夏曦竟然真的就下令用刀把段德昌砍死了。王炳南、陈协平也在段德昌死后被立即处死。王炳南被杀前已被打断双腿,是被人架着砍死的。夏曦还曾在十几天之内抓捕了数百名所谓改组派分子,然后十人分为一组,用铁丝穿透肩胛骨,到各村寨游街,其中不少人死在路上。

夏曦竟还亲手杀人,他身边4个警卫员,被他亲手杀了 3个。贺龙曾经用“恐怖”二字形容湘鄂西的“肃反”,那的的确确是恐怖啊!贺龙曾经哀求夏曦:“老夏,不能再杀了,再杀就杀光了。”夏曦听后,只是默然而已。

夏曦何以如此胆大妄为,一手遮天,无人能够约束?原来,按当时党内(即毛泽东)规定,夏曦有“最后拍板权”。贺龙说过一段很无奈的话:“哪怕所有的人反对,只要中央分局一个人赞成,也必须按书记的决定执行,非服从不可。捕杀师、团干部,我和夏曦争,从来争不赢。”争不赢是当然的,因为制度早就定下了赢家。面对一个被赋予了“最后拍板权”的人,你就是再有理,就算是真理的化身,又有什么用?而具有“最后拍板权”的人,哪怕思想再歪,品质再坏,你对他又有什么办法?所谓“最后拍板权”,实质就是党内独裁。贺龙和独裁者争,哪能争得赢?

薄一波曾经写了一本谈党史人物的书《领袖元帅与战友》,转述了贺龙的看法,贺龙说:“为什么党内会发生这样‘左’得出奇的过火斗争和内耗事件?原因很复杂,有宗派问题,有路线问题,也有个人品质问题。而夏曦在这三个方面都有严重问题!”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见解,不仅解释了夏曦个人犯错误的原因,也触及到极左现象的发生与领导人个人品质之间的联系问题,极有启发性。实际上,从大量历史事实来看,许多搞极左的人,个人品质都很成问题,夏曦可以说是一个典型。

1936年2月28日长征途中在毕节涉水时,夏曦因前去劝说一支离队的队伍,途中落水,有些战士看见了,本可相救,但因对夏曦的“肃反”乱杀人非常气愤,所以没人愿意去救他,夏曦终至溺水身亡。

数据

由于被杀的红军太多,中共“长征”出发前,苏区五个月紧急“扩红”8万人,完不成任务的就杀。中共中央苏区地处江西、福建。从1931年到1935年,江西根据地内为中共完全控制的15个县(不包括为中共部分控制的边缘县),人口减少50多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闽西根据地的减少幅度也差不多。赣南苏区是中共中央苏区,人口共下降70万。由于住在这些地带的人很难外逃,这70万基本上应属于死亡人数。

肃反

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直接干预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随后,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以中央全权代表身份被派到中共鄂豫皖“苏区”。

张国焘1931年4月进入鄂豫皖“苏区”,担任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9月底,张国焘在河南省光山县白雀园发动一起大规模“肃反”行动。张国焘经常亲自审讯,严刑拷打、刑讯逼供,其最主要帮凶和最得力的助手是时任红四军政治委员的陈昌浩。

在这场“肃反”中,红四军死了多少人,至今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仅1931年11月22日陈昌浩在《彭杨学校报告肃反经过》一文内就承认:“这次共计肃清改逆一千人,富农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计一千五六百人。”

但徐向前在其回忆录中说:仅1931年的9月至11月的两个月间,当时红军官兵被杀掉十分之一,达到2,500多人。而“肃反”中被杀的官兵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实在杀不过来了,就用机枪扫射。1932年春,大批的抓人、杀人达到高潮。红二十五军原有1万2,000人,经过43天的肃反后,仅剩下了6,000人。其中,仅在1933年3月,一次就逮捕3,900人,马上就杀掉2,500人。

1931年11月中旬,中共红一军军长许继慎被勒死在河南新集政治保卫总局机关的一间房内,年仅30岁。他的夫人王望春是十二师政治部秘书,当时已怀孕,在遭到严刑拷打后被砍头,年仅20岁。王望春的哥哥王鄂峰(黄埔三期生,原红十二师参谋长)也未能逃脱。

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记载,从9月13日到11月中旬,逮捕被杀的红四军中的高级官员就有: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皖西军分会主席姜镜堂、秘书长陈翰香、红一军军长许继慎、红一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祺、红四军十师副师长程绍山、鄂豫皖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红四军参谋主任范陀、第十一师师长周维炯、第十二师政委庞永俊、副师长肖方、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第十师政治部主任关叔衣、参谋主任柯柏元、副师长程绍山、参谋长潘皈佛、第二十八团副团长丁超、政治委员罗炳刚、第二十九团团长查子清、政治委员李奚石、第三十团团长高建斗、政治委员封俊、第三十二团政治委员江子英、第三十三团团长黄刚、王长先、政委袁皋甫、第三十四团政委吴荆赤、第三十五团团长王明、红十二师参谋长兼红三十六团团长魏孟贤、第三十八团政委任难,以及12个团的政治处主任等人相继被害。红三十团一个团,被杀的就有500多人。张国焘当时在会上公开宣称:“就是有一万、二万也不奇怪。”

之后,“肃反”继续扩大,很多的高级军官被杀。1933年6月,红二十五军第一任军长邝继勋被张国焘秘密处决于四川通江县洪口场(用绳子勒死),时年36岁。

为了防止发生异动,部队以营为单位被拆散混编,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共鄂豫皖省委还组织了巡视团,派到各师,监督肃反。

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的、投诚的还是被俘的,不论是否有无反对中共行动,一律审查;二是所谓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也要审查;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一时间,留鹅头、戴眼镜、镶金牙的,还有读过几天书的,都被清洗。只要念过几年书,识几个字的,似乎是天生的所谓“反革命”。

这年冬天,肃反又从军队扩展到中共地方各级党政机关、地方武装和群众团体。中共政治保卫局手握肃反大权,为所欲为,几乎达到了县县“肃反”、区区“肃反”、乡乡“肃反”、村村“肃反”的程度。地方“肃反”滥杀乱打的程度严重。

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初期,在中共原四方面军鄂豫皖总部的驻地湖北麻城湾点修建农场,挖出了在1932年“肃反”杀人时的数千具尸骨,在当地的纪念馆里,保存着“肃反”时被无辜杀掉的村官和普通村民的名单。

在中共原川陕根据地的通江洪口场,挖出了有大约5,000具尸骨的“肉丘坟”,这些都是当时被杀的无辜者。一位原来的中共保卫局肃反人员回忆:“每天被杀掉的有一百多人,一人一刀,就是没死,也压死了。坑满后,土封起来又挖一个坑。”

在当时的“肃反”中,不仅杀人过多,且刑讯逼供也是非常残酷。杨克武在回忆肃反那段经历时说:“张国焘搞肃反时,我在四方面军政治科任科长,专搞肃反,杀了一些人。刑法也是很残酷的,如灌辣椒水、手指头钉竹签子、站火砖、捆绑吊打等等,苦打成招,非要你承认是反革命,还要你说和你说话的也是反革命。譬如,我俩在一起说过话,我给抓去了,苦打成招,承认了自己是反革命,这还不饶,非要说你也是反革命组织的人,这样又把你抓去,如法炮制,株连一些人,然后一一给杀害了,……随便安个名堂都可以杀人。”

当年中共的“肃反”运动激起了地方民众的强烈不满和反抗。一些地区贴出标语:“张国焘是杀人刽子手!”“打倒帝国主义张国焘!”有的地方还把县政治保卫局给砸了……

然而当年鄂豫皖的“肃反”杀人运动却获得中共中央的赞赏。中共中央还将鄂豫皖的所谓“肃反”经验加以肯定和推广。

在鄂豫皖的“肃反”扩大化运动中,时任红四方面军军长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也被秘密处死。

据《徐向前传》一书披露,1929年冬,19岁的程训宣与徐向前在湖北黄安程维德村结婚。1932年“肃反”时,程被关押在王锡九村,双手被捆绑吊于梁上并遭毒打,逼她供认徐向前是“改组派”、“AB团”,未果。1933年秋,程训宣在王锡九村附近的黑洼被杀害。

徐向前在1984年出版的《历史的回顾》一书中回忆说:“我老在前方打仗,她(程训宣)在后方工作,我们难得有团聚的机会。1932年四次‘围剿’时我在七里坪一带打仗,战局很紧张,我无法回家看她,让警卫员把袜子拿给她补一补,好行军作战。警卫员回来悄悄对我说,程训宣被抓走了,人家说她是改组派。她的命运如何,我不得而知,也不便过问,听候组织‘审查’就是了,还是打我的仗。部队撤离鄂豫皖后,我一直打听她的消息,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告诉我。

1937年到延安,才听说她和王树生的妹妹等一批人,都被杀了。我就问(鄂豫皖苏区的保卫局长)周纯全,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有什么罪过?周说:‘没有什么罪过,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嘛!’ ……她被抓走后,究竟受过什么刑罚,我不清楚,听说是打得不成样子, ……”

徐向前由此感叹道:“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我们的子孙后代,一定不要再重演。”

治国大师

供给侧改革

 粮食多了怎么办?
  高产神话不仅扫除了主管农业的高官们多年粮食紧张的愁苦, 也使毛泽东对粮食的况状 十分乐观。1958 年 8 月 4 日毛泽东视察河北省徐水县,他相信了县委书记张国忠的假话, 高兴地说: “你们全县 31 万多人口, 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要求干部不要只考虑怎么多打粮食。“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呢!” 还说: “以后人民就主要吃 小麦,玉米和山药喂牲口,喂猪;猪喂多了,人民就多吃肉。” 还说,“粮食多了,以后就 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的活儿。”毛泽东担心粮食多了,进而提出了种植方面的对策:少种,高产,多收。1958 年 9 月 底,刘少奇到江苏视察时也提倡“三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三分之一植树,三分之一休闲 ”,“少种、多收”。 
  毛泽东提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以后, 还引出中国科学院的一场闹剧。8 月 6 日, 中国科学院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和讨论毛泽东的指示。主持人说:“主席说钢铁产量超 过英国, 粮食也要大大增产, 过不了几年, 全国人民每年3有000 斤粮食, 粮食多了怎么办? 粮食多了要研究用途。 ”经过紧张讨论,中国科学院党组把粮食综合利用的研究任务下达给6 个与化学和生物学有关的研究所。它们是: 在长春的应用化学所, 在大连的石油研究所即(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前身) ,在北京的化学所,在上海的有机化学所、生物化学所和植物生 理研究所。这些研究所停止了许多重要的研究课题,抽调了一大批科研人员,于8 月 25 日 正式启动了粮食综合利用课题。这些课题进行不到一年,花了很多投资,取得了不小成果。 此时,研究“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科学家们也饿得发慌。于是,20 多个与生物有关的研究 所的数百名研究人员被紧急动员起来,转而进行代食品研究,提出了一系列代食品成果。 1960 年 11 月 9 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上书党中央、毛主席,提出了“关于大办粮食代用品的 建议”。

豪奢淫乱

毛在延安的生活也是最好的,吃什么呢?两样东西:小鸡、泥鳅长征,就是白天抬着他睡觉,晚上起来做事情。建国初期物质匮乏,他却吃熊掌。

舌尖上的腊肉

  关于“毛泽东不吃肉”

在 20 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些出版物中, 一再宣传毛泽东在困难时期不吃肉2。002 年夏天, 曾任李先念秘书的李成瑞告诉本书作者,李先念真有一段时间不吃肉。2002 年底,我在吉 林省一个资料室发现一个资料, 这是商业部副部长牛佩琮给吉林省主管财贸的副书记栗文又 的一个电话记录。电话记录如下: 栗又文同志:

  先念同志通知, 为了坚决保证完成今年猪肉出口计划, 中央开会已决定不吃肉了,且并已从前天开始执行,中央对此决心很大,先念同志指示将以上情况转告各省财贸负责同志, 现在中央财贸各部已从 6 月 15 日起,开始不吃肉了,特告,供参考。
  牛佩琮 1960 年 6 月 15 日上午电话通知 李先念和中央财贸各部不吃肉是受了毛泽东的影响。 看到毛泽东和老百姓同甘共苦不吃肉的消息, 我曾经十分感动。 毛泽东能够以身作则, 值得敬佩。 但是, 近年不断批露资的 料,却是另外一种情况。毛泽东是有一段时间不吃肉,吃什么?他的私人厨师回忆道:
 记得1960年的 10 月, 北京已是寒冷的初冬了。 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 周总理提中出 央带头“以素代荤”......

毛主席自己吃的也是“以素代荤”。当时北京没什么蔬菜,只有大白菜。一天,服务科 科长问我: “上海有什么北京没有的菜?特别是可以根据北京的条件自己做的素菜?”我说: “有的。如大力油面筋、烤麸、素鸡等,都是北京没有的。”他又问: “你会做吗?”我说: “可以做做。 ”第二天,汪东兴(当时的中央警卫局局长兼一组组长)和服务科科长找我, 让我到一组去烧菜。那时的一组就是毛主席,二组是刘少奇,三组是周恩来,四组是朱德, 五组是彭真,六组是邓小平,七组是林彪。就这样,我开始到毛主席家烧菜,做上海素菜, 做油面筋、 烤麸、 素火腿、 素鸭,做着做着, 我就留在毛主席家了。 原来的厨师调走了,我 就成了毛主席的私人厨师, 一做就做了五年, 一直做“到文革”开始......毛主席“以素代荤” 一直吃到 1961 年底。 这些名为油面筋、 烤麸、 素火腿、 素鸡的上海素菜, 基本上是豆制品, 要达到较好烹的 调效果, 必须使用较多的植物油。 这样一来, 无论是脂肪还是蛋白质, 都是十分丰富的其, 成本也不比肉低。汪东兴担任顾问的《毛泽东遗物事典》收了一份1961 年 4 月厨师为毛泽 东制定的西餐菜谱,其中各式风味的鱼虾共有17 种,这里不妨抄录一下: 蒸鱼卜丁、 铁扒桂鱼、 煎 (炸) 桂鱼、 软炸桂鱼、 烤鱼青、 莫斯科红烤鱼、 吉士白烤鱼、烤青菜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大炸 虾、生菜大虾。

 延安时代以来的见证人、党史专家何方在他的书中写道:

关于毛泽东在三年困难时期有几个月不吃肉被宣传得神乎其神。 事实是, 医生鉴于肉猪 胆固醇含量高,建议他改吃牛羊肉。而毛本人六十年代初一度喜欢吃西餐。所以1,961 年 4 月 26 日工作人员会同厨师给他订制的一份西餐菜谱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种,西餐汤十六 七种。

  何方这段引文中注明, 他这段资料来自 《毛泽东生活档案》 下卷, 中共党史出版19社99 年版,第 701 页。

看来, “毛泽东不吃肉”主要是造神者的宣传。即使毛泽东一段时间不吃肉,也不足以 证明毛泽东与民共苦。1959 年,各省、市为毛泽东(许多地方还加上政治局常委)大造别 墅。 除省、 市首府以外, 一些中等城市也竞相效尤。 其数量之多, 规模之大, 古今中有外。少 如湖南的'蓉园',四川的“金牛坝宾馆”,湖北的“东湖宾馆”,江苏的“紫金山宾馆”,山东 的“南郊宾馆”,杭州的“刘庄宾馆”和“汪庄宾馆”,上海的“西郊宾馆”等等, 都是在1960 年前后建造的。 这些“行宫”极尽奢华, 气派非凡, 有些地方的装修标准竟在北京钓鱼台宾 馆之上。 在国家极端困难时期, 耗费了大量财富。 和这些巨额投资相比, 少吃一顿肉么算?

孙维世

1949年,毛泽东和周恩来要去莫斯科和斯大林会面,这是毛泽东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国,江青要求一起去,毛泽东不许。而孙维世被任命为翻译组组长,还兼管中央的机要工作。火车一开,江青留在月台上,孙维世向她挥手告别,江青心里是什么滋味,没人体会得出来。毛泽东不爱坐飞机,从北京到莫斯科要走一个星期。据孙维世的近亲说,在路上毛泽东老要孙维世到他的包厢里去介绍苏联情况。一天晚上,孙维世哭着跑出来去找周恩来,周马上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抚摸着她的头发连连说:“要顾全大局、要顾全大局……”

陈露文

陈惠敏(陈露文)生于1948年,父亲陈玉生,是个抗日战将,但是中共地下党员。陈玉生是许家屯的上级领导。杨得志和粟裕都追求过陈惠敏(陈露文)陈玉生最后当江苏省政协副主席。

陈惠敏在毛泽东死后,嫁给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段焕竟的儿子。1989年,陈惠敏带8岁儿子逃到香港,后来移民到英国。

毛说过,我是他的女儿和情人。我反问他,那不是乱伦吗?毛听后大笑不语。他的伦理就是与众不同。他也说过我是‘尤物’,初初我还不明白尤物是甚么?后来才知道,就是今天香港很爱说的性感。

大陆过去没有“性感”一词,就像“做爱”二字也是文革后才流行一样。尤物,字面上是你特别喜爱的物品,用之女性,便有风骚、妖艳之类的意思。俗语难听点:叫“骚货”。她听了笑起来,说,我比张玉凤、孟锦云大概要骚一点。(干部子弟总是比较放肆吧。)

她说没有和毛的照片,其它的都有。于是,她拿出一大盒照片,倾倒在沙发上,让我看。大部份是黑白的老照片,而且尺寸小。我顺便挑了几张,她同意我去复制。如图这张在中南海和张玉凤等的合影,她在前排中间。似乎没有孟锦云。还有和一些老干部的合影。

一些内幕

她说,八六年她在北京被国安关押,事关邓小平要整杨得志。邓小平之女毛毛的丈夫贺平(总参装备部副部长)被指垄断军火生意,又不报告总参谋长杨得志,直接向邓汇报。杨为此而不满,曾在军委会议上,当着邓的面,指责贺平做法反应不好,让邓很难堪。邓便找岔报复杨:抓她,逼她交待“出卖情报”。她说,因为杨得志是她爸陈玉生的部下,她也和杨相熟,邓要借她打杨。    其间是否有生意上的冲突?她在二月十六日对我说过杨得志追求她,给她军火生意做。华叔回忆录也提到过她和前夫“做军火生意”。她说过,毛死后,粟裕(大将,陈父上级),杨得志都爱她,表示可以离婚,和她结婚。   陈露文对父执辈的将领中,对杨得志上将(1911-1994)最为好感,说他为人正直,是一名杰出的战将。她告诉我,一九七九年,邓发动的惩越之战,许世友指挥东线,大败;杨得志指挥的西线却获得大胜,因而,八○年晋升为总参谋长。粟裕曾对陈露文称赞其父早年救援新四军,说“没有你父亲,我们待不下去”。粟裕曾任新四军一师兼六师师长。(毛曾盛赞粟裕的战功,说粟裕应领元帅衔,但粟裕谦让,三次辞帅,故位列大将第一名)。陈露文没有接受两位将军的追求,尊敬他们为父叔长辈。对我说,他们都是“你们湖南人”。

陈露文口中的邓小平根本不值得尊敬。她拿邓与毛比,说毛从未动用军队攻打学生;不会当众训斥耿飊黄华“胡说八道”;邓在军内排斥三野,重用亲信,刘伯承元帅性格内向,功名就被邓抢了去。她说,重用太子党,其实是邓的主意,邓说还是自己的子弟好,邹家华、李鹏江泽民(还有习近平)才上得去。她说毛是政治家,邓只是个办事能力还不错的政客。

怎么觉得有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味道?也许雌性容易被情感冲昏头脑吧。

献祭老领导

她说了八六年在北京被关押三年的经过后,便说明中南海伴舞的情况。她说那是一九六二年开始的一项“政治任务”:中央首长要借跳舞有益健康。那时是困难时期,她十四岁,已发育得有一米六八的个头。去中南海跳舞,对她们这班女孩有一个实际的好处,就是可以吃一顿丰富的晚餐,富强面和美味的炒菜,外面是吃不到的。她们的舞场,由空政、公安文工团负责,专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三首长服务。舞场百余人,乐队伴奏,女孩子一排坐在一侧等候邀请上场。 她说是有休息室,有女演员陪毛,端茶入室,一个多小时不出来,有没有人上床?她不知道。舞会每周两次,每次要跳到三、四点钟,白天还要上班排节目,宣传演出,“非常累”。周恩来的舞场要低一级,由海政文工团伴舞。

当问到《叫父亲太沉重》,周恩来有没有婚外情时,陈露文毫不犹豫地说:周有情人,是一位将军的妻子,比她大十岁,是海政的舞蹈演员。周常打电话找她,在她们那圈子里人皆知道。她说:“艾蓓完全是周恩来的女儿!”艾的养父是个副部长,生母在北京,当然不会公开。

陈露文解释说,高层除陈云身体衰弱,林彪“抽白面(鸦片)”外,个个都玩女人,老帅朱、叶、老邓都不例外。他们当这是最高的特权享受。有的高干还“扒灰”,搞儿媳妇,告到毛那里。下级为了巴结上级,也以介绍女孩子为最好的手段。有人专机从杭州送一女给毛,毛看不上眼,当即飞返杭。毛曾要她介绍姐姐来京(陈露文一家十姊妹,她排行老七),被她拒绝。张玉凤就没有拒绝介绍其妹到中南海服侍毛。

陈露文谈到毛的生育能力时,说一段颇为大胆的话:“毛有生育能力,李医生有帮毛的女人打胎。只是到老了,才不行,后来已经不能射精,只是精神上发泄,玩一玩。

陈还说,文革开始后,江青大出风头,她完全不理会毛的性事,只盼他多玩些,她好在政治上尽情发挥和抓权。针对陈露文想移民美国的要求,英国资深记者梅兆赞博士还帮她找美英驻港领事探听过,他说,领事馆的人早已认识她,说,和毛上过床,就想办政治庇护?

“我在大陆有很多人追,文革后有两个中央委员追我,简直疯狂。来香港也有甚么董事长追我,还有人给我介绍大富豪×××。我无动于衷。我为甚么要离婚?就是因为和毛主席的那段关系太刻骨铭心,其它人就显得平淡无味。”   “随着权力的增长,他的性欲也变得旺盛,以至变态,无人可以适应。因为毛是一个非常态的人,性自然如此。毛是做爱的高手,不是一般的性交。他很反感周恩来装圣人,情人多,不敢做。也反感刘少奇说他老婆都是正式结婚,只有我一个乱来?毛的可爱就在于他的真,他敢说,他就是秦始皇。

“有张玉凤、孟锦云在身边,还不能满足他吗?”

她说:她们两个贤淑,听话,但呆板,不会做,只当自己是工具,不主动,没法让毛有如鱼得水的快乐。我不同,毛可以当她们的面叫唤:陈惠敏勾引我,让我看不了书!

她没有说怎样勾引毛。但说她常在毛面前赤裸裸地看书,以请教问题靠近毛,毛很欣赏她的眼神……只能想象,六六年才十八岁的她,以舞蹈演员的裸体示人,七十岁的毛怎能招架得住?她说,毛的性意识特强,第一次强暴她时,将她的衣衫撕烂,让她一下子完全崩溃了,经过多次强暴,他们终于成了忘年之交!她说毛的肤色光滑红润,可爱极了。

她透露毛有些怪癖,爱光屁股放响屁,还让她们记录一天放多少次。他认为放屁是健康的表现。毛喜欢和她互相逗弄,不是单方面满足。还不止一次让她看他怎样和其她女孩玩。她说毛熟读《金瓶梅》,说“贵在意淫”。他说毛不看色情电影,“有我们在身边陪他,足够了。但江青看三级片。”她说,毛的性致很高。我有时和他说文革的事,他很烦,说:不要理那些屁事,还是办我们的事要紧。

陈露文和毛讨论过恩格斯的婚姻理论,一夫一妻制由私有制而引起,也会随私有制消灭而灭亡,她和毛都赞成“共产共妻”

受难岁月

陈露文说:“(1967年)我们也不懂政治,跟着发牢骚,我和孟锦云一起议论毛主席,说毛像皇帝,三宫六苑,我们算什么?是妃子要册封,是妓女要收钱,是舞女要好玩,我们甚么都没有——这话被文工团的头头刘素媛听到,刘连夜去向毛报告,毛听后只说了两个字:造谣!就把孟锦云和我抓起来,打成现行反革命,遭到毒打,我被送去东北。说我们反对毛主席。”

我们知道,毛晚年身边有两个宠女:张玉凤和孟锦云。张之受宠,介入政治之深,已不是秘密,孟在毛死后较低调,只有一本郭金荣着《毛泽东的黄金岁月》(一九九○年出版,二○○九年又重炒一本《走进毛泽东的黄昏岁月》),是孟的口述之作,虽是党性作品,却也透露了一些细节。最引人生疑的是,孟这样一个陪毛跳舞的女孩,怎么突然成为反毛的“现行反革命”?郭的书中称,孟案是当年的“一号问题”,谁也不准打听,不准传说,是涉及毛的绝密。而七五年夏天,毛又突然将孟收回身边工作,此时已婚的孟,想要一个孩子,毛竟不予批准。孟戴着反革命帽子,在毛身边,甚至可代毛圈阅机密文件……这在那全国斗得你死我活的时代,是何等荒谬的事!

因此,海外许多评论都认定孟和毛的关系不仅陪舞还有陪睡。现在,陈露文的披露可视为一个旁证。她和孟锦云同年,事后遭遇更惨。林彪事件后,她得以从东北送回北京,挨打的伤痛,遗留至今。后来再进中南海,直到毛死前。前后经历十四年。

陈露文说,她的本名是陈惠敏,为了隐蔽其身份,才改名陈露文。张戎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采访名单之「身边工作人员、女朋友」中,陈惠敏和张玉凤、孟锦云在列。

陈露文说,她是毛身边女伴中,唯一的干部子女。张玉凤是东北籍的列车服务员、孟锦云是出身不好的湖北平民之家。而陈露文之父陈玉生是新四军第三军分区的司令员,前香港新华社社长许家屯曾在陈玉生部抗日地区任泰兴县委书记,后任陈部政治部副主任。许在九七年九月香港《苹果日报》专栏中提到陈玉生抗日初期是中共秘密党员。

因此,凭借其父曾是许家屯的上级,陈露文八三年来香港后,便可自由出入新华社,有时直入许家屯办公室。陈说,许家屯常告诫她不要“乱说话”,尤其是关于毛的话题,甚至吓唬她,要小心,否则会被暗杀,被绑架回去。(许还说他亲自批示过江苏歌舞团一名因说出和毛有一夜情的演员判处死刑,即李香芝)。后来怕影响不好,许家屯便下令新华社门警不让陈露文随便进入。

一九八六年八月,陈露文果然出事。那年她回北京被国安在西苑饭店绑架。借口是她在外面讲毛的私事,泄露党的机密。关在香山双清别墅,被严密看守,住在一个二层楼上,关了一年八个月,才放她回南京老家。

后来,中央派向守志(南京军区司令员)和江苏省委书记等人向她父亲宣布陈露文没有问题,“父亲对我的事管不了,只盼我走远点”。她父亲一九九四年去世,九十六岁。去世前住南京,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陈父受到尊重,是因为早年自组游击队抗日,为国民党收编后,接应新四军建立苏北根据地,立下大功,任新四军(三野)第三纵队司令,副司令为叶飞、张爱萍。陈露文仅有的小学教育就在南京军区子弟小学(卫岗小学)入读,和张宁、刘伯承之女、许世友之女同窗。

结局

八九学潮失败后,陈露文看到很多人逃亡香港,她便趁机偷渡,重返香港。走的什么路线?她没有说。最近司徒华回忆录《大江东去》出版,其中提到黄雀行动也帮了一名“毛泽东情妇”去美国。当即令我想到陈露文。特征:①带有一名八岁儿子;②曾是解放军文工团;③毛死后嫁给南京军区副司令之子;④从事军火生意;⑤曾关押北京西山;⑥花了二十万元偷渡来港。

此妇是她无疑。她确有一子相伴,九七年十九岁,八九年应该是十岁。陈露文的婚姻也没错,是南京军区副司令之子,名叫段焕京(这是陈所述,查当时南军副司令名段焕竞,怎么与子同音?)她说,毛死前四个月曾嘱咐她,赶快离开北京,到南方去,嫁人。她将此事告江华、叶飞,他们认为是毛安排后事。她遂下嫁段家,一年后诞下男婴。丈夫湖南茶陵人。对这段婚姻,她描述道:   “结婚几天,我就感到厌倦,我们在一起,一点情趣也没有,乏味之至。他甚至不能谅解我和毛的关系,我们的孩子被他骂做毛的杂种,竟拿来摔,只有离婚。”

她说,很多人都是想利用她发财。北京也有人找她,要她为党史留下材料,被她拒绝。我相信,她是有心出版一本比李志绥回忆录更为真实的书,记载她和毛的前后十余年的情缘。她一再说明,所以要价数百万美元,是要得到补偿,「蹂躏了我的全部青春」,有一次非常伤感的诉说,「毛把我害得这样惨,弄得我和任何男人都不能满足,结婚的欲望也没有了!」但是,她并不缺钱。她也想出名,甚至说,以后要别人提到毛就知道我,像杨贵妃和唐明皇一样。

她非常自信,声称沾上了毛的灵气。其实,也有毛的不可一世和无知,造就她的野心。大陆给她“封口费”,让她炒楼,一次损失三千六百万,面不改色。她气愤地骂,英国美国当她垃圾,不给她移民,视她比一个流亡学生还不如。她要出一本超过李志绥的书给他们看看。

她不讳言,对毛的至高崇拜,怀念毛。她说时常托梦,毛对她说,“只要不跟别人一道反我就好,对我的事,实事求是就行了,我不怕暴露。”她说,毛是天才,超凡脱俗。毛喜欢她,也是因为她聪明、坦白、反潮流,不仅仅是她漂亮性感。江青也是和毛的性格相互吸引,她是绝对忠于毛的。毛身边的人,如“汪东兴很坏,干了很多你想象不到的坏事”。

她说,她不怕国安追杀,他们找她谈了五次,要她回国去住,给她房子。她不要。但是香港不安全,她一定要走。到外国生活,和儿子相依为命。她预言毛派还会在中国上台。

可见,这是一场刻骨铭心的虐恋。

李香芝

李香芝,生于1930年,山东阳信人,1947年17岁时参军入伍,1950年加入中共组织,1952年作为23军文工团成员,随军入朝,参加“抗美援朝。1955年回国,到北京中央歌舞团声乐训练班学习音乐。1958年秋,李香芝随在空军当飞行员的丈夫姚秀琪调到杭州,先后任杭州话剧团演员、副团长,南京歌舞团副团长,江苏省歌舞团合唱队副队长。

据了解李香芝的人说,她从不阿谀奉承、吹牛拍马,从不见风使舵。李香芝曾跟友人说过:“1958年经济失调,毛主席有没有责任?不能把什么过错都推在刘少奇身上啊!”“彭德怀给毛主席写了意见书,怎么能说是反毛主席呀?”“毛主席为什么把自己的老婆捧得这么高?”

1966年,中共前党魁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当时的李香芝也曾响应毛的号召起来造反,被推选为江苏省歌舞团红色造反队的勤务组成员。

当时,要造反就要写大字报,揭发所谓的修正主义路线在省歌舞团的表现。李香芝想来想去没别的可揭发,只是觉得歌舞团挑选女演员为首长陪舞是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就与一些人商量,联合写出了一份大字报:批判江苏歌舞团长期以来不务正业,大搞交际舞,光做衣服就花了6万元,买西洋乐器花了10万元,还在江苏饭店举办训练班,舞会上的音乐也是靡靡之音,一跳就是大半夜,第二天的炼功也搞不成,简直把歌舞团的女同志当成了舞女。

她还写了一份意见书,准备寄到北京,要求“中央首长”带头不要找演员去陪舞。考虑到这样弄不好会被打成右派,最后她把这份已写成的意见书烧了。

1967年1月26日,南京的造反派响应毛的号召,夺取了江苏省和南京市的党政大权。李香芝心灰意冷,又生了肝病,就退出了造反派组织。

1968年,江苏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以后,各机关团体都办起了非法拘留人的“牛棚”。当时正生病住院的李香芝,被“革委会”从医院里揪出来,关押到南京农学院专设的牛棚。

在经过半年多的关押批斗后,李香芝刚从牛棚被释放出来没多久,从1970年8月又成为“一打三反”运动的重点审查对像被关了起来。在反对省歌舞团大跳交谊舞的问题上,审查小分队死死抓住不放,逼迫李香芝反复写了十多份交代材料。之后,李香芝被诬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入狱。

性格刚烈的李香芝在被迫害时曾经态度很强硬。“揪李香芝战斗队”指控她态度恶劣,她却骂战斗队是反革命,甚至拒绝学习毛语录。当迫害者要她站在毛像前请罪时,她死也不干,昂首挺立,两手往口袋里一插,傲气不可一世。

但最终她还是被逼疯了。在大寒天里,她脱得只剩内衣,在囚室通宵跳舞,无缘无故地大哭大笑。他们说李香芝装疯卖傻。

1971年4月18日,在精神失常的情况下,李香芝曾写了一位女演员在陪舞以后发生的事,称:“到铁医以后,操纵我的人污辱我。过了一天,他要我原谅他。到铁医楼下时,又来搞我,说这是毛主席。我真的感到是毛主席的样子。我也支配不了自己。我听毛主席对我讲:小香,咱们是为党工作,受污辱也没有关系的。并说这确实是工作需要。”不料,这些在精神失常的状态下写的东西,竟成为她被处以极刑的铁证。

1971年8月2日,江苏省委书记、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许家屯做出批示:“将李犯立即被(逮)捕,关起来,不准任何人提审。”至23日,他又批示:“同意政法组的意见(处以极刑),望力级(立即)执行。”1971年9月2日,李香芝未经任何审判程序,便被仓促拉到江苏省京剧团礼堂参加公判大会,绑赴刑场,执行枪决。

就这样,一个风华正茂的舞蹈演员在文革期间惨遭杀害。

李香芝被冤杀后,她的丈夫、资深的空军飞行员,时任南京空军作战处作战参谋的姚秀琪,因受牵连,被下放到南京微分电机厂当工人。两个女儿也备受歧视,长女姚红经多次申请也不能入团。姚秀琪不服,多次向党中央、江苏省委写信申诉爱妻蒙受的不白之冤。

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拨乱反正之后的1979年1月11日,江苏省文化局党组才作出了《关于李香芝案件的复查报告》,详细叙述了李香芝参加革命后的一贯表现,证实了李被长期关押折磨以后“思维紊乱,神经不够正常”;在”整个案卷中,无一份旁证材料,完全是凭本人口供定罪的“。认定李香芝案件是一个错案冤案,应给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恢復党籍,并做好善后工作。

同年2月12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也正式发文宣布:“李香芝在深挖中无辜被长期隔离审查,在逼供情况下,造成精神失常,思维紊乱,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不应负刑事责任。撤销原判。”

斯人已逝,无限追思!李香芝只是当时万千受害者中的一个,历史也许不会记录下她的名字,但这一页历史会因她的存在而变得沈重。人们应该从中汲取些什么,来防止那个人妖颠倒的社会死灰復燃或者借尸还魂,这正是李香芝冤案对我们的昭示。

公然手冲

毛泽东最为网民所熟悉的言论,就是「打飞机我不如赵宝桐」。

《怎样打飞机》,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司令部编印的一本作战手册,封面标示出版日期为1965年2月15日,内容主要是详解使用轻武器击落战机的方法要诀。 2006年初,该小册子封面被中国大陆网民张贴在讨论区上,由于打飞机在粤语中有自渎的意思,于是网民一提起「毛主席」,有网民就不期然想起「打飞机」

怎样打飞机

HOMO爷爷

毛泽东的性生活不仅包括女性。他身边的男护工,清一色都是相貌英俊,身材健硕,他们在伺候毛泽东的时候,有一项工作就是要替毛泽东提供一整晚的按摩,名曰睡前特别护理。

毛泽东一直要求男护工帮他按摩阴部,我首次发现是在1960年,一名男护工拒绝帮毛泽东按摩阴部。他在离职之前对我说:“这应该是女性做的工作,而不是我。”后来在1964年,我在毛泽东的火车上,又亲眼目睹了类似的事。当一名男护工正在准备伺候毛泽东入睡时,毛泽东忽然一把抱住他,开始爱抚他,并且试图把他拖上床。

一开始我觉得毛泽东的这种行为应该说明他是同性恋,但是后来我总结出,毛泽东这么做应该是出于单纯的性饥渴。在旧社会,俊美阴柔的男性,可以在京剧裡面扮演女性,他们当中很多人也从事性服务,服务对象主要是富商和政府官员。中国古代色情小说《红楼梦》和《金瓶梅》,都是毛泽东最爱的小说之一,还有毛泽东其他最爱的小说,裡面都有类似的对同性爱的描写。娈童(意思是专指与男人发生性行为的男童和少年)本来就是中国旧社会传统的一部分。

但是毛泽东身边的男性工作人员,既不是同性恋者,也不是京剧演员。

恩将仇报

在中共党史上,尤其在中共夺取政权前的历史上,一定不能缺了被毛称为中共首位“红色医生”的傅连暲的位置,否则,中共党史很可能被修改。正是他,三次救了病重的毛泽东的命;还是他,保住了中共将军陈赓的一条腿;依旧是他,救治过包括朱德、周恩来、刘少奇、林彪、任弼时、李富春、陈云、王稼祥、邓小平等众多中共领导人;同样是他,曾经为三千多中共红军接种了牛痘,挽救了无数士兵的性命……难怪陈毅说“傅连暲对党是有功的”,谢觉哉称“寿人寿国功在党,傅公名应列首榜”。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对中共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医生,却在文革期间被迫害惨死,这又是因为什么?

1894年9月出生在福建的傅连暲,自幼加入基督教、后来学医从医。1918年,成为汀州红十字会的主任医师,1920年在福音医校任教,并开办诊所。在此期间,傅连暲受侄女傅维玉影响,开始阅读《新青年》等宣扬马列的杂志。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福音医院的外籍院长因害怕而离开了汀州,众人于是推举傅连暲担任院长。

1927年秋,中共在南昌发动武装暴动,傅连暲听说部分暴动军队正朝潮汕地区进发。亲共的他十分激动,其后主动为中共军队伤员诊治,包括给后来的中共将军陈赓治愈了伤腿。

1929年3月,毛、朱率领三千多中共军队流窜到汀州,傅连暲首次见到毛泽东,因当地天花流行,他主动建议为中共军队接种牛痘。毛、朱甚是高兴。在中共军队驻扎汀州期间,傅连暲的思想也越来越革命了,甚至把自己当成了中共军队中的一员,还向毛表示要将福音医院的名称改为“红军医院”。毛却说:“你不是说福音医院在上海英国汇丰银行有存款吗?药品都是以‘福音医院’的名字进的,改了名字怎么办?我看只要能帮助红军,名字无关紧要。”傅连暲这才放弃。

利用傅连暲的革命倾向,毛让其以福音医院的名字订阅《申报》等4种报纸,好了解国内动向。傅连暲欣然应允。

1931年,在国民党第一次围剿中共时,傅连暲所属的福音医院在帮助中共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不仅治愈了负伤的中共领导人王稼祥、周恩来等人,还在毛的建议下办起了红色护士学校,为中共培养了大量医护人员。

1933年,毛因恶性疟疾赴汀州治疗,并得以治愈。大概是需要身边有一个“御用”医生,毛建议傅连暲将福音医院迁到江西瑞金,正式成立中央红色医院。傅连暲欣然同意,并将自己积累多年的全部家产一并交给医院,由此出任了中共的第一所红色医院的院长。1933年4月26日,中共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发表了《红匾送给捐助巨款的傅医生》的文章,称赞傅连暲是“苏区第一模范”。

1934年9月,毛再次得了恶性疟疾,在傅连暲的精心治疗和照看下,毛躲过了这一劫。10月,中共在国民党的围剿下,被迫逃亡。在逃亡途中,傅连暲先后治愈了毛、周等人以及众多士兵们的疾病,还为任弼时的妻子、毛的妻子贺子珍接生……在中共逃到延安后,傅连暲奉命延安组建中央苏维埃医院,并出任院长。他还于1938年9月在毛的介绍下正式加入中共。其妻子和孩子在其离开后,与其失散。

中共窃取政权后,傅连暲先后出任中共中央卫生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总后卫生部第一副部长等职,并在1955年被晋升为中将。

编者确信,因为他对毛的滥交女友多有规劝,引发了毛的不满而通过江青、周恩来等之手将其迫害致死。

1966年文革爆发后,傅连璋被冠以“卫生部头号走资派”、“三反分子”、“天主教会间谍”等罪名,遭到红卫兵的残酷批斗。9月3日,他给毛写了封求救信,明言“我在长汀、瑞金救给您的命,现在请您也救我一命”。9月5日,他被红卫兵打断了肋骨。毛不仅没救他,还任江青在1968年将其投入监狱。

对此,林彪手下的干将邱会作在回忆录中可以证实。回忆录中说:

一次,总理、杨成武、吴法宪和我在场,江青对叶群说:“傅连暲在五十年代初,不是害过林副主席吗?现在,为什么不报仇!”叶群笑了笑回答说:“傅连暲还好,就是教林副主席养身之道,现在他(林)自己都会查药典了。”江青认为叶群不识抬举,立即说:“把傅连暲抓起来,待后再处理。”大家都不吭声,江青就火了,这时总理说这件事我来办。也就过了一天卫戍区来了几个人,给我看了总理的条子:“把傅连暲交给来人,周恩来。”我看了条子之后知道总理并不是指名叫我办的,我就给总后副参谋长陈庞打了电话,陈庞带着他们到了香山傅的住处,翻墙进去把傅连暲带走了,并关进了秦城。
过了几天我见到总理,问为什么抓傅连璋?总理只说了一句话:“和你们没关系。”不久傅连暲就死在秦城。

日后的中纪委审查小组对邱说:傅连暲之死与你无关,你对傅连璋在文革中说过的一些批评的话,不能和专案混为一谈。由此可见,傅连暲惨死于秦城监狱与林彪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可怜为中共奉献了大半辈子、挽救了众多中共高官性命的傅连暲,却最终连自己的性命也无法保住。1968年3月14日,他被关入秦城监狱,随即遭到了无休止的审讯逼供。体弱多病的他在被摧残的同时,却只能吃凉窝窝头和萝卜白菜。最终,他在3月29日含恨离世。据说他死时手上还戴着沉重的手铐,两腕部及肘部表皮脱落,结着黑紫色的血疤。其遗体当天便被火化,半点尸骨都没有留下,火化登记表上没有姓名,只有一个囚犯的号码。

可叹的是,傅连暲到死都在要求见被自己多次救过性命的毛,但毛却对自己的恩公置若罔闻。

大概毛内心深处还是觉得对不起傅连暲吧,其于1975年5月17日批示:“傅已入土,呜呼哀哉”,“应予以昭雪”。当年7月,其名誉被恢复,中共军队解放军总后勤部为他举行了安灵仪文。如此假惺惺的作态能骗得了谁呢?

黑茶山空难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叶挺将军写的这首白话诗《囚歌》,是六、七十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的,甚至成为一些名话剧演员们争相在诗词朗诵会上表演的节目。但叶挺没想到的是,让他与39岁爱妻和一双儿女「在烈火与热血中」死去的,恰恰是他准备去延安投奔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具有悲剧色彩的是,制造空难的不是叶挺诗中提到的「活棺材」国民政府,而是他一心要效命的西来幽灵中国共产党。

1946年4月8日,出狱36天的新四军军长叶挺乘坐美军专机飞返延安,同机的还有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代表、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解放日报》社兼新华社社长、政协宪章审议委员会中共代表秦邦宪,和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邓发、王若飞之舅父,贵州教育家黄齐生、黄齐生之孙黄晓庄,第十八集团军参谋李少华、彭踊左以及随行魏万吉、赵登俊、高琼(女)和叶挺夫人、39岁的李秀文及其3岁儿子阿九、9岁女儿叶扬眉以及四名美军驾驶人员,即将到达目的地时发生空难,而全机无一人生还。

此次空难的罪魁祸首,很可能是毛周二人。

毛泽东不能容忍别人与他分享权力

毛不能容忍别人与他分享权力。即使这个权力本来属于别人,那也不行。在中共的建党史上,毛不断以各种非常残忍的手段除去那些拥有权力的人,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红太阳」。被毛除掉的最典型例子有陕北最高领导人刘志丹,和建政以后的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等。

中共中央红军在经过所谓的“万里长征”之后,全国范围内剩下的唯一红区就是陕北了,这是刘志丹创立的。毛泽东与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刘志丹手下的军队比毛泽东的还多。在本地同情红军的人眼里,刘志丹是个英雄。但当地的西班牙天主教主教,不喜欢他剥夺教堂和富人的财产,称他为“天不怕地不怕的、浑身上下部是反骨的密谋家”。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毛泽东朝刘志丹的根据地出发时对中共高层说,刘在“领导上不一定正确”。九月中旬,主管根据地的中共北方局奉命前去“肃反”。北方局的人一到就跟刚被蒋介石从南方赶到这里来的红二十五军联起手来,向刘和刘的战友们开刀。红二十五军人数三千四百,不如刘志丹的武装力量强。但刘没有抵抗。当他从前线被召去后方,途中得知是要逮捕他时,他仍自己走进了班房。

刘志丹的妻子同桂荣带着六岁的女儿刘力贞四处奔走,营救刘志丹,自己反被管制起来。

中共大员谴责刘志丹“一贯右倾”,说他是“为消灭红军而创造红军根据地的反革命”。他服从党的行为不但不被赞赏为对党忠诚,反而被歪曲来作罪证,说他明知要被捕,“反而不跑”是狡猾的以此使党对其信任”。监狱里,刘志丹戴着沉重的脚镰,后来长期走路都成问题。酷刑是家常便饭,烧红的铁丝曾捅进他一个战友的大腿直到骨头上。许多人被活埋。幸存者习仲勋后来说,他被关在瓦窑堡的一个监狱里,“埋人的土坑已挖好,我们随时都有被活埋的危险。”

这个时候毛泽东来了──来扮演一个英明的仲裁者角色。毛传令停止捕人杀人,十一月底释放了刘志丹等人,肃反被定性为“严重错误”,两个替罪羊受到处分。

毛成了刘志丹的救命恩人,这使他接管陕北根据地时,处在一个再理想不过的地位。那场血腥的肃反使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大受损害,无职无权,毛得以轻而易举地把他们排斥在领导圈之外。刘志丹作为根据地的创始人,只分给很低级的职务:做由一帮新兵组成的红二十八军军长。毛派亲信做政委,以掌握刘。刘志丹没有怨言,他公开表态支持毛的权威,还要受害的战友们也都听中央的。

毛不想把刘志丹作为敌人消灭,他想借助刘的巨大声望来统治。毛也不想留着刘志丹。刘是本地领袖。毛知道中共迟早要从本地人身上挤榨粮食、金钱、士兵和劳工,这类政策必将引起本地人的反抗,土生土长的干部因为与当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容易成为这些反抗的带头人。毛要除掉刘志丹,不过办法跟解决过去根据地里的当地领导人不同。

在陕北安顿下来不久,毛着手实行打通苏联、接收军火的战略方针。毛的计划是东渡黄河,到富裕的山西省去,在那里招兵筹款,如有可能建立根据地,再向北去苏联卫星国外蒙古边界。

东征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开始。就像“长征”一样,中共宣传说东征是去打日本。其实一个日本人也没打,连日本人的边也没沾。毛招了些兵,掠夺了些财物,但不等靠近外蒙古,就被蒋介石的军队赶回了黄河以西。在这场短短的征途中,刘志丹死去,年仅三十三岁。中共说他死在战场上,但他死的前后一切细节都说明他是被谋杀的。

死的那天是四月十四日,在黄河渡口三交。中共说一挺敌人的机关枪,在扫射进攻的红军时,打中了他的心脏。但刘志丹并没有在进攻的红军行列里,也没有在两军的交叉火力线上,他在两百公尺外的一座小山上用望远镜观战。如果打死他的真是一挺机关枪,那挺机关枪也太神奇了:它本来在朝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射击,突然一下子转了个大弯,就那么一颗子弹,从两百公尺外准确地射在刘志丹的心脏上,精确度真能使神枪狙击手汗颜。

刘志丹中弹时,有两个人在身旁,一个是政治保卫局的特派员,姓裴,“长征”时他负责看守红军的金银财宝。另一个是刘的警卫员。根据裴自己的描述,刘志丹中弹后,他叫警卫员去找医生,“当医生来到时,他(刘)已完全停止了呼吸”。也就是说,刘志丹死时,身边只有裴一个人。这样的死法太使人怀疑刘志丹是被裴或警卫员暗杀的。暗杀是政治保卫局工作的重要部分,给“不可靠”的“首长”派的警卫员通常也是政保部门的人。前红七军军长李明瑞就是在被怀疑企图率兵逃走时,被警卫员打死的。红军将领龚楚在计划逃亡时,最担心的也是身边的警卫员。

刘志丹死前的一系列事件显示要他死是毛泽东的意思。死前八天,毛下令:“二十八军以后直属于本部指挥。”这意味着,刘志丹一旦死亡,向上面报告就是直接对毛。两天以后,毛任命刘志丹为他迄今一直被排斥在外的“军事委员会”委员。这等于刘获得全面平反,进入军事决策机构。这样刘死后会被当作英雄对待,他手下的人不会愤怒造反。最后,十三日那天,是毛亲自下令刘志丹去三交的,去的第二天刘就被打死了。

刘志丹下葬的时候没让他的遗孀看遗体。她回忆说:“我要开棺看他一眼,周恩来劝说道:‘刘嫂子,你身体不好,见了更难过。’所以没看到。”七年以后终于让她开棺看了,但那时遗体已腐烂。那一年毛泽东整饬在延安的中共干部,特别需要根据地的稳定,需要利用刘志丹的名字。他为刘志丹举行隆重公葬仪式,把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毛亲笔题词,说刘志丹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

在中共史上,刘志丹是唯一一个死在前线的根据地最高领袖。不仅他,他在陕北的左右手都在他死的几个星期内先后被打死:杨琪死于三月,杨森死于五月初。也就是说,毛到陕北几个月内,当地的三个红军最高指挥官都“死在战场”。这样的命运在红军里绝无仅有。

这三个人死了,潜在的对毛造反的本地领袖不复存在。后来,虽然陕北人有过一些小规模反抗,但都不足以威胁中共政权。毛泽东于是安全地在陕北住了十一年。

而文革的目地就是为了整掉刘少奇。文革之前,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比《毛泽东选集》更受欢迎,而在决策高层,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威望远远超过「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党主席毛泽东。这是老百姓不可能知道的动态,也是毛决不能容忍发生的事情。

比毛泽东资格老的王若飞

王若飞(1896.10.11-1946.4.8),原名王萌生,字若飞,号继仁,化名黄敬斋,贵州省安顺县县城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比毛泽东的资格老。他曾担任中共中央训练部主任,中共豫陕区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农民部部长和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兼任八路军副参谋长,中共中央研究局党务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工委书记。

中共建政前的1944年11月起,王若飞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工委书记,负责主持南方局日常工作。1945年6月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又当选为中央委员。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王若飞与毛泽东、周恩来一起作为中共代表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45年10月10日,中共逼迫蒋介石签定《双十协定》,同时国民政府同意释放1941年1月14日被俘的新四军军长叶挺。1946年1月王若飞代表中共方面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

要王若飞的命不惜搭上整机人命

此时,还在延安盘踞的毛泽东已经看到了中共建政的希望,决心除掉建政后能威胁他权力的人。1946年4月8日,在毛的命令下,王若飞与秦邦宪、邓发、叶挺等人乘飞机由重庆飞往延安。在飞机途中加油时,周恩来命人把飞机的磁罗盘和压力高度表线路破坏,致使飞机撞山,无一人生还。

据叶挺长子、80岁的航空专家叶正大中将回忆说,1946年4月8日「12时25分,该机由中转站西安再次起飞向北飞行,又与延安美军观察组电台作过一次联络。当时它的位置是延安西南30公里的甘泉附近,飞行正常。党中央领导同志和『四八』烈士的家属,包括我的二弟叶正明、四弟叶华明都在机场等候着。当时外面正下着蒙蒙细雨。我弟弟说他们都听到飞机隆隆的声音了,以为飞机马上就可以降落,很快就可以见到爸爸妈妈和两个弟妹了。不知何故飞机隆隆声却越变越小,最后就听不见了。当时大家都以为,地面下雨飞机不好降落飞到别的机场去了。党中央发电让各地数以万计的军民到四处查找,美军也派出两架飞机查找。4月9日下午,兴县黑茶山地区一位区委书记到县公安局报告,在黑茶山上有一架飞机碰在山上烧毁。经查证,证明就是『四八』烈士乘坐的飞机,机上人员全部牺牲。」

王若飞死后,毛泽东为其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

腊肉蛋炒饭

赴朝镀金

去朝鲜之前,毛岸英比较著名的一个经历是上“农业大学”。毛岸英刚回到延安,毛泽东要求他跟随农民劳模吴满有学农活。这段日子,其实只有五十多天,充其量也就是一个乡村夏令营而已,但后来凡提起毛岸英,都要大书特书这一段。

进北京后他的工作岗位是中央社会部(情报机关)部长李克农的秘书兼翻译。按说秘书工作是非常忙碌的,通常没有自己的时间。但毛岸英在1950年5月初有一次悠闲的长沙探亲。“这次南下是公私兼顾,他随苏联代表团来到武汉,给李克农当了几天翻译后便匆匆赶往长沙探亲。”

10月5日,中央决定了派兵援朝之后,毛泽东对卫士小李有一番对话:“我积极主张抗美援朝,我的儿子 不去,谁还能去?我想把岸英交给彭德怀,一起去朝鲜打仗,你看好吗?”毛又说“跟彭德怀同志在一起,学些军事知识,对他的将来会很有用的。”

毛岸英到朝鲜干什么,也是毛泽东安排好了的。10月7日,聂荣臻打电话给毛泽东报告说:“彭老总明天就要带他的一班人马去沈阳开展工作了,可是他的俄文翻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毛说“那就不用找了,让岸英去吧,我通知他。”可见毛并不想让岸英上前线,而是细心地替他考虑了既安全、又能掌握核心情况的岗位。

毛岸英当时作了多长时间的打算?他在向岳母张文秋告别时说过“多则半年,少则三月”;他的衣服、被褥、书籍还在北京机器总厂没有收拾,他说,“先放在这儿 吧,我还要回来的”。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情节是,1951年1月2日,此时毛泽东还不知道岸英牺牲,“正在看文件的毛泽东听说叶子龙来了,头不抬眼不动地说:‘子龙,我正要找你呢!把岸英调回来吧,你看他把材料写成这个样子,不但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此时距毛岸英“报名参军”,不到三个月,距赴朝才两个月零十天。如果他没有死亡,凯旋回京,正好应了他对岳母说的“短则三月”。

鲜嫩烤乳猪

1993年出版,由朝鲜战争时任彭德怀军事秘书的杨凤安与军事科学院军史研究员王天成合著的《驾驭朝鲜战争的人》(2009年更名为《北纬三十八度:彭德怀与朝鲜战争》再版)中描述,美军当时已大致发现志愿军指挥部位置并多次派间谍实地用“发报机或信号灯指示目标”,在一次空袭中毛岸英和高瑞欣“因昨晚睡的晚了,早饭未来得及吃”,“正在围着火炉热饭吃”。

原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杨迪(官至沈阳军区参谋长)在1998年出版的回忆录《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鲜为人知的真实情况》透露,当天拂晓前(轰炸发生在拂晓后),毛岸英、高瑞欣和成普三人违反必须进入防空洞的防空纪律,在彭德怀办公室中炒米饭;本书分别于2003和2008年出版的第2版和第3版增加了用鸡蛋炒米饭的细节,并说明所用鸡蛋是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派到志愿军任副政治委员的朴一禹送给彭德怀的,在当时相当珍贵。以下为原文:

第二天(即1950年11月25日)拂晓前,……邓华副司令员派人来找我, 对我说:“你到彭总那里去看看,看洪副司令是不是已把彭总拉进防空洞了?”我迅速跑向彭总的防空洞,正看着洪副司令推着彭总进防空洞……
趁彭总和洪副司令正在摆棋子时,我赶快跑去向邓副司令报告。 在我路过彭总办公室时,看到烟筒冒烟,立即跑进里面去看看,房里还有三个人正在用鸡蛋炒米饭吃。……三人中我只认识成普同志,那两位同志我只知道一位是彭总的俄文翻译, 一位是才从西北调来的参谋,他们的姓名我不知道。
我问成普:“老成,你们怎么敢用送给彭总的鸡蛋炒饭吃呢?赶快把火弄灭。”成普说:“我怎么敢呀,是那位翻译同志在炒饭。”我不高兴地说:“你要他赶快不要炒饭了,快将火扑灭,赶快离开房子,躲进防空洞去。”成普说:“我们马上就走。”说完,我就向邓副司令的防空洞跑去。
晓后,敌人的飞机编队飞临大榆洞上空,也不绕圈子就投弹,第一颗凝固汽油弹正投中彭总那间办公室,敌机群先将凝固汽油弹和炸弹投下后,绕过圈来就是俯冲扫射,然后就飞走了。
我迅速跑出来看看敌机轰炸情况,一眼就看到彭总办公室方向正着大火冒烟,迅速跑去,彭总办公室已炸塌。看到成普满脸黑乎乎地跑出来,棉衣也着了火,我要他赶快把棉衣棉裤都脱了,躺在地下打滚,将火滚灭。(凝固汽油弹,在当时是美空军的一种新式炸弹,用水扑灭不了)
我问成普:“你是怎么跑出来的?。”成普说:“听到飞机投弹声,就从你让我打开的窗户门跳出来的。”
我急着问:“那两位同志呢?。”成普说:“他们往床底下躲,没有出来。”
我着急地大声说:“他们怎么向床底下躲?一定被凝固汽油弹烧焦了。”我就要随来的参谋赶快去叫警卫营派部队来救火,叫医护人员来救人。

杨迪还描述了小毛平日的表现:

会议中也发生了我想不到、也不可能想到的奇异插曲,正当彭总向(第三十八军)梁兴初军长生气、批评梁后,与会领导同志都处在沉静严肃的气氛中时,随彭总来的那位年轻俄文翻译(我看他和我的年龄差不多,二十七八岁)却毫不胆怯地站起来,指着挂在墙上的地图说起来了。彭总坐着一句话也不说,既不制止他讲话,也不批评他,志司几位副司令也不制止他,各军军长低着头也不吭声。那位年轻的翻译,并不懂军事,我没有听明白他在讲什么,他说了一、二分钟后,看没有人理会他,也就不说了。
当时我觉得很奇怪,怎么一个年轻翻译会在志司党委召开的作战会议上,而且是在彭总生气的严肃气氛中,敢于随便说话呢?还没有人制止他、批评他?真怪,
会议开完后,我对(作战处)丁甘如处长说:「这个小翻译胆子真大,敢在彭总生气时,还在那儿说三道四。看来他还不懂党内和军内的规矩,这样重要的高级会议,哪有他讲话、发言的资格。他是谁?他是什么人?」
丁甘如同志说:「老杨,你就不要问,也不要打听了,我不会告诉你,其他的同志也不会告诉你的。」作者说,这样一个纯粹是志愿军党委召开的高级军事作战会议,当然没有苏方人员参加,也就没有翻译任务,这就是说,他不仅没有发言的资格,连参加这样的会议的资格也是没有的。

官媒试图展现其“人格魅力”,不想弄巧成拙,反而暴露了小毛莽撞、自大的弱点,反而让读者为他的早死感到庆幸:

10月8日,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毛泽东的儿子、时任北京机械总厂总支副书记的毛岸英在三天前第一个报名参加志愿军。毛泽东欣然批准同意。
几天后,毛岸英见到38军军长梁兴初。他说:“梁军长,我想到你们38军去当个团长。”梁兴初一听,笑着说:“38军在职的团长90%都是老红军,你还是新兵,就想当团长?”
毛岸英却说:“总政治部肖华副主任18岁就当团政委了,我已经28岁了,我要求下部队去,一定能当好团长。”
梁兴初依然笑着说:“我考虑考虑。”
但是,梁兴初虽说考虑考虑,却并没真心要他到38军去当团长。因为毛岸英不仅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梁兴初更怕战争太残酷,毛岸英在战场上不安全!所以,毛岸英并没有如愿以偿,最后被彭德怀叫在志愿军总部做参谋。

梁兴初之子:

那天的战役总结会上还有一个小插曲。彭德怀火气冲天,整个会议的气氛也随之特别紧张、严肃、凝重,在部署第二次战役的时候,志愿军总部作战处副处长杨迪指地图指得稍微偏了一点,彭德怀便又大声责骂:“怎么连地图也不会指了!?”就在这样的时刻,有一位年轻人站起来说话了,毫不胆怯地指点着地图侃侃而谈,连杨迪都很纳罕:这个年轻的小翻译胆子可不小,他怎么敢在这样的时刻发表意见?不怕在彭总气头上招来责骂吗?更奇怪的是,彭总坐着一句话也不说,既不制止他讲话,也不批评他,志司几位副司令也不制止他,各军军长低着头也不吭声。真是不可思议!他是谁?他是什么人?
这位个头略高的年轻军人就是毛岸英,他在志愿军总部的本职工作是俄语翻译,没有翻译任务时也管收发电报,当时志愿军总部也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这位翻译同志真实的身世背景。
毛岸英提出要去38军这件事他问过父亲。也是在一次战役总结会后,梁兴初一肚子气,饭也不吃了,准备回去,正好碰到毛岸英,他就要求到38军带兵。他说他是学俄语的,彭总让他当翻译,可是又见不到苏联人来。“其实我是想来打仗的,梁军长,你那里要人不?我到你们军去行不行?” 梁兴初问,安排他到作战科行不行?毛岸英说,还在机关工作,那和在志司作战室还是一样,他想要领兵上前线打仗。这个,梁兴初可不能轻易答应,就说,这我可做不了主,得彭总点头才行。毛岸英就说:嗐,你们怎么都怕彭老头儿?那我去找他谈。

当事人成普描述了小毛死前所作所为的另一个版本,并被党媒转载:

1950年11月25日,是志愿军打响第二战役的第一天,朝鲜半岛的上空万里无云。这天上午,所有的战斗命令下达以后,司令员可以有片刻的轻松了。一夜没合眼的彭老总,实在太劳累了。毛岸英正在靠北墙的大火炉子前签收有三个“A”字的战斗电报,毛岸英是志愿军司令部的俄文翻译,因为事情不多,他又主动承担了收发电报的任务。彭总和衣躺倒在毛岸英旁边一间小屋的行军床上。
前天上午,一架美军侦察机,曾在志愿军总部上空盘旋了将近一小时之久。这异常的现象,引起了人们的警惕。大家估计美军可能发现这里有个轰炸目标。所以邓华、洪学智和不值班的参谋人员都撤到了距木房不远的一个山洞里,以防备敌人今天来空袭。作战室里,只留下了实在脱不开身的司令员和几位值班参谋人员。
上午11点钟左右,四架美军轰炸机嗡嗡震响着,掠过志愿军总部的上空,向北飞去。作战室的参谋们以为是去北面轰炸什么目标。但对彭总的安全,成普是十分上心的,他匆忙走进老总睡觉的小屋。
“彭总,敌机来了,赶快防空!”
彭总睁开惺忪的睡眼,唬着脸,呛了成普一句:“怕什么啊,你这么怕死呀!”
一句话把成普噎住了。恰好这时,洪学智副司令员从防空洞里跑到作战室来叫老总。成普就像见到了救星,赶快催他把彭总叫起来。
洪学智一来,就掀掉了被子,伸手去拉彭总:“彭老总,快快快,快躲飞机去!”
彭老总笑骂道:“你这个麻子啊,这么怕死啊!”
“不但我怕死,还怕你死呢!”说着,不管三七二十一,洪学智拖起老总,在后头推搡着,绕过毛岸英的身旁,向门外的防空洞走去。
成普松了一口气,毛岸英这会儿也登记、发完了电报,就从子弹箱里抓了一个大苹果。朝鲜盛产苹果,金日成派人送来了一些,志愿军总部又自己买了些,所以作战室里有的是苹果。对于吃苹果,这些参谋人员还能吃出花样来:把削下来的苹果皮,放在红热的火炉上烤,烤得焦干,吃起来,又香又甜又脆,比吃苹果还有味道。毛岸英现在就这样,把那一圈长长的果皮放到了炉子上。
敌机又从北边飞回来了,再一次掠过作战室的上空。成普心里产生了疑窦:敌机刚刚北去又折回,莫非它们搜寻的就是志愿军总部这个目标?当彭总一离开作战室,成普马上跨出西门坎,一只脚在门外一只脚在门内,仰头向空中观察敌机的活动。那四架敌机已飞临作战室的上空。不仅是飞机,还有上百个银白色的亮点——这不是一般的炸弹!一般的炸弹在空中是墨绿色的点或者褐黄色的点,这是凝固汽油弹,用铝作包皮,所以在太阳的光照下显得明亮而刺眼。成普大喊:“不好!快跑!”惊呼未完,大群的汽油弹就击中了整个作战室,木板房全部坍塌下来,毛、高两同志葬身于烈火之中。眨眼间蔓延成一片火海!成普被爆炸掀起的气浪甩到了西门旁的小沟里,半边衣服烧着了,半面脸上也烧脱了皮,幸好没有昏厥,他就地向没有火的方向滚去,把自己身上的火扑灭了。

洪学智版本:


成普一直对毛岸英之死是否和蛋炒饭有关讳莫如深,原因不明。无论如何,毛岸英违纪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他该死吗?该!

后宫群P

乌有之乡

毛主席政治乐人,屠豚无双,wg神触,本站难以叙述其魅力十万甚至九万分之一。只能推荐一下腊学研究书籍。(待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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