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从德六四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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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4日 

星期日

下午雷阵雨

昼30℃夜20℃

转移指挥部新建广播站

凌晨一点。转移了财务部之后,我松了一口气。下一步要转移指挥部。我建议将广场上所有同学都集中到纪念碑周围,并在那边安一个广播站,凭藉地势作最后抵抗。李录与柴玲留在绝食团广播站,在广播中请求同学们向纪念碑匯聚,并批驳了「拿起武器」的言论,强调学生运动歷来坚持的「非暴力」原则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纪律。[1]

我很清楚自己要做甚么:在纪念碑上重建指挥部。两个广播站都在平地,很容易受到攻击,因此都不能继续作指挥部。我让李录和柴玲等人二个小时之后到纪念碑三层去找我,便告辞开始行动。

新的广播站(也就是新的指挥部)建在纪念碑三层西南角,即原先财务部所在的地方,角上有一项帐蓬。这个方位最不容易受到军队攻击––我估计军队主要从西面和北面来。而确保军队找不到学生的指挥系统,是我重建广播站和指挥部的主要原则。重建广播站,技术并不复杂,只须将「学运之声」的广播器材搬上来即可。我们启用了那台长期不用的发电机来供电,以防军方突然断电。有两桶汽油,足够烧一夜。我请了一位懂行的同学专门看管发电机,并让人将汽油隐藏到子弹打不着的地方,以防不测。[2]


纪念碑上坚持非暴力

凌晨二点过,柴玲、李录等人撤到纪念碑三层上来,绝食团广播站的站长王童告诉我,他将那里所有的器材都砸烂了,衹带了一只收录机上来。[3]

随着指挥部转移过来,各种情报、争议和混乱也随之而来。流血事件的报告依然不绝于耳,纪念碑上的市民和学生便出现了巨大的意见分歧,而这些分歧都戏剧性地汇聚到柴玲的头上——一个工人拿一只手枪顶着柴玲:“我的兄弟已经被打死了,你们学生要是还要说甚么‘非暴力’的屁话,我就一枪崩了你!」另一个学生则拔出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冲她喊道:“谁对军队动手就是害大家的命,谁要是说拿起武器,我就先和他拼!”[4]

当时的紧张气氛难以描述。实际上,在纪念碑上同时有好几起不止于「文斗」的两派争执,也不尽是市民要以牙还牙,血债血偿,也不是所有学生都坚持“非暴力”。在拥挤的人群中,不时爆发阵阵骚动,新的广播两度险些被冲垮。那个拿枪的工人大约是“工人敢死队”的,后来这班人马干脆离开纪念碑,红着眼去跟军队拼命去了。后来听说没有一个有下落。

我竭力维护指挥部的秩序,一面在广播中不断唿叫○○八和北大二十八支队来虚张声势,一面将带上来的那二箱“北京大学”T恤衫分发给守卫在广播站周围的同学,实际上无论是谁,套上这身“号衣”便自然成了广播站的纠察。广播站周围立即一圈的白色,如此气势之下,再也没人捣乱了。一个简单的技术,往往可以起决定性的作用。

新开放的广播,採用“自由论坛”的形式,让大家自由辩论,实际上还有发泄与稳定情绪的作用。经过一段激烈的辩论,“非暴 力”的原则得到了捍卫。这个原则最有说服力的论点是:眼下,大军压境,一个人的暴力反抗等于是全体遭殃;长远来说,我们从一开始便坚持非暴力,不让血仇一环接一环地反覆下去,便等于是拯救了无数无辜的生命和祖国的安宁。一个市民拿过话筒说﹕“原来我不懂甚么是非暴力,现在我明白了,这才是对付军队最明智的办法。”


同仇敌忾,死守广场

三点左右,侯德健、刘晓波等绝食四君子赶到广播站,要劝说同学们撤离。[5]侯德健是我很推崇的词曲作家,我不光觉得《龙的传人》唱出了中国人的屈辱与希望,也十分欣赏他其它一些歌曲的深沉。在大陆共产党允许的文化氛围之内,他是少有的具有思想与个性的艺术家。而刘晓波在激进反传统的大学生中,也颇有影响。因而,他们的劝说,最初引起许多同学的惊讶与反感:知识分子的软骨病。这背后的潜意识大概是:你们当然很清楚,夹在学生最中间,是无法临阵脱逃的。

共同抵御外强的决心,促成了内部的团结。与指挥部讲和的,还有那些平时总来与我作对的人。刘强近日常常反叛,穿件T恤衫自称「无领无袖」,这时也到广播站来,重重地点点头,说:嗯,烈火见真金。工人纠察队和市民敢死队的人也站到指挥部一边。大林和程真上到纪念碑来同我们拥抱,说要与我们死守到底。刘晓波低声地对柴玲说:“吾尔开希真不是个东西!我现在才理解你们。”[6]

“绝食四君子”最初在广播中劝说大家的,尚是关于坚持非暴力原则的重要性。他们依然习惯长篇大论,但我记得很深的是刘晓波说:“……请你们放下手中的不成武器的武器,否则等于是谋害大家的性命,也给政府制造口实,损害整个学生运动的形象。”口才最好的还数侯德健,他说:“我们追求的绝不是死亡,我们追求的是真的生命!”

这时,柴玲和李录去北面巡视,我在广播中配合他们,请大家将手中的砖块、木棍、汽油瓶和枪枝交给指挥部。我重申了学运一贯坚持的非暴力原则,及这个原则与达到我们追求的必要性,也强调了指挥部的权威和同学们应遵守的纪律。我要求○○八的下属、北大二十八支队和所有在场的纠察队员配合指挥部的收枪行动。

一个工人含着眼泪交出一挺重机枪,辛苦和其它同学抬到毛主席纪念堂前的群雕下给砸了。木棍、砖块、枪械集中到一个帐篷中,由专人看守。刘晓波也收了一些枪砸了。

二个来自法国的记者传口信到指挥部:“我们一定与同学们坚持到最后!”我很感动地在广播中向大家宣布这个情况,纪念碑上一阵掌声。这时只有极少的外国记者敢于到广场上来。


“谈判”还是“斡旋”

接下来,“四君子”开始劝撤了。滔滔不绝有半个小时。停顿之间,纪念碑上一片沉寂;凝重的夜色中,火光与枪声如除夕的炮丈,从远处传来。

自然也有同学操起话筒表示反对,最主要的理由是:一,北京市民冒死堵军车,我们在最后关头主动撤出阵地,日后无颜见江东父老;二,军队不一定能够立即佔领广场,只要坚持二个小时到天亮,百万市民就会涌到广场上来,我们就有希望坚持下去;而一旦撤出广场,一切便无可挽回了。[7]

这时,许多同学并没有真切地意识到,军队决心且已经採用了最为残酷的手段。大家还不能相信,这些「人民子弟兵」会不用木棍和橡皮子弹来驱赶人群,而会用恶毒的开花子弹(达姆弹)。许多人设想到的最坏情况不过是头上挨两棍子,最多打伤打残抓进监牢。在同学们的头脑中,南韩学生与警察对峙时的催泪弹、警棍和橡皮子弹的印象太深刻了,这两年在大陆电视里,几乎天天都有这样的新闻镜头。

在辩论过程中,指挥部除了坚持提倡非暴力原则以外,并没有加入。我作为广播站的主持人,更不宜加入辩论的任何一方。四君子有点着急了,侯德健过来向我提议:由他们四人出面,与军方谈判,要求和平撤离广场,要求戒严部队在大家撤出时保证安全,他希望徵得指挥部的同意。

我沉吟片刻,对侯德健说:

你们愿意做什么,是你们的自由;你们若希望以第三方的姿态去与戒严部队交涉,我个人表示钦佩;但是,你们绝不能说是代表学生指挥部去与军方谈判。与军方交涉的结果也必须经过同学们的表决才能生效。

我记得很清楚,侯德健是在明确得到我的这样界定之后,才与另三个走下纪念碑,去与军方交涉的。因此,这次所谓“谈判”,勿宁称为“斡旋”。

这时是凌晨3点3刻。

凌晨4点正,广场上的灯全灭了。惊骇之中,大家感到死神在黑暗中披着一道道闪光向纪念碑袭来。剎那间,一切都像是凝固了,广场上静得怕人。为了安定大家的情绪,我将已经准备好的《国际歌》和《义勇军进行曲》等录音在广播中一遍又一遍地播放。

突然,从南面的纪念堂方向传来一阵猛烈的枪响,是士兵在向纪念碑点射,大概用的是自动步枪。当时我是站着的,面向东北,刘光一下子将我的头按下,后来他说,当时一颗子弹就在我们俩的头顶上空穿过,语气神情,颇有责备之色。而当时我觉得要蹲下身来躲枪弹,简直是一种羞辱。

点射断断续续地持续了十几分钟,目标主要是纪念碑上安置的高音喇叭,这些喇叭离我们头顶不足一米。很快,他们便将喇叭壳打成蜂窝一般,但是并没完全击中连到广播站的导线。我实在惊诧于这些“人民子弟兵”竟毫无顾忌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开枪!

而这黑暗中,又有多少罪恶发生?

四君子劝撤

4点半,广场上的灯又亮了。侯德健等人“谈判”回来,继续纪念碑上的去留之争。侯德健在广播中对大家说,戒严部队愿意在 广场东南角留出一条通道,让同学们和平撤走,保证不向和平的同学开枪。记得他提到,戒严部队的唯一要求是:早晨7点之前务必撤出广场,这是他们接到的命令中清场的最后期限。[8]

侯德健接下来要劝大家赶快走,这时,从四面八方传来阵阵的咒骂:

“软骨头!投降派!”

“侯德健,你滚开!怕死鬼,要走你自己走,没人拦你!”

……

有人冲到广播站前,揪住侯德健要揍他,说是不许他再动摇军心,周围的纠察队员死死地围住广播站,保护四君子与指挥部成员。

刘晓波抓住话筒,急了就结巴:

“同学们,我是,刘晓波!我是刘晓波!请大家相信我们,不要牺牲了!我们已经流了太多的血!一滴血和更多的血是一样的。”

咒骂的势头稍微平息下来,侯德健缓过一口气,接着对大家劝说道:

“同学们,我相信,现在留在纪念碑上的没有一个怕死的!我们都不怕死!”

在静听的人群中传来阵阵轻微的哭声。“但是,我们死得要有意义!眼前的事实说明,现在的政府已经不值得我们为之牺牲了!我再说一遍:我们追求的绝不是死亡,我们追求的是真的生命!同学们,请相信我们,赶快撤走!我会留到最后一个同学撤走为止!”

是侯德健这番英雄主义气概感动了大家,为最后决定撤走作好了心理准备。

口头表决,撤离广场

但是,要大家撤走,这时还缺少一种形式。没有人愿意站起身来率先撤走。四个知识分子显然没有组织的经验。

一片寂静。

这时,刘光非常清醒地催促我:“必须作个表决!赶快!赶快!”话筒在我手里。柴玲蜷在我旁边似乎睡着了,我不忍心去惊动她。[9]李录显得很沉默。静默之中,我用期盼的目光看了李录好一会儿,要把话筒给他,以为他会像往常一样,来主持这个重大的表决。但是,不知何故,李录似乎并没领会我的意思,照旧的沉默。

就在这一瞬间,我忽然感到内心异样的平静,宛如一汪清潭。这是我从未体验过的奇妙时刻。在我平常最应该睏倦的时刻,我的头脑中异常清醒地产生了一个计划:口头表决。我这时感到最强烈的责任是作个表决,而并不十分在乎表决的结果如何。“马上!必须快!”

是这股力量和意念支配我主持了纪念碑的表决,事后想起都觉得奇妙,因为我当时对形势的险恶并无切身感受。从一点左右,我就在纪念碑三层东南角上,几乎寸步不离,担心广播站被人夺走或毁坏。而北面广场和长安街的一切情况我都没看,既不清楚戒严部开枪杀人到何等程度,也不知这一时刻广场实际上已布满士兵,离我们最近的已经到了纪念碑北面的台阶下。我甚至没注意到广场上中共发佈的一道道通告。

表决,必须有个表决。我确信,表决本身,比表决结果还要重要。这既因经验形成的对于民主程序的信念,又与我当时的矛盾心情有关:这时我已不再坚持死守,原因不仅是因为侯德健的说服力,而是原先大家「坚守广场」的优势意识已经被打破,军心已经不稳。在两种对立的意见僵持不下时,任何群体都是脆弱而不足以抵御攻击的。

于是,我站稳脚根,握住话筒,凭藉生命的力,主持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表决:

同学们,大家安静一下,这里是广场指挥部。我们现在把广场上的决定权交给在场的全体同学。现在情况不允许召开各校代表大会,我们就用喊声大小来作口头表决––我数一,二,三,然后愿意留守广场的喊『留守』;再数一,二,三,同意撤离的喊『撤离』。重复一遍,……

没人质疑这样的表决方法。我就此执行。结果,我听到两次喊声大小不相上下,无法作绝对的分辨。但是,这时的情形不容许我们指挥人员有任何迟疑,于是,我紧握话筒,向在场的三五千学生和市民,宣佈了这一决断:

「指挥部认为,『撤离』的声音较大,因此所有的人从现在起,马上撤离广场!请大家少数服从多数,马上撤离广场!」没有欢唿,也没有咒骂,但隐约听到有人抽泣。我进一步宣佈了撤退方案:「同学们、工人、市民们,请分批有秩序地离开纪念碑,各校旗帜先打起来走在前面,从广场东南角,撤到海淀区去。」


心理分析

关于撤离决定,进一步说明原因如下:

一,这一决议虽然几乎祗是由我一人主持,但作了口头表决之后,我同身边的人小声徵询了几句,没有人说留,而刘光非常坚决地在我耳边催促说「喊撤的大声,喊撤的大声!」他绝不是个胆小鬼。李录也不再反对撤离。

二,心理分析。喊「撤离」的人应当不如喊「坚守」的人那么理直气壮,既然听起来一样大声,自然判断喊撤的人更多。

三,战术分析。即使双方各佔一半,我也倾向于撤。因为若决定留,那么对喊撤的人,撤也不是,留也不是——若半数的人自行散去,实际的后果只能是更加动摇军心,使纪念碑上的组织结构疏松;弄不好,一旦形成人流,造成趋势,还是会把大部分甚至全部带走,而其混乱局面将不堪设想。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让这部分人留下,因为有这么多人要撤,一旦受到军队的攻击,哪怕是只有少数人撒腿开跑,整个场面必然大乱。无论哪种情形,我都十分担忧军队乘虚而入,而在混乱中要是再自己踩死几个弱小者,必然被中共当作笑柄,说死伤的学生是被同学自己踩的,玷污学生运动的形象。这样的判断来自几次亲身观察,[10] 这样的预计结果是我最不愿意见到的。

四,战略分析。断然决定“撤”,也与当时的理论有关。即所谓“启蒙运动”,这是运动中许多言论和大字报的主调。既是“启蒙”,目光就要放远些,收效也不指望一朝一夕。而这三千同学的生命,绝不应当像有的人希望的那样,拿去换取甚么政治功效。我将他们视为未来中国民主之光。这一批人,更加上那些在各处堵军车的同学和市民,他们来自祖国四面八方,必然将再遍布全国各地,经过北京血与火的洗礼,争取自由的意志与 追求民主的理念,必将牢牢在心中扎根。十年、二十年之后,这些促使中国走向自由、民主与富强的希望的种子,必将在祖国的秀丽山川之间,开花、结果、繁衍不息。

自然,作此决断时,我也有不少顾虑。最大的顾虑是觉得对不起阻挡军队的民众,担忧北京市民将怎样看待学生,也担心政府会怎样加以利用。因此,在说“指挥部认为撤离的声音更大”时,我已经准备好了,让歷史来作评价吧。当时内心异常的平静与坚定,使我能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撤离的决定刚宣布,军方便加紧了行动。一排点射,喇叭被彻底打哑了。当我和柴玲、李录等人随队伍走下纪念碑三层南侧的台阶时,十来个穿迷彩服的士兵已经佔领了第三层,离我们不到五米远。他们头戴钢盔,有的手持木棍,有的举着小型冲锋枪,在三层上得意地来回走动,或是忙于收查广播站的器材与文件——自然,他们所获有限,一切重要物件早已转移。

这时是4点50分,离7点的期限还差2个多小时。

军方没有遵守承诺。

他最希望是我死了

撤离时同学们非常沉默,速度十分缓慢。走下纪念碑,向东南形成一股庞大而缓滞的人流。我夹在这人流中,默默然,一种决战后的疲惫,几丝对未来的茫然。刘光与我寸步不离,随时警惕地环顾左右。离开纪念碑不到一百米时,柴玲和李录过来,说:「为了稳定军心,我们指挥部应该走到队伍最前列带领同学们,也让同学们知道,指挥部依然和大家在一起。」于是我们向前赶,边赶边对同学们说:“这里是指挥部,我们同大家在一起。”周围逐渐匯集了一些失散的护卫人员和秘书处的同学。

纪念堂北侧集中了好几百士兵,到了南侧时,则见成千上万黑压压一片钢盔。但是,同学们从广场东南角向前门方向走时,并没任何阻碍。大家照旧在两侧拉起了纠察线,近处有零星的市民围观。大家边走边唱《国际歌》,声音低沉,眼含热泪。有的市民安慰说:「同学们,好样的。我们都能理解。」「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也有的市民习惯地鼓起掌来,随即便有同学去拦道,「还鼓甚么掌啊。」然后是一片抽泣。

悲愤、压抑的情绪到了极点。

到前门大街时,遇到许多队士兵,或严阵以待,或频频调动。这时,同学们终于爆发了:「狗!」「法西斯!」……军队中无人理睬同学们的咒骂。

李录很是沮丧,说「我要是死在广场上就好了!」柴玲悄悄地告诉我:「他觉得我们几个总指挥至少死一个在广场上才好,」她顿了一下,声音更低,「他最希望是我死了。“这大概出自内疚,觉得对不住保护我们广场的同学而拼死堵军车的市民。[11]

我默然无言,心情愈加沉重。

李录带队折回广场

绕过正阳门楼,向西走到前门大街时,我们赶到了队伍的前头。前面就是堂皇的“肯塔基烧鸡店”。指挥部成员在队伍前列一字排开,柴玲居中,我与李录护其左右,大家手挽着手,迎接前面的危险与挑战。

李录建议说:“我们带着同学们走那条‘血路’,一直走到首都首钢去,发动罢工。”所谓“血路”是指西长安街,这是流血最多的地段,从天安门向西数,主要的流血冲突发生在六部口、西单、民族饭店、復兴门、木樨地、军事博物馆、公主坟和五棵松。

然而,当我们穿过狭窄的北新华街,上到六部口时,竟没能见到任何惨烈的景象。空旷的长安街上,没有尸体,没有士兵,除了几辆被烧的军车还在冒着烟,地上撒满了瓦砾、碎砖。大街上空空如也,只有两边伫立垂泪的零星市民。

这时,指挥部中形成一股冲动,李录要带领同学向东折回广场。这时,不知从哪里冒出许多市民来,拦在同学们前面,哭着说:“同学们,不要再牺牲了。前面的士兵架着机枪排在路上。”[12]

于是,大家继续向西撤。

六部口坦克压死11同学

从六部口街口到电报大街约300米,我们快到电报大楼时,队伍后方突然一阵骚动,哗哗的如浪如潮地向前涌。我们在队伍第一排,稳住阵势。但是几分钟后,我们得到后面来的匯报:几辆坦克从东面冲来,闯进队伍,当场压死11个同学![13]

我震惊而愤怒,发誓要报仇。

接着,有市民将此前在六部口与西单死难者的部分名单交给我们。记得那是写在几页通讯录上的,两处分别有二十几个和十几个名字与单位,是在送往医院时收集的。

再向西就是西单路口。十分呛鼻的毒气弹烟雾还没散尽,证明这里也发生过激战。这时,我才注意到,天空是那么阴沉,空气是那么滞闷。勐然间,发现一个商店的玻璃的窗上,赫然画着几个乌红的字:

这不是墨写的,是人血!

这时6点半,天已蒙蒙亮,市民们仿佛都回家去了,往日繁华的街面上,再也见不到人影。一片死一般的沉寂。

在这沉寂中,又有多少母亲在垂泪!

西四路口无力组织

我一路上沉闷地思考着眼下的种种情景,对军队的行动大惑不解。最让我费解的是,为甚么要在周末采取流血镇压行动?“六四”是星期天,市民们都在家休息,聚众反抗的风险比平日大得多——以前大游行多在星期天——那么为何偏偏选这时镇压呢?为何不能等一两天呢?反正已经十几天了都不能实施戒严,也不着急一两天。另外,显然不同的军队各有区别,有的部队相当克制,有的却那么兇残。这又是为什么?看来,军政高层很可能出现了大分裂,比赵紫阳更进一步的分裂,而这次镇压背后实际上极有可能是一次政变!我又想到了邓小平在4月底便让38军带棉衣,杨尚昆说“军队进城,绝不是为了对付学生的。”许多内幕,都在迷雾之中。

内疚感越来越强。看到“这不是墨写的,是人血”的文字,想像昨夜手无寸铁的北京市民做出的巨大牺牲;又看到空旷的街面,显然戒严部队并没有完全控制整个北京,而我们却在撤回学校;这时,纪念碑上的争议又在我耳中回想,我感到无颜向北京市民交代。这时我想,大屠杀后民众会不会起来抗暴,大规模的游行罢工会不会发生?我决定一试,准备重返广场,回去路上正好在市内游行,吸引民众参加。

但是,在西四路口,我终于明白,指挥部已经无力组织任何行动了。我带着最前面的开路纠察向东折,北师大、政法大学等校校的同学却往北走,而混乱之中,北大、人大和清华等队伍则向西奔海淀方向。我赶快放弃向东折回的尝试,找了半天才在西边找到指挥部,而这时已经有至少三分之一的同学分流到北面去了。

青天白日,四具横尸

西四向西二里,是白塔寺路口。柴玲、李录带着队伍向西来与我匯合,奔海淀方向。许多人不断钻到第一排,俨然以指挥部成员自居。我和刘光都受不了,便到前面去探路。这时,开始有市民站在路边,递给同学们油条、馒头做早点。这时,有几个同学手中提着血衣摊着子弹,向市民展示军队的罪恶,边走边叙述:

“你们看看!你们看看!”

路旁的男女老少,见了学生,个个垂泪,有的女人经不住,就呜呜地哭起来。一路上都是这样。

白塔寺路口聚了不少市民,约有20来人站在路当间议论着甚么。我勐然见到十字路口当中,青天白日之下,竟然横躺着四具尸体!急忙跑到市民当中,拉着一个过路的三轮车工人的手,央求他将尸体收起来拉走,在那工人的躲闪中,我说愿出钱买他的三轮车。

这时,市民们围了过来,一个中年壮汉将我推到一边,愤愤地粗声对我喊道:

“你们学生要敢作这样的事,我就跟你们没完了!”

我大惑不解。一位长者提示我说:「学生,这几个人都是解放军啊!昨晚这里百姓死了四十多个,可比他们惨。你看那边(他指着东面一家医院,有几个护士出入),连穿白大褂的都不愿救这班凶手啊!」

我这才仔细打量了一番,这些尸首浑身黑乎乎的,分不出是血还是泥。有一个似乎还抽搐几下却没有呻吟。我实在不忍再看下去。在几分内疚和十分无奈之中,弃之而去。后队的同学绕过他们,不知最后有没有人将他们收殓起来。

怒烧《解放军报》社标语

再往西不久,到了《解放军报》社门口,因为是星期天,里面空无一人。大家也走累了,索性坐在街上,有几个同学翻过铁栅门,爬到里面的建筑上将墙上挂垂着的“坚决拥护党中央的英明决定”、“实施戒严,维护首都人民的安定团结”之类的红布标语点上火,烧了。一路上,同学们一见到这样的标语就要发疯似地烧掉。

从阜城门外立交桥向北,沿展览路到了西苑饭店,几十层高的大楼上也挂有这样的巨幅标语。同学们费了较长时间,才爬到楼顶,将标语卸下,用火烧掉。我实在睏得要命,躺在马路上便睡着了。

李录将我拍醒,队伍要继续开拔。这时我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要赶快与北大筹委会联繫,安排这批外地同学食宿。于是,在西苑饭店外想找辆出租,刘光拦住了我:“你得同大家一道走回学校!”我只好找了一个骑自行车的同学先回北大报信。

死亡数字二千七?

自白塔寺之后,便不断听到死亡数字在不断增大:二千、二千六、二千七……每次我都十分惊诧:怎么会这么快就有了统计数字?对其可靠性十分怀疑。到了西苑,见同学抱着一台收音机,这才恍然大悟:地球对面的「美国之音」在收集北京城的伤亡情况方面,可能比我们广场指挥部还要详尽而迅速。从收音机中听到,「美国之音」报导死了二千七百人,说是红十字会负责人透露的。另一家很清晰的电台叫「中广新闻网」,后来才知是台湾新办的,也有类似的报导。我告诉周围的同学,在指挥部查实之前,不要再传播这样的数字,否则记者又会从同学们口中「引证」死亡数字。[14]

队伍在人大又分走一批,到北大时,只剩下五百人左右。许多是外地同学。临近黄庄时,老广——我那个党员同学——十分兴奋地跳到我和柴玲跟前:“你们还活着!”

张伯笠这一夜没同指挥部在一起,撤退途中不知何时归队。[15]到中关村时有上千市民围观,伯笠十分起劲地施展了他的演讲才华。到北大校门口时,筹委会在这里组织了一个欢迎仪式,几百北大师生围着广场同学,听柴玲和伯笠向他们控诉军队的暴行。

我无法记录那么多的眼泪。沿途总有妇女号啕大哭,无人不掩面而泣。这时我才明白,这一夜全城的人都没睡,他们很清楚长安街上的惨状。

解散指挥部 疏散外地同学

回到北大,已临近中午。我们将队伍带到29楼外面,北大筹委会安排了这些同学的食宿。有许多教师、市民愿意将外地同学领回家中,以躲避军队的搜捕。我与筹委会的常劲等人谈了几句,便带着广场指挥部的人到二十八楼广播站去,在广播中,我向广场回来的同学宣佈广场指挥部解散,对他们的安排由北大筹委会接替。

然后,和指挥部几个人在238室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屋里有柴玲、李录、我、辛苦、刘光、马斌及李录的二个保安。

这时,有一个台湾女记者跑进来,[16] 拿着一张条子要请柴玲看。柴玲已趴在床上睡着了,我接过条子看了看,说:“对不起,我们不认识这个人。柴玲累得不行,能不看吗?”记者十分理解地不再说什么。李录好像与她很熟络,同她聊了一会,得知竟有一个台湾记者脖子上挨了一枪,另一个下巴挨一枪,他们真够勇的。[17]

大家都困得不行,我和李录商量着下一步行动计划。现在必须逃亡或组织地下活动了。我坚持大家必须分散行动,“总不能让他们一网打尽”。于是,商定好联络方案之后,我们分成了三组,辛苦、李录及其保安一组,他们只要了六百元!他们竟是靠着这么点钱,最先逃离了大陆。

北大博士生的故事

我叫醒柴玲,准备我们的逃亡。首先要换衣服,我们到29楼找到那个博士生,他给我和柴玲各找了一件换上。我将一些文件留在博士生那里,请他保留或处置。[18]

从这位计算机博士生的口中,我们又听到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原来,他昨晚也到了西长安街上堵军车,“我们一队学生纠察,排在路当中,后面是市民,前面是坦克。大家喊‘活着都不怕,还怕死吗?!’子弹打来,我左手挽着的同学,一枪倒了;右手的同学,一枪也倒了——我是从死人堆中跑出来的。这时我看见,一个女孩,不到二十,左手插腰,右手挥动着(博士学给我们看),站在路当间,她竟相信坦克会在她面前停下 !但是,坦克就是在她身上碾了过去。……”

他没有哭,只是低着头说,他已不再激动,如其平常一般的泰然。

出来时,听雷雨之中,有筹委会在广播中放罗大佑的歌: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黄色的面孔有红色的污泥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

西风在东方唱着悲伤的歌曲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

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

亲爱的孩子,你为何哭泣


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

多少人在黑夜里无奈地嘆息

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

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道理?

……

去导师和丁校长家求助

柴玲从困倦中醒来后,见我已经让马斌走了,而我并没有现实的出逃计划,她很不满意。当时我还坚持认为在校园内比哪儿都安全。找了几处皆无法藏身。最初我想去国际关系学院,想到办托福班的老师那里去躲躲,但到海淀出租车却没有车。柴玲很烦,在我们这样的不和之中,刘光失望地走了。他相信我俩单独走更安全。我很惋惜,要给他一点钱,但他愣是坚持分文不要![19]

国关去不了,我们只好再去蔚秀园找我导师,希望她能收留我们躲藏。我的导师惊讶地问﹕“真杀人了吗?”她家住有亲戚,不便收留,于是她打电话找丁石孙校长。丁校长还记得我,约我们去他那里。从我导师所在的蔚秀园到丁校长的中关园,要穿过校园,有三四里路。途中下起倾盆大雨,却将我淋清醒了一些。到了丁校长那里,他也衹能对我们说﹕“我现在是无能为力,你们要留在学校,我可以保证你们三天的安全。三天之后,我也难料。”他认为他不公然反对当局,留在校长任内,对北大同学更有好处,至少可多保护一些师生。[20]

几个小时之后,我们终于失望,在雨后的校园内漫无目的地游荡。一切已成过去,前途却很渺茫。一种深深的失落与无力感,向我们袭来。

在电教东面,意外碰到了天安门民主大学的一个筹办人。他说知识分子要在某校集合,已经准备好了几十本护照,问我们要不要去。柴玲沉默不语,我却很生气,冷冷地说“谢谢,不必了。”他没多加劝说,拎着一只小手提箱要走。突然,又转过身来,对柴玲说:

你等着瞧,以后我的名气会比你更大。

说完就走了。我几乎不敢相信,这竟是我们同伴的临别赠言!但当时,我简直没有甚么知觉,心已麻木。柴玲也极其平静,好像没听见似的。

小白兔

下午北大的校园,经过暴雨的洗礼,空气异常清新,与筹委会广播站中的紧张气氛宛如两个世界。我们继续在电教北面踯躅,突然柴玲脸上一副欢欣,宛如幼儿天真的笑:

“小白兔!”

青草丛中,一只小白兔蹦来蹦去。昨夜的枪声并不影响它迎接新的阳光。小白兔是我们结婚前的宠物,我们曾一道养了几只,常常拿到北大的草地上去放。她已经对未来完全放弃了希望?还是依然对生命有执着的顽强?她并不怨我没有为自己准备一条后路,而将未来的安排暂时放下,还是完全信托于我?她因我而参加运动,现在却……这时我鼻子一酸,搂住她,含着泪说:

“我对不住你。我完全没有准备后路。”

柴玲一听,眼泪也落下来,我们就在这个草地边发誓:活下去!

从此,我们振作起来。具体办法依然没有,我想到同学那里借两部自行车,走到了29楼外时,常劲十分惊异地看着我们:

“你们怎么还没跑!40人黑名单上有你们,知道吗?李鹏说见到这些人可就地处决!”这时我才惭愧地说,我们没甚么办法可想。危难之中,还是北大筹委会帮助了我们,给了我们五千元人民币和两部自行车,以及一些朋友的地址,让我们去那里躲避。[21]

天已濛濛黑,我们骑上自行车离开北大,怀里揣着八千元钱,从此踏上了长达十个月的逃亡之路。

注释

  1. 广场最后几个小时最好的录像记录是西班牙电视臺的记者拍摄的,后来在日本NHK电视台播放过。
  2. 后的广播站没有甚么帐篷,而是穿北大体恤衫“制服”的纠察队围成的一圈。边上有个小帐篷,但我们不在里面。
  3. 目前确切知道的广场上的“六四”死亡案例有二:1)程仁兴,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的双学士生,被戒严部队枪杀于天安门广场旗杆下﹔2)戴金平,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硕士研究生,在毛泽东纪念堂附近遇难。另外,凌晨两点半左右,学生纠察总指挥张健在广场东北角被一团级军官近距离连开三枪,中弹倒地,被送往同仁医院。最近,留在他体内的子弹才动手术取出2/3,还有1/3与骨肉连在一起永远留在体内了。
  4. 李录也记得类似的场面,但在子夜前。见《回顾与反思》第309页
  5. 据几位当事人的回忆,此前邵江从屠杀现场跑回广场,请四人劝同学们撤,刘晓波起初反对但被说服,于是四人到绝食团广播站劝柴玲和李录无果,这时“好在纪念碑上还有另一个广播站,好在同学们都集中在碑的四周,一位声音非常稳健,也相当沉得住气的男同学,是他在这最后关头一直还能自我控制,尽量以自己的平稳的声音安定大家,也是他带着我们再度冲上纪念碑接过其他同学正在播音的话筒,把我们四人介绍出来,于是我们开始了第一步:以和平非暴力的理想劝说大家放下一切可能被当作是武器的东西。”见侯德健『我的亲身经歷』(《天安门民主运动资料汇编》第339页)。
  6. 刘晓波的回忆里面也有这句话,但变成柴玲对他讲的。这句话是撤到半路上柴玲告诉我的,意思是很感安慰:大家在最后关头终于团结一致,而刘晓波也终于明白吾尔开希是怎么一回事。
  7. 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无稽之谈,说柴玲对刘晓波、侯德健讲:“赵紫阳派人来传话,要求学生在广场坚持到天明”。这应该是编造的,因为我一直在广播站,寸步不离,完全没见到这样的戏剧化场景,最后的现场录音中也没有;而最后宣佈撤离的是我,如果柴玲有这个想法,至少也应该告诉我。这应该是甚么人故意编造的或以讹传讹。李录在自传中说是一个逼迫柴玲不撤的人说的,当时拿了一把手枪对着柴玲说:“我们必须坚持到天亮,赵紫阳会带军队起义来支持学生……”见《Moving the Mountain》第197页。
  8. 当时在场的《星岛日报》记者蔡淑芳也听到最后期限是早晨7点,见她在该报6月7日7版“天安门广场最恐怖之夜”一文中的记述。李录自传中也记为7点,见《Moving the Mountain》第199、201页。
  9. 刘晓波在书中说,“在封从德主持广场上的人就撤留问题表决时,柴玲趴在我的身上,不住地抽泣。她最后趴在我耳边说:「刘老师,吾尔开希真是个王八蛋。」”这不可能,因为我记得那时柴玲就躺在我身边。
  10. 其中印象最深的是4月18日夜间新华门那次。
  11. 直到写备忘录时我还不知道5月15日成立指挥部时,李录和柴玲设定的加入指挥部的条件:在同学死去之前先作牺牲。他们的话大概与此有关。另外,和平撤离广场的学生队伍走到前门之前也有伤亡,当时在队伍中的程真和王磊各自目击了2-3人的中弹情况,王磊(西北大学学生)还抬了两个伤亡同学去前门医院。见六四档案网站上二人的“六四口述实录”。
  12. 张伯笠在1998年出版的《逃亡者》一书及其英文版中,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坦克碾压11个同学之后,“李录突然说:‘站住,我们应该回广场去,我们没有权力把广场丢掉!’柴玲、封从德没有表态。人们坚决反对,也认为这太不现实,而且中共肯定会下毒手,近百辆坦克,十几万军队守在天安门,我们回去不是送死吗?我认为人的生命应是最高准则,我们的责任是让他们安全地回到学校去。纠察队长墨轩只能说:你们是指挥,你们说去哪我就带队伍去哪!结果我和柴玲、封从德带队伍回北大,而李录、墨轩带着一部分队伍重新向广场折回,也许他们看见跟随他们的旗帜太少,后来又回来了,不过可以看出同学们是多么痛苦地离开广场。”我记得李录带队伍向东是在之前,我们刚上长安街时,但我完全没有印象当时张伯笠在场,尤其是对他和李录的争议更没印象。
  13. 据丁子霖《疯狂的坦克》一文,六四清晨“六部口死者5人,伤者9人,一共14人。这14人中的13人都有姓名、年龄、单位及受伤、致死部位。”五位遇难者是林仁富(30岁,北京科技大学应届毕业博士生)、董晓军(20岁,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工作系86级)、王培文(21岁,中国青年政治学院86级)、田道民(22岁,北京科技大学管理系85级)、龚纪芳(19岁,北京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88级)。受伤的9人是方政(北京体育学院85级)、王宽宝(北京科技大学研究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4学生(苏文魁、赵国庆、钱奕新、单连军)、权锡平(北京铁路局南口机务段工人)、刘华(北京某民营公司职员)及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生(北京某大学)。见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第194-199页。最近查到香港《明报》6月15日头版刊出的三幅六部口坦克杀戮的照片,其中一张明确写道照片上的死者中有两个是北航的,一男一女,男同学是北航纠察队员。对照《丁子霖名单》,可以判定这位男同学就是其中的47号虢安民,23岁,已通过考研,“6.4.凌晨,头部中弹﹐当即死亡﹐半边脸被炸飞﹐遗体于当日停放在政法大学主楼大厅﹐数日后由北航领回。”这样,六部口死者至少7人,而从当时指挥部得到的报告以及大量其他人的见证(如吴仁华、高新、蔡崇国),应该是11位死者,中间差了4人,我推测很可能是外地同学,因为:1,上述16位死伤者全是在北京的学生和市民;2,广场外地同学比例很高,最后撤离时也应有一半左右;3,外地同学零散,辨认身份较难,亲人无法及时赶到,很多从此就成为“六四失踪者”。从《丁子霖名单》目前188人的描述看,外地同学只有1位是明确在北京遇难,另有2人失踪,总共只有3个外地同学,这个比例显然有问题。
  14. 我当时并不太相信二千七这个数字,尤其是那些说有五六千甚至上万的,所以8日到武汉大学时还让柴玲留个录音以正视听。但后来了解到红十字会这个数字可能还是比较准确,因为它与另外两个来源的数字吻合:一、北大筹委会和北高联派出28辆校车数百人去几十家医院的调查结果,将近三千;二、美国学者Timothy Brook书中有六四当天11家医院的死亡数字共478人,据此他推测整个北京124家医院应有2800人死亡。见常劲、王有才“六四口述实录”及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161-162。“六四”后不久,吾尔开希在香港电视上说“广场死亡数以千计,北京,我想数以万计,我这是比较保守的估计”(广见6月29日港臺各种报纸),但后来承认那是夸大,又说“我相信广场有死人但不多,至少有一人死亡。[整个六四死亡]大约是一千人左右”(《开放》1995年6月11页)。戴晴也有类似转变,她在“六四”当天说“最少有两千群众及学生在军队冲突中死亡”(《联合报》6月5日2版),后来则说“我估计不会超过一千人”(《开放》1993年2月46页)。李录则在7月12日对外称“亲眼所见,以人格担保,广场上至少死亡数百人,街道上至六四凌晨则在二到三千,以后无法估计”(《联合报》7月14日2版)。
  15. 张伯笠多次回忆他在“六四”凌晨的活动,每次说法都有不同。他在1993年5月28日《新闻自由导报》上的文章中说,民主大学开幕式一结束他就“带领十几名同学迎着枪声向包围广场的军队冲去”,在前门肯塔基烧鸡店与士兵对峙,后又在前门附近的急救站见到很多伤员和死者。但在2004年5月接受BBC採访时,张伯笠则说民主大学开幕式一结束他就带领同学们去了纪念碑,而且绘声绘色地描述了纪念碑上撤离的全过程。两个说法显然矛盾,其中许多错误也说明他当时并不在现场,如我最后进行口头投票是用广播而非“一个小喇嘛”;又如他说撤退时和指挥部一起走在第一排,但我清楚记得当时李录和柴玲对他的消失还颇有微词;尤其是他说“我们第一排出来迎接军队,解放军的枪口都对着你,所以侯德建就过来说:‘能不能把枪口抬高一点儿,对着天,好不好?’”这根本不是当时的情形,而据侯德健的自述,侯并不在那里,他既没从东南角走(而是去了歷史博物馆前)、也不是早几批撤出来的。另外,张伯笠在1998年出版的《逃亡者》一书及其英文版中,虽然第一章便是描写六四的情况,但完全没提及前门的经歷,而是从广场撤离开始讲起,并说走出广场时还“回头望去,民主女神像被坦克推倒”。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两三个小时前女神像就被推倒了。随后对六部口的叙述也有许多类似问题,都说明他当时并不在现场。另外,1994年张伯笠在“回忆天安门民主大学”一文中提到,那晚他哥哥张翘就在民主大学臺下,“一个兢兢业业廉法刚正的共产党干部,值得信赖的兄长”,张伯笠受他的影响很大,铁道部领导专程让他来带弟弟回去,但文中未提是否跟他走了。见《中国之春》1994年1月87页。
  16. 徐璐,台湾《自立晚报》记者。
  17. 台湾《中国时报》记者徐宗懋。六四凌晨学生撤离、军队进去时,徐宗懋在广场南边遭枪击,当时满身是血,子弹从颈部打进去,穿过喉咙,从嘴巴出来,随即被送往同仁医院。后来他的前排牙齿被换成假牙。
  18. 这位博士生的名字在1990年的手稿中没有记下来,现在我已经忘记了,也许就是常劲说的严勇。据常劲修订补充,当时北大校方请他到校长办公室“以对同学们负责任的方式”正式通告已确认北大死亡四人,并要求筹委会解散以保护校园不被戒严部队进驻,当时北大校党委副书记说,“如果戒严部队强行进入北大校园,北大百年光荣传统会毁于一旦”。常劲记得名单上有化学系的讲师萧波、学生孙辉和概率系的严文。常劲对严文印象很深,他哥哥严勇是计算机系博士生,很活跃很支持筹委会,而严文在5月29日左右从常劲那里得到批准借到摄像机,六三晚上就去屠杀现场拍摄,为歷史作证。那臺摄像机是丁健从美国带回来捐赠给筹委会的,丁健代表美国留学生送来大笔的捐款(“六四”丁健曾任全美学自联副主席,后回国下海,任亚信科技董事长)。据丁子霖名单描述,严文当时23岁,六四凌晨一时许,在木樨地帮助摄像时被打中右大腿根部动脉,送海军医院抢救不治身亡。严文为记录歷史揭示真相而付出了最为高昂的代价。
  19. 刘光后来去了四川都江堰,去找我父母,告诉他们我还活着。他后来被捕入狱,关在武汉。
  20. 当时我不知道丁石孙校长“为了作出抗议,已经辞去党籍”(《香港时报》6月5日引述北大校内的一张告示)。
  21. 据常劲修订补充,他当时给了我们五百元,然后找到谢剑,谢剑又让筹委会财务部的刘蓉(北大图书馆系学生)取五千元和一千元兑换劵,并把他们的自行车送给我们。我们完全没用他们给的朋友地址,而是另有安全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