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毛泽东像污损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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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毛泽东像污损案是指在1989年5月23日下午2时,3位来自湖南省浏阳市的青年鲁德成、喻东岳和余志坚针对北京市天安门所悬挂巨幅毛泽东画像所进行的正义毁损行动。三人最初为了声援主张反对贪腐和要求中国共产党改革的六四事件抗议学生而在5月19日前往北京市,然而他们则主张完全推翻中国共产党并且建立民主政府。尽管余志坚和喻东岳曾经向学生领导人提及建议和宣言但并没有获得答复,之后认为无法和学生有进一步对话的三人于5月22日开始策划针对毛泽东画像的破坏行动。

第二天他们先是于附近购买了20颗鸡蛋并且填满油漆,之后就抵达画像附近准备展开行动。三人先是于天安门城楼悬挂「五千年专制到此可以告一段落」和「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标语,不久便将盛满颜料的蛋壳扔向毛泽东画像上。之后3人遭到由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大学学生组成的纠察队抓住,并且送至帐篷中问话。最初三人认为可以藉此与学生领导人会面并且告诉他们其行动的象征意义,但是参与学生则是担心三人为中国政府为了故意抹黑抗议行动而派遣的间谍。最后决定在当天下午5时召开中外记者新闻发表会,会议上要求三人公开承认是个人作为而“与民主运动无关”。

由此可见,学生运动实质上是相当混乱的,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崇高。一些状况,参见孔庆东条目。笔者虽然哀悼死难的民众们,但对亲匪爱支病的行为,是深恶痛绝的。尽管大量事实证明,支那无可救药,只能维持无限专制轮回,但本站仍然对他们由衷敬佩,在此,向三位敢为天下先的勇士们致以真诚的敬意!

随后在当天晚上7时,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将3人移交给北京市公安机关处理;而民主运动人士也在播出的电视节目上谴责这一行为,并且多次强调示威学生与3名青年污损毛泽东像的作为并没有关联。到了晚上10时遭到污损的毛泽东画像被撤下来,并且随即换上了备用画像。之后鲁德成、喻东岳和余志坚分别被人民法院判处16年有期徒刑、20年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其中喻东岳更因为在监狱中遭遇虐待而罹患精神疾病。

背景

喻东岳在19岁时考上湘潭师专中文系,毕业后在湘潭市第三职业学校任教,他还在1985年时当选成为湘潭市板塘区人民代表,并且在1989年1月时如愿调任到湖南省《浏阳日报》担任美术编辑。余志坚在湘潭师专化学系毕业后先是分配到浏阳县达浒乡中学担任化学教师,但之后则因为多次与校方有所冲突而被调往了更为偏僻的达浒乡涟头小学就任。鲁德成则为湖南省汽车运输公司浏阳分公司的汽车修理工,在1985年时结婚并且两人育有一个孩子。

喻东岳和余志坚在过去湘潭师专曾经有过交流,后来俩人便经常在浏阳县见面并且谈论现况,而鲁德成跟余志坚过去则是小学和初中同学。在1989年4月16日时,北京市学生开始发起示威活动并且提出更加开放的政府与社会等要求,之后由于示威活动在5月时态势不断升级。受到示威学生决定进行绝食行动和中国各地都展开相关的声援活动影响,余志坚前往《浏阳日报》报社找喻东岳并且表示要在天安门广场上以自焚的方式来表示支持学生;尽管后来余志坚的决定遭到喻东岳劝阻,但是两人决定以更具体的行动声援学生。当天下午余志坚就把自己的另一个朋友鲁德成介绍给喻东岳,之后3人决定隔天就前往北京市。

前往北京

在出发前余志坚托人向学校表示因为母亲生病而要请假回家照料,而鲁德成也向公司谎称要送妻子回娘家而请假离去;喻东岳则是在向《浏阳日报》报社社长留下便笺表示已经完成份内工作,因此希望能够休假并且北上。5月18日上午,3人乘车经由湘潭来到了长沙市准备搭乘当天晚上9时点的特快列车直接前往北京市,3人在空馀时间参加了长沙市声援北京示威学生的游行队伍[14]。但由于觉得示威学生的口号过于空泛使得余志坚提议3人自行拟定口号,之后他们以「结束一党专政,实现民主制度」作为横幅文字、而在纸上写下“恢复真正共和政体,打倒官僚统治”和“还政于民、还权于民、还自由于民。把封建制度送进历史的垃圾堆!”等标语,之后3人署名为、“湖南声援团浏阳分团”。

而由于担心前往北京市后无法应付生活开销,3人开始在长沙站邮局处摆设演讲台开始发表演讲并且获得一些民众的捐款,并且携带著相机的喻东岳也开始将3人的作为拍照记录。在将写有先前写的标语悬挂在长沙站站前广场后,3人便搭上火车并且和同样要前往北京声援的湖南省学生进行交流,喻东岳还以“浏阳报社”的名义组织签名作为留念。在火车上透过余志坚口述、喻东岳执笔的方式,3人草拟出了多方面批评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演讲稿。5月19日时3人抵达了北京市,之后跟著游行队伍前往天安门广场。但是进驻天安门广场后3人发现自身看法与示威学生有所落差,并且也无法直接提供意见给当时负责的学生领导人。不过在1989年5月20日时北京市正式实施戒严,3人仍然跟着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纠察队协助维持秩序并且防范军队进入天安门广场附近。

英勇泼墨

5月22日10时因为不满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发表了《胜利大撤退》一文,支持继续佔领天安门广场的3人开始与一旁的学生辩驳;甚至喻东岳执笔写下了《何谓胜利?》和《民众的民主之路在何方?》的广播稿交给广播站,但是广播站却并没有回应。当天晚上余志坚表示希望能够设法在天安门广场上做出一些举动,并且获得喻东岳和鲁德成的支持。尽管一开始他们想到藉由天安门广场上自焚的方式来呼吁学生不应该对于中国共产党有所期待,但是担心没有事先的准备反而会引起他人的误会,之后改决定将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拆除。到了隔天早上,3人前往现场勘察发现将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毛泽东主席巨幅画像拆除并不可能,而以油漆将画像刷除这个想法也因不实际而遭到否决,最后3人决定以鸡蛋蛋壳涂抹油画颜料来达到同样效果。

而在5月23日当天,数百万名参与示威活动的学生则计画发起抗议活动以表达对于北京市实施戒严持续3天的不满。到了中午12时3人买了鸡蛋、油画颜料、宣纸和墨汁等工具,并且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北京中山公园内调配颜料并且装入20颗蛋壳中。3人接著给自己的家人写下了遗书,之后由余志坚起草文字、喻东岳在宣纸上写下“五千年专制到此可以告一段落”和“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的标语。下午2时10分,3人先把两张标语分别张贴在天安门城楼主城门门洞的两侧,并且余志坚也开始将附近的民众加以驱离。在2时20分左右,由22岁的喻东岳先行把装满颜料的鸡蛋蛋壳往天安门广场上的巨幅毛泽东画像丢掷后,之后26岁的鲁德成随后也跟进开始丢掷蛋壳,另外25岁的余志坚则和其他学生一同维持附近的秩序。之后3人也高声呼喊“打倒官僚政府!倡导自由民主!”的口号,并且获得附近一些群众的支持。

然而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示威学生也怀疑公安机关的便衣成员会企图藉由事端抹黑学生抗议活动,并且为之后可能发生的镇压行动作为借口。半小时候后隶属于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纠察队成员前往现场盘查3人身份,之后喻东岳和鲁德成马上被抓住并且先送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的纠察队指挥部内。当时担任学生纠察队队长的张健便询问了两人身分,之后张健告诉两人之所以询问行为的理由并且要求两人应该负起责任。而另外一方面由于在过程中旁边示威群众的反对,使得余志坚反而是由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的纠察队带走并且与周勇军会面,但是之后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则要求将3人集合以澄清事件。同时参与抗议活动的学生也很快在城楼下面挂起“这不是学生、人民干的”的白布横额,同时一些示威群众的认为这一行为有辱国家和党的象征;而由于北京市天气在之后随即转阴也使得许多民众以为是因为污损毛泽东画像所造成的,对此鲁德成之后表示:“这些都是中共专制文化下折射的东西。当时正值春夏之交,北京下雨的天气,却被民间神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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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

学生之后将3人带到停靠在金水桥地面包车隔离看管,期间则有《中国农民报》的记者对他们进行采访。而参与抗议活动的学生们后续仍针对3人的行为和背景质询了2个小时,但尽管3人在在拿出证件表明身分后仍然遭到许多学生的质疑。而无法信任3人的学生要求喻东岳、余志坚和鲁德成提出字条并且按压手印,以声明3人污损画像的举动与学生发起的示威活动并无关连。当天下午5时,学生进一步要求喻东岳、余志坚和鲁德成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前出席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公开承认是其个人所为而且整个污损画像的行动与学生发起的“民主运动无关”,不过3人也藉由记者会发表其政治主张。而在记者会结束后3人则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记者陈铎的专访,并且这段画面则在当天晚上的《新闻联播》上播出。同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人员的要求下,当时留守天安门广场的部分学生纠察队成员被迫讨论喻东岳、余志坚和鲁德成的去留。

其中一部分学生认为3人是受到中国政府的指使所派遣而来,另外一部分学生则认为这是自发行动,最后学生代表经投票表决后决定将3人先行交到公安机关处理。到了当天晚上6时,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纠察队告知3人将把其移交北京市东城分局的天安门管理处。之后由代表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郭海峰负责这次移交过程,其中郭海峰向3人索取了名片并且要求签名,3人则把在长沙站募款而来的剩余资金递交给他。而到了管理处时郭海峰要求负责人提供一份有着亲笔签名的收条,并且表示:“你有义务向我们通报这三人的下落,这件事我们以后一定还要过问的!”而在当天晚间晚播出的电视节目中,民主运动人士则声明示威活动与3人毁损画像的行为无关,并且亦对喻东岳、余志坚和鲁德成公开指责。而遭到污损的毛泽东画像在3时50分时,由天安门广场上管理处便利用云梯先以绿色军毯覆盖画像。到了当天晚上10时25分,管理处在五建公司以及运输公司的协助下把被污损的毛泽东画像取下来,并且随即换上了备用的毛泽东画像。

判决书
狱中的鲁德成

周勇军2004年反思

1989年5月23日,天安门广场学生将来自湖南的3位青年扭送公安机关的事件,我将这次事件称为「三壮士」事件。

我做为一个89学运和89民运的发起人、领导人之一,也是这个“三壮士”事件的知情人和当事人之一。15年来我一直在关注这3位湖南难友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的命运,并尝试用各种努力引起社会对他们的关注,引起学运领袖们对历史的反思。但由于中外媒体和八九学运领袖们对这个事件的普遍冷漠,我的努力至今还没达到显著效果。

2002年6月,美国著名民主革命刊物《黄花岗》登载了一篇来自湖南陈少文的报告文学,《八九真英雄,湖南三壮士》,该文用报告文学手法,述说了“三壮士”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及湖南三壮士的悲惨命运,看完这篇文章我个人深感内疚,为了肯定三壮士泼墨毛像的正义行动,进一步冲击国人心中普遍存在的崇毛心理,并把“三壮士”事件摆到海外华人和国际与论面前,在《黄花岗》主编辛灏年先生的鼓励下,我带领赵品潞、叶宁等人到中共大使馆门前重现三壮士向毛像投鸡蛋的行为,并呼吁中共当局释放喻东岳,公正地对待这3位湖南人士。这次行动开创了海外华侨、民运界和国际舆论关注湖南三壮士的新阶段。

6.4 15周年前,随著蒋彦永上书的批露和流传,海内外掀起了又一次要求当局平反6.4的浪潮,学生领袖们再次要求当局给6.4平反,可是至今为止,台前的学生领袖们仍然没有只言片语给“三壮士”平反。

带著歉疚的心情我极想给予湖南3壮士实质性帮助,于是我在6.4 15周年前夕派人走访了余志坚和鲁德成并给三人一些精神上的鼓励和少许经济上的援助。我的这个决定也引起了其他民运人士和学运领袖对湖南三壮士的关注,最终促成了《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成功先生对余志坚和喻东岳母亲的长篇专访。《自由亚洲电台》节目主持人古济柔女士所主持节目《不同的声音》长达一个多小时,对中国大陆播出以后,引起了民运界和关注人群的广泛评论,许多人开始重新审视89民运,掀起了对89民运和学生领袖的又一轮批评。为了还历史以真实面目,维护89民运的声誉,也给3位受害人一个公正的交代。我对“三壮士”事件进行了深入了调查探讨。

历史事实

湖南三壮士之一余志坚先生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採访时说:高自联把他们送给了中共当局;学生对他们三人的态度是冷漠和不信任,广场上的学生纠察队让他们蹲在地上;广场学生领袖在决定是否送他们到公安局的问题上以一票之差决定了送他们去公安局;公安局的便衣到广场去要人,让学潮指挥者为难;柴玲、李录、王丹、吾尔开希等学生领袖肯定知道这事……余志坚的表白无疑将历史责任推到了高自联和几乎所有的学生领袖头上,而对具体决策人没提供任何有效线索。

是高自联送了三壮士去公安局?我作为前高自联主席,应该怎样面对?历史事件需要有历史承担的个人,二战时国际社会没有因为纳粹党和希特勒而放弃追究製造历史悲剧的其他个人,也没有因为日本天皇的军国主义而放过其他战犯,这种社会观念发展到今天,人们更是以法律观念来看待历史事件。澄清历史悲剧的具体製造者和责任人员是反思的第一步。

回想起两年前我在中国大使馆门前向毛泽东像再次投鸡蛋的活动,当时我还请了我的最好朋友连胜德先生一同参加这次活动,连先生没有到场。但活动结束后,他与我当天见面时说:这3个人是我送进去的,这没错。要是今天他们还这么做我还把他们送进去。出于对朋友的关心,我急切的对他说:“你的讲法与人们对三壮士事件的议论严重对立,至今15年了,人们不会太多的责怪当时的学生领袖,你只需有个新的认识就行了。”连说:“这3个人无组织无纪律,破坏了学生运动的整体性和严密性……”关切此事的学者辛灏年多次直接或间接劝连胜德表个态,但至今为止他仍一言不发,也不愿意讲出将三壮士送给公安局的具体决策过程。

1989年5月23日,我已到天安门城楼西侧帮助组建工自联,记得在下午1点左右,赵品潞从外面回来向我报告说:「天安门城楼下聚集了很多人,有3个人向毛泽东像泼了墨水,几百人正在吵吵嚷嚷,可能要出事。」我马上让他带领工人纠察队一小队前去察看究竟,约半小时后,赵品潞带回来一个外地人,衣著十分朴素,神态疲惫。当时岳武带人取下了他的手錶,放到我的桌上,说给他没收了,我当场感到极为不当,亲自将表还给了他。我问他为什麽向毛主席像泼墨水,他没有回答,带著一脸的沉思。我将工自联中所剩不多的麵包和汽水给他吃,他只小声的说了一声“谢谢!”我当时和赵品潞等工人领袖商量让他自己走,这事没必要管,可是不一会儿刘涣文,韩东方两人从广场中心回来,说高自联要人,并说高自联已逮住另外两人,需要他们三人一起澄清事件。我当时虽然已离开广场学生的领导工作,但天生的纪律与服从观念没让我多想,就决定让刘涣文、韩东方等人将这个人送到「高自联」去了。

前几天至电三壮士之一的鲁德成,他为我证实了当时去过工自联的正是喻东岳先生,喻东岳至今仍然没有出狱。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失去了他生命中该有的一切,并正在生命本身。我后悔当时没有给他更多一点的保护。鲁德成先生向我讲了他所经历的情况:

 1点钟左右我们向毛像扔去装有墨水的鸡蛋壳,招来了许多学生和北京市民的围观,许多人给我们鼓掌。大约半小时以后,广场指挥部的纠察队冲了过来,先对他们的身分进行盘查,然后说要带他们去指挥部做出澄清。围观的群众当时有许多人反对,工自联的纠察队趁机带走了喻东岳。最后我和余志坚仍然被带到了广场中心。很快他们安排在历史博物馆前台阶,接受了中央电视台及其它中外媒体的採访,中央电视台记者陈铎的採访在当天晚上的新闻联播中就播出了。採访完以后,我们3人又被带到金水桥前的一辆麵包车(当时叫绝食车)上,在车上一呆就是近4个小时,等待决定。纠察队对我们进行了看管,其中我记得最清楚有两人,当时有两个学生领袖,一个叫郭海峰(当时是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秘书长),另一个叫杨朝晖。在车上还有一个《中国农民报》记者对我们3人进行了採访。我们3人还被隔离分开,说是分别了解情况。后来在送我们走的时候,郭海峰还向我们要求籤名留念。郭海峰当时表现出一脸无奈的神情。大约六点钟左右我们被送到东城派出所,在东城看守所被关了15天,就送到了北京市第一看守所(K字楼),我们几乎没有与决策的学生领袖有过接触,去公安局也不是我们自愿的,我当然希望我们的苦难能得到补偿,学生领袖能给我们一个新的说法。

带着鲁德成的问题,我将电话打到了河南省安阳市找到了现在做物业管理的郭海峰,向他了解这个历史事件,郭海峰并没有谈到太多的相关经过,他讲到:

这3个人是在金水桥前被纠察队扣住的,然后被带到历史博物馆门前,学生主要担心他们是来成心破坏的,为了不给当局找到镇压的理由,我们当时让他们澄清他们的行为与广场指挥部和学生无关。我亲自把这3个人送到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天安门管理处,并要求处长给予签收。当时高自联已经撤离广场,搬到了北大和清华,广场上的学生90%是外地学生,外高联主席连胜德是广场上「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重要决策人之一。 

我通过多方查寻,至今无法找到杨朝晖的消息,希望杨朝晖做为三壮士事件主要的当事人之一,不要再保持沉默。

在《自由亚洲电台》《不同的声音》节目里,封从德先生说,那天他不在广场,回来知道这事以后,责备了纠察队长。封从德先生是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他在节目中表示这三个人并不是最大的受害者,毕竟他们没有像其他许多人那样被枪毙。但他也表示这是89天安门广场最大的失误之一,他自己也有责任。

在节目中,曾担任纠察队总指挥的张健先生讲到,这事他并不想澄清,因为当时大兵压境,学生运动是和平的理性的,不想给当局找到镇压的口实,不想有人火上浇油。现在想起来当时没放他们,很内疚,很后悔,这是我们的错误或者叫误会。我当时做为纠察队部指挥,我的任务就是保卫天安门广场,保卫学生的生命安全。

节目中作家郑义也表示他当时不在广场,郑义作为一个比学生年令大一倍的作家,一直在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据说对柴玲等广场的学生领袖有巨大的影响力。郑义在节目中对三壮士表示歉意,他认为抓送三人的理由是为了防止类似“国会纵火案”事件的发生,同时他也讲到,送这三人去公安局,是犯罪,是助纣为虐,他是同案犯之一。

民运领袖唐伯桥先生是湖南三壮士的同乡,长期以来为湖南三壮士鸣冤,作了大量的工作,他在《不同的声音》节目中讲到,10年来学生领袖和海外舆论对湖南三壮士的冷漠和忽略是不应该的,他曾多次对学生领袖连胜德、辛苦、白梦等人进行劝说,希望他们改变对「三壮士」事件的看法,对遭受苦难的湖南三壮士给予起码的人道关怀,但至今并未看到实质性的效果。唐伯桥认为,这种现象是因为学生领袖当中有心病和认识不足造成的。心病是学生领袖们不愿意面对自已的错误,而认识不足是那些学生还停留在天安门孩子的心态,封闭自大,排斥他人。

现居四川遂宁的6.4重要学生领袖陈兵,也认为当时学生将这三人扣住并送至公安机关,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事不用怕讲。

6.4重要学生领袖,现居洛杉矶的程真女士表示:我当时不在广场,未参与决策也未参与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几乎与他们没有任何关係。我认为学生的这种处理绝对欠妥,不过当时学生如同惊功之鸟,任何小事情都有可能做出过激反应,尤其当时广场的学生可能认为三壮士的行为,破坏了学生运动的纯洁性;虽然历史事件虽然很难澄清,但仍然应该是谁决策谁负责,不能让所有的学生来承担三壮士事件的责任;三壮士事件毁了这三人的一生,任何人都无法掩示对他们的同情;国内的人因为信息沟通和生活环境的原因,至今不能拥有正确的认识这无可厚非,来到海外的学生领袖,受西方文化熏陶10几年,如果还停留在天安门广场上的认识,或者拒绝承担历史责任那就更可悲了。

21位被通缉学生领袖之一的马少方,现居中国深圳,他表示当时他不在广场,但听说这事后感到非常惭愧,学生不该做出这样过分的事情来。

21位被通缉学生领袖之一的郑绪光现居北京,他说当时他不在广场,高自联在23日前就已撤离广场,而留在广场的新成立的“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有连胜德参加。纠察队员大多是外高联的学生;送三人去公安局的事从未在高自联讨论过,常委会议也从未决定这件事情。郑绪光也认为这件事情做的实在不应该。

21位被通缉学生领袖之一王志新,现居山西省榆次市,还处于为生活而奔波的阶段。“当时我在广场,但在北高联,没在广场指挥部。事后当天我在广场知道了这个消息。”“抓住3人可能是学生自发的,后来作出决定的是广场指挥部。当时外高联在广场很活跃,主席连胜德参与了广场指挥部。我和连胜德的交往主要是关于两个高联的工作协调和一起在历史博物馆门前开记者会等。“王志新还表示,这作事做得太过分了,“要是我有机会参与,绝对不会让这事发生,勇军兄你知道,我们政法大学的学生绝对没那么傻。”

刘晓波,天安门广场四君子之一,现居于北京师范大学,自由作家,作品无数,却找不到一篇关于三壮士事件的文章。我去电向他要,“我没有写过,你知道我的笔下尖刻,当时广场上的学生领袖还是18、9岁的孩子,不忍心……”刘晓波在电话中对我说。刘晓波也表示他当时不在广场,学生的作法可以理解,但绝对不妥。刘也赞赏余志坚在接受採访时所表现出的宽容大度。

周舵,天安门广场的四君子之一,表示他当时他不在广场,他认为送3个人去公安局,对这3人是不公正的,但这件事情还不足以否定整个八九运动。学生当时不仅不应该送他们到当局手里,反而应该暗中给予保护。

刚来美国不久的著名政治意见人士,21位被通缉领袖之一的王有才先生表示:

我5月23日不在广场而在北大参与改组高联,我不愿意介入探讨此事,因为我(当时)不知道,但我认为各人做的事各人负责。王有才还表示广场上扣住湖南3人可能是自发的。北高联当时没有就此事进行表决,即使表决也是无效的,因为这不是由北高联作出的决定。据我所知,党时的北高联没有参与此事,因为北高联总部己经不在广场,那天常委们也己到北大重组北高联。每个人做的事要对得起自已的良心。

王有才还表示广场上扣住湖南3人可能是自发的,因为三壮士的行为有损学生的理性克制,学生运动当然也不能因小失大,当时学生运动并不想推翻政府,否定现行法定制度,如果湖南3个的行为发展下去,可能导致法国大革命式的暴民政治。

21位被通缉者之一的周锋锁表示5月23日他不在广场,他随高自联撤到清华北大,广场指挥部主要交给了外高联的学生,他表示这件事情当然做得不好。

曾以青年教师身分参加89学运,青年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吴仁华先生,现任洛杉矶《新闻自由导报》主编,他在电话中对笔者讲道:当时我不在广场,回到广场后正看到工人用布将毛像盖住,我根本不知道广场的决策过程,也不知道哪些人参与了送三壮士去公安局的决定。当问及到对三壮士事件的看法时,吴先生婉拒了:“勇军请不要套我的话,江湖上的事我不评论,不介入,但心中有杆称;我现在一心办报,并作自己认为应作的事。”

还有许许多多的学生领袖,不是表示沉默不介入,就是表示当时不在现场。只有连胜德在私下或半公开场合肯定了自己在这件事件中的角色。那么以一票之差决定那三人命运的说法又从何谈起呢?希望连胜德以及其他当事人能勇敢的澄清历史的本来面目。

事件分析

在网上查找三英雄事迹时,查到了法网恢恢网页上所登记的资料:“受害人:余志坚;年龄(出生日期)35岁左右;性别:男。”在[http://www.fawanghuihui.org/ 这个网页]里,余志坚表示了他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採访不愿明确表示的态度。三壮士事件不仅是政治事件,也是一个法律上的污告陷害案。现行中共的法律制度有个宗旨:“民不举,官不究。”试想如果没有学生对三壮士小题大做,没有学生把他们送到公安机关,当局一定顾不过来在他们身上大做文章。在5月23日前后,在天安门广场或其它阻截军车的前线,发生了许许多多的砸军车,砸公共汽车和拆广场政府广播的事件,当局都没有採取立即的逮捕行动,政府高层正在酝酿大规模镇压,各地方公安局处于观望状态。社会影响力极大的广场学生指挥部受到了政府的重点注视和渗透,任何符合政府意愿的行为或措施,如果得到了广场学生的备书,立刻就会被政府充分利用。送3人去公安机关的行为,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上是一次群众举报行为。中国公安的办案习惯常常是如果大批群众举报甚至扭送行为人,就必须立案,无罪也会变成有罪,小过即可做成重罪,因为“民愤极大”,“不严惩不足以平民愤”,学生领们强迫三壮士接受中央电视台採访,与三壮士公开划清界线,其本身如同文革中的批斗和游街,先定性定案之后,再交公安机关惩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共的专政机关,即为自己报复了人民参与89民运,又给学生领袖们做了顺水人情。三壮士的悲惨命运是当时广场上的学生领袖们伙同专政机器而强加给他们的。

从中共现行的法律体制来看,对湖南三壮士的过分重判是6.4事件中的重大冤案之一,他们所受到的伤害可以依目前的法律途径,要求国家陪偿,而当局不愿意给三人减刑或改判的原因,恰恰就因为有八九学生领袖们所代表的群众意志,学生领袖们如果不能澄清历史事件,并给予重新认识。三壮士的蒙冤不可能昭雪。从民主运动的角度上说,未来的民主政权应该给三壮士赔偿和道歉;从现行法律的角度来看,相关的学生领袖应儘快撤回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上对三人的指控和陷害,相关的当事人不仅需要澄清他们与当时中共当局的关係,更需要对这三个人做出赔偿和道歉;从道义和公正的角度上来说,所有的民运组织和个人、关心民主前途的人以及整个国际舆论都有道义上的责任,澄清事实,查出三壮士事件的直接责任人。

“他们是天安门的孩子……”有了这句话,15年来,学生领袖们可以逍遥于一切错误、批评和责任之外。细算一下,天安门广场的大学生几乎都在19岁以上,学生领袖们都在20岁以上(请参考通缉令)。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年满18岁的正常人即具有公民权,享有充分的民事权利、公民权利,同时也具有完全的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如果一位长者嫌这些人太年轻,不愿一般见事,可以;如果想逃脱责任而谎报自己是孩子,法庭一定会找一位法医给鉴定鉴定。可是这帮孩子在运动中争位子,争权力,争当代表和争管钱物时,绝不谦让予大人。再看看三壮士中的鲁德成和喻东岳,他们当时也只有22岁,应该和天安门的孩子几乎一样大。谁说的在北京的孩子就比外地的孩子大个?上大学的孩子就比较高贵?人们心中的那杆秤啊多麽的不准:太溺爱争名争利的孩子而遗忘了受苦难和委曲的孩子!人都会犯错误,但没有理由要别人为自己的错误买单。是孩子也要挨打。

“要看主流……”没人忽略八九民运的历史功勣,但功勣不是哪个个人的。这样的历史运动不是哪个人和小团体设计、运行、控制的,以名气来划分功劳本身就不正确。如果顶著历史功勣的光环就可以不承担责任,那让我推想,是不是89民运一旦闹成了,精英名人就可以随意抓男人来关,抓女人来用?

“破坏了和平理性和学生运动的纯洁性……”89民运既不和平理性,也不纯洁!和平理性是中共高层和国外参谋出的一计策。纯洁则是所有的机会、利益、名声、权势、功劳等要学生独佔,进而由代表学生的学生领袖和少数知识精英独佔,想法和“工人阶级先锋队→党内民主集中到领袖”是一致的,只是这些精英还没学到共产党的老炼和狡黠。与其说三壮士是泼墨毛像而招祸,勿宁说是吸走了广场市民和媒体的注意力而惹祸。“八九学运是自发的!”这话可以矇住外行看热闹的,具体的不赘述,只打个比方。看见草原上万马奔腾,人们的眼光总是追随头马,“看,跑得真快!”“姿态真优美!”……有谁想过去打听一下是谁昨天半夜里把马圈打开的?显然,万马齐喑最初原因不在于马跑得有多快,而在于马圈打开了,打开马圈的不是马。如果纯洁的天安门孩子能发起领导那么大一场运动,为什么来到海外的精英反而什么也运动不了?他们不是头马!

“破坏了公物?”前面我己经道出了三壮士被抓的内在原因,由此我可以大胆地假设:如果三壮士到北京的什么大工厂去推毛的塑像,工人们会将他们举得高高的;如果他们即使自己塑一毛像到天安们广场去砸,轻者遭驱逐,不听劝助仍然可能被抓起来扭送公安机关。因为人气不是他们的,热闹也不是他们的。工自联有前高自联主席周勇军拿钱拿物去架势,也不过勉强求得了广场一角。讲一真实故事,5月21日,高自联通知我到指挥部开会,讨论是否撤离广场,这时我刚从医院出来,有些劲头,坐在纪念碑下等人,一下看到纪念碑第二层对著大会堂一角有两个洗脸盆,屎尿溢出流到纪念碑第一层再到广场,臭气天。我马上问王超华:“为什麽把这裡当厕所?前面不到50米就是公厕!”超华感叹道:“没办法。”我有些生气了,“纠察队里三层外三层,能在这裡上厕所的绝非一般领袖。”会自然是没开好。

在中华文化里,对死者的敬重是超阶级的,秦始皇专治霸道,两千多年也没人公开去挖他的坟墓。纪念碑是凭吊死者的地方,不管是什么时代的英雄,对死者的尊重就是对生者的尊重,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广场上的当红人物自己的德行如此,却要维护“纯洁性”。

各位读者请回想一下,我们来到美国或西方世界许多年,什麽时候听说过勇敢的美国人民将小偷扭送到了警察局?中共宪法也规定:人身权利、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神圣不可侵犯。因为神圣不可侵犯,所以只有国家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时才能对人身自由加以驳夺和限制。人民群众抓坏人是中共特色的群众专政,是对人权的肆意轻曼和践踏,但这种方式只有在文革中才因官方的彭励而被红卫兵发挥到极致。82年《宪法》出来后,公安机关的普法工作中只要求群众保护现场,防止嫌疑人逃离现场并迅速报警。

是谁给了学生纠察队抓人、扣人、盘问、搜查、示众再加扭送公安机关的权力?难道是中共公安机关的通气和默许吗?还是因为广场上的领袖们有钱有势?抛开民主理想,革命热情不说,就按中共国当时的《刑法》,学生领袖们对三壮士的行为己经构成了滥用私刑罪。

遍查古今中外的革命史、宗教运动史、民权运动史、共产运动史、民运史、江湖黑帮运动史……找不到一个先例,运动领袖公开将自己的人马扭送给高举屠刀的当局。丰功伟绩的八九民运能开此恶例奇观,不得不归功于中共党。40年来,中共统治大陆,高压、恐吓、欺骗、精神到肉体的迫害等等,人民大多数己丢了魂,无论有多高的理想和热情,多么的开明和睿智,在处理突发事件时,共产奴化心理一定作祟。

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回顾历史而走出历史,找出病灶而救治世道,我们有责任查找当事人和责任人,当事人和责任人也应该勇敢地站出来,让我们走出历史的雾都和山坳。

结论

扫荡了精英学生的虚伪外衣,将他们从历史的辉光中拉出来,下面的问题不是漫无边际的是非争论,而是实实在在的道义责任和法律责任。在这裡我也奉劝三壮士,如果你们想放弃权利,摆出政治上的高姿态从而谋求与学生领袖们和平共处,是不正确的,因为当你们受难时,不是你们个人在受难,你们的父母亲和全家人都在和你们受难,你拿什么去抚慰他们?你拿什么对屈辱的历史负责?如今喻东岳仍然没有自由,进而失去了健康,父母整天以泪洗面,精神失常的喻东岳还懂得什么高姿态吗?不可能。生命不会给人太多的展示机会,讨公道的机会也不会常有,好好把握吧。

后记

15年来,周勇军向来因脾气不好再言语不慎重而饱尝病垢。这篇文章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一位长者建议我要学著做君子,将文章先发给所有提到过的人士先看看,请他们多提意见。发出去后,很快得到了王有才的回馈,并对他的意见作了修正。王有才表示,“三壮士的行为不违法,是正义之举,我对毛泽东也深恶痛绝,别说是砸像,就是活人也可以投鸡蛋。”“此事我是到了秦城监狱后才知道,就此事我还与封从德有过争议,我反驳封从德:学生也有很多反感毛泽东的。”王还再次表示他不愿、也无能介入这件事,“我是个弱小的平民百姓,外面的关係太复杂。”

2006年报道

惊天动地的1989年六四事件,有三件大事最具象征意义:一为民主女神出现在北京天安门;一为来自毛泽东故乡的三名湖南青年 (史称「天安门「三壮士」 ),用内装颜料的鸡蛋投掷弄污悬挂在天安门城楼的巨幅毛泽东画像;一为王维林在北京长安街隻身挡坦克。

六四事件已经过去17年,当年将鸡蛋投向毛像的「三壮士」,为这一掷付出惨重代价。如果说六四流血事件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空前的悲剧,天安门「三壮士」的悲惨命运,更是六四事件至今一个还未结束的悲剧。

「三壮士」中的余志坚,原职湖南浏阳县达许乡连头小学教师,当年25岁,被判无期徒刑,2001年9 月获假释出狱。另一位是喻东岳,原职湖南浏阳日报美术编辑,当年22岁,被判刑20年,1991年冬在狱中精神分裂,至今尚未痊癒,今年2 月22日获释。第三位是鲁德成,原职湖南省汽车运输公司浏阳分公司司机,当年26岁,被判刑16年,1998年出狱,2004年底从中国大陆逃往泰国, 2006年4月获加拿大政治庇护。

17年还未结束的苦难

1989年5月23日,是北京当局宣布戒严的第四天。三名湖南青年在当时全世界目光的聚焦地──北京天安门城楼,悬挂了一巨大横幅,上书: 「五千年专制到此可以告一段落!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接著,他们相继向毛像投掷内装颜料及墨水的鸡蛋,一向予人神圣不可侵犯的毛像,立刻被斑斑点点的 墨水溅污。

由于当时天安门广场充满「阴谋论」,留守广场的学生面对这一突发事件,误判为中共公安便衣蓄意製造事端抹黑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为了不给当 局镇压藉口,部分学生纠察队成员,将三人「扭送」公安局「法办」,造成他们遭重判的悲惨命运。六四过去17周年,三人个人及家庭承受的苦难迄今尚未结束。

对于「三壮士」之一喻东岳在狱中被折磨成精神病患者的悲剧,以及三人17年来所受的苦难,当年的天安门学运领袖,如今纷纷表示愧疚。可惜,喻东岳现在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也不认识父母家人;再说,失去的青春和付出的代价如何能补偿!

今年5月4日,「天安门一代」的王丹、吾尔开希、王超华、刘俊国、李恆清、郭惠、潘强、安田、蒋品超、金岩及余厚强等人,在一份欢迎鲁德成 获得自由的连署声明中沉痛反省:「在1989年的学生运动中,鲁德成等三人向专制的象徵──毛泽东像投掷颜料,并因被当时在场的部分学生送到公安局,导致 他们承受了沉重的代价。作为学生整体中的一员,作为八九学运的一分子,我们对鲁德成有著深深的歉疚。」 (64memo.com-1989)

王丹说,鲁德成4月底访问美国时,他两次与他见面。鲁德成表示在还原事件真相的同时,不忍苛责当时的学生,「真正的责任在于中共」。王丹等人「对鲁德成的深明大义和宽阔胸怀深表敬意,至感惭愧。我们一些当年的学生在得知鲁德成将要开始新生活的消息后,已经讨论决定尽可能为他提供经济上的帮助」。

鲁德成在纽约接受《世界周刊》访问时也表示,虽然他们三人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但所谓「冤有头,债有主。要怪只能怪中共」。他与余志坚都不怪当时的天 安门学生领袖,他最难过和痛心的是喻东岳的病况。因喻东岳早在1991年冬就已被折磨至精神失常。按照中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精神病患者不得被关押和服 刑,但他却在狱中待了16年。

鲁德成说,喻东岳本来是个非常乐观开朗的人,没想到他会精神分裂,由此可见他在狱中受了多大的折磨,否则以他的性格不可能疯掉。曾有报导说喻东岳出狱后去了德国,鲁德成指报导不实,喻东岳仍在湖南老家与父母在一起,日常生活不能自理。

喻东岳的情况有多糟糕?鲁德成举例,喻东岳不但不认识自己,也不认识自己的父母家人,甚至冲着鲁德成年仅七岁的儿子叫「爸爸」。

鲁德成说,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来到自由世界,他目前的主要目标是要设法改善喻东岳的处境,希望他的病情获得治疗控制。他感谢过去那些年,所有向他们施以援手的人。

为「八九真英雄」付代价

在为「三壮士」鸣不平的海内外人士中,最难得的是湖南自由撰稿人陈少文。2002年6月,他完成长篇报告文学《八九真英雄,湖南三壮士》,详细介绍了「三壮士」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及他们的悲惨命运,这是最早对「三壮士」事件展开反思及表示内疚的文章。

陈少文在文中高度评价说:「天安门三君子的行为,震撼了中国个人崇拜的传统文化:他们对中国个人崇拜的传统文化发出了强烈的信号,给老百姓 带来了新的希望。他们代表了中国几千年来下跪文化的结束。他们三个人的行动不仅是个人的行动,也代表了老百姓的意志。他们的行为不仅代表了民主的潮流,也 代表了世界价值观的呼应。」

陈少文指出,喻东岳等三人向毛像扔鸡蛋,这在自由国家不过是藉以表示愤慨的抗议行为,在中国,却如一颗原子弹爆炸在千千万万人民的心里,甚至令全世界都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震撼」。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令国人惊心动魄的壮举,竟是来自湖南毛泽东家乡的三位青年壮士所为。

他说,中国人不会忘记他们,不会忘记他们曾用自己「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大无畏精神,为四十年来遭受毛泽东和共产党「无法无天」统治的人民,出了一口大大的冤气;而且,如果没有他们的壮举,八九民主运动的历史势将黯然失色。

在纽约出版的历史文化刊物《黄花岗》,2002年7月27日刊出陈少文上述文章,8月6日大陆当局逮捕陈少文,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判处有期 徒刑五年,他不服上诉后获减刑两年。在湖南第一监狱服刑期间,被狱警殴打导致头部严重受伤,视力也受损,并连累家人在他坐牢期间受了不少苦。

陈少文2005年8月刑满获释后,曾将狱中经历写成《不共戴天:中国监狱裡骇人听闻的报告》一文,揭露监狱的黑暗和残酷。而对为「三壮士」付出的代价及所受的罪,他无怨无悔。

鲁德成说,他们三人与陈少文素昧平生,陈少文却为他们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并因此坐牢三年而毫无怨言,出狱后不改初衷,坚持理念,对照当初他们三人被打成「反革命」而众叛亲离的处境,这样的人在今日的中国社会,实在太难得了,他非常感动。

三壮士走在历史前面

现在纽约「中国人权」工作的前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封从德,是最早对「三壮士」悲剧命运展开反思及表示内疚的学运领袖之一,2005年3月,他撰写《天安门的历史教训──我见证的砸毛像事件》一文,沉痛检讨学运得失。

他表示,六四事件后,许多参与者从思想角度进行了反省,当时由于他们许多人对中共体制内的改革心存幻想,而毛泽东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没有根本转变,甚至因当时物价飞涨,毛的威望反而有所回升,还有人抬著毛像游行,「三壮士走在了历史的前面,而这正是悲剧的所在」。

封从德说,造成三壮士的悲剧,还有组织结构上的原因,这点外界很少注意,「但作为运动组织者之一,我难辞其咎」。早在1990年底,他就写下备忘录,后来再不断提高认识,「以期从这一悲剧中汲取一点教训」。

封从德描述事件经过说:「 5月23日下午4时,正在百万人抗议戒严的游行当中,北京上空狂风大作,云色由灰转黄,由黄变黑,浓厚的乌云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天安门广场上妖风四起, 一阵阵强力的旋风将地面的纸片、破布和其他各样的垃圾捲起,不知带到了何方。刹那间,地面上乾净了许多,各式帐篷在狂风中摇摇欲坠,广播站的塑料顶篷几乎 散了架。风沙颳得人脸疼,然后便是倾盆大雨,其中竟夹有冰雹。但不多久,又雨过天晴,西斜的太阳放出桔黄的光芒,射在人们脸上发烫。这是我刚回广场时的一幕。就在这令人惊诧的自然现象的同时,我当时并不知道,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正在发生。」

封从德回到广场不久,一位同学来广播站报告学生纠察队捉住了三个「便衣」,「他们将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巨幅毛像用油彩涂污了」!难道刚才是毛 泽东的幽灵在兴风作浪?封从德诧异万分。经瞭解,他才知道,当天下午2点,那三名被学生怀疑是「便衣」的人,用水彩颜料灌在空鸡蛋壳里,掷到毛主席画像 上,当即被在场的学生和市民抓住。他们被审查了两个小时,开始什麽也不说,后来才掏出证件,说是湖南毛泽东家乡来的教师和记者。「他们的证件像是假的,肯 定是北京公安局派出的便衣,想嫁祸于学生运动!」因此,广场学生立刻召开记者会撇清「这不是学生干的」,随后三人被移交公安局。 (64memo祖国万岁 - 1989)

封从德当时认为这样做有欠考虑,因此责备了那同学几句:「怎麽可以移交公安局呢?如果三人并不是便衣,那不等于断送了他们的前程。」

六四事件后,封从德与妻子柴玲(后离异)在大陆逃亡十个月,才经香港到法国。后来听说喻东岳在狱中已精神分裂。「过了很多年后,我才明白这一事件的意义,也对当时学运犯下这一失误的因由有了一些认识,尤其是组织上的原因,是外界基本上不了解的」。

他说,当时外界和多数当事人,都认为押送「三壮士」去公安局的决定,是学运最高组织「北高联」或「广场指挥部」做出的。事隔多年,封从德澄清,实际上,恰恰是因为这两大组织当时没能主持大局,或者说,正是因为当时运动组织出现权力真空,才导致悲剧的发生。

历史事件不无遗憾

八九民运期间,占据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主要分为北高联 (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 )和外高联 (外地赴京高校临时指挥中心 )两派,一度形成天安门两股势力之争。现居华府的「自由中国运动」负责人连胜德,当时是外高联总指挥,被视为决定「三壮士」命运的关键人物之一。

连胜德不同意封从德「天安门广场出现权力真空」的说法,同时对如今天安门学运领袖纷纷对「三壮士」表示歉意的做法不以为然。他在接受《世界 周刊》访问时坦承,「是我下令将他们三人送交公安机关的」。连胜德是四川人,原为天津中国民航学院学生,六四后入狱两年,1994年流亡美国。

他说,现在回过头来看「三壮士」弄污毛像事件,的确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他们三人的思想境界远远在学生之上,代表一代人与中共专制彻底 决裂的觉醒,但在当时来看,似有「拔苗助长」之嫌。他对「三壮士」的悲剧命运觉得难过、痛心,但至今仍坚持当时将三人送交公安的做法无可厚非。

连胜德说,鲁德成等三人当初作出涂污毛像的惊人之举,事前并没有与当时的学生指挥中心协调沟通,也不肯说出他们为何这样做的目的及透露其背景,造成学生误解。做为当时代表了192所外地高等院校学生 的领导人和广场主要决策人之一,他有责任保护学运和平理性发展,不希望授人以柄,更不希望被当局找到提早清场镇压的藉口。而在六四开枪镇压之前,参与学运 的学生,90% 以上都是不反共的,包括他本人,所以鲁德成三人用鸡蛋砸毛像之后,有学生来征求他的意见,是否将三人送交公安?他不假思索就同意了。

即使17年后的今天,连胜德仍没有改变当初的看法。「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我还是会这样做」,因为他是站在全局考虑问题,他不认为鲁德成等人是 「反革命」,但至少认为他们是「个人英雄主义」,「不应损坏公物」。连胜德说他很早就意识到广场问题的严重性,当局一直在寻找提前动手、清场的机会,他的 责任就是杜绝任何让当局有可乘之机的口实,防止出现「国会纵火案」的翻版,所以只能牺牲少数,挽救大局,否则就是对学生的不负责任。

部分天安门学运领袖现在对鲁德成等三人被重判一事表示忏悔内疚,认为学生负有道义责任。连胜德说这种想法「太肤浅」,即使当时学生不将他 们送交公安,六四后他们迟早也会被抓,「中共早晚会找他们算账」。而鲁德成三人的悲剧,也是千千万万个中国人的悲剧。他个人也经历了类似的痛苦,付出了代 价,而牺牲最大的是那些躺卧在血泊中、长眠在东西长安街的六四死难者,「说来说去,这笔账应该算在中共头上」。

连胜德强调,历史事件不无遗憾。他推崇鲁德成几次就砸毛像事件发表的讲话,「都是从顾全大局出发,且非常有水准,识大体,可见他的思想非常成熟,民主素质也比一般学生高」。


一票之差定三人命运

当时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绝食团部分成员,曾与连胜德等外地学生产生矛盾。封从德指出,「权力真空的出现,导致广场丧失决策机制,而最终将三 壮士送去公安局的决定,是在中共公安人员的要求下仓促作出的,按余志坚回忆,是一个六比五或七比六的投票,仅多一票就决定了三人悲剧性的命运。至今无法确 知哪些人参与了投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组织投票的并非已回高校的北高联,或第二天才成立的广场指挥部。从现有资料来看,当时直接处理三壮士事件的关键人 物,基本上不是当时运动的核心人物。……合理的推测是,这次投票实际上是当时在场的一些骨干临时凑合起来的。」 (64档案 / 2004)

前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首任主席周勇军,对「三壮士」事件的反省非常彻底。他在2004年8月 4日,写下长篇调查报导《我与『湖南三壮士』事件》。

周勇军作为八九学运的发起人、领导人之一,也是「三壮士」事件的知情人和当事人之一,十多年来一直关注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的命运,并尝试用各种 努力引起社会对他们的关注,引起学运领袖们对历史的反思。最初由于中外媒体和八九学运领袖们对这个事件普遍持冷漠态度,他的努力没有达到显著效果。

2002年7月,纽约《黄花岗》杂志发表湖南陈少文的报告文学《八九真英雄,湖南三壮士》。周勇军说:「看完这篇文章,我深感内疚,为了 肯定三壮士泼墨毛像的正义行动,进一步衝击国人心中普遍存在的崇毛心理,并把三壮士事件摆到海外华人和国际与论面前,在《黄花岗》主编辛灏年先生的鼓励 下,我带领赵品潞 (八九民运工自联代表之一,已故 )、叶宁等人到中共大使馆门前,重现三壮士向毛像投鸡蛋的行为,并呼吁中共当局释放喻东岳,公正地对待这三位湖南人士。这次行动开创了海外华侨、民运界和 国际舆论关注湖南三壮士的新阶段。」

其后,为了还历史以真实面目,也给三位受害人一个公正的交代,周勇军花了许多功夫,对「三壮士」事件进行深入调查了解。

「三壮士」之一余志坚获释后,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採访时表示,当时是高自联学生把他们送给了中共当局,广场学生对他们三人的态度基本上是冷漠和不信任,学生纠察队曾让他们蹲在地上,学生领袖就是否送他们到公安局的问题投票表决,结果以一票之差决定了他们的命运。

不过,当时的外高联总指挥连胜德不记得有投票表决这回事。鲁德成表示,他不怪连胜德等人将他们送交公安,实际上天安门一代为喻东岳捐款时,他每次都看到连胜德的名字。「这就已经说明问题了」。

周勇军回忆,1989年5月23日下午1点左右,赵品潞从外面回来向他报告说:「天安门城楼下聚集了很多人,有三个人向毛泽东像泼了墨水,几百人正在吵吵嚷嚷,可能要出事。」周勇军马上让赵品潞带领工人纠察队前去察看究竟。

「约半小时后,赵品潞带回来一个外地人,衣著十分朴素,神态疲惫。……我问他为什麽向毛主席像泼墨水,他没有回答,带著一脸的沉思。我将工 自联中所剩不多的麵包和汽水给他吃,他小声的说了一声『谢谢!』我当时和赵品潞等工人领袖商量让他自己走,这事没必要管,可是不一会儿刘涣文、韩东方两人 从广场中心回来,说高自联要人,并说高自联已逮住另外两人,需要他们三人一起澄清事件。我当时虽然已离开广场学生的领导工作,但天生的纪律与服从观念没让 我多想,就决定让刘涣文、韩东方等人将这个人送到高自联去了。」 (64memo.com´89)

后来,周勇军得知,这个人是喻东岳,「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失去了他生命中该有的一切,我后悔当时没有给他更多一点的保护。」

周勇军向当时曾担任纠察队总指挥的张健核实情况,张健表示,因为当时大兵压境,学生运动是和平理性的,不想给当局找到镇压的口实,不想有人火上浇油。「现在想起来,当时没放他们,很内疚,很后悔,这是我们的错误或者叫误会。我当时做为纠察队总指挥,我的任务就是保卫天安门广场,保卫学生的生 命安全。」


三件事最具象征意义

前湖南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主席唐柏桥,是「三壮士」的同乡,也是海外最早为「三壮士」奔走呼号的八九民运学生领袖之一,长期以来为营救「三壮士」,作了大量不为人知的工作。

许多人曾好奇地问唐柏桥,当初世人还未完全理解「三壮士」的行为时,为何他很早就为三人呼吁?

唐柏桥说,1989年他因领导湖南学生声援北京学运入狱,1991年获释,他从一名狱警口中听到喻东岳等人在狱中遭受非人待遇的情况,「那名狱警并没有政治立场,只是看不过眼而为喻东岳、余志坚等人鸣不平」。唐柏桥自此开始关注「三壮士」的命运。他在1992年为「人权观察」撰写的「湖南人 权报告」中,向外界披露了喻东岳等三人情况,并在「八九一代学生」中,以及利用「中国和平」、「公民议政」等组织的名义,多次发起联署活动,谴责大陆当局 迫害「三壮士」。 (64档案 - 2004)

唐柏桥指出,10多年来,学生领袖和海外舆论对湖南三壮士的冷漠和忽略是不应该的,他曾多次劝说一些学生领袖,希望他们改变对「三壮士」事件的看法,对遭受苦难的三人给予起码的人道关怀。

唐柏桥认为,一些学生领袖不愿意面对自已的错误,甚至「停留在天安门孩子的心态,封闭自大,排斥他人」。他希望在六四17周年后的今天,当年的学运领袖应深刻检讨「三壮士」事件的历史教训,「不要因为担心影响学运的光辉形象,不愿正视事实。」

他强调,时间是最好的证明,「三壮士」向毛像掷鸡蛋之举,现在已被列为八九民运最具象征意义的三件大事之一,跟自由女神、王维林挡坦克并列,历史已还他们公道。

被当局指为八九民运「长鬍子黑手」之一的作家郑义表示,他当时虽然不在广场,但仍对「三壮士」表示歉意。

唐柏桥表示,郑义曾在一个场合跟他谈到,虽然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弄不清当初将三人送交公安局的做法是错还是对?但只要他想起三个人的悲惨命运,就觉得揪心裂肺般的难受。「郑义这句说话让我特别感动。」现居洛杉矶的天安门学运领袖之一程真对周勇军表示,「学生的这种处理绝对欠妥,不过当时学生如同惊弓 之鸟,任何小事情都有可能做出过激反应,尤其当时广场的学生可能认为三壮士的行为,破坏了学生运动的纯洁性;……『三壮士』事件毁了这三人的一生,任何人 都无法掩饰对他们的同情。国内的人因为信息沟通和生活环境的原因,至今不能拥有正确的认识,无可厚非;但来到海外的学生领袖,受西方文化熏陶10几年,如果还停留在天安门广场上的认识,或者拒绝承担历史责任,那就更可悲了。

余志坚后来表示,「三壮士」事件不仅是政治事件,也是一个法律上的污告陷害案。

周勇军分析,现行中共的法律制度有个宗旨:「民不举,官不究。」如果没有学生对三壮士小题大做,没有学生把他们送到公安机关,当局一定不会 在他们身上大做文章。在5月23日前后,在天安门广场或其它拦截军车的第一线,发生了许许多多的砸军车、砸公共汽车和拆广场政府广播的事件,当局都没有立 即採取逮捕行动。当时政府高层正在酝酿大规模镇压,各地方公安局处于观望状态。

原就读政法大学的周勇军说,送三人去公安机关的行为,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上是一次群众举报行为。中国公安的办案习惯,「常常是如果大批群众 举报甚至扭送当事人,就必须立案,无罪也会变成有罪,小过即可做成重罪,因为『民愤极大』,『不严惩不足以平民愤』。学生领袖们强迫三壮士接受中央电视台 採访,与三壮士公开划清界线,其本身如同文革中的批斗和游街,先定性定案之后,再交公安机关惩治。……三壮士的悲惨命运是当时广场上的学生领袖们伙同专政 机器强加给他们的」。

六四事件的重大冤案之一

周勇军指出,从中共现行的法律体制来看,对三壮士的过分重判,是六四事件的重大冤案之一,他们所受到的伤害,可以依目前法律途径,要求国家赔偿。

作为当事人及受害人的余志坚、鲁德成,在外界开始责难学生领袖「断送」三壮士前途并质疑天安门学运之际,他们发表声明为学生领袖辩护说: 「纵观古今中外,没有那一场革命运动是完美无缺的,更何况八九天安门广场当时正是大兵压境的非常时期,天安门广场当时具体的决策人,对我们的处理方式,毫 无疑义是没有错误的,充其量不过是失误而已。假如当时他们肯定十天后(6月4日)专制、残忍的中共必定开枪,而不抱幻想,他们还会这样做吗?假如我们三人 向毛像扔完颜料就逃跑了,而不敢引颈就戮地对此负责,那麽还会有今天的尴尬吗?因此,这不是算账的事,如果要说算的话,那就是要跟专制、暴虐的中共算账、算总账!现在不是追究谁纵火的时候,而是大家必须一起来救火的时刻,因为身处火海的喻东岳正嗷嗷待援!」

被判刑16年的鲁德成,1998年1月25日获释出狱,2004年底逃到泰国,随即向联合国难民署提出避难申请。同年12月12日下午3时,鲁德成 在泰国曼谷刹昆路附近一间天主教堂,被当地便衣警察逮捕,面临遣返。泰国警方最初表示打算将他押往泰国北部,移交北京当局处理。鲁德成明确表示不想再回到 中共牢房,如果泰国警方强行将他遣返,他会拼死抵抗。

为此,海外民运组织及人权团体展开紧急救援行动。加拿大卡加利多名热心民运的侨界人士,向加拿大移民部申请担保鲁德成以难民身分到加拿大定居。

在国际社会的干预和帮助下,鲁德成获加拿大政治庇护。2006年4月11日,鲁德成从泰国抵达加拿大温哥华机场,并于当晚到达卡加利落脚。鲁德成感慨获得自由的代价及过程太漫长太艰难。

协助鲁德成到加拿大定居的多伦多支持中国民运会主席关卓中表示,鲁德成身为政治异议人士,已为当年天安门广场上的举动付出沉重代价,就算中国政府要对他向毛像泼漆的行为定罪,也应该是破坏公物的轻罪,而不应以反革命罪名重判。

不少大陆异议人士指出,即使是同为华人社会的台湾,向中华民国前总统李登辉或现任总统陈水扁扔鸡蛋,绝不会出现被重判16年至无期徒刑的荒谬事件。

鲁德成在湖南老家有妻子和七岁大的儿子及七十岁的父亲,鲁父从1989年六四事件后就没过个好日子,天天都忧心儿子安危。鲁德成说,父亲以前从不迷信,不烧香,不拜佛,后来因为鲁德成繫狱,「他愈来愈迷信」。十多年来,鲁德成对父亲非常内疚。

鲁德成念念不忘的他的亲密战友喻东岳。他说,虽然喻东岳已获释,但一种看不见的压力依然存在。他希望喻东岳在一个宽鬆的环境下生活,这样才有利他恢复健康和有效治疗。否则一直生活在恐惧中,不可能消除他内心的症结。「正是因为精神迫害及肉体摧残,才导致他今天的悲剧。」

回顾当年的掷鸡蛋事件,鲁德成说,他们一直认为「好汉作事好汉当」,多次主动表示对自已的行为负全部责任,并表明自已的行动,只是为开闢中国民主化的进程,进行一次有意义的探险,事前他们已做好不惜牺牲生命的心理准备,并已写好遗书。

不过,鲁德成说万万想不到的是,他们的前途葬送在学生手中,是学生纠察队将他们三人移交北京市公安局的。历史跟他们开了一个大玩笑。据「北 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指出,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敌视中国共产党领导,仇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乘北京 发生动乱之机,张贴反动标语,发动反动演讲,进行反革命煽动,公然在天安门城楼当众污损毛泽东主席画像和天安门城牆,进行反革命破坏,其行为已构成反革命 破坏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犯罪性质恶劣,情节严重,民愤很大,必须依法惩处。

2006年4月下旬,鲁德成应邀自加拿大前往美国国会为中国人权状况作证,然后往访加州湾区。4 月25日晚,加州湾区各方朋友设宴款待鲁德成,纷纷向他表示欢迎及对「三勇士」表达敬意。

六四后被北京当局全国通缉的21名学运领袖之一周锋锁等人,在会上公开对鲁德成等三人表示歉意。

老资格的民运人士王希哲指出,周锋锁等人向鲁德成道歉,令他很感动,代表了大家的心意,也了结了一段历史心结。

鲁德成等三人当年在湖南奔向北京天安门广场时,曾发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言壮语,17年后的今天,他们被誉为「战国时 代的荆轲」、「戊戌变法后的谭嗣同」。他们的湖南同乡陈少文大声疾呼说,愿世人能记住1989年的真英雄和真壮士──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记住他们当 年就已经成熟坚定的正确思想及气壮山河的伟大壮举,为中国的艰难民主进程再立新功。「因为,人民和历史已经真正地将他们铭记在心了」。

余志坚回忆

一九八九年的大学潮是一次波澜壮阔的爱国民主运动,它虽以“六。四”大屠杀而告结束,其深远的歷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却永放光芒!由于中共专制政权血腥的暴力镇压和无耻的谎言欺骗,人们对许多事情的真相不得而知,如“六。四”死亡者和伤残者的确切数字及名单,只身阻拦坦克车队的勇士王维林的身世及其下落,全国因“六。四”而遭关押监禁的人员统计,等等,现在仍然还是不解之谜。至于当年五月二十三日,发生在天安门城楼的“污损毛泽东画像”事件,虽有种种诽谤和谣言,造成了人们认识与理解上的困难和疑惑,但由于有海外媒体卢四清,唐伯桥,陈少文,周勇军,封从德等人的帮助和努力,事件的真相终于浮出了水面!

作为这一事件的主要当事人之一,在这里我要向所有帮助过我们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荣誉乃是人的第一生命,我们的姓氏曾经蒙上了厚厚的一层由有意者的诽谤和无意者的谣言所加的灰尘,但我们决不能听之任之!虽然“有益者的诽谤”外面罩有国家法律的名义,但强权岂能代表真理,专制只能驯服奴才和懦夫!出于这一目的,下面我就外界对“五。二三”事件还不很清楚的几个地方,作一个较为简单扼要的说明。


关于“我们是谁”的问题

我们当然不是别人,我们就是余志坚,喻东岳和鲁德成!我之所以要回答这个问题,是因为最早关于我们的报导,存在当事人中有“湖南浏阳官渡中学裕鸣飞”的说法。其实,“裕鸣飞”应为“余鸣飞”,那是我一九八四年从湘潭师范学院毕业后一直用的名字,而我的户口名字是“余志坚”。因此,不存在还有一个“第四者”!当时媒体记者口头採访,我当然说我叫“余鸣飞”,就像喻东岳和鲁德成叫我“余鸣飞”一样,只是到了法庭上,“余鸣飞”才成了“余志坚”。 (64memo祖国万岁-1989)

应该提到的是:五月十六日深夜,我曾召集七位朋友在浏阳日报社编辑部商讨进京事宜,而凌晨三点和我们一同赶赴北京的,还有另外的两名浏阳籍同乡,一位叫李金,另一位叫孔仲生,前者是机械厂工人,后者是浏阳一中老师,他们两人在天安门广场和我们散失了,而“六。四’回家后也都受到了审查和行政处分。此外,我们在长沙火车站还与四十多名湖南师大,长沙铁道学院的大学生一起组成了声援北京学潮的“湖南请愿分团”,我并一一记下了他们的姓名,而在到达天安门广场不久,他们也就散开了。我的那份名单以及一篇演说稿连同喻东岳拍摄的大量照片,后来都成了我们从事“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呈堂证供。、

最后更正一下,海外媒体上我们三人拍于湖南省衡阳监狱的合照中,居中的高个子是我,带眼镜的是喻东岳,另一位则是鲁德成。我想,这也有助于“五。二三”事件的目击者来校正自己的记忆。


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问题

现在,很多人都记住了我们张贴在天安门城楼两侧的两幅大型标语:五千年专制到此可告一段落;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我们的行动意在唤醒民众,必须重新评价毛泽东,必须彻底否定毛泽东,只有这样,才能推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从而最终实现宪政民主制度。

我们一直认为,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像完全是专制的象徵,它的存在是对全体中国人民的极大侮辱和嘲弄。毛泽东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恶太大了,太多了,完全是罄竹难书!毛泽东思想是人类一切自由思想的死敌,他的幽灵依然在神州大地肆虐无忌!

在此,请允许我郑重提议:将天安门广场的那座棺材建筑中的“木乃伊”迁走!将其改造为“中国文革博物馆”!陈列相关歷史文物,让中华民族之每一分子咸来反省和忏悔,以此警示国民,告诫子孙,勿忘“文革”国耻!不再重蹈覆辙!


关于“五二三”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的问题

这个问题有几种说法,即当日下午“一时许”,“二时许”,“三时许”几种,虽说无关重要,但如有人要确切知道的话,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我们的鸡蛋砸向毛像的时间,是下午二时二十分左右。这个时间的误差不会超出五分钟!因为当我们从中山公园左拐走向天安门城楼的时候,我最后一次看了时间,是“两点过五分”。

在我写作短文《怀念喻东岳》,写到我们五月二十二日彻夜的讨论时,突然袭来一阵揪心的痛,再也难以行文下去,只得以“时间过去了一十六年”就结尾了。为什么我不愿意提到五月二十三日的细节呢?还是让我勇敢些吧。

我们在上午九点钟的时候,来到了天安门城楼下面做实地考察,城楼上有武警值班,毛像也很高,很牢,实在难得弄呢!我们只得放弃取消毛像或者架楼梯油漆毛像的办法,改为用鸡蛋填充颜料投掷毛像的方案。

十点到十一点,我们到王府井百货大楼免费购置了油画颜料,宣纸和墨水,毛笔,糨煳,又到了一家邮局,我们都给家里写了有点“遗言”味道的信,喻东岳则狂草了十多封给朋友们的信,每篇都是“我要学唐吉柯德去大战风车”,“我不是荆轲,毛泽东却甚过秦始皇”之类的话,前后也就半个小时,真佩服了他。大约十二点,我们回到了广场,在一个煎饼摊前填饱了肚子,又买了整整二十个生鸡蛋,在中山公园门前席地而坐,装起颜料来。弄好的鸡蛋和写好的横幅都放在地上,喻东岳的相机又卡嚓卡嚓地响起来,我们三人还合了影。之后,我们终于毅然决然地踏上了我们选择的道路。

天安门城楼下人来人往,按照事先的分工,我负责拦住主门洞进出的人流,我伸展双臂站在那儿大声反覆唿喊:“我们是湖南请愿分团的,我们有重要的事情要做,请大家配合一下!”与此同时,喻东岳鲁德成两人也张贴好了那两幅横幅,开始向毛像投掷鸡蛋!事情进行得很快,不会超过十分钟。周围的人群一时都傻了,直到喻鲁两人扔完了最后一枚鸡蛋,人群才炸开了锅,广场学生纠察队立即就过来了,并把我们带到了广场指挥部所在的纪念碑。

顺便说一下,当天下午的三点半样子,北京附近确实下了一场大雨。于是就有了中国特有的专制文化的“杰作”,说:毛泽东显灵了,他老人家可不是凡人哪!对这种说法,我除了感到悲哀,还是感到悲哀,但也只能置之一笑。其实,春夏之交的北京气温总是忽冷忽热,那天的气温更是闷热,下雨自是早晚的事。

关于“我们对学生领袖的态度”的问题

正如众所週知的情形,我们三人后来是被“高自联”广场指挥部交给中共公安部门的。虽说我们早做好了一定的心理准备,但当时的经歷确实给我们的心理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尤其是十多年来我们一直遭遇着多方面的质疑和诘难。中共“公安”们的幸灾乐祸和讽刺挖苦且不提,来自亲友的种种说法却不能不令我们倍感伤心和痛苦!比如说,“学潮只是反官倒反腐败,谁叫你们去反毛泽东呢”,“你们说你们支持学潮,可学生为什么要抓你们呢”,“即使六四平了反,你们也不会平反的”,等等。

然而,我约约的提及我们所受的精神磨难,决不是向当年的学生领袖们兴师问罪。恰恰相反,正如鲁德成在泰国曼古发表声明所说的一样,“学运领导者对我们的处理并没有错误,有的只是误会而已”。也许有人会把我们的声明当做“违心的话”,或者有什么“难言之隐”,这也只是猜测罢了。为什么我们要发表这个声明呢?或者说,这个声明的根据是什么呢?下面我就分几点来谈谈这个问题。 (64memo.com-1989)

(1)常言说得好,“冤有头,债有主”,跟我们过不去的是中共,是阴魂不散的毛泽东,是中国几千年的专制思想!如果假定“革命”一词的正义性,我们是被“反革命”的中共对真正的革命者冠以了“反革命”的称谓,就像学潮被冠以“反革命动乱”的称谓一样。从这个意义而言,“六四”运动是一场民主革命运动,“六四”的参与者都是革命者,因为运动的指向必定是“反革命”的中共专制制度!

(2)值得特别提及的是,我们三人被带到纪念碑后,“高自联”广场指挥部并没有企图封住我们的口,相反,它为我们提供了一场中外记者会和中央电视臺的採访。这就使得我们有机会在世界媒体面前,表明我们的身份,重申我们的政治主张。我们一再声明我们的行动与学生无关,虽然这是“高自联”的要求,但也是我们想要表白的愿望。记得我的一位大学同学曾说过:“当天看中央电视臺陈铎採访你们时,你一副侃侃而谈,大义凛然的样子,还真佩服你们!”我的印象中还有一件小事,有一位明显与“高自联”关系密切的女士曾与我单独在一起,旁边还有一位学生,她告诉我事态已经紧急,“国安”逼着要人,并劝我即刻趁机熘走,见我不为所动,又给了我一个说是以后用得着的电话号码。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位女士到底是谁,电话号码我也早忘了,她的好心却给了我很大的安慰。

(3)下午六七点钟的时候,天色有些暗了,我勐地一抬头,这才发现那幅毛像已然被一块黑色的裹尸布遮盖了,我心里嘿嘿地笑着,好象替谁报了仇似的!也就是这个时候,我们三人和郭海峰坐在一辆车上,他是“高自联”祕书长,代表广场指挥部负责将我们移交给中共公安。郭海峰是我们在北京唯一与之交流过的学生领袖,给我的印像是干练文雅。他说他就是胡耀邦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前跪交请愿书的三名学生之一,并说将我们交给公安的决定是在场的“高自联”常委投票表决的,结果 贊成把我们交给公安的多一票,而他本人是投了反对票的。郭海峰还与我互相交换了名片,又请我们为他一一签了名,我则把我们在长沙火车站募捐剩余的现金全都转交给了他。我们坐车到了天安门广场管理处,在郭海峰的严辞要求下,管理处负责人出具了一份亲笔签名的接受我们的收条,郭海峰还说道:“你有义务向我们通报这三人的下落,这件事我们以后一定还要过问的!”这之后,我们很快就被转到距离最近的南池子派出所,从此也就彻底地失去了自由。

关于“忏悔意识”的问题

在陈少文的《八九真英雄,湖南三壮士》,周勇军的《我与“湖南三壮士”事件》,以及郑义,任不寐,安田等人的文章陆续发表以后,海外民运界给了我们三人以极高的评价和赞誉,这对有着特殊遭遇的我们无疑是一种雪中送炭,我们已经感受到了一种莫大的慰籍和鼓舞!特别是从一些民主人士的文章里,我读出了一种“忏悔意识”,如北京刘晓波最近以来的文章,尤其让我感动和共鸣。

我个人以为,“忏悔意识”应该是一种深层次的思想忏悔,主要应该框定在自我个体的道德与良知的范畴。我们需要忏悔,但我们没有逼人忏悔的道理。只有经过个人主观的同意,人们才会拷问自己的道德和良知,进而形成一些信仰层面的精神物。至于我们为什么要忏悔,因为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人人有罪,因为我们生来就是有着七情六欲,私心杂念的凡人,因为我们都曾生活在反人权,反自由,反民主,反科学,反人类,反社会,反宗教,反道德的中共“党文化”之中,我们或多或少地难免受其污染和腐蚀,因为我们要共同建设一个宪政民主的现代国家。捷克的哈维尔说过:政治的本质是道德。这话说的极为精闢!或许,中国的“民运”不需要甘地,曼德拉,哈维尔式的人物(说穿了,他们也不是圣人),但中国的“民运”需要唿唤道德,唿唤良知,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忏悔意识”!

有关我的心路历程以及我对上帝所做的忏悔,请允许我以后另作详述。说两句结尾的话,我们三人决非什么出于一时冲动或是肆意捣乱的“歹徒”,“暴民”,也不是什么“英雄”,“勇士”,我们只是想以行动来活出自己的信仰,活出自己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