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棋局——泛亚主义与20世纪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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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仲敬2015年10月31日在上海的講座,近13萬字。

近代以降,值千百年未有之變局,風雲變幻,東亞各國更是縱橫激盪,互相之間不只是調正區域國家的關係,更要把目標和抱負放眼到整個世界,由此,大戲登場,豪傑並出。時至今日,基於「國家利益」,即使相鄰的國家也仍是各不相讓,不時劍拔弩張。
不過兒童的慪氣在成人眼裡不過是目光短淺的緣故。以時間足夠久、空間足夠大的眼光看歷史,每個國家充滿太多複雜的交織和多種可能性,而殷鑑不遠,在近代之世。
劉仲敬先生的文章既有宏大的格局感,又有無比豐富的歷史細節,語云:「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

脫亞入歐

對大清抱有好感的日本人,跟李鴻章這些總督打交道時,覺得大清搞改革開放是比較有指望的。但是跟朝廷打過交道以後,很快就對大清整個絕望了。

今天我們提一下大亞洲主義或者泛亞主義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對於近代遠東的歷史是非常關鍵、而且通常被忽略的一章。忽略的方式,因為為了人為的構建歷史體系的緣故,把它切成了幾段,所以把前後幾段之間的邏輯聯繫和歷史聯繫基本上切斷了的結果。

泛亞主義首先產生的時候,實際上它不是一個純粹的日本的現象,它實際上毋寧說是以日本為主,大清、朝鮮和越南士大夫都參加過的一個集體現象。它是歐洲勢力滲入遠東的一個自然現象。最初的泛亞主義者,主要是日本的漢學家。他們首先宣導泛亞主義是一種本能的反應,就是說是,歐洲人的強勢進入遠東,大清也好,日本也好,朝鮮、越南也好,都是處在巨大的壓力之下,面臨著救亡圖存的壓力,最好的辦法就是,這些在文化上天然比較相近的亞洲國家能夠團結起來,構成強大的聯盟,足以抵抗歐洲人的勢力。

泛亞主義最初的代表,像勝海舟 (1823–1899) 這些人,開始提出他自己的觀點的時候,德川幕府還沒有倒臺。勝海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角色,他本人在年輕的時候是一個狂士。在幕府當官的時候,幕府的大佬問他說是,你對日本和西洋各國有什麼看法,他說是,我去日本和西洋都看過,其實全人類大體上來講都是差不多的,但是有一點,我覺得是日本和西洋不同,就是說,在西洋能夠佔到人上人那個地位的角色,一般來說都有些過人的長處,但是在日本嘛,我看就不見得是這樣。那位大佬聽了以後勃然大怒,說,你這個年輕人太傲慢了,怎麼能把這樣的話都說出來。這是他在年輕時候的做法。

他當時提出的計劃就是,東亞的主要希望就寄託在大清和日本這兩國上面,因為亞洲的大多數國家在歐洲擴張的過程中間已經倒下來了,現在這兩國最重要的辦法就是,要趕緊興辦教育,開闢利源,尤其是要發展海軍,等兩國的海軍勢力強大以後,然後結成可靠的聯盟,才能對抗歐洲人的勢力。他一直到甲午戰爭爆發的前期仍然堅持這種說法,在日本因朝鮮問題跟清朝關係惡化以後,他是極少數堅持日清兩國應該友好,不應該打仗的人士。之所以堅持這個邏輯,歸根結底還是因為東洋在世界上是處在弱勢、比較低劣、比較危險的形勢上,在這種情況下,日清兩國特別有必要團結起來,不能搞兄弟之爭,如果搞起兄弟之爭來,那麼就更加沒有什麼希望了。

不要說他是這樣的,後來一位大家都知道的、最著名的人物,就是脫亞入歐這種理論的創始人,著名的福澤諭吉,他的肖像現在還印在日本紙幣上,其實一般人不大注意,福澤諭吉在年輕的時候,剛出道的時候,他也是日清提攜和大亞洲協和主義的積極宣導者,他鼓吹這些東西一直鼓吹到李鴻章搞《天津條約》的那個時代。開始的時候他是非常天真或者純潔的要求東洋人提攜起來,中日韓三國團結起來的。但是一直到了中日兩國在為了朝鮮問題上搞得一塌糊塗,最後在《天津條約》的時候,伊藤博文跟李鴻章談判的時候,遭到李鴻章嚴重的侮辱,日本舉國鼎沸以後,他才帶著一種近乎賭氣的態度寫了那篇著名的脫亞入歐的文章。

在那篇文章中間,他把大清稱為是惡鄰,他說日本以後要脫胎換骨的話,不能對這種惡鄰抱有什麼希望,我們老老實實去學歐洲人吧,不跟他們合夥。現在的人一般是純粹從文本方面來理解,覺得這是日本明治維新的先聲、日本近代化的先聲。其實對福澤本人當時來說的話,因為當時他寫那篇文章的時候,他其實還不是國父和重要人物,只是眾多維新派知識份子當中的一員。你得從當時的語義上理解。他當時也是基於愛國之情,覺得是日本人被李鴻章嚴重的侮辱了,我們是一番好意的要跟你們聯合,結果沒想到大清完全不把我們放在眼裡面,這麼欺負我們,算了,我們不跟你玩兒了,我們自己去玩兒了。其實他當時就是這種心理。脫亞入歐的理論,是從這種心理上產生出來的。

有好多在明治初年一派天真的主張泛亞主義的人,到後來都轉向了。他只是其中比較重要的一個,但是不是最後一個。有很多重要的人物,比如說像桂太郎這些人,他一開始出道的時候也是中日提攜、泛亞主義的口號喊得很響的,但最後都轉向了。這個是有很複雜的原因,基本上是形勢比人強的緣故。也就是說是,你談論泛亞主義是抽象談論,但是一旦涉及到具體的衝突的問題上,你就很容易堅持不住你最初的理想。勝海舟是一個例外,但他不是多數派。甲午戰爭是一個重要的關口。最初,甲午戰爭以前,明治維新的時候,宣導中日提攜的好多人,在這個關口上都堅持不住,最後一變成為國粹主義者了。

泛亞主義者最早期是三個組織:興亞社、振亞社和玄洋社。這三個組織開始的時候都是非常國際主義的,或者說它們是東洋人的組織,而不是純粹日本人的組織。它參與的人中間,有很多都是大清方面的要員,朝廷的官員和民間的知識份子都有。大清派駐日本的最早兩位公使,包括何如璋,包括後來寫《日本國志》的黃遵憲都參加過他們的組織。再往後,康有為和梁啟超是它們的成員,孫中山和宋教仁也是它們的成員。它們出版的雜誌,官方語言是漢語。當時日本的上層人物和知識份子會漢語是一個普遍現象。再加上泛亞主義的正統意識形態就是,振興大東亞,把大東亞從白人的統治之下解救出來,所以這對他們來說也是一個極其正常的現象。

大清在這方面的反應可以分為兩種層面。對於日本交涉比較密切的那一批人,對這一方面的反應是相當積極的,包括像是北洋水師的提督丁汝昌、公使何如璋這些人,都是積極回應這方面的態度的。著名的長崎事件 (1886) 當中,當時的兩國之所以沒有打起來,跟丁汝昌當時抱有這種想法是有點關係的。當時的海軍將領的權力比現在要大得多,因為通訊之類的不大靈便。當時在海外的外交人員和將領之間,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權力要大得多。像當時那種情況,北洋艦隊的水兵已經在長崎跟日本員警打起來了,在這種情況下,他作為艦隊司令,是有一定的便宜行事的權力的,也就是說,如果他認為是敵意很強的話,他真的可以升起軍旗,就地跟你打一仗的。但他沒有這麼做。理由是怎麼說呢,因為中日提攜,中日之間應該友好,結成一個聯盟。最後雙方是講和,相互賠款了事。最後講和的酒會上,丁汝昌還興致勃勃的向他的日本客人說是,我們大家都是東洋人,打來打去不好,我們還是團結起來,將來建立中日聯合艦隊,可以不要讓歐洲人欺負我們。日本東道主對這一點表示非常讚賞。這是大清方面比較對日友好的這一方面的看法。

但另一方面,日本志士真的到北京和其他方面遊說,包括像是曾根俊虎、勝海舟這些人都做過這些事情,跑到北京來,希望北京的朝廷能夠像日本一樣改革,建立西方化的政體和軍隊,共同對抗西方的時候,北京朝廷的做法基本上是麻木不仁的。這跟李鴻章幕府的做法是不一樣的。像王韜他們東遊的時候就會發現,李鴻章幕府的人、地方督撫那些洋務派總督手下的幕僚,跟日本那些志士是玩兒得很好的,經常交換思想,他們都是維新派。但是北京朝廷那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去遊說北京朝廷這些人,基本上最後的結果都是接二連三的碰釘子,灰溜溜的回去了。朝廷不是說是要反對你,而是說它對你根本就是不理不睬。其實這一點不是很偶然的,李鴻章手下的幕僚甚至李鴻章本人在朝廷遊說的時候,其實也是經常受這樣的待遇的。從朝廷的角度來看,這些亂七八糟的吹牛家也用不著反對,就是說只要是不理他就行了。有很多日本的泛亞主義者在最初開始進入政壇的時候,是抱著理想主義態度,在各國之間來回遊歷的,但是最後在北京碰了釘子以後,就一變而為反清,認為是大清不可救藥,只有日本自己單幹。這個原因也是雙方面的。

對大清方面抱有好感那些人,一般來說不是跟朝廷打交道的人,而是跟李鴻章打交道,或者是跟江南這些總督打交道。他們跟這些人打交道的時候,還覺得這些總督府的人搞改革開放還算是比較有指望的。但是跟朝廷打交道那些人,很快就對大清整個絕望了。後來到甲午戰爭前夜,你看早期泛亞主義的分化,就可以看出這個背景來。走南方路線,或者是走總督府路線的這批人,對大清還抱有一定的幻想;但是走朝廷路線這一批人,最後就變成堅定的反清反華分子,覺得不打倒大清,什麼事都沒法說了。

甲午戰爭是一場很奇特的戰爭。日本人的宣傳部門好像懷有一種統戰的心理,就是說是,他們只反清,不反中國,號召十八省的義士把滿洲朝廷打倒,然後我們團結起來,共同搞維新變法,好像他們是專門來搞革命似的。但是這個宣傳不是完全落空的,後來孫中山他們其實幹的也差不多就是這種事情。只不過這事在甲午戰爭的時候剛剛萌芽一點,後來才真正的蔚為大觀。

甲午戰爭這個關口過了以後,泛亞主義的團體就發生了一次嚴重的分化,也就是說是,以後,你很少看見朝廷一級的官員,像是何如璋或者是李鴻章手下的大員一樣,理直氣壯的捐五百兩銀子,加入興亞社或者振亞社,然後跟日本士大夫一起吟詩作賦這樣的情況了。等於是說是,甲午戰爭以後,朝廷上層,至少北京這一塊來說,跟日本算是結了仇了。以後你再參加日本的活動,就顯得政治上不正確了。但是民間還是這樣的,康有為和梁啟超一到日本,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參加內田良平和曾根俊虎他們的活動。

對於日本來說的話,甲午戰爭則是日本面臨選擇的一個重要的機會。等於說是在甲午戰爭以前,日本維新志士,誰是當權派,誰是在野派,還處在一個混沌狀態中;在甲午戰爭以後,它就要面臨著一個升級的問題了。因為它是勝利者。在甲午戰爭以前,大英帝國和歐洲國家眼裡面根本就沒有日本,只有大清。對於他們來說,東亞就是大清。其他國家差不多都是微不足道、雞零狗碎的。甲午戰爭以後,日本就有漸漸的升格為東亞主要國家的這個希望了。然後日本就需要有一個外交政策的選擇問題。泛亞主義意味著一種外交政策,就是說,日本要當東亞的領頭羊,出來率領被壓迫的東亞人民,搞維新變法,最後推翻歐洲人的統治。

泛亞主義的基本理論是什麼呢?就是,它是雙重的,它認為西方的東西只有工具性的價值,東方的精神文明畢竟還是最好的。雖然我們現在迫於形勢,必須接受西方的技術,而且接受得越徹底越好,但是這個目的,不是說我們以後要變成西方人,我們還是東方人,要利用西方的技術使東方強大起來以後,最終用東方先進的精神文明去感召他們,最重要的是,用他們的術語來說叫做用王道政治的精髓去改變世界。也就是說,他們最核心的價值觀,仍然是有一定儒家色彩,或者說是有一定華夏色彩的東西。

這個在近代以前的東亞並不奇怪,因為華夏文化或者說是儒家價值觀,本質上是一種非常國際主義的東西,它不是完全屬於明清士大夫的。像朝鮮它就自己說它是小中華,它比清朝更正統一些,因為清朝是蠻夷,而它比清朝更忠實的遵循了孔子的教導。而日本的國學家則說是,日本人在道德性這方面比大清還要強一些,雖然大清原來是孔孟的故鄉,但是即使是孔孟率領軍隊打日本,他們也要反抗孔孟的,因為日本人的道德還是比你們要強。而華夏主義或者說是孔孟之道歸根結底是國際主義的東西,是不看你是哪一國人的。這個精神在二戰以前的日本仍然是相當根深蒂固的,也就是說日本人明治維新以後學習西方,但他的精神結構中間,他的內核部分還是沒有改過去。所以泛亞主義無論是在朝還是在野,都還有一定相當強大的基礎。

但是現實政治是另外一回事。泛亞主義那種意識形態說是,我們將來自強以後,解放東亞,反抗西方,這個是沒有固定時間限制的,也許是十年以後,也許是一百年以後,也許是五百年以後,誰知道呢。但是現在,在甲午戰爭以後,他就面臨著一個外交選擇的問題,也就是說,日本將來的外交是怎麼走,我們怎樣利用現有的資源?如果走泛亞主義道路,那豈不是說是日本要團結、要改造朝鮮和大清,建立一個東亞聯盟來反抗西方麼?

這個道路在現實政治角度上講是不好走的。一方面,這個是要引起西方國家的猜忌。因為西方國家對日本也不是完全信任的。直到庚子之亂的時候,英國人要求日本人出兵,因為英國在遠東的軍隊不太多,他希望日本人加入聯軍到北京去維持秩序。但是同一個時候,英國人也害怕日本說不定會跟大清結成聯盟,共同反對西方。因為義和團用的口號就是,殺盡西方人,基本上是黃種人對白種人的判斷。而日本人再怎麼說他也是黃種人,所以英國人還對他不是很放心,他擔心日清兩國會不會結成聯盟,共同反對歐洲人。直到日本人一下就答應了,派出大批比英國人多得多的部隊到北京,服從八國聯軍的共同指揮,然後英國人才放下心來。連英國人都是這樣,因為英國是跟日本比較友好的國家,都是這樣,你也可以看出當時歐洲列強對日本其實也不是完全放心的。如果日本真的在甲午戰爭以後就打起大東亞團結起來反抗歐洲的旗號,那很可能使日本自身遭到毀滅。

另一方面,你要團結東亞來反對西方,也要看你能不能團結得住,朝鮮和大清肯不肯聽你團結。首先大清第一個就不答應,他一下子繼承了大明江山,覺得他自己才是東亞的老大,如果讓日本人出來當老大的話他要氣死。同時剛剛被甲午戰爭打敗了以後,正處在氣不打一處來的情況下,他是怎麼也不肯回應的。朝鮮呢,朝鮮處在內戰狀態中間,一種內部分裂的狀態中:事大黨是堅決要求維持跟大清的傳統關係,他們在內政方面也是保守派,不主張改革的;而開化黨呢,在內政方面主張改革,在外交上主張聯結美日,但是在政治上也沒有完全佔到上峰。朝鮮內部的政策上的爭論,跟外交上親日還是傾向大清的外交政策是連在一起的。改革派同時也是親日派,保守派同時也是親華派,如果這時候的大清也能算「華」的話。就是這樣的。

所以一方面日本帶不動大清和朝鮮,另一方面,日本如果深度干涉大清或者朝鮮,強迫它進行改革的話,還很可能引起其他國家的干涉,特別是俄國的干涉。像日本在朝鮮支持開化黨的活動,就引起了朝鮮王室和閔妃家族向俄羅斯帝國求援。同時日本在大清朝廷內部支持康有為、梁啟超的做法,也引起了比較保守的派別,提出大清應該依靠俄羅斯的保護,來抵抗英國和日本的干涉這種學說,也就是把內政和外交給攪在一起了。這種情況下,帶動它是很難的。

如果是聯合大清和朝鮮的路走不通,另外還有兩條路可以選擇:遠東的另外兩個強國就是大英帝國和俄羅斯。於是甲午戰爭後的日本現實主義外交分為三派。中日提攜派,這其實就是明治時期泛亞主義的一個自然延伸,但是在現實政治角度來講,這一招其實是最不明智的。另外一條呢,就是日俄協調論。這一學派的主要代表就是著名的伊藤博文。他的意思就是,歐洲國家是從海上來的,它關心的主要是貿易利益,也就是說,它對東亞大陸沒有實質性干涉的慾望,它只想做點生意賺點錢就行了,你如果把希望放在這些商人的身上是不靠譜的,他們賺了錢就走人,他們不會做長久的干涉。但是俄羅斯是陸上的國家,而且俄羅斯是半個亞洲國家,他在亞洲的活動是紮紮實實的,他在亞洲要佔領領土,要做長期經營,所以日本在亞洲大陸的真正對手不是大英帝國或者是歐洲國家,而是俄羅斯。而日本的實際國力跟俄羅斯來說還是不相稱的。日本雖然打了大仗,但是俄羅斯是大國,日本是小國,所以日本還是要和俄羅斯搞好關係。搞好關係的重要之處就是在於,要瓜分利益,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伊藤博文就提出滿韓互換論,也就是說是,日俄兩國友好,分勢力範圍:把大陸方面,鴨綠江以北的滿洲交給俄國;但是俄國方面要承認,朝鮮歸日本。雙方劃分勢力範圍,這樣就不起衝突了,日本不要去得罪俄國。

這條路線的主要障礙不在日本方面,而在俄羅斯方面。因為俄羅斯跟大清一樣,它對十九世紀末期的日本是非常低估的。而且他也有種族主義傾向,在他看來,黃種人都是不行的,我畢竟是白種人,日本人也是黃種人,又是小國,連大清這樣的大國對俄羅斯都是奴顏婢膝的,日本一個小國算什麼。他的意思就是說,儘管你願意把滿洲讓出來,我還不能滿足,滿洲是俄國的,這一點是沒問題的,但是你根本沒有資格提這一點,因為我完全有能力把滿洲拿下來,用不著日本人幫忙,但是朝鮮要由俄國和日本共管。也就是說是,我的本來就是我的,你不用再管;你的也是我的,我跟你共管。俄國人採取這種外交是有悠久傳統的,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實際上,日俄利益交換論是日本一頭熱的做法,日本人拚命的想要跟俄羅斯達成協議,但是俄羅斯對他愛理不理,不把他放在眼裡。如果當時在義和團事件以前,俄羅斯肯稍作讓步,給日本人一點面子的話,說不定日本會變成俄羅斯的盟國也未可知。

第三條道路就是山縣有朋和桂太郎提出的英日提攜論。他的理由是,英國是海上國家,日本也是海上國家,天然相似。大英帝國是全世界的霸主,日本人如果搭上了大英帝國的順風車,這對日本是大有好處的。第三條道路之所以能夠行得通,一方面是因為英國政府的政策是一個代理人政策,英國確實是像伊藤博文說的那樣,他對佔有領土不是很感興趣,因為佔有領土意味著它必須支付大量的行政費用。對於大英帝國來說,最理想的狀態,不是說搞大片的殖民地,派自己的軍隊去佔領它,因為那樣的費用是很高的。對他來說,最理想的辦法就是,全世界都搞自由貿易,然後大英帝國不佔有大陸上的領土,而是在各個大陸上面都佔有相當於是香港這樣的港口,通過這樣的港口對內部,對各大陸搞自由貿易,同時大陸上的各個政權願意聽大英帝國的話,乖乖的當大英帝國的代理人,通過這些代理人政權,各地可以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支付行政費用,英國人一個錢也不用花,只要這些國家願意跟英國搞好關係,英國是不希望佔領他太多領土的。你想,英國人佔領了香港以後,他有沒有想去繼續佔領廣東呢?他沒有這種想法。這樣做對他是倒找錢吃虧的事情,有香港做貿易,他能夠賺錢就行了。廣東的行政管理費用,讓大清去管就行了。關鍵是大清要有一個友好的政權,這個友好政權要懂得怎樣維護自由貿易和私有財產,大家做好生意,讓大英帝國能夠賺錢,我其實是不貪你領土的。

大英帝國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極力扶持李鴻章,其實主要就是這個原因。他並不真的想佔領大陸領土,他希望大清建立對英國友好的政權。後來在大清和日本爭奪朝鮮的時候,大英帝國長期支持李鴻章,原因也就是在於這一點,他覺得李鴻章是東亞搞改革開放的一個樣板人物,把他扶起來是有好處的。有李鴻章佔領了朝鮮,俄國人就進不了朝鮮。因為俄國人當時在朝鮮的巨文島,俄國是最大的威脅。俄國在近東地區企圖爭奪君士坦丁堡附近的海峽,威脅到英國在蘇伊士運河東地中海的勢力。在中亞方面,滅了布哈拉埃米爾國和浩罕汗國,逼近了印度的邊境,使印度的西北邊患嚴重的緊張起來。這就是所謂的大博弈了,因為進攻西藏其實主要是為了防止俄國。在東線,日本進犯滿洲,覬覦旅順口,覬覦朝鮮南部的巨文島,企圖在遠東建立永久性的不凍港,這對大英帝國的遠東霸權是一個威脅。但是大清對大英帝國不是個威脅。大英帝國很希望大清建立一個緩衝國,像土耳其帝國一樣。英國人在克里米亞戰爭的時候和 1878 年柏林會議的時候,極力支持土耳其,不是因為他喜歡穆斯林,而是因為土耳其的地理位置很好,它恰好可以堵住俄羅斯南下到地中海這條道路。而大清在遠東的地位恰好也是一模一樣。把大清扶起來了,俄羅斯就進不了溫暖的海域,大英帝國的海上霸權就可以安全無虞,自由貿易搞好了。至於大陸上大清佔多少土地,對英國人是無所謂的。

但是大清在甲午戰爭的時候太不爭氣,一下子被日本打垮了。而且尤其要命的是,李鴻章簽了一個致命的《中俄密約》,把旅順口賣給了俄國人,使俄國人的勢力一下控制了整個滿洲。這樣一來就等於使大英帝國原先的計劃完全打亂了。大英帝國支持北洋艦隊,就是想讓它佔在旅順口和朝鮮,不讓俄國進這些地方。但是李鴻章為了報復日本,竟然自己動手把俄國人給請進了東三省。這對大英帝國是非常不高興的。因此在這個情況下,它需要另一個代理人,替它在遠東把俄國人打回去。但它又不高興自己來,它親自佔領太多的領土對它來說是不經濟的。大清已經不行了,還能靠誰呢?顯然,最合適的代理人就是日本。

於是雙方就出現了一個一拍即合的局面。日本一方面是在俄國方面碰了釘子,在朝鮮和大清方面號召不動,正想要找一個歐洲保護人和領路人,因為它畢竟是新晉的小國,對西方那套還不是很清楚,需要有人教他,各方面都需要有導師,而大英帝國畢竟是全世界的最大的霸權國家和領袖國家,所以英日同盟的簽訂對雙方都是有利的。對於大英帝國來說,它等於是給自己找了一個土耳其式的遠東代理人,以後它就等於是把各方面的代理人分配好了:大英帝國掌握海權,統治全世界;土耳其作為它的近東代理人,堵住俄國南下;阿富汗王國作為它的中東代理人,隔斷俄國和印度之間的邊境;日本作為它的遠東代理人,把俄國在滿洲的勢力擋回去。這樣一來,它就實現了它自從無敵艦隊以來一向的目的,就是說絕對不容許歐亞大陸上出現過於強大的陸權國家,一定要讓大陸的各個陸權國家處在相互牽制的狀態,同時海上的權力由大英帝國獨霸。這是英國一貫以來的基本政策。日本符合它這個基本政策,於是就充當它的遠東代理人。這就是三次英日聯盟建立起來的真正背景。

英日同盟

「我們這些真正的忠臣,愛人民,愛天皇,就是不愛你們這些資本家。在國際上我們要打倒你們跟歐洲人合作壓迫黃種人的路線,在國內我們要打倒你們跟資本家配合,矇蔽天皇,壓榨人民的反動路線。」——泛亞主義者

英日聯盟的建成,對日本內部的憲法結構有巨大的影響。因為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是處在一個混沌未定的狀態,它以後走哪條路其實跟後發國家差不多,就是外交會直接影響內政。如果大清能夠扶植得起來,它走上泛亞主義的道路,那它等於是有可能搞成一個東亞共同體這樣的組織,把中日韓連起來對抗西方的;如果它走親俄的道路,那麼它就會走上一條歐亞主義的道路,也是變成一個大陸國家的聯盟來反對英國的海上勢力;走上英日同盟,那就是意味著東亞的國際協調體系正式建立了,日本作為是英國的代理人,它必須按照西歐國家的規範去塑造它內部的憲法結構,因此日本必須是一個類似英國的君主立憲制的國家,走海軍為中心的路線,在外交上採取追隨英國的政策,在遠東首先體現為以英日協調為基礎的國際協調。

英國人是很會利用日本的,這就是說他能夠以最小的成本實現他的目的。英日聯盟的實質是什麼呢?就是英國負責制定規範,而日本負責幹活,去出力維護這些規範。英日同盟簽訂以後,英國人很少在遠東用兵。在義和團之戰的時候,英國只派了為數極少的一點點英國軍官過來,這些軍官在威海衛停留了一下,招募了一些山東人,然後帶著這些山東人在大沽口登陸,然後他們說這些山東人就是參加國際維和部隊的英國軍隊了。實際上英國軍隊根本就不想打仗,他依靠的是日本軍隊。日本人是下了血本的,派了幾萬人,而且是全國最精銳的部隊;英國人派來的是象徵性的、禮儀性的部隊。但是日本人負責執行英國人的政策。這不是第一次。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也是這樣。英國把海軍主力全部撤到北海去,負責監視德國人,把遠東空下來,然後組織一支英日聯合艦隊去清除德國的太平洋艦隊。名義上叫英日聯合艦隊,其實英國人連一艘大軍艦都沒有,全都是日本的軍艦。而日本人是把家裡面的打狗棒都拿出來了,全部主力都拿出來追殺德國人。

這個任務是非常困難的,因為德國的海軍是僅次於英國的,而德國的太平洋艦隊比德國的地中海艦隊還要大。英法聯軍在地中海追剿德國地中海艦隊,結果沒有追上,那支艦隊一股腦開到君士坦丁堡去。而德國艦隊一到君士坦丁堡,立刻就引起君士坦丁堡內部的政變。本來土耳其帝國傳統上來講是親英反德的國家,但德國艦隊一開到的話,內部的權力傾向就改變了,親德派一下就佔了上峰,於是土耳其倒向德國去,配合德國封鎖達達尼爾海峽。這件事情實際上最後就是送了沙皇的命。因為沙皇一旦被封鎖以後,俄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出口外貿都被卡在達達尼亞海峽,進不了地中海了。但是如果德國那兩艘軍艦就在地中海被皇家海軍殲滅了,那麼土耳其人會不會加入德國這一方是很難說的。因為土耳其或者像大清這樣比較落後的國家來說,沒有先進武器的國家,國內又有不止一個黨派在爭奪,這時候如果哪一方突然得到強有力的外援支援的話,那就是能夠馬上打破國內政治平衡。後來蔣介石在廣州能夠得到蘇聯武器,一下子就打破了北洋軍閥時代的權力平衡。本來以前孫中山北伐的時候是始終打不出廣州的,一旦得到蘇聯支持他就可以打出去了。這就是一個顯然的證據。本來恩維爾帕夏和傑瑪律帕夏這幾個人是相持不下的,德國艦隊一來,恩維爾帕夏立刻就佔了上峰,改變了土耳其的權力平衡。可以說是,國體還沒有確定的後發國家,國內的政治平衡都是很脆弱的。朝鮮的開化黨和事大黨之間的平衡,實際上也是由甲午戰爭打破的。

而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後的初期,它的權力平衡也是不穩定的。像最先掌權的,其實是伊藤博文那一派,如果在伊藤博文他那派還能掌權的時候,俄國人能夠適當配合他一下的話,那麼日本後來的發展路線就截然不同了。就是因為俄國人不配合,伊藤那一派走不通,外交上走不通,內政上也就很難走通,他也就跟著下臺了。在山縣有朋和桂太郎上臺以後,英日聯盟的步驟就一步步打開,最後等到英日聯盟締結以後,日本的基本道路就被鎖定了,他必須得在外交和內政上都要學著英國,跟著英國走,當英國的代理人。在日俄戰爭、辛亥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三個緊要關頭上,日本人在遠東發揮的主要作用就是充當英國的代理人。你也可以說是日本這個代理人當得相當老實,他有機會佔便宜的時候他都沒有利用。如果在辛亥革命的時候,他當時採取分割東北的措施的話,當時其實是沒有人能攔住他的,英國人也不一定會反對。但他對英國人主持的國際體系是異常忠實的,絕對不越雷池一步,而正因為這一點,所以英國人也相當信任他。

這一點對日本國內的影響是什麼呢?就是最初在甲午戰爭以前,本來很有希望在中日兩國都獲得政權的泛亞主義者,在中日兩國同時都失敗了:梁啟超也好,孫中山也好,宋教仁也好,在大清這方面都是失敗者;在日本這方面呢,曽根俊虎也好,頭山滿也好,玄洋社也好,內田良平這些人也好,也都變成了失敗者。這時候就面臨著你是做現實主義者還是做理想主義者的問題。如果你說,東亞文化畢竟還是好,我要做一個理想主義者,你們雖然是講現實的,但我是要堅持我自己的理想,那你就很難做官了,因為你主張的政策跟內閣首相和大臣的政策不一致,那麼大臣是不會用你的。要麼你就改變你自己的立場,你去配合現實主義。所以就當時日本的國內氣氛來說,其實是,理想主義者在野,堅持泛亞主義的立場;而現實主義者在朝,實行親英的外交政策。

比較現實的人,像後來的首相桂太郎,就改變了立場。你去查桂太郎這個人的履歷,你就會發現他開始進入政壇的時候,跟曽根俊虎、內田良平、頭山滿他們那些人是一夥的,他們都是振亞社、興亞社那些組織的創始成員,他開始的時候也是主張泛亞主義的。但是在官方這一層面,泛亞主義的路線走不通。日本走向親英的路線的時候,他自己也改變了路線,不但改變路線,還做得非常積極,極力配合推動英日聯盟的締結,所以最後他的後半生變成了英日聯盟的積極支持者。但是也有另外一些人,像曽根俊虎、宮崎滔天這些人,他們是堅持原則的,他們認為日本武士道就包括了只講道義、不講事功這一個精神性的層面,做不做官、發不發財不重要,堅持理想主義才是重要的。那就是說,至少在政府堅持英日聯盟這一段時間內,你這一派人就別想做官了。

他們在官場沒有辦法發展的結果,就是建立了民間的革命團體。民間的革命團體有兩重意義。用中國式的話來說,那就叫做什麼呢?內爭人權,外爭國權。在國內內政上要做什麼呢?就是要反對當權派。當權派的政策是,一方面在經濟發展上講,走官僚資本主義路線;另一方面,在外交上講,走親英和配合歐洲列強的路線。在他們看來,這兩者是不夠理想主義的。等於說是在外交上你跟英國人走,就是幫助強者欺負弱者。大家都是亞洲人,都是黃種人,而你卻幫著白種人,配合白種人,當白種人的代理人。這樣做雖然是有實際利益的,跟著大英帝國走有糖吃,自己搞泛亞主義那是沒糖吃的,但是這樣做是不高尚不光榮的。另一方面在國內,你採取的是幫助富有的資本家,把老百姓放在一邊的這個政策。在國際上你是幫著強者整弱者;在國內上呢,你是幫著有錢人整沒錢人。而天皇不是這麼說的,天皇是愛民如子的,是窮人的救星和大靠山,而你們跟著資本家走,這難道是天皇的本意嗎?這絕對不是的。這是天皇被奸臣矇蔽了。我們這些真正的忠臣,絕不相信這是天皇的精神,我們完全理解天皇的精神跟人民是一體的,我們愛人民,愛天皇,就是不愛你們這些資本家。在國際上我們要打倒你們跟歐洲人合作壓迫黃種人的路線,在國內我們要打倒你們跟資本家配合,矇蔽天皇,壓榨人民的這種反動路線。這就是泛亞主義者在明治後期和大正前期的基本路線,這是一條革命路線。

革命路線產生了早期的民權運動。民權運動有一個著名的組織就是玄洋社。大家對這個玄洋社改名以後的名字比較清楚,玄洋社改名以後改叫黑龍會。但是玄洋社開始產生的時候,它是自由民權運動的主力。自由民權運動在國內和國外這兩大領域採取實際上行不通、但是喊起來非常有誘惑力的理想主義的口號。民權運動在日本國內憲法結構上的主要作用就是,它最初發揮了有效的壓力集團的作用,把明治以後初期由派閥和華族壟斷的統治體系給打翻了,迫使開放內閣,局部的內閣進行讓步,局部的引入了一些議會政體的因素。照伊藤博文的說法就是,他對付這些民權派不斷搗亂的做法就是,只能藏身於袞龍之袖,希望天皇下詔,解散國會,這樣維持內閣本身。但是天皇解散國會又重新選舉,自由民權派仍然能夠得到相當大的選票,這些選票仍然能使他們在國會中間給政府不停的搗亂。最後的政策是進行讓步。這個讓步在各國議會政治初期都出現過,就是當權派讓步,容許政黨組織分享一部分權力。日本政黨政治開始形成,可以說是自由民權運動立了很大功勞的。

但是成功以後,他們就開始分化了。因為政權一旦開放,就意味著原先的反對派可以通過議會補選,你也有做官的希望了。有了做官的希望,就自然有人禁不住誘惑,當初我們搞民主運動是為什麼呢?不就是為了我們也能做官嗎?現在他們讓我們做官,我們還鬧什麼呢?我們直接被收買不是更好麼?於是自由民權運動也就自動的分化組合了。這個做法跟後來十九世紀社會主義差不多,等到社會黨人有資格組閣的時候,那我們還要不要社會主義呢?像米勒蘭這種人就說是,只要能當上內閣大臣,馬克思不馬克思的,那可以放一邊不管。比較極端的話,像列寧這些人就說,你們是修正主義者,工人階級的叛徒,打倒議會政治,該死的清談館。其實日本自由民權運動也是這樣的。比較現實主義那批人,等於說是,在經過體制改革以後,就被體制收買了,變成了體制的一部分。而堅持不妥協的這部分,其中就包括玄洋社,他就覺得,議會鬥爭不足以實現我們的理想,我們要把暴力革命和議會鬥爭結合在一起,於是就漸漸走向了暴力革命甚至恐怖主義的路線。在歐洲,列寧他們這一派,最後共產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分道揚鑣,就是因為這一點。而玄洋社這個組織呢,它在日本政治的生態位當中,它跟其他的自由民權派組織的關係,也就恰好是共產黨人跟社會民主黨人的關係。社會民主黨人是可以收買的,進入體制;而共產黨人則是無法收買的,堅持在體制外鬧革命。

體制外鬧革命,那就出現了一個問題,尋找革命的薄弱環節的問題。因為在日本國內的話,他們是沒法成功的。以前自由民權運動之所以能夠對政府形成有效壓力,是因為他們能夠通過大選在議會中贏得大量的席位,給伊藤博文這樣的大臣製造很大的麻煩。但自從伊藤博文採取開放政策的過程中間,讓自由民權派當中的現實主義者入閣以後,那就不一樣了。現實主義者一旦入了閣以後,剩下的理想主義者就變成極少數了。因為自由民權派的大部分議員自己有希望組閣以後,他們自己就跑去當大臣去了。你留在民間這些極少數的少數派就變成國會中的永久少數派,像現在的日本共產黨一樣,每一次國會選舉你都可以拿幾十個席位,但是政府才不在乎你幾十個席位呢,他已經把幾百個席位拿到手了,你願意當你的永久性反對派你就去當你的永久性反對派去吧,我們才不管你們呢。這樣他們就出現一個情況,如果你只搞議會鬥爭的話,那你就是萬年反對派,永遠沒希望。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自然會像列寧一樣得出結論說是,必須把議會鬥爭和暴力鬥爭結合起來。於是辦法就是暗殺。暗殺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日本加入二戰,跟激進分子的暗殺很有關係。但這事不是二戰才開始的。玄洋社早在日俄戰爭以前就搞過暗殺活動,像日本當時的文部大臣就是死在他們手裡面的。他們殺文部大臣,就相當於教育部長,什麼原因呢?這個原因,我想現在的中國人很容易理解,就是說是,你用西方那些走歪路的邪惡文化來毒害日本的青少年,我們日本的國粹是這麼這麼樣的,你用西方那些教材來教育日本的青少年,那麼日本將來的青少年到底還是不是日本人呢?你這樣教育下去不是把他們都變成白種人的走狗嗎?我們這些理想主義者暫時失敗不要緊,但是我們是要爭取下一代的,你這樣腐化青少年,不殺你怎麼行呢。這是他們革命鬥爭的一部分,在國內搞暗殺。

同時在國外呢,他也要破壞日本的外交政策,重點就是破壞辛丑合約以後日本追隨英國、對大清和亞洲大陸維持條約體系的政策。他們採取的辦法就是,在大清和俄羅斯發動各種各樣的革命活動。他們的政策是解放全亞洲,也就是說是,中國人、朝鮮人和日本人都要團結起來,把壓迫者趕走。對於他們來說,俄國人是壓迫者,越過黑龍江入侵我們,我們要把他趕回黑龍江以北去。所以他們把玄洋社改名為黑龍會,這主要就是日俄戰爭前夜的刺激。當時日本和俄國發生衝突的主要動機是什麼呢?把俄國人趕出滿洲,這個是一個民間的重大口號,它既是日本革命黨人的口號,也是中國革命黨人的口號。同盟會當時還沒有成立,在東京的革命留學生當中,採取第一個行動是什麼呢?組織拒俄義勇軍,把俄國人趕出黑龍江。拒俄義勇軍背後的支持者是誰?玄洋社。拒俄符合誰的利益呢?首先符合日本的利益。日本是反俄的主力,只有日本人才能夠真正把俄國人趕出黑龍江。

然後,大清和日本官方聯合起來,把拒俄義勇軍給解散了。表面上看起來可能難以理解,為什麼日本這個組織對俄國不利,現在還要解散這個組織?其實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這個組織是日本內部的革命團體所主持的。它表面上講愛國主義,但這個愛國主義,矛頭是直指日本政府的。他們講愛國主義,就是說講泛亞洲主義,實際上就是說是,日本在朝的政府是歐洲人的奸細,沒有維護亞洲人的利益。我們到民間發展,維護亞洲人的利益,搞國際主義團結,就包括有推翻國內政府的企圖。所以日本人要先下手來鎮壓你。這個道理也就像是,國民黨要鎮壓共產黨組織的反日愛國運動一樣。不是說國民黨跟日本的關係很好,而是因為共產黨搞反日運動,其實就是想煽動民眾,說是國民黨不愛國。所以目的表面上是對付日本人,其實是對付國民黨的。玄洋社他們支持拒俄義勇軍也是這樣的,表面上針對俄國,其實是針對日本本國政府的。而大清要鎮壓這些東西,就是因為他們也看出來了,這些人是革命的胚芽,他們要把俄羅斯趕過黑龍江,也必然的要把大清趕到長城以北,這件事情是馬上就會發生的。因為大清和俄羅斯一樣,都是一個外來政權。你搞了這套泛亞主義,過不了多久就會發現,俄羅斯人和滿洲人、蒙古人同樣都是驅逐的對象。

泛亞主義者搞國際化經營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孫中山和他的朋友。孫中山搞的最初的起義,惠州起義,實際上就是內田良平和他的日本浪人在經營的。現在我們歷史教科書上只會說是早期的革命烈士做了些什麼什麼事情,把他們背後的日本人全都抹去。其實這一點非常危險而不公正。因為,坦率的說吧,就是早期革命黨當中最有實力、最有行動能力那一部分,恰好就是日本人。中國式士大夫有一個重大特點,就是說,會寫文章,不會打仗,也不會做事。他們的辦法就是,像魯迅很諷刺的描繪說是,徐錫麟被殺以後,革命志士做了些什麼呢?他們坐下來喝酒,撕烏賊魚下酒,慷慨激昂的說了一陣子,然後派日本浪人到中國去把徐錫麟的家屬給接出來。你不能夠問一句,他們喝了這麼多酒,說了這麼多話以後,他們怎麼自己不去接,讓日本人去幹什麼?其實原因很簡單,就是說,日本人的行動能力就是比他們要強一點。日本浪人在孫中山的革命中扮演的是最核心的角色,運送軍火是他們,運送消息是他們,最可靠的是他們。孫中山在他背後有一個宮崎滔天,這一點都不是偶然的。他們兩人都是振亞社的早期成員,也是同盟會的早期會員。沒有日本人經濟上的支持,來回的奔走跑腿,中國這些行動能力薄弱,而且天生就是相互猜忌的士大夫,不一定會團結起來。

不要說別的,孫中山的興中會和黃興的華興會就很難團結起來。他們之所以能夠團結起來成立中國同盟會,如果按照現在的歷史教科書的話,會把它描繪成跟井岡山會師一樣,偉大領袖毛主席和偉大領袖朱總司令一起來到井岡山,你看了這些記錄以後,根本就想像不到世界上還有共產國際這個東西存在。你以為是共產黨專業撒謊,然後以為國民黨的歷史就是真的,其實國民黨一樣的。你看國民黨記載的那些歷史,就會發現孫中山和黃興這兩位高風亮節的革命領袖,在東京相遇以後,一見如故,在不到三個月時間內就變成了生死與共的好朋友,決定為了革命事業進一步發展,把革命事業團結起來,建立中國同盟會,在團結的過程中,有很多人不服孫中山作為革命先行者的領袖,黃興義薄雲天,高風亮節,迫使他的支持者讓步,儘管華興會在人數上佔優勢,還是把孫中山給捧起來當領袖了。你看了以後會覺得黃興很偉大,孫中山也偉大。

但是實際情況是這樣的:孫中山是內田良平的朋友,黃興也是內田良平的朋友,宋教仁也是內田良平的朋友,他們三個人在彼此認識以前,都拿了內田良平的錢,分別在兩湖和廣東已經搞過多次起義了,但都失敗了。失敗以後,他們在大清混不下去,都跑到日本來。內田和黑龍會的人合計了一下,覺得革命勢力還是團結了才好,於是就做了很多牽線的工作,說服他們最好團結起來。在牽線的初期,他們誰也瞧不起誰,廣東人尤其是瞧不起兩湖地區的人,他們只認他們的廣東老鄉,但是最後之所以能夠達成協議,關鍵問題在於,錢是日本人出的。如果日本人不出錢的話,興中會和華興會雙方都要面臨著馬上混不下去的狼狽處境。所以到最後還是日本人說話算話,孫中山和黃興熱情擁抱以後,決定大家團結起來。日本人根據他們對封建主義的理解,就是說是,孫中山再怎麼說也是長輩,所以長輩的話,大家就認這個長輩當名義上的頭領了。但是你這個名義上的頭領,照封建主義的習慣來說,並不是說你什麼事情說了都算的,做事情還是由底下的封臣去做。這是日本人對他們團體的領導。這一點其實,同盟會成立以後從來就沒有做到。

然後你再看看同盟會組成的名單,妙處在於這個名單中間有一半是日本人。1905 年同盟會創始人的名單,這個名單中間有一半是日本人。從名字上你就可以看出,舉幾個名字:第一位,內田良平;第二位,宮崎滔天;第三位,曾根俊虎;第四位,頭山滿。剩下還有好多人,就不用說了。這些人在後來的歷史書上,他們的身份是三傑。如果有些歷史書在明治時代提到他們,那就是說他們是偉大的維新志士;如果在辛亥前後提到他們,他們是中國革命的老朋友;如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提到他們,他們是萬惡的軍國主義者,侵略亞洲大陸的主要罪魁禍首,中國人民不共戴天的敵人。孫中山就在這些人的保駕護航之下成立了同盟會。

接下來就是辛亥革命了。辛亥革命的故事,我們都清楚,革命爆發的當時,孫中山還在美國。他是怎麼樣得到消息的呢?後來有很多說孫中山壞話的人,說孫中山在洗盤子,什麼什麼的,後來是在報紙上看到消息的。我可以很負責任的說,孫中山可能是洗過盤子,也打過工幹這些事情,但是他不會說是愚蠢到非要到報紙上登出消息以後才得到這些消息的。因為有人負責給他通風報信。這兩個人的名字就叫做:頭山滿和內田良平。這兩個人都是日本的重量級人物,是他們兩個首先把辛亥革命爆發的消息通知孫中山的,也是他們給孫中山買好船票,送孫中山回國的。孫中山一開始回國下船的時候,是頭山和在中國的日本人到碼頭去接他的,當時武昌軍政府那批人和南京臨時參議院那批人還根本沒有把孫中山放在眼裡。首先接船的人是誰呢?是黑龍會的人。黑龍會到美國去通知孫中山,再把孫中山接回中國。然後再過了幾十天,孫中山才跟南京和武昌的革命黨人接上頭,然後接下來才當上了臨時政府的大總統。

然後你再研究一下臨時政府的那份名單,你就可以發現臨時政府是由三元結構組成的。第一張名單是內閣總長的名單。你發現這裡面也就只有陸軍總長孫文是革命黨方面的人,大部分內閣閣員是立憲派或者地方士紳的人,像浙江士紳湯壽潛這些人。可以說是在總長這一級別,南京臨時政府是一個革命黨和立憲派的聯合政府。孫中山雖然是總統,但是內閣成員大部分是立憲派的人。

但是你再看次長那一級,你就會發現,所有的次長全都是同盟會的人。次長比部長重要,為什麼呢?因為部長往往是根本不到崗的,臨時政府就是想借用一下部長的名義,但是部長願不願意當這個官還很成問題。因為他們本來就是地方上的大佬,地位已經很高了,他們願意出面到臨時政府當官,那是他們給臨時政府面子,就是說明,我們現在成立臨時政府,就好像說,黎元洪願意出任武昌軍政府都督,這就表明,湖北的士紳和上層人物願意支持革命;如果他們不出來當官,那就是一種麻煩了,說明革命軍只是一幫無名小輩,上層人士不支持革命軍,那麼革命政府能不能夠維持下去就很成問題了。所以黎元洪願意給你面子出來當這個都督是革命黨佔便宜,而不是黎元洪佔便宜,黎元洪已經是上層人物了。他出來以後,革命軍就吃了定心丸,證明說是,士紳階級願意支持你。這裡面有一點很重要,就是士紳階級如果不支持你,你的軍費就沒有著落。所以這一點是尤其重要的事情。立憲派願不願意支持孫文是很成問題的事情,就算是願意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流於形式,他們往往是根本不到崗的。名義上他接受了總長這個職務,實際上他不一定到部辦事。部務是由次長主持的,次長是同盟會的人,他們才是真正負責的人。

還有第三級就是顧問。孫中山開出的這個南京政府的顧問,所有的顧問都是日本人,而且全是黑龍會會員,包括我們剛才提到的頭山和內田良平。這些人在南京臨時政府中間的地位,跟浪人在革命黨中間的地位是一模一樣的。他們隱藏在幕後,替他真正的來回奔走,像內田、頭山這種人,替孫中山跑腿,替他準備二次革命,他們是孫中山真正最信任的人。週邊那些人,用現在的術語來說,是孫中山的統戰物件。這些日本人才是孫中山真正信任的人。

這時候,辛亥革命勝利,對於日本的泛亞主義者來說,差不多就像是十月革命勝利對於歐洲社會黨國際一樣。儘管他們的中心是在日本,但是日本這個堡壘很堅固,推翻日本政府是不容易的。雖然他們把首相也都刺殺過了,大臣也刺殺過了,炸彈也扔過了,各種亂七八糟的事情都已經幹完了,但是日本政府還是很穩固,沒有要馬上倒臺的樣子。但是大清,像沙皇一樣是很脆弱的,它的政府一下子倒臺了。我們雖然在日本本國沒有成功,但是我們的革命兄弟已經在南京成功了,無論如何這是革命勢力的一個重大成就。現在是大肆活動的時候了,現在就是爭取革命下一步成功的時候了。

辛亥年的外交活動,實際上就包含了兩層。一層是日本的現實主義者和既得利益者跟英國配合,儘可能的維持東亞的現成秩序。因為對於英國人來說,東亞主要是有兩個用處。第一個是國際貿易。英國是國際自由貿易的主要受益者,也是國際自由貿易體系的主要維持者。他不希望爆發規模太大、太長期的戰亂,戰亂損害貿易,不符合英國的利益。英國希望遠東的形勢儘快平息下來,由大清當權還是由袁世凱當權還是由其他什麼人當權,英國人並不在乎。但是有一個條件,這個當權者必須是能夠維持條約體系,維持國際貿易,維護英國利益的,滿足這些條件就行了。但是孫中山是不符合這個條件的。有一點很簡單,就是他一個錢也沒有。他沒有辦法實現維護國際貿易的這個任務。袁世凱開始也不是一定能維持得住的,北京的公使團在革命初期觀望了很久,看看到底是誰能夠支持,誰不能夠支持。各省的將領各自表態通電發了很久,最後在英國公使朱爾典和袁世凱進行秘密談判以後,袁世凱放出風聲,談判已經有了結果以後,各省將領的態度馬上就改變了。段祺瑞那些人在袁世凱和朱爾典的聯合公報發表以前,還在通電說,他們要誓死效忠大清;通電發表以後,他們就立刻表態,要擁護袁世凱建立共和政體了。南方的革命政府原先是給你許諾,只要袁世凱願意倒戈,願意像對付黎元洪一樣擁戴他,但是袁世凱不為所動,直到他跟英國人談出了結果以後,他才正式表示,願意接受南方提供的總統職位。在這個過程中間,等於說是英國人和國際體系起了一個關鍵性的作用。

而日本呢,日本官方的外交家,是堅持要追隨英國的。因為日本在以前十年,因為追隨英國已經得到很大好處,日本從小國變成了大國,變成了東亞的領袖國家,他們認為以後仍然要繼續追隨英國,幫助英國維持遠東秩序,以前的歷史經驗已經證明,跟著英國人走是有糖吃的。但是革命黨人不是這種看法,他們認為大清帝國就不應該存在。第一,日本在滿洲出了這麼多血,大清倒臺的時候,我們應該把滿洲割過來歸日本;第二,孫中山已經答應了,孫中山在南京缺錢的時候,已經跟日本人簽了合約,把滿洲賣給日本,讓日本人再替他籌款,這個是天作之合;第三,就是滿清皇室的內部的宗社黨也不高興接受共和政體,他們希望帶著皇帝回老家去,回到東北去,恢復大清在多爾袞入關以前的格局。你們漢族人不要我們了,行,我們回老家行不行,你們大明朝請我們進關以前我們就在關外,關外又不是大明的地方,我們回去還不行嗎,你們不要我們,我們回家去行不行。這是他們的邏輯。同時東北的將領,像張作霖這些人,在鎮壓了本地的革命黨以後,組織了東三省保安會,他們也表示,他們不肯接受南方人的統治,希望皇帝能夠回到熱河或者瀋陽。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政府的態度如果不夠堅定的話,很可能是大清這方面,無論是皇室也好還是南方勢力和北方勢力的力量,都會很高興讓大清沿著長城一分為二,南方革命黨建立中華民國,而北方復辟大清帝國。這個大清帝國肯定要接受日本的保護的。日本人當時如果態度稍微冒進一下,東北在這個歷史關口就會落進日本人手裡面了。當時黑龍會是上躥下跳,內田良平、頭山滿這些人是上躥下跳,極端熱鬧的。像孫中山的部下,戴季陶這種人,是跟著他們到處在東北和其他地方亂跑的。你得注意革命黨在東北本來沒有什麼太多勢力,孫中山的嫡系是廣東人,後來共進會那一批人是長江流域的人。他為什麼要去東北?主要是因為日本在東北有勢力,他們是替日本人跑腿的,想把東北分裂出來。

但是最後的結果大家都知道了,中日雙方的革命志士在中國方面暫時成功,但是在日本方面失敗了。日本政府最後堅定的決定追隨英國。他們一旦跟袁世凱達成了協定,南方的革命黨就沒戲了。孫中山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就是他沒有錢。自從惠州起義以來,他有的錢還是日本黑龍會那些人給他籌的那些錢。按照孫中山自己的標準來說,這已經是很大一筆錢了。孫中山想撈到五十萬元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日本那些人,按照日本的標準來看,他們也是在野黨,也是窮鬼,政府才有大錢,資本家才有大錢,他們這些革命志士,按日本的標準來看是窮鬼。但是窮鬼比窮鬼也有更窮的,在中國革命黨人來看的話,黑龍會就是很有錢的了,同盟會如果得不到黑龍會,動不動五十萬五十萬的給錢,他簡直當場就要餓死了,就不要說是買武器來革命了。他們就是靠黑龍會分出來的那點零錢給自己續命的。但是日本人一旦跟列強達成協定,尤其是成立了以威爾遜總統所鼓吹的六國銀行家組成的銀行團以後,那就沒有辦法了。因為政府出面一帶的話,日本的大銀行家都決定要出這筆錢加入銀行團。這個銀行團不是簡單的事情,就因為這是日本的政治人物和資本家都決定用日本的外交資源和財政資源來支持袁世凱的政府。這個決定一出,孫中山就沒戲了。

反目成仇

你把這個線索理清了,你才能夠真正理清中國革命史。因為中國革命史實際上是一個俄羅斯套娃一樣的結構。

二次革命等於說是他在絕望中的一個掙扎。可以說是,在它開始之前就是注定要失敗的。因為列強和國際資本主義都已經下定決心支援袁世凱了,他唯一的支持者還是內田良平這些老朋友。這些老朋友想盡辦法在日本,通過日本理想主義的募捐活動,苦哈哈的給他送去了幾萬塊錢。沒有這幾萬塊錢的話,他沒有辦法買到第三師,連津浦鐵路這場仗他都沒法打的。但是這一仗很快就失敗了。二次革命的失敗不僅是孫中山的失敗,它同時也意味著是內田良平和日本泛亞主義者的重大失敗。這次失敗不僅花光了他們的錢,而且也使他們在日本政府和輿論內部都變得很不得人心,變成了所謂的麻煩製造分子和搗亂分子,日本政府對他們實行嚴格監視和嚴格控制的政策,以至於 1913 年、1914 年以後的十年,泛亞主義者在日本的政治活動中間,進入了最低潮。

最低潮的一個重大表現就是,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日俄兩國甚至達成了和平協定,以瓜分東北勢力範圍為條件,規定北滿歸俄羅斯,而南滿歸日本。關鍵不在於說是這個和平協定具體內容是怎麼達成的,關鍵就在於這個和平協定的達成在日本國內輿論來看,就是英日同盟簽署以來,日本當局的進一步背叛,日本當局徹底背叛了解放全亞洲的夢想,不僅跟英國人達成協議,英國人還好,至少沒有直接壓迫亞洲人,跟俄羅斯人達成協議,那就是絕對是徹底的背叛了,因為俄羅斯人是直接佔領和壓迫亞洲人的土地。而可以說日本人的革命的初衷,黑龍會成立的初衷,就是為了把俄國人趕出滿洲,而日本人卻主動跟俄國人簽署協定,把滿洲送給了俄國人,這對於他們來說是一個最終極的、最傷心和最痛苦的背叛。但他們已經沒有辦法。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日本泛亞主義的最低潮。

而最低潮不是說它沒有民間力量。實際上日本在二戰以前,可以說是上層人士比較親西方,但是人數上不多;民間上反西方的勢力是很大的,但是主要是因為在政治上行不通,被壓住了。如果你在日本上層中去找,有很多資本家,特別是外交界人士和海軍界人士是強烈親西方的。反西方的人也有,但是暫時不佔上風。但在民間那個層次,在野的那個層次,如果搞公民投票的話,那麼反西方的是大多數。如果當時日本實行普選制的話,泛亞主義在普選中獲勝是很有可能的。但是當時日本不是普選制,而是有產階級選舉制。在上層人物當中,泛亞主義的色彩就比較淡薄了。

這可以說是後發國家的一個常見現象。你在俄羅斯和土耳其也可以看到類似的現象。俄羅斯的貴族階級講法語,把自己當作歐洲人;而對農民和老百姓來說,他們痛恨歐洲人,覺得自己跟歐洲人不一樣。土耳其也是這樣的:上層的土耳其蘇丹也好,還是後來的青年土耳其黨人也好,還是凱末爾主義者也好,他們儘可能的想把土耳其變成一個歐洲國家;但是下層民眾呢,往往是虔誠的伊斯蘭教徒,覺得我們跟基督教徒總是合不來的。所以土耳其有一個很矛盾的現象:西方歐盟要它實行民主,但是實際上,土耳其最親歐的勢力在國內非常反對民主,他們支持軍事政變。因為一搞民主的話,國內的伊斯蘭勢力就要上升。搞民主,一人一票投票的話,伊斯蘭主義者很可能依靠窮人的支持,通過議會政治掌握政權。像所謂的土耳其繁榮黨其實就是這些人。他們掌握了政權搞伊斯蘭化搞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土耳其軍隊就會出來發動政變,把這些民主的和伊斯蘭的勢力壓下去,重新恢復親西方的路線。土耳其在戰後不斷發生政變,都是因為這個原因。少數上層人物通過反民主的手段維持西方的價值觀,而下層的伊斯蘭分子通過民主的手段顛覆西方的價值觀。而恰恰西方就是支持民主的,所以這個矛盾是沒法解開的。俄羅斯的情況其實跟日本的情況非常相似。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情況也是這樣的。黑龍會這批人提倡的國粹主義、亞洲主義在民間是很有市場的,但是在上層人物中間是提不上檯面的。比較現實主義的人都知道,當今世界還是歐洲人的天下,搞反歐洲是沒有前途的,一定要壓住,讓這些人上臺,那就等於是讓義和團上臺,對日本的國家利益有極大的危害。但是這些人在民間活動的話,可以說是老百姓還反倒是比較支援他們。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日本國內的泛亞主義就處在這種情況下。上層人士對他們越來越深惡痛絕,盡力的壓住他們,但在民間他們還能夠混得下去。而這個時候,他們自己處境都已經這麼難堪了,孫中山的處境當然是更難堪的了。孫中山到二次革命以後,他就逃到日本去。逃到日本去,他的辦法還是到處遊說日本人,大講泛亞主義的好處,希望日本來支持他。但是支持者已經很少了,而且全都是民間人士。支持他的人自己在日本都是不受歡迎的人,而日本上層的政治家把他們當瘟疫一樣,基本上是閉門不理,怎麼說也不肯理他。他就是這樣的,在鬱鬱不得志的情況下,混過了從 1913 年到 1923 年這悲慘的十年。

如果你翻查記載中國革命史的著作,會認為這是中國革命失敗的十年。為什麼會失敗呢?就是因為日本的當權派跟袁世凱和段祺瑞達成了協定,他們決定支援北洋政府,首先有善後大借款,後來有西原借款,這些都是日本精英階級支持北洋政府的證據。但是日本精英階級不是無緣無故的支援北洋政府,他們是為了英國主持的國際秩序而支持北洋政府的。他們希望日本人做國際秩序的優等生,跟著英國走,通過合法途徑給日本人爭得地位,因此他們不希望採取反西方的革命手段。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日本國內的泛亞主義者在明治維新以前還是聲勢浩大,在這個時候卻處於革命低潮,變得很抬不起頭來。正是因為日本的泛亞主義抬不起頭來,而日本的泛亞主義者保護和贍養的孫中山和中國革命黨人,也就跟著抬不起頭來了。孫中山在中國的失敗和北洋政府在中國的勝利本質上講,是日本現實主義者戰勝國內泛亞主義者的結果。而日本現實主義者和親西方派戰勝國內泛亞主義者實際上又是國際關係演變中間實力對比的體現。它反映了日本人認清了國際形勢,決定不走反歐洲路線的一個結果。

但是這個格局只有在大英帝國的霸權能夠維持的情況下才能維持。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大英帝國的霸權衰落了,它開始採取系統的撤出遠東的政策。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和日本這兩國原有的國際體系和國內體系都開始動搖。在中國,你可以說是,晚清的政府,就是 1905 年以後晚清的維新政府和北洋政府,執行的都是維持國際體系的政策。在日本,英日同盟簽署以後,一直到九一八事變這段時間內,日本的政策也是執行的是國際協調主義。這兩者是相互配合的。段祺瑞和袁世凱能夠在中國當權,那就是幣原喜重郎和桂太郎能夠在日本當權的一個投影;而國民黨在中國的失勢,和頭山滿、犬養毅在日本的失勢是一個鏡像關係,是同一歷史進程的一部分。但是英國人一旦撤出,雙方也就開始同時不老實了,也就覺得是革命的新的機會開始出現了。照日本主流歷史學家的記載,這個現象就是,大正民主後期國粹主義和泛亞主義的抬頭。這方面,一方面是因為從明治到大正,日本的議會政治有了進一步發展,也就是說是,明治時期,政府可以用強硬手段壓制反對派的這些活動,漸漸的在民主的進一步深化的情況下就不能實施了。

不能實施就產生了一種類似土耳其的現象。首先,民主是一個西方的價值觀,日本擴大民主,主要是為了配合西方、討好西方的措施,但是擴大民主的結果,恰好在民間為反西方勢力的抬頭創造了條件。土耳其如果不搞民主的話,可以說伊斯蘭勢力還出不來,青年土耳其黨和凱末爾主義者可以通過專制手段把他們壓下去。俄羅斯如果不搞民主的話,布爾什維克也起不來,沙皇政府和斯托雷平政府也可以用專制手段把社會黨壓下去。但是一搞民主的話就沒辦法壓它,它自動就起來了。結果就是,你就可以看出這是一個很難解決的矛盾,就是說,如果一個國家的文化底蘊不是基督教西方的文化底蘊,那它搞民主的結果很可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不民主,你還可以實行親西方的路線,依靠少數精英人物、上層人物搞小圈子的親西方路線;一搞民主,那麼民粹主義的反西方路線馬上就會抬頭。中國、俄羅斯、土耳其和日本全都是這樣。大正民主產生的一個附帶的效應,就是使本來已經被壓制下去的日本國粹主義者和泛亞主義者借助民主的程式重新抬頭。

而在中國這方面,國民黨的抬頭則是依靠它改換投機門庭的結果。孫中山開始跟蘇聯接洽,希望蘇聯給他日本所不能給的東西。我們得公平地說,孫中山開始是腳踏兩隻船的,他在日本碰了很多次壁以後,開始跟蘇聯談判。但在談判的初期,他是腳踏兩隻船的:一方面他跟越飛發表《孫文越飛宣言》,依靠蘇聯的支持,打回廣州,建立廣州革命政權;另一方面,他派李烈鈞這些人到日本繼續接洽。在他北上,一生中最後一次活動,到北京來參加西山會議這最後一次活動的途中,他從上海調頭東渡到長崎,在日本發表了他一生中最後一次重要演說,這就是他著名的神戶泛亞主義演說。在這一次演說中間,他最後一次向他在日本的朋友諄諄教導,無論西方多麼強大,他們歸根結底講的是強權即公理,王道政治是只有亞洲人才懂的,他最後一次希望日本朋友們支持他,不要忘記泛亞主義的理想。

但是這個演說基本上沒有發揮作用。不是說他的演講搞得不好,而是因為他在日本的朋友,這時候都處在在野的狀態下,沒有辦法幫助他。而他自己當時已經患了肝癌,所以說,他知道他自己的壽命不久了,他已經等不到他的日本朋友重新掌權的那一天了。在他能夠利用的最後這幾年或者幾個月的時間內,因為他不知道他還能活多久,但是可以肯定他活不了三年了,也許他三個月就死,也許他三年就死,但他能夠利用的也就是幾個月到幾年的時間。在這個短時間內,能夠援助他的只有蘇聯人。所以儘管李烈鈞、張繼、胡漢民這些老黨員都反對他聯俄,他還是在一生中的最後關頭做出了聯俄的決定。

聯俄導致了國民黨內部權力結構的迅速改變。老一派的黨員李烈鈞、張繼、鄒魯這些人,隨著西山會議派,隨著廖仲愷案件後面的清洗,退出了國民黨的決策層。蔣介石和汪精衛這一批新派,也就是左派人士,趕走了胡漢民和許崇智,控制了廣州革命政權。他們依靠蘇聯的援助,趕走了吳佩孚,通過北伐,建立了南京國民政府和後來的國民黨政權。

但是他們剛剛建立南京政權,日本的政局又發生改變了。他們期待已久的事情終於發生了,就是犬養毅和昭和時代殘留下來的泛亞主義者終於成功的奪取了政權,在 1932 年。但是在 1932 年的時候,為時已經太晚了。這時候的國民黨已經不再是孫中山時代的國民黨,它的立場已經不再是跟著日本老大哥打倒歐洲人對東亞的霸權了,它的路線是跟蘇聯人聯合起來,把帝國主義趕出亞洲。它的路線仍然是反帝反西方的,但是保護人已經由日本變成了蘇聯。於是,改變立場的這個新國民黨的勢力,和他們在東洋的老朋友的勢力,就在滿洲發生了第一次嚴重的碰撞。碰撞的結果就是九一八事變。

九一八事變以後,最初期,事情之所以沒有鬧大,就是因為雙方的老一輩,像胡漢民和犬養毅這種人,仍然還顧唸著他們都是孫中山的朋友,還希望能夠用當年的老交情約束青年一代,能夠想辦法不要把中日兩國之間鬧到徹底撕破臉,因為雙方本來都是革命同志,好不容易雙方都同時掌握了政權,正是應該團結起來的時候,如果這時候鬧翻,太不值得了。但是年輕一代沒有這方面的記憶。蔣介石在趕走胡漢民以後,肆無忌憚的,在 1935 年左右接見了共產國際的特使。這次接見的結果就是:蔣介石放走了紅軍,把紅軍放到西北去;同時,史達林同意支持蔣介石抗戰。另一方面,日本方面,年輕一派,少壯派的革命志士根據北一輝的理論,直截了當的暗殺了犬養毅。

後來大家有一種誤解,就是認為三十年代被日本激進分子暗殺的政治家都是好人和溫和派,如果他們掌權的話,實際上日本不會走上戰爭的路線。這句話有一部分正確,一部分錯誤。首先,犬養毅這個人是比較老成持重,他不會像後來的日本人那樣魯莽。但是,他不是溫和派,他其實就是泛亞主義者的長老派,元老派。他跟後來發動戰爭的那些軍國主義者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胡漢民跟蔣介石的關係。胡漢民是孫中山那一代的人,是老一代的人,他們是態度比較溫和,不願意把事做絕。蔣介石是年輕一輩的人,在孫中山跟日本打交道的時候,他們屁都不是,連週邊都算不上,所以根本就沒有見過世面,他們對日本沒有什麼特別感情。犬養毅也是這樣的,他們那一代老一輩的人對中國還有感情的,他們還記得他們當時很想團結中國反對西方的。但是青年一代,北一輝那些青年一代的人,就沒有這種感情了。北一輝實際上就是一個日本的蔣介石,他也是同盟會會員。我們得注意,三十年代的軍國主義者當中有好多都是同盟會會員,是 1905 年同盟會建立的時候為中國革命奔走的積極分子。曾根俊虎是同盟會會員,北一輝也是同盟會會員。曾根俊虎是不大純粹的,他一方面跟同盟會打交道,另一方面還加入了許多其他的組織;但是北一輝是非常純粹的,他是同盟會的創始會員,而且對同盟會一直是忠心耿耿的。他後來轉向撇開國民黨的泛亞主義路線,對中日兩國的失和是有非常重要的指標作用的。這個重要性很像是勝海舟他們那一代人在甲午戰爭前夜最後拋棄了大清,甚至轉向暴力征服大清的路線,是有非常類似的指標作用。

但是這種指標作用並不是簡單的一百八十度轉彎,它還含有更深的含義。實際上對北一輝這種人來說,他們轉向反華,實際上是他們原來泛亞主義者的另一種體現。征服中國是為了拯救中國。他們的邏輯是這樣的,泛亞主義的早期是希望中日兩國提攜,共同解放亞洲的,但是事實上證明中國人是扶不起的阿斗,沒有辦法,這種情況下只有日本人給你代勞了,幫助你,扶一扶,日本再不來扶的話,你就要完全被俄國人征服了。在他們看來,蔣介石是孫中山的叛徒,他背叛了泛亞主義者,把國民黨這個原來的革命戰友送到了蘇聯人頭上,結果把黑龍會原先企圖把俄國人趕出亞洲的整個戰略完全搞破了。如果聽任他們繼續搞下去的話,那麼整個亞洲都會變成蘇聯的天下。後來日本人搞滿洲國,他們的主要目的是什麼?就是說在他們看來,只有滿洲國才是亞洲反共勢力的堡壘,國民政府已經完全被蘇聯間諜劫持了。如果讓國民政府胡鬧的話,整個亞洲大陸完全赤化是時間問題。只有日本人成立了滿洲國以後,他才能夠擋住共產主義南下的道路。

後來,二戰失敗以後,《大東亞戰爭全史》出版的時候,日本還有一種看法,各位現在可以去翻那本四卷本的《大東亞戰爭全史》,裡面就有這樣一句,大致的意思是:你們看,現在我們說的畢竟是對的吧,滿洲國倒臺以後,共產主義浪潮不僅吞沒了中國大陸,而且一直衝到印度支那,這難道不是證明我們當初建立滿洲國是完全正確的舉動麼?他的原話不是這個樣子的,因為我沒有辦法把原話逐字逐句記住,但他的意思就是這樣。

從這句話你就可以看出滿洲國成立的另外一面。滿洲國的成立,後來大東亞共榮圈這個理論的提出,從日本自身的思想脈絡來說,它不是一個戲劇性的轉移,它是從明治開始就一脈相乘的解放亞洲的這個理論的直接繼承。就日本人內部來說,這裡面沒有什麼矛盾之處。明治維新為的是什麼呢?不就是為了使亞洲和黃種人免遭歐洲人的奴役嗎?我們現在再不趕緊變法自強,歐洲人就會把我們全部征服了。那麼日本變法自強以後,應該怎麼辦呢?如果我們只講現實主義的話,我們就自己做一個黃皮膚的歐洲人,不管亞洲大陸就行了。但這樣是不公平的,因為我們在亞洲大陸的黃皮膚兄弟還在水深火熱之中,我們已經有了成功經驗,為什麼不把日本的成功經驗傳遞給他們呢?只要你們也肯像我們一樣搞明治維新,你們也可以脫亞入歐的。但是你們不肯搞,你們自己這樣不爭氣,我們開始帶你們帶不動,最後我們自己替你來。這個邏輯是非常順理成章的。

按照中國方面的記載就會搞成一個非常破碎的局面,好像是日本人在明治維新時期統統變成好人了,在辛亥革命的時候,那是革命最忠實的朋友;突然到太平洋戰爭的時候,一下子就全變成壞人了。而且最初那些好人,一下子後來就會變成最壞的人。這是非常矛盾的事情。實際上呢,日本人的現實主義者始終是主張傾向於英美的,如果按照中國的史綱的話,這些現實主義者在辛亥革命時期是壞人,因為他們現實主義的追隨朱爾典和大英帝國的結果就是,幫助北洋政府來鎮壓國民黨,這就是現實主義在二十年代的體現。在三十年代的體現就是什麼呢?現實主義體現就是配合英美,不要對中國發動戰爭。所以按照中國革命史的這種錯亂描述,你就會發現,同樣一批現實主義者,在二十年代跟著英國人走,鎮壓國民黨,他們就是壞人;在三、四十年代的時候,又跟著英美走,反對發動侵略中國的戰爭,他們一下又變成好人了。但是在日本的角度上來講,他們的立場始終沒有變。現實主義者就是支持最強的人,英美始終是最強的。現實主義者在二十年代的時候支持英美,因為英美當時是支持北洋政府維持遠東貿易體系的,所以當時英美是反革命的,所以他們自己也跟著英美一起反革命;在三、四十年代的時候,英美是反對日本過度擴張,反對日本追隨德國發動戰爭的,於是他們繼續追隨英美,這也使他們又好像站在政治正確的道路上。你以為他們的立場變了,其實他們的立場是一以貫之,沒有變的。是中國在前後這兩個階段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或者不如說是,北洋時期的中國和國民政府時期的中國,是兩個敵對國家。對北洋政府好的,就是對國民政府壞的;對國民政府好的,就是對北洋政府壞的。表面上看起來是日本的戲劇性改變立場,實際上是前一個中國被後一個中國所取代了。日本還是同一個日本,日本的現實主義者還是英美的死黨,日本的理想主義者還是反英反美的死黨;但是前一個中國被後一個中國取代了,前一個中國和後一個中國立在一百八十度的對抗地位上。

把這個線索理清了,你才能夠真正理清中國革命史。因為中國革命史實際上是一個俄羅斯套娃一樣的結構,它由很多層不同的謊言所籠罩。第一層謊言就是,聯共(布)黨史搞的那套共產主義革命的謊言,你把這一層謊言揭掉以後,並不是謊言的結束,在這個謊言背後,還有一層國民黨編的謊言。有很多人在揭穿了共產主義的謊言,發現共產黨其實是共產國際派的一個顛覆勢力以後,然後他們就會變成中華民國的信徒,相信中華民國原先是存在的,只是被共產國際和共產黨顛覆了,本身是存在的。但是這也不對。因為中華民國只是這個俄羅斯套娃的第二層。

國民黨是什麼呢?國民黨跟日本泛亞主義者的關係,跟共產黨跟共產國際的關係是一模一樣的。如果你說是,共產國際是在蘇聯間諜的主持之下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廣州革命政權是由蘇聯顧問組織起來的話,你可以再去查查南京臨時政府和同盟會,然後你就會發現,同盟會是由日本人組織起來的,南京臨時政府也是由日本顧問操縱的。它們的性質跟廣州國民政府和延安的共產黨的性質是一模一樣的。要說誰是帶路黨,他們都是帶路黨。只不過日本這個帶路黨來得比較早一步,然後它在被共產國際的第二批帶路黨推翻以後,他可以理直氣壯地說,你們共產黨是顛覆勢力。像蔣介石到臺灣以後,他就義正詞嚴地說,共產黨是漢奸,你們帶著外國勢力來顛覆了我們偉大的中華民國。但是你仔細看一下蔣介石是怎麼來的,再看看孫中山是怎麼來的,你就可以很有理由地說,孫中山和蔣介石是第一批帶路黨,他們在日本泛亞主義者的領導之下,推翻了大清帝國和袁世凱、段祺瑞的中華民國,然後才有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直到這個國民政府被共產國際和共產黨的第二批帶路黨推翻了。

如果說有誰是真正的中國呢?那就很難說了。袁世凱和段祺瑞算是中國嗎?或者說是慈禧太后和攝政王算是中國嗎?這也不好說。比較正確的答案就是,其實還沒有中國。中國是一個有待於發明和建構的概念。以前,在中古時代,可以說是全世界都沒有民族國家這種概念,後來歐洲產生了民族國家,然後其他國家才慢慢的學習歐洲,建立自己的民族國家。土耳其帝國、俄羅斯帝國、波斯帝國和大清帝國,它們是民族國家嗎?它們不是。它們需要解構以後重新建立新的民族國家。但它們應該建立什麼樣的民族國家?那是說不清楚的,就有許多種不同的路線。日本人給它提供的這條路線是許多種路線中的一條,共產國際給它提供的路線也是許多種路線中的一條,同時還有另外許多種路線,這些路線在爭奪這些原材料,在這些原材料最終被塑造成型之前,其實是沒有中國的。

我們看到的近代史,不是中國的歷史,而是許多種企圖在中亞建立中國,建立各種各樣不同的中國,或者其他什麼共同體的歷史的一個路徑積分。所以你無論按照哪一派的觀點去寫歷史,寫出來的歷史都是充滿著殘缺和欺騙的。可以說,他們每一個人所製造的歷史,從本質上來講,都是神話。他們希望建立一個符合他們理想的國家,但是這只是眾多可能存在的歷史路徑之一。在後來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間,誰都沒有完全實現自己的理想。這個反覆重建的過程,塑造了近代東亞的歷史。

後來日本左派有一種觀點就是說,日本人在近代中國國家建構的過程中起了破壞性的作用,因為他們阻止了國民黨建立現代中國的企圖。但是如果沒有日本的干涉的話,大清帝國是不會垮臺的,北洋政府也是不會垮臺的,國民黨所要建立起來的這個中華民國是根本不會存在的。而這也不僅僅是中國一個國家的問題,俄羅斯帝國或者說是土耳其帝國,亞非拉的所有國家,它們建立近代國家共同體的過程,毫無例外的是在西方的刺激之下,由本土的極少數親西方的知識份子構想出來。在它建構的過程中間,所有的政治勢力都在不同程度上依靠西方的或者是其他什麼外來的勢力,建立他們最初的勢力。到底哪一個算是真正正統的東西,這是一個無法解答的問題。我們只能說是,現有的這幾種中國的革命史,其實呢,它們真正正確的稱呼就是,它們不是中國的革命史或者是中國人民的革命史,因為他們在進行革命的當時,既沒有什麼中國,也沒有中國人民,只有一個地理上的中國,沒有什麼政治上的中國,有一批東亞的居民,但是沒有中國,有一批東亞的居民,但是沒有東亞民族。國家和民族還處在建構的過程中間,不是有了中國然後再有了中國革命,而恰好相反,是中國革命發明和創造了中國。因為中國革命有好幾種,所以有幾種不同的中國的概念在爭奪同一個生態位。

這個背景才是我們所說的中國的真相,所以由於這個過程現在還在進行中,還沒有搞完,所以故事的結局還沒有真正出現。中國很多問題的根本原因就是因為什麼呢?你在討論共同體內部的問題的時候,你沒有搞清楚,什麼是共同體內部的問題,什麼是共同體之間的問題,所以產生出了很多假問題。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像楊奎松他們許多人提出的問題,為什麼國民黨和共產黨不能夠用民主的方式達成協議什麼什麼的,它們怎麼可能用民主的方式達成協議呢?它們本身就代表了不同的共同體,它們不像西方的各個政黨一樣,是同一個國家內部的不同政治勢力,他們要建立的那個中國,目前都還不存在,它們在爭奪這個建立中國的機會。在建立了共同體之後,才談得上共同體內部有什麼左派或者右派之間的區別。在這之前,它們等於是不同國家和不同路徑之間的區別,談不上有什麼共同體。

這個共同體應該是怎樣的?那麼只有依靠鬥爭才能解決了。例如像孫中山想建立的那個共同體,他首先考慮的就是要滿洲和蒙古這樣的異己勢力排出去,然後跟日本和韓國團結起來。不經過這個過程,他所要設想的那個同質化的共同體不能建立。而毛澤東那種共同體呢,他必須把地主和資產階級排斥出去以後,才能建立一個無產階級共同體,這樣一個共同體才算是新中國。這些共同體名字也許都叫中國,但它預定的成員和結構是截然不同的。在這些結構理清以前,根本談不上是內部的憲法結構或者是政策應該怎樣制定的問題。共同體塑造的問題必須先於這些過程來解決,然後他們所考慮的這些問題才能夠解決。

而解決這個問題的過程本質上是一個國際政治的現象。從思想層面上來講,它是以歐洲為中心的民族國家共同體,國民共同體的理想,在法國大革命產生以後,逐步的向東歐擴張,向拉美擴張,向全世界擴張這一個過程。這個過程不是遠東所特有的,同樣的過程瓦解了奧匈帝國,瓦解了奧斯曼帝國,瓦解了俄羅斯帝國,瓦解了在美洲的西班牙帝國,後來又瓦解了英法在亞非拉的殖民地,最後又瓦解了蘇聯帝國,這個過程仍然在進行中。從現實政治的角度來講,那就是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和殖民主義在瓦解以後,三種新的秩序在爭奪空間。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和殖民主義體系是以大英帝國為首,以維也納會議建立的國際體系為核心的一種體系,它在歐洲實行勢力均衡,在歐洲以外的地區實行殖民主義。可以說,晚清帝國和北洋政府是這個國際體系的產物。

這個國際體系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而解體以後,出現了三種競爭勢力。一種是蘇聯的共產國際,要推翻原有的整個國際秩序,用共產主義這種全世界共產主義大聯盟來取而代之。第二種是美國威爾遜主義所提倡的解散殖民主義,所有各民族建立自由民主的民族國家,然後這些自由民主的民族國家再通過國際聯盟和聯合國建立集體安全體制,永遠的避免戰爭。這一種國際體系實際上是美國在國聯以後,在冷戰時期始終堅持的基本國際理想。第三種主義呢,就是日本人所提倡的那種泛亞主義。從日本的角度來看,孔子以後的遠東文明是一個整體,這個文明包括東亞的中國各王朝,包括東北亞的滿蒙各部族,包括朝鮮、越南與日本,它們是一個整體性的文明。而日本是這個文明最年輕、最有活力的成員。當這個文明走向衰落,即將被歐洲人征服和滅亡的時候,日本人做了最後一次絕望的努力,希望它們在日本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反對歐洲,但是由於蔣介石這種人的出賣以及共產國際的破壞,他們最終失敗了。以後的日本已經別無選擇了。戰後的日本已經不再有可能重振泛亞主義旗幟,他只有死心塌地的脫亞入歐,做一個黃皮膚的歐洲人,選擇的餘地從此不復存在。中國人認為,中國人粉碎了日本人的侵略,但是實際上,從日本的角度來看,他們粉碎了東亞各民族能夠跟歐洲人平起平坐的最後一次機會,以後這樣的機會再也不存在了。

從中國內部的角度來看,假定東亞是可以算作一體,那麼你就可以說是,明清這個天下國家的帝國體系在西方勢力的侵入之下,已經處在注定解體的過程中間。然後在秩序解體的過程中間,如何構建新秩序、構建新共同體的幾種路線,在二十世紀東亞的舞臺上進行了爭鬥。所謂的革命、反革命或者其他所有政治鬥爭,都要從這種秩序解體和秩序重建的路線鬥爭的格局之下,才能夠得到清楚的理解。否則你所得到的一切印象,誰是革命,誰是反革命,誰是對的,誰是錯的,得出來的一切印象,都是高度扭曲和功利的。

還施彼身

也就是說在國民黨當時的理論中,凡是華人所在的地區,都是它的統治範圍,它的動員範圍包括上海租界地,包括南洋的各殖民地。而動員的方式,按照英國殖民統治者的法律理念來說,實際上是屬於敲詐勒索。

我們剛才講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三種不同秩序。這三種秩序相互作用於遠東這個地區的時間有一定的差值,這個時間差影響到後來許多問題,可以說吧,也給後來許多想裝點歷史的人提供了很多方便。因為它往往用擬人化的手段,以為國家或者各種勢力之間是有一個一貫的性格,忽略了它們在不同時間起的角色變換作用。就拿日本、中國和俄國這三個角色來說的話,在一戰以後的這段時間都有它自己的角色演化期。大體上來講,二十年代的日本,它追隨的是英日聯盟以後的那種國際協調主義路線;三十年代以後的日本,則轉向挑戰國際秩序的路線。這個轉化的過程中,一方面是明治以來,亞洲主義者和親歐洲主義者長期衝突的表現;另一方面是由於英國勢力撤退以後,日本在遠東繼續充當英國代理人漸漸變得得不償失了,而加入條約破壞者的行列,對它來說反而是件更加有利的事情。

中國這方面呢,北洋政府和蔣介石政府採取的立場是基本上矛盾的,以至於它們之間的國家構建的基本理想也都發生了角色倒錯。本來革命黨在辛亥時期提出的那種炎黃子孫的概念,恰好就是梁啓超和君主立憲派提出的那種中華民族的反面。所謂的炎黃子孫的意思,就是否認中華的民族存在,要把南方的十八省的漢人單獨拉出來發明成為一個新的民族;而中華民族的存在,就是要抹煞炎黃子孫作為一個單獨建構民族的可能性,要把大清的所有居民重新捏在一起,構成一個新的中華民族,用中華帝國取代大清帝國。而蔣介石和孫中山之間呢,在這個點上恰好發生了意識形態方面的斷裂。後來這個斷裂被汪精衛抓住了,因為他通過對孫文本人著作的總結,就得出結論說是,孫本人始終是一個泛亞主義者,他那些理論應該是這樣那樣的,跟蔣提出的中華民族理論是不一樣的,從他這個泛亞主義的邏輯,必然要得出中日滿提攜的結論,諸如此類。然後蔣介石又根據他的新發明的中華民族的理論,跟三民主義結合起來,把孫中山重新塑造成為文武周公堯舜以來的道統的繼承人,把國民黨由帝國解構者和革命力量變成帝國繼承者和國際主義的力量。這個角色的轉換過程非常倉促,以至於可以說給國民黨自身的性質上面留下了很多草蛇灰線的痕跡。可以說吧,早期的國民黨與其說是一個獨立的政黨,不如說是日本泛亞主義者的一個支部。

日本的泛亞主義者,我剛才提到過,在開始的時候提到過,日本泛亞主義者的理想是遍及整個東亞文化圈的,而不是僅僅限於日本和大清的版圖的,但是我講的主要內容實際上是只限於中日兩國。我現在提一下就是,對於泛亞主義者來說,他們玄洋社、黑龍會並不僅僅是扶持了中國同盟會和孫中山的朋友,它在朝鮮和其他地方也是有所作為的。像玄洋社,他們最早期在朝鮮就參加過重大的政變活動。像電視劇《明成皇后》這一類的通俗作品中也提到過這些,只不過是把雙方的角色搞顛倒了。因為閔妃,就是明成皇后,她的家族在李氏王朝時期,曾經幾次改變立場,在日本勢力上升而大清基本上垮台以後,他們的立場轉化為聯俄制日,依靠俄國人的保護阻止日本獨佔在朝鮮的勢力。而開化黨人則傾向於依靠日本的支持,去推翻宮廷和保守派原有的政治結構。朝鮮的開化黨人和同盟會員也有一個同樣的毛病,就是他們的行動能力很差,以至於他們的打手,像孫中山在惠州起義的時候一樣,也主要需要依靠日本的遊俠團體。在這個過程中間,玄洋社起了核心作用。在開化黨人發動的反對閔妃的政變當中,名義上是朝鮮的革新派在搞政治行動,實際上他們主要的衝鋒趕死之士是玄洋社給他們提供的志士和浪人。可以說在朝鮮和中國的近代化改革中,日本浪人發揮的是一個無名英雄的角色,事後編纂的朝鮮歷史和中國歷史都很巧妙的把他們的名字略去了,但是如果真的把他們從歷史上略去的話,那麼這些革命恐怕就不能發生或者至少是面目全非了。

國民黨在南京政府建立以後,接著又跟蘇聯決裂以後,經歷了一個意識形態方面的困境。因為第一期的國民黨,就是同盟會時代的國民黨,它是日本泛亞主義者的一個支部,它跟朝鮮的開化黨人和越南的開化黨人,以及緬甸的德欽黨人這些,可以說是同樣的勢力。它們是日本泛亞主義者的衛星黨。它們跟日本黑龍會這些組織的政治上的關係,就相當於是中國共產黨、波蘭共產黨,跟蘇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關係。它們是衛星,總部是在日本的。在發動北伐的那個期間,國民黨是蘇聯的一個附屬品。它在當時是極力爭取加入共產國際的。它力圖想通過跟蘇聯發展良好的關係,從而壓住內部的共產黨人,由國民黨而不是由共產黨作為蘇聯在遠東的主要代理人。在四一二政變和國民政府成立以後,等於說是國民黨同時擺脫了它創建時期的兩個教師和保護人,但是教師和保護人為它的結構形成提供了基本模式。它在發明自己的意識形態的時候,實際上是混合了日本的意識形態和蘇聯的意識形態,把兩者結合起來了。他的設想就是,重新建立一個國民黨在抗戰時期南京和重慶建立的那個中心,將要發揮黑龍會在日本和共產國際在莫斯科的地位,在它周圍也要培養出一系列衛星性質的小黨,然後新的這個國民黨通過新的意識形態,將要替代日本的泛亞主義者解放亞洲,發揮相當於蘇聯共產國際在亞洲那個核心作用。

這種步驟就產生了一系列新的國民黨的衛星黨。大致上現在能夠考證清楚的有以下幾個組織。第一個,就是現在看上去地位最重要的,韓國臨時政府。韓國的流亡者當中也是分為幾派的,像李承晚那一派長期流亡在美國,希望借助西方的力量。而金九這一派呢,則長期流亡上海,依靠國民黨南京政府的特務機關的支持,像吳鐵城、戴雨農這些人,對他們進行長期保護、支持和訓練,希望有朝一日,國民黨的中華民國足夠強大以後,代替莫斯科和東京,變成革命和秩序的輸出地。那時候的朝鮮,就可以通過國民黨的援助,從日本的衛星國變成未來的這個中華民國的衛星國,實現它自己的解放,擺脫它自己的殖民主義地位。

第二個組織是西藏革命黨。西藏革命黨是國民黨在 1935 年以後,通過收買西藏的少壯派僧侶建立的一個組織。它的第一批成員,是西藏,可以說是神權政府當中的一批年輕的僧侶。他們在原來的老達賴在世和達賴死後的攝政統治之下,基本上是沒有發展前途,於是被國民黨招募了以後,名義上成立一個西藏革命黨這樣的組織,實際上是國民黨在西藏的一個支部。他們的主要組織是暫時潛伏起來,在國民政府實力還不足以直接深入西藏的時候,暫時潛伏起來,逐步積蓄實力,然後配合革命黨政策,對西藏本身實行革命,推翻西藏的舊制度。

第三個組織是中國國民黨台灣支部。它名義上叫做中國國民黨台灣支部,但它主要的人員是三十年代台灣自治運動失敗以後分離出來的左翼。這跟台灣內部的政治發展有關係。1935 年,日本人在台灣進行地方改革,和三十年代末期的軍國民主義運動,對台灣原先的自治運動起了一個攔腰斬斷的作用。等於說是,大棒和胡蘿蔔並用。一方面,自治權力的擴大,滿足了一部分地方精英的參政企圖。35 年以後,台灣的各地方、各州市獲得了法人團體的身份,有權力支配自己的糧食、物資儲備和資金。這樣做,一部分地方士紳的選舉權資格也有了一定的擴大,一部分地方士紳會對這個讓步感到滿意。另一方面,對不滿意的那一部分,在加強統治和軍國主義化的過程中間遭到了嚴厲的鎮壓。結果原先老派的自治運動領袖,也就自然而然的分成左派和右派:右派傾向於滿足於日本現有的讓步,繼續在體制內給自己爭取地位,留在台灣島內;而激進派對於這些讓步感到不滿意,繼續企圖堅持武裝鬥爭,在台灣島內就無法立足,不得不流亡了。

流亡以後,他們自然而然的會出現需要資助者的情況。這些資助者在大陸方面,要麼就是共產國際,要麼就是國民黨。共產國際通過日本共產黨,提出了台灣民族獨立的口號,就是建立了日本共產黨民族支部,也就是謝雪紅的台灣共產黨,以上海為主要活動基地。因為當時中國共產黨也是跟日本共產黨平行的另外一個民族支部,所以毛澤東也相應他們的號召,要求朝鮮和台灣同時獨立。另一派呢,則是找到了國民黨作為靠山。他們一共有七八個不同的組織,名字都很像早期國民黨,有叫做革命同盟會的,有叫做獨立同盟會的。這些組織在國民黨的撮合之下,最後聯合起來,成立了台灣革命同盟會這個組織。

這個組織在政治綱領上陷入一個自相矛盾的狀態。一方面,他們是台灣獨立運動的主持者。他們最初的出身,都不是大陸人,跟連戰那批人不一樣,他們是台灣原先的本土運動的積極成員,而且比起右派,林獻堂、吳三連那批人是更激進:那些人只要在日本帝國的範圍內能夠實現台灣自治,就可以心滿意足了;而他們不能滿足於台灣自治,希望台灣能夠實現最終獨立,因此完全不能夠得到日本國內開明派和自由派的支持,所以不得不流亡國外。但是國民黨也是不支持台灣獨立的。抗戰前夜和抗戰時期的情況是這樣的,蘇聯和中國共產黨支持台灣獨立,而國民黨則堅持要收回台灣。所以如果你選擇國民黨做你的保護人的話,那你就要順著國民黨的政策來,如果你要在國民黨的支持下,在浙江這些地方召開中央委員會,組織台灣義勇軍,又要國民黨支持練兵的話,那你就要把台灣獨立的口號收起來,只談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而不談台灣獨立。所以你現在查看台灣同盟會在這方面的材料的話,就會發現他們採取了很微妙很矛盾的做法:在他們的內部口號中間,繼續堅持台灣民族獨立的口號;但在對外政策中間,則高舉三民主義大旗,承認國民政府是他們的保護人,三民主義是亞洲各民族的共同理想。

依照國民黨當時的理論家戴季陶的理論來說的話,他重新解釋過的三民主義,吸收了蘇聯共產主義和日本泛亞主義的很多特色。因為舊三民主義大致上是一個改版,是孫中山把林肯那個民有民治民享加以中國化以後,就改成了舊三民主義。而新三民主義增加了國際主義的成分,它要求國民黨發揮亞洲革命中心的地位。因為僅僅是中國本部的解放,並不能保障亞洲各民族的解放。他希望亞洲各民族都同時能夠擺脫西方殖民主義和蘇聯共產主義的約束,在以中華民族這個亞洲最早的民族國家為榜樣,建立周圍一系列的衛星國。台灣是跟它們最近的、跟中華民族關係最密切的地方,它希望把這個地方作為一個樣板。它支持革命同盟會搞武裝,在台灣島內搞破壞活動或者說是武裝起義,主要就是出於這個矛盾。

而台灣革命同盟會在這方面首鼠兩端的態度也沒有逃過他們的注意。所以在抗戰時期,日本還沒有被打倒,雙方還能夠合作的情況下,蔣介石願意容忍他們腳踏兩條船,一方面像台灣共產黨和毛澤東一樣,談論台灣獨立是革命的最終目的,一方面又願意接受他們在革命和戰爭時期,願意接受三民主義是一種國際式的意識形態,接受國民政府是全世界三民主義的共同領導這個曖昧的地位;但是等到戰爭結束的時候,國軍已經到了台灣,這樣的妥協就不必要了。所以在五十年代初葉,台灣革命同盟會的主要組織都被國民黨解散了,它的主要領導被蔣介石以匪諜,也就是共產黨間諜的名義槍斃掉,整個組織基本上垮台了。

國民黨下面一個重要的組織是馬來國民黨。馬來國民黨實際上在國民黨黨內的資格,可能比蔣介石和廣州、上海的組織更老一些。因為馬來亞的華人或者是華僑,在英國殖民地時期和清朝末年,一直是同盟會和早期國民黨的重要金主。馬來的人口結構在清朝末期,十九世紀末葉到二十世紀初葉,發生過戲劇性的改變。在開始的時候,海峽殖民地剛剛建立的時候,除了新加坡、檳城和海峽的幾個港口以外,內地很少有華工。十九世紀末葉,英國人開始在馬來內地大肆推行橡膠產業和錫礦產業,大量需要勞工,而這個時候他們招募了大量華工。

招募華工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馬來原有的部落組織不大適應資本主義勞動體系。我們要清楚,就是說,資本主義不是說說是人人都可以搞資本主義的。記得馬克思 · 韋伯曾經提到過這件事情,就是說是,有些人在殖民地設廠,希望給當地的勞工發工資漲工資,把他們吸引到新的企業中來,但是效果非常不好。因為當地的人習慣於原有的生活方式,他們沒有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下人人都想多掙錢那種動機,即使他們在名義上做了工人,他沒有辦法遵守工作紀律。如果你用漲工資的辦法吸引他們多幹活,結果是適得其反。因為他們的目的不是為了掙更多的錢,而是為了保證原有的生活方式。比如說你原來給他們 100 塊錢,他們吊兒郎當的一天只工作三個小時,你以為你把他們的工資漲到 200 塊錢,他們就能夠一天給你工作 8 小時了。其實不是。你給了 200 塊錢以後,他原先只工作三個小時,他現在只工作一個半小時了。理由很簡單,我原先幹三個小時掙 100 塊錢,現在你把工資漲了一倍,我就只幹一個半小時了,因為我只需要 100 塊錢,我現在只需要一個半小時就能掙 100 塊錢了,多餘的時間我拿來玩兒更好~

但是中國人不一樣。說句難聽話就是,從大清帝國出來的這些華人是以勤勞和生活水平低而著稱的。他們是最佳的苦力材料,因為他們願意接受任何條件的工作,而且希望錢掙得越多越好。同時,他們也跟歐洲的工人不一樣。歐洲的工人經常為了爭取待遇或者是政治權利或其他的方式,不斷的鬧事,搞工潮搞工會什麼的。而華工的特點:第一就是他們願意接受低工資;第二就是他們愛錢,你只要肯給他們漲工資,他們肯定願意多幹活,願意給他們加班費的話,不愁他們不肯 12 小時中間連續 18 小時工作;第三就是,他們只講家族,不講社會性的團結,他們有錢了只會給本家弟兄或者什麼幫會組織,他們不會組織工會,不會搞什麼政治活動來分解權力。所以從各方面來講,他們都比馬來的部落民要好一些。

所以,英國殖民者大量的引用華工,以至於本地的華人人口迅速上升,從最初,殖民地剛剛建立的時候不到 10%,一直上升到抗戰前夜的 40%,在大概是 1944 年前後,馬來的華人人口一度的超過了原有的土族部落民的人口。主要原因是什麼?我們可以簡單的說,就是說是,比較原始的馬來部落民,他們不適應資本主義僱傭勞動的邏輯;而華人呢,不僅適應資本主義僱傭勞動的邏輯,而且在某些情況下,他們很適合奴隸勞動的邏輯,他們不要求西方工人階級視為理所當然的那些權利。

在這個過程中間,他們的錢如果按照英國資本家的角度來看,當然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因為這些人是自動來打工的,所以你可以合理的推論,就是說他們在這兒打工,種植園或其他地方打工掙到的錢,是要比他們在廣東或者福建內地打工掙到的錢要多。所以他們相對於英國人來說雖然沒有錢,相對於內地來說還是很不錯的財主。有很多人在南洋掙到錢以後,就跑到廣東去,去當財主。所以國民黨在革命時期把他們當作重要的募捐對象。

國民黨在這兒是本來就有支部組織的。這個支部組織,可以說在國民革命以前,跟哥老會、三合會、洪門、致公黨這些組織差別不是很大。早期國民黨是有一定的幫會色彩的,它的組織,用比較中立的術語來講的話,是缺乏近代性。北伐和聯俄聯共的政策給它帶來的不僅是金錢和武器的援助,還包括有組織模因在內,也就是說,它給它提供了一個比較嚴密的組織形態。可以說是,國民黨在整個民國前期,在華北和中國大部分土地上,它是沒有像樣的支部,或者是根本沒有支部的。北方的各個支部,其實包括山西、河北、東北這些省份,它們的支部實際上真正成立都是在北伐以後,由共產黨員替它成立的。這一點恰好就構成了國民黨後來怎麼也沒有辦法清共的一個重大原因。

別的不說,最近這段時間好像高崗的問題大家談得很熱烈,你只要去看看高崗在蔣介石清黨以後的經歷就可以發現了:馮玉祥在西北建立了一個軍校,讓鄧小平在那個軍校裡面當教官,高崗是那個軍校裡面的學員,蔣介石已經在南京下令清黨了,但是共產黨員仍然是若無其事的在陝西繼續做官,包括在延安縣和其他地方做縣官,名義上的國民黨政府在延安的專員公署和在陝北的新軍,基本上完全由共產黨員包辦。所以蔣介石已經把南京和上海的共產黨員殺了一大批,但是高崗這批人還理直氣壯的在陝北帶兵。帶兵過了好幾年,把國民黨交給他訓練的兵全都赤化了以後,後來理直氣壯的建立了陝北革命根據地。

馬來的情況也是這樣。馬來國民黨的支部,真正完成改組,還要到抗戰前期,主要也就是因為,無論是在抗戰前夜的建設和抗戰前期的動員中間,是急需用錢的。而這個錢,它動員的對象是非常奇特的。它執行的是屬人主義的動員,不是屬地主義。也就是說在國民黨當時的理論當中,凡是華人所在的地區,都是它的統治範圍,它的動員範圍包括上海租界地,包括南洋的各殖民地。而動員的方式,按照英國殖民統治者的法律理念來說,實際上是屬於敲詐勒索。因為就英國統治者的法律來說的話,這些地方的居民,哪怕他是講漢語的,或者說他的祖先是大清帝國的子民,但是現在他們的法律身份,毫無疑問是殖民地的居民和大不列顛的臣民。如果你想,這些臣民未經殖民當局的允許,向他們要錢的話,這個行為在法律上講是屬於敲詐勒索的。而國民黨不僅是要錢,而且還是私設公堂的,對於那些不給錢的人,用當地的幫會組織去綁架他們、強迫他們出錢。於是這樣做立刻就會引起法律衝突。

後來有些記載說是,蔣在上海跟青幫或者其他什麼組織有過合作。其實這是國民黨的一貫做法。因為國民黨在辛亥革命以前和以後都跟洪門和其他地下幫會有聯繫。照國民黨的史觀來說,這些幫會也是反清義士和國民黨的前奏。在上海租界,為了徵收關稅、消費稅和其他稅收的權力,為了爭取對偷稅漏稅的華商實行審判的權力,國民黨在整個三十年代一直跟工部局和上海租界的外商不斷的扯皮。照工部局的意見來說的話,納稅人應該在它保護範圍內的,哪怕這些納稅人是華人。按照國民黨那些人的說法,他可以承認上海租界的歐洲居民是受工部局管轄的,但是即使在租界境內的華人居民,他認為這些人仍然應該向國民政府交稅。它在馬來亞和南洋也都採取了類似的做法。所以英國人和國民政府的代理人,他們在馬來亞、海峽殖民地這些地方,在抗戰前夜和抗戰前期,實際上是存在著一種有點像是內戰、有點像是顛覆、又有點像是黑幫衝突那種性質的緊張狀態。這個緊張狀態,你在李光耀描寫他早年生活的回憶錄中實際上就可以看出些端倪來。

國民黨勢力最強的地方,包括馬來亞,包括北加里曼丹這些英國殖民地,但在荷蘭殖民地的華人組織中間,它的勢力就不太強。勢力強弱有一個很好的指標,就是看它弄到錢的多少。國民黨為了抗戰實行的經濟動員是遍及全世界的,往東是遍及哥斯達黎加的華人社區,往南是達到南非的華人社區。東南亞是它的重點經營對象。從它收到的錢來看,出現最多的是泰國、馬來亞、緬甸這三國。泰國從名義上講,是獨立國家,緬甸和馬來亞都是英國的殖民地,真正出錢的人都是當地的華商和華僑社區。對英國人來說的話,國民政府這樣肆無忌憚的在他的領地內要錢,是一件很尷尬也很憤怒的事情。但蔣介石對這件事情始終採取強硬政策,哪怕是在抗戰最緊張的時刻,汪政府已經在南京成立,國民黨留在上海的機構處在岌岌可危的狀態,完全依靠英國人的支持才能夠維持得住,他自己在蔣介石日記裡面還在不斷的痛罵英國人,同時一面還在指揮馬來亞的革命組織為戰後,大英帝國解體以後做適當的經營。

馬來亞是從經濟上講,對國民政府來說恐怕比廣西還要重要一些。當地的華人,按照大陸的標準來說,是非常有錢的。他們捐掉的錢在多大程度上是出於愛國之心自願捐獻呢,還是在當地國民黨組織半黑幫手段的威逼利誘下捐出來的,這是不大好說的。後一種可能其實比較大。因為從上海租界的情況來看,國民黨實際上就是依靠那些情報組織和地下組織跟黑幫的結合體,來向上海的華人資本家要錢。國民黨情報機構的成長,最初就是為了在它自己不能直接控制的地方去用便衣人員實施它的有效統治。這一招應該不是從日本學來的,因為頭山滿和黑龍會那一幫人馬是不會這一套的。很可能是從蘇聯那兒學來的,因為這是共產國際籌款的一個要素。以前周恩來在 1927 年大革命以前在上海籌款,幹的就是這一套。而這一套的發明者則毫無疑問是屬於布爾什維克。布爾什維克在 1905 年的革命中發明了這種做法,就是說在敖德薩和其他各地資本家的門口放些炸彈。如果你及時的捐一些革命經費,這些炸彈就不會爆炸了;如果不及時捐的話,你的工廠就開不下去了。

然後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在考茨基的領導之下,認為這些做法是很可疑的,於是召開了一個國際社會黨的法庭來票傳列寧出庭,解釋他這種在馬克思經典中所沒有記載的籌款方法。列寧輕蔑的答覆說:你們德國社會民主黨是一個富得流油的黨,你們德國社會民主黨有幾百萬的工人,你們那些工人過的日子比小店主還要好,他們有充分的錢來養活你們這個黨。你們完全沒有考慮到我們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處在什麼樣的情況,我們俄國總共的工人階級才只有幾十萬,我們出錢來養這些工人階級還不夠,我們到哪兒去找你們這麼多工人給我們交會費?如果沒有錢的話,我們的革命怎麼才能進行?你們用工人階級交的錢,卻沒有有效的維護工人階級的利益;而我們從資本家那兒弄來的錢,反倒有效的維護了工人階級的利益。

斯大林同志第一次在歷史上留下痕跡,就是因為他在第比利斯搶了一家銀行。後來蘇聯在四十年代的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第一次在歷史上留下痕跡,是因為他用了一個蛇皮口袋裝著斯大林從銀行搶來的大批鈔票,坐火車到巴黎,被當時剛剛建立起來的國際警察組織盯上了。後來,列寧在這一次是很吃虧,因為他當時可能是沒有做好調查和準備工作,他搶的那批鈔票是有編號的,他當時不知道,他帶著這些人、帶著錢到巴黎的時候,俄國方面已經用電報把這些鈔票的編號通知了法國警方了,結果這些錢最終沒有花出去。

作繭自縛

沒有蘇聯的幫助,國民黨不可能戰勝北洋政府,不可能擁有強有力的組織,也不可能提出新的中華民族的意識形態。而有了這個新的意識形態,國民黨就必須把自己改造成一個類似共產國際的國際性革命中心。

蔣介石在 1928 年南京政府成立以後,組建國民黨的警察部隊的時候是有深意的。因為他跟蘇聯不一樣,他不想正式的跟西方翻臉。在名義上,他容許西方的一部分勢力,至少在沿海的這些勢力還繼續存在。但是,他希望通過狡猾的手段,用地下組織去做到他用地上組織做不到的事情。因此他要在上海租界建立地下黨部,建立軍統和中統的情報機構,同時更重要的是,這些支部還要深入到東北和其他地方去,這些地方都是國民黨的軍隊打不進去而且也不大可能打進去的地方。但是間諜機構滲進去卻是很容易的事情。滲進去以後搞一點暗殺活動或者敲詐活動都是很容易的事情。有這個必要性,他才在二十年代搞出一個所謂特務世界。

用共產國際的標準來看,國民黨搞出來的這些特務機關其實是很拙劣的。但是從國民黨自身的傳統來說,這是一個破天荒的成就。在以前,國民黨的地下活動主要是依靠日本浪人,而日本浪人,他們的做法跟戰國俠客差不多,就是宮崎滔天那些肆無忌憚的個人英雄主義者。這些人如果在新加坡被英國警察抓起來以後,他絕對不肯把刀交給英國警察,他說,我們日本武士的規矩,刀就是生命,要我的刀可以,你先殺了我。英國人只好不要他的刀。然後問他,你在這兒幹什麼,以什麼謀生?他說,我們日本武士是不幹經商、不幹掙錢這種庸俗的事情的,武士的任務是行俠仗義,掙錢這種庸俗的事情商人可以幹,我們是不幹的。英國人問他,你們吃什麼?答覆說,武士四海為家,我們所有的朋友都會供養我們。英國警察不得要領,頭疼了半天,最後還是只好把他放了。這就是日本浪人做事的作風。跟著徐錫麟和孫中山搞革命、跟他們在台灣運軍火、在越南運軍火、在上海和南京來回奔走當情報員的日本浪人就是這樣的。他們是一幫無紀律無組織的角色。跟共產國際訓練出來的那批有組織有紀律的角色是完全不一樣的。蔣介石很羨慕那些有組織有紀律的共產黨情報員,所以國民黨最初期的情報機構是模仿共產黨員,模仿周恩來在上海的情報組織建立起來的。

這樣就造成另一個荒謬的結果:國民黨的情報機構剛剛建立的時候,它主要招募的就是共產黨的地下黨員。而且這一點好像不見得是受欺騙的產物。你看徐恩曾和宋子文那些人事後發表的回憶錄,他們肯定要說是共產黨打入了國民黨的情報人員,產生了錢壯飛這樣的地下黨的匪諜。但這一點其實是很可疑的。像錢壯飛他們那種做法,你就真的很難相信徐恩曾他們事先是一點都不知情的。更有可能是,這是一種默契。因為蔣介石認為他很聰明,他會像凱末爾玩弄土耳其共產黨那樣玩弄共產黨和蘇聯,利用蘇聯的勢力來反對西方,同時又把蘇聯的勢力控制在可控範圍之內,最後打一擊翻天印把他們全部消滅。蔣很可能是這麼樣搞的。

而且他面臨的另一個優點就是,國民黨原來在軍隊中間有一定勢力,在幫會中有一定勢力,但是搞黨務工作和情報工作,確確實實國民黨是遠不如蘇聯的。肯不辭勞苦的去搞基層組織或者搞情報組織這種人,一般都是國民黨左派。而國民黨左派中間,潛伏的共產黨員是非常多的。這一點蔣介石不可能不知道。清黨的當時,最重點被清的對象就是國民黨的各黨部。所以蔣肯定是知道的。知道還這麼用,一方面是他人才不足,這方面的人才就是共產黨員最多,他必須容忍一定程度的共產黨潛伏;另一方面他就算知道某些人是共產黨員,只要這些人打擊的對象,比如說主要是張作霖、日本人和英國人,他對這一點可以假裝看不見。像錢壯飛這個人,國民黨在上海和東北的情報組織首先是他建立起來的,打擊的對象主要是張家的勢力和英國人、日本人的勢力。然後等到他最後坑到國民黨頭上的時候,蔣介石還是把他搞掉了。搞掉他就說明是蔣肯定是早已經注意到他有一些可疑之處了,但是只要你這些可疑之處沒有直接損害國民黨的利益,而是損害帝國主義利益,我就暫時先放長線釣大魚,等你反過來咬到我頭上的時候,我再把你一刀搞掉。這其實就是凱末爾在土耳其對付蘇聯的做法,而且這個做法是成功的。所以蔣很可能就是這麼做的。

這個做法到了四十年代後期,基本上出現了完全失控的局面。也就是說是,無論國民黨在東北基地、在上海基地還是在南洋的基地,都出現了一個被篡奪的現象。就是說,也許在三十年代剛剛開始的時候,國民黨的情報機構是出於有意的用共產黨員,但把他們控制在不出大事的範圍內,一出大事或者是一出現明顯的危險,就把他們做掉;但是到了這個時候,國民黨自身的勢力出現衰竭,它就漸漸出現了反客為主的現象。結果就出現了,馬來國民黨和加里曼丹的革命同盟,最初是國民黨影響的主要對象,但是在後期,漸漸的被內部的共產黨員顛覆。隨著國民黨敗退到台灣以後,情況完全失控了。結果到五、六十年代以後,國民黨在南洋群島的組織幾乎全被共產黨所替代了。而國民黨在那兒的代理人還必須反過來跟英國人和後來的馬來西亞聯邦的當局合作,為了保全他們在華僑社區的殘餘勢力,跟他們合作剿共。

國民黨的另外一個重要基地是越南。越南國民黨跟張發奎的粵系跟李宗仁的桂系都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他們與其說是法國殖民地的一部分,倒不如說是國民黨派系的一部分。在政治上講,一直跟蔣介石貌合神離那些南方系勢力是走得很緊的。抗戰開始以後,國民黨依靠滇越鐵路作為主要供給線。在這個期間,越南國民黨的勢力發展得最快。蔣介石和張發奎對他們都寄予非常重大的希望,希望將來在日本失敗以後,能夠借助越南革命黨改變越南的政治版圖。後來羅斯福政府,富蘭克林 · 羅斯福在討論戰後安排的時候,曾經專門問過蔣介石和宋子文,問國民政府是不是對越南抱有野心,還暗示說,如果蔣願意要越南的話,實際上可以把越南劃給他。蔣介石一口否認了這一點。但是從當時和後來的發展來看,他實際上是口不應心的。他可能在政治上講,沒有要吞併越南的企圖,但他肯定像對朝鮮一樣,他希望在越南和朝鮮都建立親國民黨的勢力,這是毫無疑問的。金九和他的臨時政府就是發揮這個作用的。他們本來是打算在日本投降的時候派到朝鮮去,在朝鮮建立親國民黨的政府的。

而越南國民黨做的比這些更過分一點,他們在日本佔領的後期,已經有了自己的游擊隊和地方武裝。從組織角度來看,越南國民黨建立的武裝組織和地方組織,比國民黨在華北地區的地方組織還要稍微強一點,論錢論槍都要更多一些。隨著 1945 年國軍進入越南北部,越南國民黨的勢力一度到達了最高峰。他們在紅河三角洲一帶以及順化邊境一帶,已經有了每支人數超過五、六千的隊伍。但是他們的軍事組織還沒有完全連接起來。出於外交上的形勢,國軍就不得不撤出越南。他們撤出越南以後,越南立刻就發生了一場小內戰,形式上講很像是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境內的內戰,胡志明的越南共產黨和越南國民黨在 1945 年和 1946 年之間也經歷了一場非常殘酷的內戰。內戰基本是按照殺全家的方式進行的。像後來南越的總統吳庭艷,他的全家就是在這場內戰中間被越共方面給活埋了的。

這場內戰在進行的過程中間,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勢力都同時進入了越南北部。共產黨後來派出的人,像陳賡這些,早在法國人重返越南以前,已經在越南的西北邊境,就是連接中國雲南、廣西這一帶的邊境,建立了牢固的根據地。在控制北越西南部和越南東北部港口的過程中間,他們最大的障礙就是越南國民黨和從廣西越境進入越南為越南國民黨作戰的桂系官兵。可以說,從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期的狀況來看,也就是說是,在六、七十年代蘇聯大批用先進武器武裝越南以前,可以說是,越南和中南半島的軍隊,無論哪一方面的軍隊,戰鬥力好像都不如中國軍隊。因為桂軍派出去的那些為數不過是幾百人的軍隊在越南內戰中發揮的作用好像跟他們的人數很不相稱。這些人如果是在中國內戰中間,幾百人,甚至幾千人都算不上什麼;但在對付越共的戰爭中,越共好像是非常忌憚他們,他們經常能夠以一當五、以一當十的作戰。

最後在日內瓦談判以後,北約完全撤出以後,法國軍隊撤離了越南,越南國軍在北方的勢力完全崩潰了。多達一百萬的天主教民兵在倉促的逃亡過程中間乘坐美國軍艦逃走,而戰鬥人員只有幾千人,加上家屬也不過幾萬人的這些桂軍的殘留部隊,卻好像是非常有戰鬥力,憑藉他們的武力,一路從北越殺開一條血路,殺到南越。後來他們在南越起了一個名字叫做龍族人,其實這個族的含義跟緬甸的果敢差不多,只是為了避開中國或者中華這個名詞而已,其實他們就是從北方,中國這方面過去的華人。越南方面和緬甸方面都不願意承認他們是中國人,所以他們只能說他們是當地一個少數民族,自己給自己起一個名字。

在 1945 年和 1946 年的內戰中間,越南國民黨和越共之間的戰役,每次戰鬥中間,規模最大的大概只有五、六千人到兩、三萬人參戰。戰爭的結果是越南國民黨的勢力基本上完全被打垮了。經過這次鬥爭以後,越共才逐步的建立了大城市。從中央情報局在 1954 年發表的那個越共情況報告就可以看出,他們接管大城市的那個基本程序,跟共產黨接管華北的基本程序是一模一樣的,也同樣是建立軍管會,然後依次的進行社會清理,整個模式是跟劉少奇在蘇北時的領導程序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他們進駐這些城市以後,所採取的第一批措施,就是打通中越西北邊境,打通越南和老撾邊境,在這裡建立秘密的交通線。等到法國軍隊和法國人武裝的越南國軍在五十年代中期重返越南的時候,他們發現他們只能佔領紅河三角洲這個核心地區,靠北部邊境,靠中國邊境的地方,和靠近老撾邊境的地方,已經無法佔領了。法國人回到越南,一開始就陷入一個三面被包圍的狀態,只佔住紅河三角洲。紅河三角洲以北、以西和以南,都已經變成越共的天下。法國人不得不修建一條所謂的德拉特防線,就是繞著紅河三角洲,修建一個堡壘群。在這個堡壘群之內,法國人和天主教徒的民兵能夠勉強維持;這個堡壘群之外,已經是越共和中國援助隊伍的天下。中國援助者的主要代表是陳賡,邊界戰役基本上是在他的指揮下進行的。

國民黨在南洋的分支中間,一個比較小的分支就是加里曼丹的革命同盟。革命同盟實際上跟台灣的革命同盟會是同一系列的組織。它是在以當地華人社區為主建立的一個中左派組織。北加里曼丹主要的居民其實不是華人,它有很少的英國殖民者和大量的生活方式離森林部落相差不遠的土族人。但是比較符合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也只有華人居民。可以說,華人居民儘管在當地人口中所佔的比例還不到十分之一,但他們實際上是英國殖民地主要的勞動力和主要的稅收來源。叢林中間那些比較原始的部落居民其實是無法徵稅的。他們也沒有什麼生產。但這不是說他們的生活一定很糟,因為熱帶叢林環境中很容易有大量的物產。當地人實際上是,如果你的目的僅僅是為了吃飽肚皮的話,你簡直就是不用勞動,就是摘野生香蕉和水果好像已經足以吃得大半飽了。基本上這些人的生活方式是,基本上大部分時間都是用在部落的宗教傳統、娛樂儀式和其他各種活動中間,他們基本上不能從事資本主義性質的勞動。英國人在這些殖民地搞的主要產業,不得不依靠華人移民充當勞工,而革命的意識形態也主要是在這些華人移民中間展開。名義上叫做加里曼丹革命聯盟,但是革命聯盟的絕大部分成員都是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華人組成的。

而這個革命聯盟,隨著時間的推移,在五十年代後期,逐步的落入了地下黨的手裡面。這時候國民黨已經敗退到台灣,無能為力了。當地華人已經開始有些人覺得北京才是新興的希望了。接下來就是中蘇決裂,中蘇決裂導致了雙方對亞非拉革命組織的競爭升級。周恩來在廣東召開會議,召集東南亞各國的共產黨參加會議。而葉劍英寫了他那首著名的詩,所謂的赤道雕弓能射虎,意思就是說是,中國將要在南洋推行大規模的輸出革命的工程。北加里曼丹的革命聯盟在這個時期就最後脫下了它的面紗,正式改組為共產黨,而且效仿越南共產黨的先例,展開了叢林游擊戰。這樣的叢林游擊戰,隨著馬來叢林游擊戰的失敗,也就跟著失敗,最後他的殘餘的人員走出叢林投降。有一部分後來移居到海南島,永遠的離開了馬來西亞聯邦。

國民黨有沒有在其他地方建立革命組織,這個不好說。我剛才談到的這些,包括朝鮮、台灣、西藏、越南、馬來西亞和加里曼丹,這些組織是已經存在,而且從事過武裝活動的。國民黨在海外,檀香山,哥斯達黎加,其他地區的那些比較老派的華僑社區裡面,其實也是有類似的組織的,也是收到過一些錢的。但是因為這些地區屬於那種政治秩序組織比較好的地方,沒有發生過武裝鬥爭,國民黨在這些地區的組織是在五十年代以後才緩慢衰落的。檀香山那個老營,等於說是國民黨的大本營了,恐怕比南京和廣州的組織維持的時間還要早一些,因為那些地方是美國的領土,所以他不可能在那兒搞革命活動,但是當地的黨組織一直到五、六十年代還是在積極活動的。

從國民黨的角度來看,它認為是這樣的,它和蘇聯和共產國際的交涉,對它既是福又是禍。是福,不僅是因為沒有蘇聯的幫助,它不可能戰勝北洋政府,建立新的國民政府,更重要的是,蘇聯對它提供了一種相當於是公司重組方案的組織模因,依靠這一套組織方式,它才能夠搞出比原來更強有力的組織。沒有這樣的組織,它不可能實現有效的動員,抗日戰爭是無法爆發的,它也沒有辦法把它的勢力擴充到傳統的大清邊界以外的地方去。如果沒有這些組織的話,那麼國民黨不大可能提出新的中華民族這個意識形態。因為提出中華民族這個意識形態,其效果差不多就像恩維爾 · 帕夏提出的那個泛突厥主義意識形態,對新的國民政府來說,是一個極大的、非常危險的負擔。如果國民黨停留在同盟會時期那個意識形態的話,它不但不能提出中華民族的這個概念,而且還會激烈的反對這種概念,因為這種概念把太多的異質性成分引入了它預設的政治空間中間。有了這個新的意識形態,等於說是國民政府必須把自己改造成為一個類似共產國際的國際性的革命中心。

僅僅是這一點,就注定了抗戰前和抗戰後的國民政府很難變成西方盟國的一員。因為西方盟國對於東亞的態度始終是曖昧兩可的,可以說是,儘管一戰前的條約體系已經瓦解,但是他們並不希望任何人的勢力發展到過於強大的地步。並不僅僅是說是日本人佔領東亞大陸是他們厭惡的,進攻南洋的殖民地是他們厭惡的,而國民黨如果以同樣的方式發展勢力,來接替日本人在亞洲大陸的勢力,也是他們同樣厭惡的。這一方面,英美兩國是有一定差異,但基本點還是相同。在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佔領滿洲以後,英國外交大臣西蒙最初的想法就是,乾脆承認滿洲國獨立算了,認為日本在滿洲有一定的合法權利,而這些合法權利已經是被國民政府侵奪了。

然後李頓調查團來的時候,它提出的方案實際上是這樣的:建立一個滿洲自治邦,這個滿洲自治邦要由國際聯盟派出的代表建立一支獨立的軍隊,自治邦的主要大臣要由國際聯盟派出去的專家顧問所肩負,中日兩國同時靠邊站,把滿洲變成一個緩衝國。這種方案其實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實際上是歐洲國際社會在解決類似的爭議的時候所採取的慣常方法。至少有兩個國家是這種方法建立起來的,巴爾干的羅馬尼亞和斯堪的納維亞的挪威。再往前推,1830 年的比利時王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這種方法建立的。

比利時王國之所以建立,它主要的理由是英法爭霸,英國人不能容許比利時的親法勢力脫離荷蘭以後,把比利時併入法國;而法國人也不容許在英荷兩國存在實質聯盟的情況下,把法國邊境控制巴黎心臟這個要害之地放在英國人手裡面。雙方妥協的結果就是建立一個獨立的比利時王國。比利時王國其實不是比利時人自己想要建立,而是英法鬥爭迫使他們非要建立不可的。羅馬尼亞和挪威呢,則是周圍的國家,挪威是英德競爭的產物,而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這些國家是英俄德三角競爭的產物。這些地方的地位跟滿洲在中日兩國之間的地位是一樣的。

國際社會斡旋的最後結果就是,讓當地先空出來,然後迎立一個沒有得罪任何人、地位非常中立的親王去當這個小邦的國王,然後建立一段緩衝期,緩衝期結束以後進行公民投票,公民投票決定他們將來的歸屬。結果公民投票的結果一般是讓這些爭議地區變成一個獨立的小王國。這樣做,企圖爭奪這些地方的所有大國都可以差強人意的滿意的。歐洲之所以有這麼多小國,部分原因就是因為這種遊戲規則的適用。如果中日兩國在李頓調查團來的時候都願意接受這樣的緩衝方案的話,那麼其實,國際聯盟設計出來的這個東北自治政府和它由國際聯盟負責管理的軍隊和政府,實際上早晚會把關東這個地方變成一個挪威或者是羅馬尼亞式的獨立王國的。而這個王國一旦產生,實際上後來由東北而起的抗日戰爭和其他諸如此類的衝突都不會存在了。

你從滿蒙邊區和東南亞邊區這些曖昧的地帶,就可以看出,西方國家對國民政府的態度是非常曖昧的。他們實際上是採取一個不讓任何一方過於強大的態度。一方面他們明確的反對日本人進入亞洲大陸,但是反對程度是不一樣的,日本人進入滿洲的情況下,他們也採取所謂的史汀生主義和不承認主義的狀態,但是不承認主義的同時,他們也要強調,國民政府也侵犯了日本在滿洲的條約權利。這些條約權利產生的時間比中華民國更早,中華民國沒有權力廢棄這些條約權利的。他們調停的結果,是讓日本人撤退,但是同時,也要讓國民黨撤退,是一個各打五十大板的政策。

日本人越過長城進入中國內地的時候,他們一次一次要求日本人撤退的,但是他們並不認為戰爭責任是屬於日本一方的。儘管蔣政府在盧溝橋事變以後做了很多宣傳工作,但是你從當時的外交報告上就可以看出,英國的外交報告是非常堅定的說是,責任不在日本一方。證據非常清楚,因為,第一是駐在京津走廊的日本軍隊是根據辛丑條約佈置的,性質上就相當於是國際維和部隊,軍事演習是長期以來的慣例,並不是國民黨所謂的侵略活動,這種軍事演習從義和團時代一直到後來北洋時代一直是例行舉行的。進行演習的日本軍隊帶的是空包彈,沒有實彈,這樣的軍隊是不能打仗的。最重要的就是,在事變發生當時,負責指揮日本軍隊的日本高級將領,不是在生病就是在休假。如果真是日本人打算策劃事端的話,怎麼可能這些高級將領全都不在崗,軍隊處在沒人指揮的狀態下?

所以他們並不相信國民政府對於戰爭理由的說辭,而且他們並不想要認真追究到底誰是誰非,一味的提出要以恢復戰前狀態為條件,促使雙方共同撤兵。按照這種方式進行的條件,實際上吃虧的是蔣介石政府。恢復戰前狀態,就等於是國民黨的核心地帶已經被打爛了,然後重新恢復戰前狀態,等於是重新簽署淞滬停戰協定或者是塘沽停戰協定,這對於國民黨來說,等於是它的一切抗戰工作就完全作廢了。所以它害怕和約達成的程度是遠遠超過日本的,日本的態度實際上反倒是接近於以戰迫和,它主要是只想保證滿洲方面的安全,在華北建立一個緩衝區,已經顧及皇軍的面子,對於內地來說反而沒有強烈慾望。而從國民黨的角度來看,如果不能拖住日本,把它拖垮的話,它這場戰爭就算是白打了。

步步皆輸

在殖民主義結束、民族國家體系建立、而共產主義勢力滲透然後失敗這個異常微妙的機會窗口期,國民黨作為東南亞華人最主要的政治代理人,它在每一個機會窗口期都選擇了對自己不利、也對當地華人社區不利的做法。

在西藏,在滿蒙邊境地區,更能夠看出英美的態度。英國人直截了當的不承認國民黨對西藏有任何主權,他們認為只有大清帝國對西藏才有宗主權,而革命以後,國民政府本身作為革命集團,他們是沒有直接資格繼承這些權利的。所以國民黨對西藏的種種經營,被英國人視為是侵略行動。英國,尤其是在德里的印度帝國,以各種間接方式維持拉薩的政權。沒有英國人在各方面的保護的話,這個政權不一定能維持的下去。而美國人對於內蒙古高原那些蒙古獨立運動分子,始終保持相當高度的同情,所以後來德王首先投靠日本人以後,但在戰後仍然留著不走。呼倫貝爾和東蒙的蒙古青年組織在北平建立基地,他們主要的求助對象就是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和美國的外交官,他們一再的希望美國人出面,壓制傅作義和蔣介石的勢力,幫助他們把東蒙重新解放出來。

他們的理由是,因為美國政府的主要原則就是威爾遜主義,威爾遜主義要求結束殖民主義,把被其他民族奴役的各民族都解放出來,建立自由、民主和平等的國際關係。威爾遜主義在世界各地都是結下種子的。大家都很清楚,五四運動是威爾遜主義產生的直接後果。五四青年提出的主要理論就是,要根據威爾遜主義的原則結束日本對中國的壓迫。但是威爾遜主義在內亞也產生了其他的後果。並不是只有北京大學的學生才喜歡威爾遜總統的,蒙古的革命青年同樣喜歡威爾遜主義。中國人要求日本人滾出青島,而內蒙古的青年組織則要求傅作義從內蒙古滾蛋。美國政府和內蒙古青年組織之間的聯繫一直維持要 1948 年國民黨全線崩潰的前期。

你從美國留下來的外交文件就可以看出司徒雷登和美國外交官這種左右為難的心理。一方面,他們在亞洲大陸取代英國和日本,自以為自己是負有一種道義上的責任的。因為他們打倒舊的殖民主義體系,理論上的依據是要求用更加自由平等的威爾遜主義新國際體系去取代這種國際體系,現在有很多人把最後的希望寄託在美國人身上,美國人覺得對他們負有道義上的責任,不能讓他們失望。但是另一方面,內蒙古是接近蘇聯邊境的地方,蘇聯已經在外蒙古建立了革命政權,在呼倫貝爾建立了直接受外蒙古操縱的革命政權,又在東北建立了共產黨政權,而國民黨和共產黨正在這些地方進行激烈的鬥爭。在這個鬥爭中間,如果削弱了國民黨一方的勢力,實際的結果不是那些蒙古獨立運動會佔了便宜,而是共產黨會佔了便宜。

尤其是那些蒙古獨立運動的志士,他們把主要對象指向傅作義,從美國人的角度來看,傅作義其實是國民黨內部比較開明的人士,他們覺得國民黨總體上來講很腐敗、很專制,而傅作義相對而言是一個比較清廉和能幹的人。但是從蒙古人的角度來講,傅作義就是綏遠移民的代表,他們跟其他南方的漢人不一定有什麼直接衝突,但是跟綏遠的三晉移民有直接衝突。因為這些移民從山西來,跑到河套和內蒙古去,把當地的牧地改造成為農田,也就是這批人,和蒙古部落的遊牧民有直接的利益衝突,他們佔了遊牧民族的地方,把那兒改造成農田,就等於是壓縮了原有的蒙古遊牧民族的生存空間。而他們跟蔣介石或者跟白崇禧什麼的,至多是有點理論上和綱領上的衝突,理論上和綱領上的衝突沒有實際利益上的衝突那麼厲害。他們跟傅作義的關係就是要有爭奪土地和水源這個直接利益上的衝突,所以他們跑到美國人那兒去告狀,重點告狀的對象就是傅作義。

而美國人處在左右為難的狀態中。他們覺得,從道義上講,他們第一應該支持這些獨立運動的領袖,但是另一方面,他們說,國民政府是一個心胸狹隘、報復成性的政府,如果我們支持了蒙古這些青年搞獨立,而他們獨立又沒有成功的話,國民政府肯定會用非常殘酷的手段來報復這些蒙古人,那麼我們美國人不但沒有幫著他們的忙,反而害了他們。而傅作義呢,他本身雖然對蒙古人不好,但他卻是國民黨內最開明的力量,如果我們把這個開明的力量給打倒了,豈不是鼓勵了國民黨內的更腐敗和更專制的力量。在我們沒有找到更好的選擇之前的話,這種做法應該是不明智的。

所以最後美國經過反覆猶豫以後,只滿足於跟這些蒙古青年進行交涉和保護他們的安全。如果沒有他們跟美國人的這一層關係的話,恐怕國民黨的特務人員在 1948 年前後早已經把他們做掉了。德王在他逃亡外蒙古以前,最後整個蒙古快要被共產黨佔領的時候,美國人仍然向他們提供機會,如果他當時願意跑的話,他還能夠跑到美國去避難。但是德王堅決不肯,他認為無論如何,他要留在蒙古人的地區,如果內蒙古混不下去的話,外蒙古雖然是共產主義的地方,但是名義上還是蒙古人的政權,他寧可跑到外蒙古去,明知道沒有什麼好下場,但是仍然要堅持到底,絕不願意背井離鄉,到異國他鄉去做寓公。最後他還是跑到外蒙古去。但是結果是外蒙古把他逮起來,又重新送回了中國,然後就把他送進了中國共產黨的監獄裡面。

從美國人和蒙古獨立運動的這些最後交涉你就可以看出,國民黨方面發明了一種神話,就是說是,美國一直是在支持國民政府反對共產主義和反對日本人的,但是真正的情況不是這樣的。美國人在太平洋戰爭時期的態度一直是雙重的。從理論上講,他是威爾遜主義者,日本人發動太平洋戰爭的部分理由,他其實是認可的。後來在延安和重慶負責國共兩黨調停的赫爾利曾經多次表示,他這一輩子最反對的就是殖民主義,而日本人在東南亞解放殖民地居民,驅逐殖民帝國的措施,在他看來並不是那麼邪惡。但是由於外交方面的理由,特別是由於歐洲戰爭重於亞洲的緣故,希特勒是主要敵人,而要反對希特勒,美國必須跟英國結盟,而跟英國結盟,英國又很難主動的放棄東方的殖民地,所以他不得不在這方面做一定的妥協。在亞洲大陸方面,情況也是這個樣子的。因為美國和日本是交戰狀態,所以他必須承認國民黨是美國的盟友。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美國人真正支持或者同意國民黨對內亞各民族享有統治權的要求,也並不意味著美國人會真正支持國民黨對東南亞各國華人享有干涉權的要求。實際上美國人只是反對日本人在亞洲大陸的過分舉動,而不得不支持國民黨。當國民黨有機會建立一個大一統的中國,而且把東南亞的華人都納入勢力範圍的時候,美國人對他其實也是很不滿意的,這種不滿意體現在台灣問題、西藏問題和東南亞各國的問題上面。就美國政府在五十年代搞的那些文件,以及 1950 年舊金山和約交涉的過程你就可以看出,無論美國情報機構還是美國外交機構都非常不願意承認共產黨對台灣有主權,他們說,蔣介石是奉盟軍總司令部的命令去佔領台灣的,但是,佔領台灣只是一個軍事佔領,台灣的最終歸屬還要依靠對日和約來確定。對日和約就是所謂的舊金山條約。

而舊金山條約在談判和簽字的過程中間,英美兩國都採取了各種各樣的小動作,極力阻止顧維鈞簽署談判。結果等到舊金山條約真正簽署的時候,所有的戰勝國和日本都參加了會議,唯獨國民黨的代表被排斥在外。最後,國民政府不得不跟日本進行單獨談判,另外簽署一個補充條約,就是台北和約。這個做法其實跟華盛頓會議時候的青島條約是一樣的,列強和日本之間簽署了一個九國公約,但是青島問題必須由中國和日本單獨簽署一個補充條約,而這個補充條約在法律上和現實政治中的效果,都不如九國公約來得重要。後來連續幾十年的台灣問題,歸根結底就是由 1951 年的舊金山和約和台北和約造成的。你也可以說是,從遠東歷史格局角度來看,1921 年的華盛頓會議、九國公約和中日特殊條約是預先播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太平洋戰爭的種子。1951 年杜勒斯國務卿搞出來的舊金山和約,是凝固了從五十年代到現在的遠東冷戰格局,也為未來遠東的衝突埋下了種子。

在台灣以外的地方,在東南亞,美國的政策是明確反對國民黨利用華僑勢力干涉東南亞的內政的。沒有英美的干涉的話,馬來人不一定有機會戰勝華人,不僅是因為在四十年代末華人的人口一度超過了馬來亞人口,更重要的就是說是,馬來亞的部落組織,它們離現代生活方式和現代政治方式的距離,比起華人的組織來說還要距離更遠一些。無論是馬來亞的國民黨組織還是馬來共產黨和馬來民族解放軍,它們的組織力量都比馬來原有那些伊斯蘭教組織和部落組織看上去好像是更強大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戰過程中間,在馬來叢林唯一能夠搞出武裝抵抗,能夠跟盟軍配合作戰的組織,不是國民黨的組織就是共產黨的組織。這些組織在戰後完全可以構成對英國殖民統治的威脅,在英國殖民統治結束以後,完全可以構成對馬來土族人的威脅。而馬來土族人最終能夠戰勝華僑,歸根結底是英美在冷戰過程中間,對國共兩黨都採取了限制和歧視的態度。

國民黨一面宣傳說,它在冷戰中是美國人的忠實盟友,但它的實際表現始終給人留下一個強烈的印象,就是說,它企圖建立跨國的、泛華夏主義的勢力,把國民黨變成一個跨越中國國界的統治中心,而東南亞的華人很可能會變成它的第五縱隊的活動對象。而在西方人看來,國民黨建立的那些組織本身就是一個共產主義的培養基,東南亞的共產主義和華僑社區的關係過於密切。伊斯蘭教的社區和基督教的社區都不大容易產生共產黨組織,而國民黨在東南亞建立的組織,幾乎毫無例外的產生了共產黨組織。這些組織是在國民黨組織內部產生的,在很多情況下,組織內部的共產黨人劫持了國民黨人,把國民黨原先建立起來的組織變成了反對殖民主義和反對美國的冷戰鬥爭的組織。僅僅是這一點就足以使西方國家對國民黨異常的不信任了。

冷戰的過程在東南亞有雙重意義,對於東南亞的英美勢力和東南亞的土族勢力來說,冷戰、反共和反華實際上是一回事。反共的過程,其實也是對華人社區實行限制和迫害的過程。印度尼西亞的軍事政變和馬來的反共游擊戰爭,都是以限制華人勢力和迫害華僑為特徵出現的,這一點一點兒都不是偶然。在當地的伊斯蘭教居民看來,華人社區,特別是國民黨所建立的華人組織,根本上就是共產主義滲透的一個母體和保護傘。要想限制和消滅共產主義勢力,他們必須解決內部的第五縱隊問題,而華人社會就是他們心目中的第五縱隊。

而英美,部分出於反共的目的,部分是出於維護他們自己國際體系的目的,在獨立戰爭時期的憲法條款的安排上,明確規定了以土族為優先的保護制度。如果沒有這些保護制度,在馬來西亞最初建立的二十年當中,這個國家很可能落到李光耀或者是民主行動黨或者是其他諸如此類的華人政黨當中。初期的東古 · 拉赫曼時代的馬來人還缺乏比較現代的政黨,這些政黨是在六、七十年代的學生運動以後,隨著馬哈蒂爾和拉扎克這一輩人才逐步產生的。在這中間存在一個真空期。在這個真空期如果沒有英美的冷戰勢力的干涉和情報組織的積極支持的話,華人組織,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的華人組織,都很容易的奪取土族政權。因為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政權比起吳庭艷的南越政權來說,相對而言都是要軟弱得多的。南越政權雖然只有北越政權三分之一的軍隊和不到十分之一的公務員,但是它們的組織結構來講,已經比東南亞大多數國家要強得多了。如果馬來半島和南洋群島的這些土族政權面臨著和越共游擊隊一樣強大的威脅,它們沒有幾個能夠像吳庭艷一樣抵抗到長達十年之久的。

這些事情之所以沒有發生,歸根結底還是因為英美在冷戰初期採取了釜底抽薪的做法,等於是結成了前殖民統治者和土族居民的一個反華聯盟,通過限制華人的勢力,保證了將來的政權屬於伊斯蘭教勢力和土族勢力,把華人排斥在外圈。等到華人勢力最終實現了共產主義勢力對國民黨勢力的替代的時候,伊斯蘭教社會內部的民族主義勢力和社會團體已經基本上是初具規模了。這時候的下一步顛覆,六十年代以後推動的下一代的革命,基本上是一觸即潰,也就是因為他們錯過了這個重要的機會窗口期的緣故。

可以說國民黨在這方面,從三十年代到六、七十年代這一套國際主義的整個經營,收到一個很難堪的情況,它從組織的形態、性格和意識形態方面,都像一個日本泛亞主義者和蘇聯共產國際的雜交版和縮小版,但是造成的結果是極其悲慘的。可以說是,日本人和蘇聯人的國際主義行動是經過了一場轟轟烈烈的長期鬥爭、留下了很明顯的痕跡以後才最終歸於失敗的;而國民黨造成的這個東西,給人的印象就是先天不足,剛剛搞出一點眉目來就很快的被人鎮壓或者是篡奪了。這跟國民黨整個的歷史形象都非常相似。它基本上是,很像一個未老先衰的組織吧,是需要借助別人的力量才能建立自己的統治,而建立統治的當時,它就已經面臨著內外交困的情況,一面被人從內部篡奪,一面被人從外部擠壓。而它自己選擇的合縱連橫的方式又總是糟糕透頂,它總是在錯誤的時間跟錯誤的人結成聯盟,從事它自己力不能及的衝突。

可以說是,孫文如果在 1923 年沒有做出聯蘇的決定,只要把老國民黨再堅持五年,等到他在日本那些老朋友在三十年代初期上台以後的話,他就根本沒有聯合蘇聯的必要了。而一個聯合日本、繼續辛亥時期革命路線的國民黨,沒有必要進行中日戰爭。雖然它不大可能控制內亞的所有政權,但是後來的歷史走向會根本不同。它既然是已經走上了聯合斯大林跟日本衝突的這個路線,它就絕對不應該在抗戰結束以後又反過來企圖限制蘇聯在東北的權力,或者說是迫使蘇聯支持共產黨在內部推翻它。在它已經敗退到台灣,完全是依靠朝鮮戰爭和美國的支持才能夠維持下來的時候,它無論做什麼事情都不應該再跟美國對著幹,不應該不配合美國在東南亞的冷戰策略。如果它肯配合美國在東南亞的冷戰策略,把東南亞它控制的華人組織變成冷戰的前哨的話,這些華人組織是不大可能在東南亞反殖民主義的過程中間遭到滅頂之災的。而它偏偏在已經喪失了大陸,按說已經無論如何不可能執行大中華主義的情況下,偏偏要在東南亞去推行這些具有明顯霸權色彩和顛覆色彩的活動。這樣做的結果就是在殖民主義解體、東南亞國家相繼建立的過程中間,華人整個就變成危險的顛覆勢力和破壞勢力,在新興的這些國家中間被排斥到圈外,造成的結果至今還能夠看到。

這些國家的華人勢力,在現在的處境還是非常尷尬的。馬來華人在英國殖民地的時候受到的限制還比較少,在馬來西亞獨立以後,明顯的就被當作內部的敵人。華人在經濟上佔優勢,但是馬來人可以通過限制的方式,例如,為了保護土族人,華人不能購買土地,一切土地的所有權必須屬於土族居民原主,任何後來的開發商都只能租土地,而不能夠買賣土地。如果沒有這樣的條款的話,華人憑他的經濟優勢,可能把馬來人原來的土地都買光的。在建造企業的過程中,本土資本必須佔到 50% 的 [比例],而華人中間有很多,只是在馬來西亞的居民而不是馬來西亞的國民。這樣的保護條款,儘管大部分經濟活動是華人主持的,這樣的保護條款卻實際上收到了馬來人可以坐享其成的結果。馬來人通過他在政治上的優勢,多方限制擁有經濟優勢的華人,同時通過它的人口政策,逐步的導致了華人的人口從四十年代超過馬來人的 40%,降低到現在的不足 25%。如果說馬來西亞在剛剛建立的時候,它很可能會變成像英國殖民者所考慮的那樣,它很可能變成國民黨的一個行省,那麼現在這種危險已經不存在了。只存在著一個相反的危險,就是說,馬來西亞的華社,很可能在將來人口比例降低到跟印度尼西亞華社差不多的時候,在這個情況下,馬來國內的伊斯蘭勢力如果暴起的話,他們很可能面臨種族滅絕的危險。

這些事情關鍵問題就在於,從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這個最敏感的機會窗口期,在殖民主義在東亞和東南亞結束、民族國家體系建立、而共產主義勢力滲透然後失敗這個異常微妙的機會窗口期,國民黨作為東南亞華人最主要的政治代理人,它基本上是在每一個機會窗口期都選擇了對它自己不利、也對當地華人社區不利的做法。現在事情發展到這一步,基本上無論對於國民黨本身在台灣的政治基地,還是說東南亞華僑原有的政治基地來說,基本上都是為時太晚了,因為他們已經邊緣化得太厲害,今後無論採取什麼政策,他們都沒有多大的希望能夠挽回局面了。可以說東南亞,包括台灣在內的整個東南亞,將來的發展等於是,在他們的發展史上,在二十世紀初葉和中葉一度很有希望的中華化、華夏化發展的方向,已經像共產主義干涉的可能性一樣,已經是變成明日黃花,最好的機會已經錯過。今後,無論從人口結構還是從政治經濟勢力方面,他們都漸漸的落到土族的下風。土族跟原來的殖民者結成了反對華人社會的一個聯盟,逐步的擠壓華人社會的勢力。

我們現在在看到民進黨和國民黨衝突的時候,不能誤會說是,它僅僅是一個民主化的問題,實際上它是舊的殖民體系解散的過程中間,認同政治和共同體形成過程的一個標本。國民黨的那些支持者,主要是從大陸來的大中華主義者;而台灣那些人,主要是在日本統治時期已經高度日本化的土族居民。他們之間,國民黨和民進黨之間的關係,不是一個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的關係,不是歐洲社會民主黨和保守黨之間的關係,他們的關係非常接近於馬來西亞華人社會和馬來穆斯林社會之間的關係。土族本來憑自身的力量,不大可能戰勝大中華主義的華人移民的勢力,但是由於後者在政治上的低能,以及殖民者的巧妙干涉,錯過了最好的機會窗口,現在已經逐步緩過勁來,渡過了最危險的時間,正在一步一步把這些本來可以取代它的力量逐步吃掉。未來的二、三十年,可以說是,過去三、四十年長期積累下來的歷史趨勢,就會結出它最終的後果。

而東南亞呢,可以說是,在重返東南亞的日本殖民主義勢力、美國主持的威爾遜主義的勢力圈、中國通過一帶一路滲入南洋的這個勢力圈,以及通過類似共產國際的方式以小股顛覆勢力的方式滲入東南亞的伊斯蘭教勢力之間,將來肯定會在東南亞演出一場好戲。而這場好戲的性質和內容都會很像是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共產國際、日本勢力和西方勢力在中華民國範圍內演出的那場好戲。將來的東南亞就是這場好戲的重大舞台。從現在的趨勢看的話,仍然和當時一樣,英美勢力仍然是佔據金字塔的最頂端,無論改變什麼形式,十拿九穩,他們仍然會是最後的贏家。但是儘管如此,他們沒有辦法阻止在一個較短時期,比如說在二、三十年時期,一些懷有不軌之心的干涉勢力在這段時間內發動顛覆,然後再失敗,在顛覆和失敗的過程中間,付出很大的代價。謝謝。

左右互搏

他創造了一個極左和極右的集合體。表面上看,他是以社會黨極左派的身份出現,但他完全接受了右翼軍國主義者的組織方式。這一點才是他取得勝利的秘訣。

我們首先要考慮到,通常所謂的共產主義擴張是從蘇聯建立開始的。蘇聯建立以前和蘇聯建立以後的共產主義到底是什麼關係,這是一個很成問題的事情。這一點我們不能僅僅考慮理論,也不能僅僅考慮後來發生的事實,因為理論和實際形勢之間的差別到底是誰約束了誰,是需要看許多變數的。

像馬克思在世的時候,共產主義代表的是一個比當時常見的激進主義更左的派別,他對於組織形態的反感是異常徹底的。這一點你從馬克思本人在論巴黎公社、論官僚國家之類的邏輯上就可以看出來了。當時的情況是自由主義是願意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國家組織,而共產主義是堅決不肯接受任何國家組織的。他採取的政策是一個更烏托邦、更積極的政策,他要求的是一種具有中古風格的一種行會之間結合的一種自治組織。這種自治組織其實在中世紀結束以後沒有多少可行性。但是由於共產主義在馬克思時代所搶佔的生態位,它本身就是一個打算當永久反對黨的生態位,所以是不是可行對他來說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他在激進派內部的生態位中怎樣才能搶到最大的空間。因為這些激進派黨派可以說在當時的形勢下是任何人都沒有當權的可能性的,他們也不打算當權,對於他們來說,在本來就不可能當權的各種勢力中間,以表面上比較激進的言辭搶佔一個話語權的優勢反倒顯得比較重要一些。

這個我們必須注意十九世紀的政治邏輯。國會政治從本質上講是從哪兒來的?是封建主義的一個自然延伸。封建主義的實質就是各等級共治,國王作為貴族的領袖,貴族負責提供軍事義務,然後市民階級負責出錢,既不能動武又不能出錢那些人根本就是不算在內的。所以十九世紀的議會政治確實是資產階級的,也就是說它是有產階級產生的議會和掌握武裝力量的貴族共同治理國家。雙方之間是如何分配權力有許多細節上的差別,但是很明顯,在當時,既不負責當兵又不負責納稅的無產階級是不在共同體之內的。在這個背景之下,你才能理解早期共產主義那些所謂無產者沒有祖國那是一種什麼樣的概念,或者說是馬克思為什麼根本上採取退出一切政治體制、要求砸爛一切國家組織那種激進立場。十九世紀後期發生的變化是,普選制逐漸推行,因此它對社會黨形成了一個生態性的壓力。在普選制實行以後,工人階級變得有可能在議會中佔有一定席位了,在這個背景下才產生了第二國際和所謂的修正主義和極端黨派之間的鬥爭。一直到一戰前夜,可以說是,第二國際還沒有正式分裂,但是它內部已經存在了激進派和議會派之間的一定的張力。這個張力在列寧奪取政權以後就變得非常明顯。

列寧本人是一個有趣的典型,後來他指責托洛茨基和布哈林那些人不懂辯證法,實際上你考察他的意思,他所謂不懂辯證法是什麼意思?就是說是,他在革命以前、革命期間以及革命以後的立場有一個一百八十度的急轉彎。主要原因就是因為,他在最初時刻是按照他永遠不能執政而且永遠沒有希望執政那種邏輯來行事的,那時候他採取的立場基本上是極力反對社會革命黨的。但是等到機會窗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突然出現的時候,他斷然的做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折,把對方的綱領納入到自己的綱領內部,為了自圓其說,他就說那些不能理解他的綱領的人是不懂辯證法。因為辯證法是一個萬能的筐,它可以解釋一切表面上看上去相互矛盾的東西。

列寧是這樣一種人,他在某一方面是像馬克思的,馬克思在他在世的時候就有很多人說他是,他表面上跟普魯士國家是深惡痛絕的關係,但是暗地裡,在海外的話,他按捺不住對普魯士強權的崇拜,而對斯拉夫人和拉丁人充滿鄙視。因為馬克思本人終生沒有執政,所以這一點對馬克思正確不正確不是太重要。但它對列寧是正確的。列寧對於德國人,特別是德國人在一戰時期發明的那種動員體系,是表面譴責,暗中極端崇拜的。一戰以前社會主義的普遍傾向是,他們是反對國家組織的,尤其反對國家和資本家生產集團的協調,這種協調在他們來看是一種更加危險的組合。而無產階級的主要特點就是要去組織化,是反對和打爛這種協調的。而俄國本身呢,在一戰時期實際上也形成了這樣的協調組織。當時負責幹這種協調活動的主要是十月黨人,十月黨人在斯托雷平時代基本上是一個工業家和企業家的組織。戰爭對於他們來說不完全是損失,同時也是個機會。因為沙皇的整個國家機器是比較原始的,無法勝任大規模戰爭和組織,而軍事物資的生產、銷售和分配,要把它搞成一個協調體系,在短時間內是難以辦到的,而沒有企業家和工會的通力合作,也是難以辦到的。

可以說是,俄國的所謂的戰時工業委員會,在很多方面都是預示了後來的布爾什維克體制,它代表著政府、工業家和工會的壟斷性的合作,雙方按照指標分配的方法瓜分市場,實際上是犧牲了比較分散的農民的利益。它的做法是這樣的:工業家的委員會,實際上它壟斷了政府的軍事訂貨,按照政府的軍事規劃來確定它的生產,然後再根據它的生產配額跟各大工會合作。工會實際上擁有了招工和勞動的壟斷權,擁有了控制工資的壟斷權,而企業家則擁有了控制物資的壟斷權。在這兩種壟斷權之下,政府和軍事機關實際上已經不能擺脫它了。在這個壟斷之下,最大的犧牲者就是農民。因為農民就失去了那種過去按照自由定價來購買工業品和出賣糧食的權力,現在以愛國主義的名義,他們必須按照軍事工業委員會確定的價格,以不利於農民、而有利於工業生產者的價格來出售農作物和收買工業品。

這個體制,你也可以把它看成一種比較緩和版的斯大林體制的預演,也可以把它看成一種比較粗糙版的魯登道夫體制的一種模仿。因為德國人搞戰時工業是效率最高或者說是磨合最好的,德國人對此非常感到自豪,覺得德國是組織國家的先驅者,因為德國人的組織性比其他國家都要先進得多,所以他注定應該發揮領導世界的作用。在他看來,英國人和法國人的組織性就很差,因此他們並不掌握未來。德國發動世界大戰,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利益衝突,目的還是要把中歐這種先進的經濟模式普及到全世界。而在協約國看來,這種模式本身就是對自由的威脅,協約國也不一定是為利益而戰,他們也就是要為了保衛傳統自由,不能讓這種邪惡的危險新體制蔓延出去。

在當時,大家都認為社會民主黨或者是任何社會主義者在政治光譜上是比自由派更左的一派,因此,它本來是會比自由派更加積極的反對這種組織國家的模式的。列寧的意義是在什麼呢?用現在的話來說,他就是創造了一個極左和極右的集合體。他表面上看是以社會黨極左派的身份出現,但他完全接受了右翼軍國主義者的組織方式,把這些為戰爭機器而組織起來的軍事工業生產的配額移植到蘇聯體制內部。這一點才是他取得勝利的秘訣。但是要做到這一點,他實際上要欺騙他的主要選民,因為他所要建立的這個體制恰好是十九世紀工人運動和所有左派勢力最深惡痛絕、非反對不可的東西。這種東西是最大限度的限制了工人的自由,最大限度的實現了超經濟剝削,但是它能在短時期內把巨大的力量送到前線去。

列寧在十月革命以後,他採取的措施可以分為兩類。在這方面,後來無論是蘇聯御用史學家的解釋還是西方資產階級的解釋,都沒有把列寧的兩種類型的做法區分開來。一種類型的做法是他作為煽動家的列寧,他的目的是破壞性的,為了破壞敵人的勢力所採取的做法。比如說是像布爾什維克那種士兵委員會,破壞前線的軍事紀律,以煽動逃兵為目的,破壞舊軍隊的統一武力,然後在軍事工業委員會內部進行怠工活動,諸如此類的東西。另一部分呢,則是為了建立他自己的體制。如果把這兩部分政策都混在一起就會造成一種非常矛盾和非常滑稽的現象:因為一方面,破壞敵人方面那種比較溫和的管制手段;另一方面,他在自己的體制內部又來建立一個比他反對的那些東西更加尖刻和徹底的統治模式。

例如像是他在臨時政府軍隊裡面是公開宣佈逃兵無罪,士兵有權力槍殺軍官的;但是在他自己新成立的布爾什維克軍隊和赤衛隊中間,又要求毫不猶豫的恢復軍事法庭和死刑判決,對任何怠工者立刻執行死刑。在企業家和十月黨人的軍事工業委員會當中,布爾什維克的主要作用是作為工人中間的少數派,儘可能的破壞工人多數派掌握的工會,使勞動配額沒有辦法正常展開;而在他自己掌握的政權範圍內,他實行全面的物資管制,只給服從分配的工人發香煙和麵包,對於不服從分配的工人要毫不猶豫的作為怠工者而槍斃。

在他執政的最初一兩個月內,跟著他走的那些人,主力是逃兵和怠工者。這些人支持他的主要動機就是因為克倫斯基政府和以前的,尤其是以前的立憲民主黨,是不肯直接退出戰爭,不肯直接解除前線士兵的負擔。而列寧呢,答應把什麼東西夠給他們。但是列寧一旦掌握了政權以後,馬上就開始在內戰中實行比以前克倫斯基在外戰中形成的更刻薄的動員措施。於是最先支持他的勢力,包括在十月革命時攻打冬宮的那批水兵,也首先發動叛亂,以共產主義與自由的口號來反對他。這一點其實就是列寧主義那種極左和極右相結合的性質的體現。我們可以說,很難說列寧在自己心目中到底哪一個是目的,哪一個是手段。但他反正是依靠比自由派更左的那些極端派勢力,用突然襲擊的方式摧垮了克倫斯基政府,然後用他真正管用的那套極右勢力的手段來實現軍事動員和物資分配。

可以說,布爾什維克這個基本的幹部隊伍,不是在十月革命的時候產生出來的,而是在後來的三年內戰中產生出來的。他們在性質上和出身上有很大區別。十月革命當時和以前的布爾什維克是一個很小的黨派,全黨黨員充其量也就有幾萬人。這些黨員大部分是國際主義者,絕大部分成員是俄羅斯帝國的各少數民族,尤其是猶太人和高加索人。他們活動的範圍遍及全世界,在俄國國內的時間反倒是很少,跟俄國社會的接觸很少。通過內戰時期,紅軍數量擴大到幾百萬,幹部隊伍也擴大到上萬人。這些隊伍中間,大部分人員都是他在俄羅斯國內新招募、通過臨時的列寧主義訓練產生出來的新型幹部。這些幹部沒有見過國外,也不像老一輩的布爾什維克革命者一樣,把在各國之間遊走、發動恐怖活動當作自己的主要工作。他們的工作是跟魯登道夫的軍官和企業家,跟古米廖夫的軍官和企業家非常相似,他們的主要任務是經營和管理物資的分配。這個物資分配後來被證明是一種非常強有力的力量,足以約束全社會的行為。但就當時而言的話,沒有人能夠真正預測到這個組織會發展到什麼程度,列寧臨死之前對他自己新產生出來的這個組織結構也缺乏明確掌握的能力。

他臨死的時候,布爾什維克的整個體制分成了彼此之間不大銜接的幾塊:一塊是托洛茨基本人統治的紅軍和情報部門,一塊是季諾維也夫統治的共產國際和世界各國的革命分子,一塊是布哈林和李可夫統治的一些經濟管理的官僚,一塊是斯大林統治的黨務工作者。按照當時人的觀點來看,托洛茨基好像是最出風頭的,他號稱是紅軍之父,軍隊和情報系統又好像是最強大的力量,而斯大林則表面上看起來是一個最不顯眼的角色。黨務工作在革命以前是沒有多少人看重的,一般來說就是那種最笨的、最沒有創造力、也最不受人重視的人,才去幹這種比較機械性的差事。總書記這個詞後來變得是非常重要,但在當時的話,他確確實實就是書記的頭兒,書記就是跟抄寫員之間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幹這種活的人一般是沒有什麼政策上的決定權的。而斯大林在革命以前和革命期間,他發揮的作用給人的印象也就是這樣,好像他是一個不大有政策決定權,自己在政策方面也沒什麼主意的人,有主意的人始終是那一批人。但是大家沒有注意到,他掌握的系統塑造了後來蘇聯體系的一個關鍵:他製造了幹部黨,他掌握了幹部培訓和人事分配這一個重要的權力。這個權力在列寧在世的時候大家還不是很重視,但是在後來就變成了黨的核心。最後的事實證明,無論是軍隊、情報系統還是世界革命系統都鬥不過他。

列寧死後,最先出現的狀況是,斯大林和季諾維也夫、布哈林這些人聯合起來圍剿托洛茨基。主要就是因為大家覺得托洛茨基的風頭最盛,對別人的危險更大。但這種圍剿,在國際政治上有很強的附帶後果。因為列寧在他還在世的時候,本身並沒有打算把十月革命作為一個長期現象,在他的想法中,俄羅斯這個落後國家,只是起革命導火索的作用。一旦導火索燃燒起來,革命蔓延到全世界,革命的中心最終是要離開俄羅斯的。因為俄羅斯儘管是世界資本主義的薄弱環節,但是世界革命最終是要燃燒到整個資產階級世界,最終的活動中心還是要到資本主義世界的中心。在他心目中應該是到德國,因為德國畢竟是組織性最先進的地方,共產國際的工作語言也是德語而不是俄語。

但是二十年代初的歐洲革命相繼失敗以後,這條路漸漸的走不通了。對於他來說,通向東方這條路線,就是說是,針對中國、針對爪哇、針對穆斯林世界這條發展路線,對於他來說基本上是一個退而求其次,一種相當於兩萬五千里的一個繞道攻擊,僅僅是一種權宜之計。但是權宜之計也使他的幹部隊伍有了一個轉移的機會。像他在一戰以後派到遠東的這些幹部,馬林這些人,他們最初,絕大多數是歐洲人,他們在東方活動,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借助歐洲人對土族人的優勢。因為他們畢竟是歐洲人,在歐洲人統治的遠東,土族人是不大能夠分清楚他們到底是歐洲體系的維護者呢還是反對者,這個最初的身份對他們的隱蔽和發展構成了很大的作用。

二十年代初期,在托洛茨基集團、斯大林集團、季諾維也夫集團和布哈林集團還在基本上維持共治局面的時候,他們的幹部隊伍可以說是已經發生了一定程度的分化,而這種分化是對應於相應的革命策略的,因為各人對列寧的革命策略都是有不同的解釋的。像季諾維也夫來說的話,對他來說,共產國際是他最根本的勢力範圍。他在蘇聯內部的權力基礎在聖彼得堡或者是列寧格勒,那是俄羅斯最歐化的地方。季諾維也夫的核心幹部是他面對歐洲的窗口,他的主要經營是通過共產國際向歐洲乃至於全世界各地輸出革命。他的集團相對而言是蘇聯集團中間國際化色彩最多的人,他包含了最大範圍的非俄羅斯人。托洛茨基的集團主要是軍隊和軍事情報人員。軍事情報人員和共產國際輸出革命的人員,風格上是有重合,但是也有一定的差異:季諾維也夫那些人員,較多的繼承了戰前工人運動和革命運動的基本傳統,他們從事公開性的工作和社會活動的機會比較多;而軍事情報人員呢,是人數比較少而比較精幹,打入政府內部的情況比較多。

而紅軍本身和托洛茨基這個集團來說的話,他們的政策傾向是更加極端的,配合托洛茨基那種在全世界同時實行世界革命的傾向。托洛茨基的理論基礎大致上就是,他認為,在十月革命前夜,在大多數布爾什維克黨員都不贊同在十月革命當時發動突然襲擊的情況下,他是極少數願意配合列寧的人。他認為只有他懂得列寧的心意,他認為十月革命成功的秘訣就是在於大膽的冒險,冒險活動本身就能夠創造歷史。而列寧跟其他社會主義者最根本的不同就是,在其他社會主義者不敢冒險或者是不能冒險的情況下,列寧能夠果斷的冒險,在別人認為他不能成功或者沒有成功條件的情況下,他可以通過革命本身,反過來創造成功條件。所以在他看來,在蘇聯成立以後,形勢沒有改變,他仍然可以通過冒險行動儘可能的去創造革命能夠產生的形勢。所以托洛茨基系統的人,包括著名的越飛,他實行的政策,都要比其他人要激進得多。像越飛後來在自殺以前寫給托洛茨基的信就很能說明問題。他後來自殺實際上是因為托洛茨基失勢以後,他覺得他自己在遠東長期經營的成果已經是蕩然無存了,才產生這樣的問題。

而斯大林呢,他自己的主要支持力量,是在內戰時期成長起來的那些黨務工作和管理工作者。從這些人的角度來看,他們從小就沒有離開過俄國,整個工作範圍也沒有離開俄國,他們的整個世界都只有在俄羅斯本身,他們對海外不熟悉,而且也掌握不了海外的形勢,他們出於自己的部門利益的偏見,自然而然的傾向於後來斯大林提出來的那種一國建設社會主義。但我們要注意,一國建設社會主義這話不是斯大林二十年代首先提出來的。斯大林在二十年代的做法實際上是不牴觸任何政策,只讓別人去掐,他自己作為一個幹活的人,保持一個不大顯眼的角色。等到三十年代以後,他的敵人已經嚴重削弱,有些人已經完全滅亡以後,他才開始感覺到自己有製造理論的必要,然後把一國建設社會主義這件事情當作他個人的理論創設拿出來推廣。但實際上呢,就歷史發展的先後順序來說,與其說是他創造了一國建設社會主義這種理論,不如說是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這條路徑成為現實以後,他要把現實的情況變成他自己個人的功勞,然後把這種功勞放在他自己的頭上,同時彌補他個人缺乏理論家素質形成的名聲,然後才製造出這種理論來的。布哈林的特點就是,他是列寧寵愛的理論家,在列寧臨死之前,從事新經濟政策的時候,他是主管這些政策理論創設的人。在二十年代末期的時候,他還沒有收手,正想把自己的理論搞到底,所以他在外交方面,當時他跟斯大林的關係是比較接近的。

在最初,二十年代末期遠東革命開始的時候,蘇聯內部的權力平衡還沒有完全打破。所以最初在越飛和孫中山、吳佩孚之間打交道,以及國民革命最初開始的時候,蘇聯本身的政策還處在混沌狀態。而蘇聯內部的權力演變,和遠東革命的成敗之間,又有各式各樣的互動關係。也就是說是,如果某一部分的革命成功了,那麼大家都會說是,這是我的路線勝利的證明;而某一部分失敗了以後,大家都會說這是你的路線失敗的結果。用這樣的東西作為政治武器,在蘇聯內部的權力鬥爭中產生一定的影響。

但是真正和實質上的路線差異也是有的。托洛茨基掌握了列寧那種簡單化、突然襲擊的思想方法。對於他來說,遠東的形勢很清楚,蘇聯將來的主要敵人就是日本。蘇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為將來即將來臨的在遠東和英日帝國主義的決鬥做出適當的安排,所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打擊目標移動到東三省上面來。軍事情報局採取的政策是魯莽的、堅定的,以消滅日本和張作霖集團之間的聯盟為基礎。越飛在跟孫中山談判的時候,他最重點的遊說就是想要把一切有可能反對張作霖的勢力都團結起來反對張作霖,絕對不能理解為什麼孫中山要和張作霖發展一種遠交近攻的密切關係。無論南方孫中山集團的反應是怎樣的,托洛茨基和紅軍集團是把滿蒙邊境,尤其是外蒙古當作自己的禁臠,因為這些地方基本上是遠東紅軍直接控制的地方,他們一直在對即將爆發的這場未來的假想的遠東戰爭做準備。對於他們來說,馮玉祥和郭松嶺肯定比南方的國民黨人更重要一些。

而南方的國民黨人,上海和廣州這一方面,按照蘇聯人的認知圖景來說,它基本上是一個英帝國主義控制地區。他們對國民黨本身的性質把握的不是很清楚,但是對印度和爪哇搞工人運動的經驗反倒是把握得很清楚。照他們來看,廣州和上海基本上是帝國主義控制的殖民城市,這些殖民城市應該是採取類似於爪哇、類似於巴達維亞和加爾各答這樣的類似經驗,儘可能的把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統治下的產業工人組織起來,以工人運動為基礎,在城市裡面展開工作。他們認為,國民黨這樣的機構應該是發揮像是爪哇穆斯林聯盟這樣的作用,主要是當一個白手套,用它的合法地位來掩蓋工人運動的展開。實際上蘇兆徵,省港大罷工這些活動,基本上就是國民黨和蘇聯相互配合,推行以城市為中心,以反對英帝國主義為主要目的的城市戰略的產物。

在蘇聯的心目中,靠近蘇聯邊境的滿蒙,東北亞這個區域,和南部靠近東南亞的上海廣州這個區域,實行的是兩種不同的政策,而且是用兩個不同系統的人經辦的:靠近蘇聯邊境的這個部分,包括中亞穆斯林的地區和張作霖、馮玉祥的地區,起主要作用的是托洛茨基軍事情報系統的人,越飛和加拉罕在這些部分有特別強大的發言權;而在南方呢,起作用的就是共產國際系統的那部分人,共產國際系統的那部分人往往是歐洲的工人運動專家,他們跟國民黨的關係是處在一種類似摸索的狀態。

一嘴狗毛

1927 年和 1928 年的損失是 1923 年和 1924 年歐洲革命失敗以後的又一次重大損失,它是列寧時代那種具有國際恐怖主義性質的老布爾什維克組織遭受的一次嚴重打擊。

國民黨人,特別是蔣介石,非常希望得到蘇聯的援助以後,向內地發展,佔領內地的大批省份,至少是打到長江流域去。而蘇聯本身的代表對這些邏輯是不大感興趣,他們認為在靠近沿海地區的大城市,以反英為目的去發動運動是更符合革命宗旨的行動。到那些落後的、以農業為主的地區去,那些地方既遠離蘇聯邊境,又遠離帝國主義所在的地方,是歪曲了主要矛盾。所以北伐這件事情,從蘇聯在南方這一系的工作人員的角度上來看,其實是蘇聯的失敗和蔣介石的勝利。

但在北方,出現的情況完全不同。如果說蘇聯在南方的政策基本上是反戰的話,但是它在東北和內蒙的政策卻是非常好戰的。它迫切希望通過各式各樣的行動來推翻張作霖,打掉日本在東北這個重要的堡壘。李大釗和加拉罕在北方的主要經營就是儘可能的分化吳佩孚和張作霖的部隊,在中間扶植起自己的代理人來,儘可能的推翻張作霖政府。後來的郭松嶺兵變就是他們這種招募活動的結果。西北軍大體上來講實現了蘇聯方面的目的,像張克俠這些人,都是在二十年代初的時候,就已經經過蘇聯的手進入了西北軍。

按照他們原來的規劃,郭松嶺兵變本來應該是一個極好的機會,郭松嶺推翻了張作霖以後,利用張學良做傀儡,把東北軍改組為東北國民軍,跟馮玉祥實現聯盟,然後,馮玉祥的西北軍、張學良的東北軍,就可以發揮第二個外蒙古的作用,使蘇聯的安全得到永久性的保障。托洛茨基集團在推行這個政策的時候,是非常冒進的。在郭松嶺接近瀋陽又突然遭到挫敗的時候,加拉罕竭力主張,蘇聯在這個緊急關頭上不應該猶豫,應該馬上派出紅軍越過邊境介入滿洲的戰爭,因為畢竟張作霖集團已經取得了日本的間接援助,如果蘇聯在這個時候不插手的話,聽任郭松嶺毀滅的話,那麼過去連續幾年的經營都要付諸東流了。

在這個過程中間,可以說是,因為列寧已死,蘇聯的領袖層已經沒有那種能夠一言九鼎的威望,這時候起主要作用的就是內部的權力鬥爭了。在這個關頭上,托洛茨基暴露出自己是得罪人太多而非常孤立的特點。在列寧去世後的最初兩三年,他說話還有人聽;但是在郭松嶺兵變發生的當時,三駕馬車已經把他大大架空了。事變發生以後,他只能夠拚命諷刺三駕馬車發揮了熱月黨人的作用,錯過了革命的大好機會,但是無能為力。官僚系統的拖延政策發揮了作用。加拉罕拚命催促他們趕緊派兵,但是蘇聯猶豫了很久,始終沒有派兵。在他們猶豫的這個關頭,郭松嶺已經兵敗身死。馮玉祥通過他跟郭松嶺的關係在奉軍內部安插的第一批暗哨,經過這次事變以後,基本上被張作霖剷平了。

實際上這次事變對於蘇聯領導層內部的影響,比後來的四一二政變還要大。因為對它來說,滿蒙這個邊界地區,實際上比上海、南京或者是廣州都要重要得多,這是直接關係到蘇聯本身安全的地區。張作霖的失敗給他們留下的心理陰影非常之大,此後二十年,可以說蘇聯領導層始終是把張作霖當成是遠東革命勢力的主要障礙物的,在歐洲能夠跟他分享同樣資格的人只有西班牙的弗朗哥。列寧主義者有一個特點就是說,他們比較尊重能夠讓他們吃虧的人,這是其中的一個例子。

但是對於托洛茨基和他的同僚來說,這件事情最迫切的當務之急就是什麼呢?是要利用這件事情:第一,對今後的革命事業進行調整;第二,就是把責任該歸誰的問題首先討論清楚。就托洛茨基來說的話,這一點很明顯,就是驗證了他在三駕馬車排斥他的時候就已經預見過的事情。他認為只有他才是真正代表了革命的精神,三駕馬車對他的排斥,從階級性質上講,那是混入黨內的小資產階級分子,特別是農民分子佔了上峰的表現。

他分析這件事情的原因是什麼呢,就是原先那些國際恐怖分子組成的老布爾什維克黨,在內戰時期被嚴重的稀釋了。由於內戰時期官僚系統的極度擴大,布爾什維克黨內以速成的方式增加了大批原先是出身農民的新黨員。這些黨員在他看來是,照馬克思的理論來說,農民是天生的小資產階級分子,這些新的黨員,滿腦子都是落後的農民思想,混進了蘇聯黨內以後,也使布爾什維克黨的無產階級性質受到了嚴重的影響。在他看來,像斯大林這樣沒有遠見和野心的庸人,本質上講,不是他個人的性格問題或者才能問題,根本上講他這種態度就是農民這個小資產階級缺乏政治遠見的一種體現。斯大林是熱月現象的代表,因為照馬克思的階級分析理論來說,熱月政變,後來拿破崙專政,就代表著法國革命以後,得到財產的那些小有產者的階級利益,他們從內部篡奪了革命,使革命轉入反動,他認為斯大林發揮的就是這個作用。為了使革命恢復活力,唯一的辦法就是什麼呢?擺脫落後的俄羅斯的環境。因為馬克思主義者是唯物主義者,所以他很有理由的說是,只要布爾什維克黨繼續留在以農民為主的俄羅斯,那麼不可避免的,他就慢慢要受落後的農民的意識形態的侵蝕,漸漸的通過熱月現象而墮落。在他看來,他本人的失勢和斯大林這種毫無才能和野心的人的崛起,本身就反應了農民從內部篡奪布爾什維克的過程。你要是相信馬克思主義的話,你就會看出他這套邏輯是嚴絲合縫,基本上是無懈可擊的。

而斯大林的反應,對他那些理論,其實全是現實政治角度來講的,也就是說是,現在革命不適宜啦,歐洲革命失敗啦,力量對比不利啦,都是現實政治的理由。而馬克思本身那套階級分析的理由,托洛茨基主義實際上是最接近於列寧主義的。當然這種東西落實到現實角度上,那就要出現極端冒險的手段了。蘇聯在二十年代的時候,它能不能夠承受起在遠東跟日本直接打一場戰爭的冒險,這是很難說的事情。後來,斯大林在三十年代以後完全掌握權力以後,他把這些活動反過來倒打一耙解釋成為,就是說托洛茨基其實是一個對革命懷有不軌之心的危險分子,因為蘇聯是國際無產階級的唯一希望,所以他拿國際無產階級的唯一希望來冒險,實際上是體現了他不忠於列寧,企圖從內部破壞列寧成果的一種企圖。

但實際上來講,當時在遠東出現的情況,主要是因為蘇聯系統內部不太穩定的緣故,他所武裝起來的各路人馬彼此之間協調和配合不太好。像李大釗,因為李大釗在早年是北洋系統內部的人,後半生雖然替蘇聯牽針引線,但他在早年形成的很多政治習慣輕易改不了。他的主要路數是北洋時代各軍閥之間的政治測試那種路數,他牽線搭橋,在直系和奉系的各個舊將領之間跑來跑去,挖出一部分將領來,通過他倒戈。越飛和加拉罕呢,另外還有一條路線,就是通過東北的俄國僑民,中東路的工作人員,以及東正教的人員中間,從他們中間安插一部分軍事情報局的間諜,然後以他們為核心,通過在東北鐵路的打工者和在俄羅斯遠東地區的打工者發展另一套群眾運動的體系。這兩套體系之間協調得不太好,群眾運動的那套體系很輕易的暴露了,給張作霖提供藉口,然後在清洗和折騰的過程中間,把李大釗搞出來的那套隱藏得比較深的上層體系,也造成了很嚴重的損失。

在東北的損失正在迅速展開的同時,華南的情況反倒顯得比較順利。在廖仲愷死後的大清洗當中,蔣介石和汪精衛迅速的打垮的胡漢民和許崇智的老派,模仿列寧死後那種方式,對孫文搞了造神運動,對國民黨內實行整頓。對於蘇聯來說,等於說是,它在摸索前進的過程中間,出現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它本來是寄予了最大希望、花錢花得最多的滿蒙這一部分,突然遭到了十分嚴重的挫敗;本來呢,距離比較遠,重視程度只是放在第二位的廣東和上海這一部分,忽然顯得很順利。順利和不順利這就是關係很大的事情。比如說是,你的公司有兩個分公司,上海那個公司本來打算是主要分公司,廣東那個公司是次要分公司,但是突然你發現到年底的時候,那個次要的公司賺的錢很多,你原來計劃的主要公司反倒是虧了本,你自然而然的,無論你原來的計劃是什麼,你都不得不提拔那個賺了錢的那個分公司的經理,否則就顯得不公平,以後很難做領導了,而不得不相應的壓一下那個沒有賺錢的那個分公司。

蘇聯當時發生的情況也是這樣的。東北的失敗和廣東、上海方面的成功,對蘇聯國內的政治局勢採取了相應的反調。東北的失敗,主要損失在托洛茨基的軍事情報系統;華南的成功,主要的收穫者在季諾維也夫的共產國際系統中間。於是此消彼長的趨勢是十分明顯的。這兩個系統大致上來講都不是斯大林的人,斯大林自己提拔的這些幹部是當時布爾什維克當中相對比較土鱉的那一部分,他們很少到國外活動。當時在國外活動的人,主要還是季諾維也夫系統的人和托洛茨基系統的人。東北的失敗和華南的成功,使蘇聯內部的權力結構進一步的偏向於三駕馬車這一方面,嚴重的削弱了托洛茨基以後的發言權,而且也給蘇聯本身造成了一種,從後來的歷史發展來看,是一種類似幻覺的東西。他們認為通過共產國際這種社會性滲透的方式,可以不用費太大的代價,就能夠把革命的火種燃燒進去;而托洛茨基設想的那種軍事干預和大規模內戰,成本很高,而看起來也不是很有必要。這種幻覺一直等到四一二政變的時候才平息。四一二政變對蘇聯來說的主要教訓是什麼呢?就是從現實政治的角度來講,即使是在遠東這樣帝國主義勢力比較薄弱的地方,你僅僅通過社會團體和組織滲透的方式,仍然是不夠的。這對蘇聯後來的三十年代以後的升級起了極大的刺激作用。

但在蘇聯黨內的話,又不得不相應的引起一場相互之間推卸責任的爭鬥。由於在四一二政變以後的那段時間,托洛茨基是徹底靠邊站了,基本上已經沒有人有可能把責任推到他的手裡面了,所以真正的爭論是發生在斯大林系統和季諾維也夫系統之間。在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之間,可以說是,托洛茨基是更激進、更冒險的一派,季諾維也夫是相對比較保守的一派;但是在季諾維也夫和斯大林之間的話,季諾維也夫又顯得像是比較冒進的一派,而斯大林又顯得是比較保守的一派了。季諾維也夫嘲笑斯大林,說是,中國革命的失敗,主要是因為斯大林的錯,因為斯大林這傢伙是滿腦子土鱉心態,小資產階級毛病改不了,所以他出於階級本能的緣故,對中國革命當中那些靠不住的小資產階級,特別是國民黨人,是太親太愛了,斯大林動不動就要說是,蔣介石如何如何好,國民黨如何如何可以信賴,現在你好了吧,你這麼信賴蔣介石,蔣介石倒打了你一耙,看你這麼樣~

而斯大林則反過來說,托洛茨基這種說法是完全不對的,斯大林從來沒有說過信任蔣介石,恰恰相反,他還在什麼什麼時候說過,蔣介石這種人早晚要背叛革命什麼什麼的。後來有很多中國方面的歷史學家,把後來的歷史形勢倒推了一段期間,他們認為斯大林在三十年代以後是蘇聯的主要掌權者,因此在 1928 年前後也是蘇聯的主要掌權者,所以他們說斯大林設計了要做掉蔣介石,然後蔣介石才反擊,然後諸如此類的話,也就是說他們把斯大林後來在跟季諾維也夫進行黨內鬥爭的時候自我辯護的話當成了真正的歷史事實。這一點其實是有問題的。

這個問題分為兩個層面。你要說是蘇聯系統中間有沒有要做掉蔣介石、進一步推動革命的想法呢?那肯定是有的。尤其是現場工作人員,特別多。像上海那些跟周恩來他們一起活動、跟上海遠東局一起活動的那些前線革命家,他們確實是打算,因為他們跟蔣介石處在一種非常近距離的正面競爭的關係,他們是最積極的要求趕緊做掉蔣介石、進一步的推動幹活革命的人。鮑羅廷本人也很想利用唐生智和武漢的勢力把蔣介石這個用完了的前革命英雄拋到一邊去。越是遠東前線的人,在這方面表現得越積極。但是斯大林本人絕對不是這麼積極的人。所謂不積極,不是說他有什麼特別的計劃或者是經營,想要把遠東革命引向一個方向。因為在他當時,他重點的工作是在培養國內的勢力,基本上沒怎麼關心遠東的事情。

倒是布哈林關心的比較多。布哈林的關心是理論性質的,他認為遠東的革命可以對他發展列寧主義的學術工作有很大的幫助,於是他就開始振振有詞的討論遠東的階級結構的怎麼樣的,富農階級該算在哪個階級裡面,買辦階級又該算在哪個階級裡面,發明了很多這些很無聊的知識分子性格的東西。你可以從那些問題中間看出,他作為黨的理論家,從他的口氣就可以看得出,他其實是很享受自己發揮智力優越感的過程的,他覺得玩兒這些排比遊戲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但是他在遠東,跟斯大林一樣,其實也是沒有自己的班底的。斯大林不發言,因為他是一個很實際的人,他手下的人基本上在遠東是不大活動的,活動的都是其他系統的人,所以他自然而然的也就不太發言了。

而季諾維也夫在這一點上是處於最敏感的地位,因為在國外活動的人主要是他的人,成功和失敗,無論在理論上辯護,講出來是責任歸誰,但是實際上死的人是他的人,受到損失的組織主要是他的政治資本。斯大林的資本在國內,國內的幹部黨沒有在遠東活動,所以受的損失很小;而季諾維也夫的黨,就算是他成功的把所有責任都推到斯大林頭上,死的人還是他的人,他受的損失畢竟還是最大的。這個道理跟張國燾後來吃虧的主要原因是一樣的。無論你們倆誰對誰錯,但是你張國燾的人馬給打光了,就算是你正確那也是你錯誤了。後來發生的事情實際上就是這樣的。

我們要真正從求真的角度來討論,那你得說就是,季諾維也夫的話包含的真理比斯大林說的話包含的真理要多得多。斯大林對遠東革命,當時,在北伐時代,他關注度不太高,說的話也是以場面話為主,因為他畢竟是革命勢力的一員,他當然在蘇聯和國民黨關係很好的時候,蔣介石又是國民黨左派重要領袖的時候,他自然而然的要拍幾句蔣介石的馬屁,說蔣介石如何如何革命,如何如何好的話。但是你要說用這些話證明他對蔣介石缺乏警惕性,因此是小資產階級傾向,或者是背叛革命,那是沒有什麼依據的。這樣的場面話不是只有他一個人說過,蘇聯革命的所有領袖,像布哈林這些人,其實全都說過的。在國民黨跟蘇聯的蜜月期的時候,基本上每一個蘇聯領導人都以各種方式說過國民黨領導人的好話。不僅說過蔣介石的好話,甚至說過比蔣介石更右的那些胡漢民的那些人的好話,他們都是說過的。這不能說明說明問題。斯大林在說這些好話的時候,他並沒有怎麼真正管事。後來斯大林自己推出來說是,他其實早就對蔣介石不放心了、早就想擠掉蔣介石的橘子這些話,其實也是,放在上下文當中和當時的語境中,其實也完全不是這麼回事。所謂國民黨右派是一個橘子,用完了就擠掉,這些話,他不是專門針對蔣介石所控制的北伐軍的,他是一般而言,泛泛而言,要表示他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堅定性和他統戰工作巧妙性所說的。

他說的國民黨右派,是不是指蔣介石還是很成問題的。因為在四一二以前這個語境中間,說國民黨右派,多半不是指的蔣介石,而是指的西山會議派,甚至指的是在北伐時期加入國民黨的那些軍閥勢力。所以,除了鮑羅廷這樣的人以外,你要按照遠東的蘇聯代表的看法來說的話,很少有人會認為蔣介石是一個比唐生智更右的人。當陳獨秀和蘇聯的代表談論,由於北伐產生、國民黨右派勢力有一定發展的時候,他們主要指的對象,不是蔣介石統帥的那些黃埔軍的老革命,而是北伐軍在前進的過程中間,招降納叛,從北洋軍閥和地方軍的勢力中間,臨時拉過來的那些、投靠過來的那些人,例如像賀耀祖、賀龍、朱德這些人,就是他們當時所謂的右派。我們不要以為賀龍和朱德後來投靠共產黨,他就是左派。在當時,無論按共產國際的標準看,按國民黨的標準和共產黨的標準看,他們都是右派。為什麼?因為他們都是原先的地方勢力和軍閥勢力,投靠革命基本上是投機性質的。鮑羅廷沒有追究唐生智的問題,是因為他想利用唐生智來打倒蔣介石。但是對於大多數黨員來說,沒問題,唐生智肯定是比蔣介石更右的人物。就算蔣介石還不夠左,當時的黨員普遍認為蔣介石沒有汪精衛左,汪精衛才是真正根正苗紅、跟著孫中山一路走過來的左派。蔣介石沒有汪精衛左,但是他畢竟也還是老左派的一員,比起唐生智這種後來才加入革命的人,他肯定是要左得多了。

斯大林作為蘇聯名義上的領袖,他當然要配合說話,但同時他作為一個不太實際管海外事務的人,他說的自然是不太具體。他說過,革命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國民黨右派一定要怎麼怎麼樣,我們布爾什維克是堅定的,一定是堅持原則、堅持路線的,右派敢搗亂,我們就要先把他像擠橘子一樣擠掉。這些話是一個泛泛而言的威脅,主要是對他的聽眾想表現他自己的革命堅定性不比其他人差。但是他對中國內部的局勢,當時,他還不像後來那麼清楚。因為斯大林他也有一個不斷學習的過程,我們不能說是他在抗戰後期以後運用遠東形勢變得漸漸成熟了,就斷言他在二十年代後期他也有同樣的本事。應該說當時,斯大林是一個格魯吉亞人,在歐洲勉強是混過一點,所以對東方形勢基本上是不瞭解的。他後來有一些知識,是他掌握權力以後逐漸學習,長期嘗試錯誤的產物,不是說他在二十年代末期就已經有這樣的水平了。他在二十年代末期最關心的還是,他怎樣利用革命形勢發展,無論革命是成功還是失敗,反正把錯誤推給別人,功勞推給自己,儘可能的把別人排擠掉,把自己弄上來,這才是他真正的動機。所以儘管在當時的情況來說,他說的話不如季諾維也夫說的話靠譜,但是對於自我辯護來說,也是足夠了,雖然是有點牽強的。

但是無論如何,他說季諾維也夫有錯,可能是牽強的;但他說他自己沒有錯,則大致上是沒有錯。因為你如果沒有幹事的話,你是不可能犯錯誤的。遠東的形勢主要不是他負責的。他在遠東幹的是什麼事情呢?幹的跟十月革命的事情差不多,他幹的是打雜的事情。例如說是有人要向廣東運一些援助和軍火,這就是斯大林的事情了。斯大林作為總書記,作為幹部的頭目,他不負責制定政策。總書記有政策制定權,那是後來的事情。在列寧時代,總書記就是幹活的人。我們中央委員會或者人民委員會制定了政策,制定了政策總得有人去幹吧,我們這些偉大的明星人物是用不著去幹苦活的,我們是從理論上講,從先進理論出發,判斷什麼政策正確,等我們討論出結果來,具體幹活的人是你這些不夠聰明、理論水平不夠高的人,斯大林就是這種理論水平不夠高也不夠聰明、但是能幹活的人。等我們討論出來了,比如說要向廣州運什麼軍火,決定下來了,斯大林同志,你去辦吧,你想辦法去籌集這個那個的物資,從海參崴調集這個那個的船隻,運動廣州去,哎~ 這個是你的事情。斯大林對北伐革命的貢獻就是這些。等別人討論出結果以後,你負責去幹活,這就是他幹的事情。

但是你很難找到什麼證據說是,他到底做過什麼決定政策的事情。老實說,我覺得吧,從他留下的那些記錄看來就是,北伐時期的蘇聯領導人應該是很瞧不起他的。瞧不起他的理由,跟十月革命時期的領導人瞧不起他的理由是差不多,因為他說來說去說不出個所以然來,繞來繞去給人的印象就是:這傢伙要麼是根本什麼也不懂,只是因為他好歹也是委員會的一員,必須發兩句言,所以就說了兩句廢話;要麼就是他是個膽小鬼,誰也不敢得罪。別人說話總是有內容的。比如說列寧在革命以前,他就是指天罵日的說,你們趕緊動手趕緊動手趕緊動手,現在你們不聽我的話,機會一旦錯過就不會回來,你們將來會後悔莫及。他說的話大致上就是這個意思。季諾維也夫他們說的話就是:這個不行,那個不行,工人階級大部分不讚成我們,這個委員和那個委員跟我們不配合,現在革命這個不行那個不行諸如此類的話。雙方說的話都是有內容的,儘管立場相反。斯大林說的話是什麼內容也沒有啊~ 你從他的話,繞來繞去,看來看去怎麼也看不出他到底是在支持列寧呢還是反對列寧。

當然這樣做也有好處,後來托洛茨基罵他的時候,主要罪名就是,當初十月革命的時候,只有我托洛茨基堅定的支持列寧的正確路線,你們季諾維也夫和斯大林都是不讚成的,他把斯大林這些繞來繞去的話說出來,你看,列寧已經把話說得這麼明確了,你還在那兒繞這個那個的,說一些不著邊際的話,哎呀~ 彼得格勒工人的革命情緒如何,我在斯佩尼斯科夫同志那兒聽的話又是如何如何,這樣不著邊際的話明顯是在給列寧添堵嘛。

但是斯大林說,這根本不是我在給別人添堵,這說明什麼問題,只有我真正的領會了列寧同志的意圖。季諾維也夫他們當然是革命的叛徒,就憑他們反對十月革命這一點,他們就罪該萬死,說明他們是列寧的叛徒。但你托洛茨基也不是好人啊~ 列寧同志是負責做決策的人,他做出決策以後,不是讓你給他做理論分析,而是讓你去辦事的對不對~ 你一天到晚在那兒論證世界革命頂個屁用,你應該是列寧同志一說要世界革命,你就趕緊去替他辦事才行啊。我斯大林同志是,列寧同志一表態了以後,我馬上就停止了任何關於政策方向的爭論,我立刻就去辦事了,你看,我不是在替人跑腿麼?他這樣的一種論證方法就是怎麼論證都行。如果托洛茨基當了權,他完全可以把這些做法拿出來作為證據,證明我沒說錯斯大林吧,他就是一個庸人,庸人是沒有頭腦的,他根本不懂得什麼政策,他就是替人跑腿幹活的。這樣的說法是完全說得通的。但按照斯大林那種解釋他也可以說得通。反正你只要沒有表態,你往哪個方向解釋都是可以的。

他在北伐前夜的時候,起的作用也就是這樣的。他給中央的報告,要麼就是門面話,抽象的講一下,帝國主義,你們發抖吧,不要以為在歐洲打贏了你們就怎麼怎麼樣,遠東的革命如火如荼,然後,追憶偉大的列寧同志,請看,我們親愛的弗拉基米爾 · 伊里奇,在他還在世的時候,抹一把眼淚,啊!我多麼懷念伊里奇,如果伊里奇還活著該多好啊,然後,啊!列寧同志早就說過,遠東的革命烈火要熊熊燃燒,blablablabla,blablabla,說完了以後,聽眾還是一點信息量都沒聽出來。要麼呢他就是做具體的報告,啊~ 我斯大林同志辦了什麼事,我從頓巴斯弄了什麼什麼煤,派什麼什麼船把它運到爪哇去了,我從海參崴又給廣州運了什麼什麼東西去,我從舊金山運了什麼東西去,我從墨西哥運了什麼什麼東西。看上去給人的印象就是,好像托洛茨基是沒有看錯他,這傢伙就是一個只會幹活的人。

但是無論如何,第一是因為,不管採取哪一種路線是正確的,斯大林確實沒有做錯什麼,因為無論哪一種路線都不是他制定出來的,所以追究責任確實追究不到他頭上。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就是,無論誰對誰錯,反正 1927 年和 1928 年的損失是相當於 1923 年和 1924 年歐洲革命失敗以後的又一次重大損失,它是老布爾什維克組織遭受的一次嚴重打擊,等於說是列寧時代那種具有國際恐怖主義性質的老布爾什維克黨團組織又受到了一次打擊。那些人本來就沒有多少,因為在一戰以前,黨員的數目本來就是很少的,哪怕是包括了從國際上跑來的那些荷蘭人、英國人、法國人這些人都加在一起,人數也就那麼多。而且這些人又由於他們的工作習慣的緣故,他們多半不願意在俄羅斯內地去幹什麼苦差事,去跟著斯大林搞什麼這兒修水壩啦那兒修工廠啦這兒修路那兒修路那些庸俗的工作。

老實說吧,這是個性格問題。你仔細想想那些革命的是什麼人,如果我是一個具有工程師那種性格的人,我可以有這個耐心,很有耐心的在這兒修公路在那兒建廠,這種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有可能加入共產主義革命麼?不是這樣吧,我如果有這個耐心按部就班去幹活的話,我為什麼不就近在斯托雷平的手下或者是在英國、法國手下當一個助理工程師呢?我當時不用革命我就能給你幹修橋補路的活兒了,反正大家幹的都是同樣一個活兒麼。所以從性格特徵來說,那些人,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他們能夠參加革命,那就不是省油的燈,是具有浪子性格的人,他們根本受不了在一個地方老老實實的遵守組織紀律性,老闆讓你幹什麼,你就老老實實去幹就行了,除了你的本職工作以外,你最好是沒有頭腦,幹活幹得越多越好,問題提得越少越好。如果他們是這種人的話,他們一開始就不會加入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但是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成立以後,你既然有了俄羅斯這個盤子,你在俄羅斯內地總得需要有一些幹活的人,而既然你已經把所有的其他政黨都給打垮了,這些幹活的事情就還非得招一批新的黨員來幹不可,而這些新的黨員就是跟著斯大林這個幹活的人走的。斯大林系統的人多半就是這種人。

而季諾維也夫系統的人呢,那就是比較接近於列寧時代的老布爾什維克這種,具有冒險家和浪人性格這種人。這種人自然而然的,他會覺得,啊,如果是像跟以前資產階級老闆一樣,留在內地去幹這些日常的行政工作或者建設工作,是非常煩人的事情。他們出於天然的本性,他們就希望世界革命繼續熊熊燃燒,我們繼續到革命前線去過革命浪人的生活。因此這些人最容易跟著托洛茨基或者季諾維也夫去走,到歐洲去,到遠東去,繼續把革命事業推向前進。也正因為是這樣,在革命事業受到損失的情況下,這些人死得最多,大部分損失都是他們。這批老革命的損失,對於季諾維也夫來說,是一個沒有辦法彌補的失敗。

無法回頭

他可以騙你先上了船,等你上了船,發現其實原來是這個樣子的時候,你已經交了投名狀,再退回去也已經沒有路了。

你記得諸葛亮在《出師表》中間曾經說過沒有,就是說是,大意是這個樣子的,在劉備死以後,我們在四川的力量受到了很大損失,當年劉備從荊州帶進四川的那些人,比如說涼州的將領某某某,荊州的某某某,還有青州的什麼某某某,這些都是我們劉先主在全國各地活動以後糾集全國精銳才找到的這些人才,現在他們死完了以後我們怎麼辦呢?我不得不趁著他們還沒有死完以前發動北伐,要不然很快就會出現蜀中無大將廖化為先鋒的那種結局了。諸葛亮的意思就是什麼呢,他就是說是,他瞧不上巴蜀本地人,他覺得巴蜀本地的人都是些沒見過世面的土鱉,具有全國性視野的第一流人才都是他從洛陽、從荊州那些比較靠近秩序中心帶來的那些比較見過世面的能幹的人,本地的人補充不上,儘管四川也不缺乏人口,但是本地的土鱉論能力來說是取代不了他們。這就好像關羽死了以後你不能用廖化來取代關羽一樣,兩個人不是同一層級的人。所以他要求趁這些人還沒有老沒有死以前趕緊發動北伐打回中原去,再不打回中原去,等這些人死光了以後,只靠巴蜀本地的人就不行了。

通過這一點,你其實就可以理解到,季諾維也夫系統和斯大林系統有什麼差別。按照第一代,列寧那些戰友,老布爾什維克的觀點來看,數量是不能代替質量的,他們往往用階級鬥爭的術語來說,他說,我們列寧這批人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是先鋒隊員;而斯大林這批人呢,是小資產階級庸人。但是你要透過馬克思主義語言去看實質呢,實際上他說的就是,我們這批人是走江湖見過世面的國際恐怖主義勢力,照列寧本人的說法來說,老布爾什維克就像金礦一樣寶貴,有一個老布爾什維克,那比有一百個其他人都還要重要得多。而斯大林搞一些只會幹活的從俄國內地回來的、從農民出身的那些土鱉,你再怎麼訓練也訓練不出這樣的閱歷和見識來,他們也頂多就是一批能幹活的人而已。所以從老布爾什維克角度來看,斯大林這樣的人不用不行,因為俄羅斯畢竟是我們的主要基地,但他們並不太愛惜俄羅斯,他們最終還是夢寐以求要把革命帶到更先進、燈光更加明亮的舞台上去,去尋找他自己的、能夠說得上話的伴侶。

這一點是很容易理解的,比如說你要是在紐約或者巴黎混得慣了以後,哪一天讓你到鄉下去混兩天,你會覺得寂寞得不得了,覺得這些人都是土鱉,連找一個說話的人都沒有。你會晝夜不停的懷念巴黎那些沙龍,就算你在巴黎混不下去,但是那裡有那麼多有趣的人,你跟他談得很來。然後跑到鄉下去,那些農民除了自己今年種什麼,明年賺多少錢以外,簡直就說不出幾句話來,不知道羅曼 · 羅蘭,也不知道約翰 · 克里斯朵夫,總之是找不出一點可以活下去的理由。不行,我非得回巴黎不可。你理解他這種感覺,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列寧死後,他們那些老布爾什維克急於發動世界革命的動機了。如果不是這樣的話,他們在俄羅斯內地憋也要憋死的。但是斯大林本身就是一個格魯吉亞人,對於他來說,他能夠到莫斯科來已經是一個極大的進步了,他根本就不知道什麼叫做生活。

對於他養起的那些幹部,那些幹部在沙皇時代和克倫斯基的時代根本就是連離本村二十里路之外的地方都沒有去過,對於他們來說,從農民當上幹部,他已經覺得這是三輩子都中不到的高香了,於是得意得不得了了,可以好好的作威作福當當土皇帝了,外國的事情,他已經想不到那麼多了。這其實也是一種,你要說是階級差異的話也可以說是一種階級差異,因為他們本身就代表了不同的階級勢力。當然你如果按照托洛茨基的術語來說的話,那就是,你是小資產階級。馬克思對小資產階級的主要定義就是,庸俗的小資產階級。什麼叫做庸俗?就是老婆孩子熱炕頭,只在乎這些眼前利益就叫庸俗。

但是越來越少的精英經過這些打擊以後,不管你庸俗不庸俗,即使你不庸俗的話,你的勢力已經受到了很大打擊。第一,你以後的舞台基本上喪失了;第二,活著回來的人很少。對於季諾維也夫來說,這是非常不利的。在二十年代以後,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集團和斯大林、布哈林集團發生衝突的時候,季諾維也夫處在明顯的弱勢地位。他等於是在最後的鬥爭中間,基本上是這樣一種情況,季諾維也夫只憑著列寧格勒的幹部和斯大林控制的全國性的幹部相鬥爭。其實這一點也是有階級的差異的。列寧格勒就是聖彼得堡,聖彼得堡是俄羅斯唯一的歐洲城市,季諾維也夫的基地在列寧格勒,那一點都不是偶然的。

你想一下南朝的情況就可以看出了,為什麼汴京失陷以後,北方人都集中到杭州來呢?因為杭州就是汴京的替代品。我們本來是北方人,但是金人把北方佔了以後,我們在北方混不下去以後,我們自然而然的要跑到南方的首都來,杭州作為是汴京的代替品,北方來的各州各縣的人都只有在這裡才能覺得安心,只有在臨安才能夠吃到跟汴京一模一樣的羊肉卷,其他地方你只能吃魚,魚是南方人吃的,我們這些北方人實在是吃不慣。只有在臨安你才能夠聽到熟悉的汴京口音,只有在臨安你才能夠見到皇帝,總之,只有在臨安你才能夠做得到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錯把杭州作汴州。為什麼能錯把杭州作汴州呢?因為北方人全都跑到杭州來了。

列寧格勒是個什麼地方?是俄羅斯的歐洲。等到革命者在真正的歐洲混不下去的時候,在上海這個假歐洲也混不下去的時候,只有列寧格勒這樣的地方,他才能夠混得比較舒適,他才能夠感到他在歐洲。而在莫斯科的話,他的感覺就會像是普希金在敖德薩一樣,我 TMD 怎麼混到這個地步,混到一個亞洲人待的城市?不行!我一定要回聖彼得堡。像普希金和十二月黨人那樣,一旦跑到了烏克蘭或者是跑到了俄羅斯東部的其他地方,他們最大的痛苦是什麼,啊~ 涅瓦河畔啊涅瓦河畔啊,聖彼得堡郊外的白楊樹林啊,離開這些事情我實在是寂寞得不得了啊,天天都要懷念聖彼得堡~

但是斯大林呢,他有全國性的幹部。可以說是在世界革命要失敗以後的話,季諾維也夫和他的系統成功的機會是很小的,不是絕對沒有,季諾維也夫如果有列寧那樣的魄力和列寧一樣好的運氣的話,他也可以憑藉少數,用突襲的方法幹掉斯大林,然後扭轉局勢的。但是後來證明他沒有這樣的機會,也沒有這樣的能力的。機會和能力,到底誰是運氣好,誰是能力好,這件事情本來就是很難區別的。列寧搞十月革命是很冒險的舉動,按照實力對比來說,萬一稍微出一點意外的事情,說不定他就倒下了,而他黨內的大多數人本來就是不支持他,他也很可能完蛋的。

你要從更長期的角度來看,那等於是這個樣子的:首先,蘇聯早期的正統意識形態是世界革命,這一點是沒有問題的,這不是蘇聯本身的特點,而是整個十九世紀社會主義者,他們的基本邏輯就是國際主義,列寧本人也是要世界革命的,這是沒有問題的事情。一國建立社會主義,那不是說是斯大林提出來的,而是蘇聯最後在歐洲革命革不出去,在亞洲革命又革不出去,最後走投無路,發現自己已經被關在俄羅斯這個監獄裡面了,沒有辦法,只有自圓其說一下,才製造出一國建立社會主義的這種理論來的。一國建設社會主義這件事情,就相當於是諸葛亮說他以後要專門建設巴蜀一樣,你想他會在什麼情況下說出這種話?那肯定是北伐失敗以後他才會這麼說的。但是這種格局呢,就自然造成了內部的此消彼長,越是支持世界革命的人,你垮得越快。最積極支持世界革命的人是托洛茨基,所以他第一個先垮;其次是季諾維也夫和共產國際,所以他跟著就垮下來了。

季諾維也夫垮下來以後,蘇聯在國內的權力結構變成了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天下。這兩個人在具體政策上雖然也是有一定矛盾的,但是他們兩個人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希望守著蘇聯的盤子,削弱對外擴張的力度。對外擴張是一個消耗性巨大的事情。因為列寧時代比較短,所以製造神話的人容易去找列寧時代,有很多人在後來蘇聯快要垮台的時候都說是,啊,事情都壞在斯大林手裡面,如果讓列寧晚一點死的話,斯大林也許不至於猖獗到這個地步。其實恰好相反,斯大林比列寧要溫和得多。列寧搾取的力度比斯大林要大得多。為什麼是這樣呢?就是因為列寧他是一個天下為家的人,俄羅斯對他來說是一個導火索,只要把火燃燒大了,導火索燒光了也沒有關係的。列寧本人是猶太人,他手下的人淨是些猶太人或者少數民族,他們本身是不大珍惜俄羅斯的,他們對俄羅斯的掠奪才是真正殘忍的。而斯大林反而比較好一點,斯大林雖然按照資產階級的標準來看,他也是掠奪得很厲害,但是他只有俄羅斯這一個盤子。

你可以很公正的說,斯大林至少對俄羅斯的重工業建設,雖然他在技術水平上不能說很高,但是他對蘇聯內地的工業建設,他是出了一把力氣的。列寧是不肯出這個力氣的。同樣的資金和資源,列寧是寧可把這些錢發到國外的顛覆分子上去的,因為他覺得他很快就能回到歐洲;你如果要讓托洛茨基去當權的話,他肯定會把這些資源用到紅軍身上去,然後用這些紅軍去打張作霖或者打日本,去發動世界革命;如果這些錢落到季諾維也夫手裡面,他肯定要把這些錢弄去支持全世界的工人運動,支持爪哇島的革命運動,支持印度的提拉克革命運動,支持埃塞俄比亞的革命運動,也把它花光。也只有在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手裡面,這些錢才會留在蘇聯國內搞建設。

斯大林和布哈林有很多細節上的差別,但是如果我們用幾句話簡單粗暴地概括一下,就是說是,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共同點在於,他們都不希望把錢花到國外去,希望降低世界革命的烈度,都希望把錢用在蘇聯境內。但是斯大林希望主要的把這些錢花到軍事工業上面,使蘇聯在將來萬一遭到外國入侵的時候能有抵抗能力;而布哈林呢,則希望主要把這些錢花到農村建設上面,儘可能的使佔蘇聯人口絕大部分的農民富裕起來。在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還在的時候,可以說是,錢花在農村還是花在城市,這一點不是重要的差別,只是一個細節上的差別。把錢花在蘇聯國外還是蘇聯國內,這才是根本性的差別,是最大的路線鬥爭。所以不難理解為什麼斯大林和布哈林能團結在一起。

當然這個團結也有一定性格上的原因。因為斯大林這人搞理論是不行的,他的常識感可能比知識分子更多,但是要講寫文章、講理論分析,他顯然不如黨內最主要的秀才布哈林。而布哈林呢,知識分子慣有的毛病是什麼呢?是嫉妒心。知識分子像女人一樣嫉妒,有一個知識分子的地方,它容不得第二個知識分子,就像美女最討厭的是身邊有其他美女一樣,知識分子需要有觀眾,他希望所有的觀眾都不斷的向他鼓掌,啊哈~ 你看你是多麼聰明,同時還要不斷的罵其他知識分子,他是 sb,他也是 sb,他他他也是 sb,跟崔永元說周立波一樣,我們文藝界的風紀很不好,我們天天都在罵別人,你們就比他們好得多,你們只是一星期罵一次。這是知識分子的慣例。所以知識分子最喜歡的人從來不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最喜歡的是非知識分子,這些非知識分子可以老老實實給他當觀眾,不斷的崇拜他,同時要順著他的意思去罵別的知識分子。

斯大林能夠滿足布哈林在這方面的要求。因為眾所周知,布爾什維克黨內最缺乏知識分子性質、最笨的人就是斯大林。他這個人適合於當觀眾,誰也不覺得他有資格當演員。而布哈林則是黨內的秀才,也就是說他是表演慾望最強的人,他最需要別人的掌聲。而斯大林表現得很願意給他掌聲,所以他自然而然的就覺得,他比托洛茨基要好得多。托洛茨基也是一個虛榮心極強的人,如果他跟布哈林混在一起的話,兩個人必然是要爭風吃醋的。但是斯大林這人沒有或者說是很缺乏文學方面的虛榮心,他在乎實際上的權力,卻不在乎別人的掌聲不掌聲。所以他們兩個人等於是有一種性格互補。布哈林愛虛榮但不愛實權,掌握實權是一件很累的事情,知識分子一般都是懶人,讓他們掌握實權,幹枯燥的日常工作,又沒有掌聲,又累又沒有人誇獎,他們很少有人願意堅持下去的。但是正因為這一點,他們很難掌握實權,他們要的是虛榮。而斯大林這個人恰好是不在乎虛榮而在乎實權的人,兩個人在性格上也是一拍即合的。更不用說在政策上,他們都是一國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流派的人。所以北伐失敗後的那幾年,主要的特徵就是斯大林和布哈林聯合起來,整倒了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

然後在這個階段,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的性格差異起了一定的作用。托洛茨基是一個比較硬的骨頭,他怎麼也不肯屈服,於是新的中央只好把他趕到國外去,因為當時斯大林的權力還不像後來那樣大,所以還讓他活著出去的。但是季諾維也夫就嚇破膽了,其實他當時如果肯跑到國外去,他也是有機會的,但他寧可卑躬屈膝的全黨認錯。他這一個認錯對後來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沒有他這個認錯的話,斯大林後來會不會搞大審判之類的演出是很成問題的。因為他給斯大林一個印象,哈哈~ 原來你們這些所謂的老近衛軍其實是些軟骨頭,我把你們抓起來以後,你們肯定會配合表演,上法庭去給我表演一下,說你們是叛徒、內奸、間諜,我才是列寧同志的真正繼承者。如果季諾維也夫當時硬一點的話,斯大林最後雖然仍然會攫取權力的,但是他說不定會採取另一種辦法,例如直截了當把你們殺光了事,就不見得想去表演了,就不會去搞莫斯科大審判那種表演活動了。

表演這件事情,即使你用威逼利誘的手段,歸根結底你還是需要受害者做一定的配合的,你一定要讓受害者在法庭上痛心疾首的表演,哎呀!我就是帝國主義間諜,我就是背叛了列寧同志,這些話來說,如果你真是硬骨頭的話,我死了就死了,你殺我全家就殺我全家,這個表演還真的是搞不成的。能夠搞得成,就算是有殺全家的威脅,也說明你其實就是一個軟骨頭。這一點,從側面說能說明什麼問題呢,就說明沙皇其實是非常仁慈的,像這樣的軟骨頭,沙皇只要稍微狠狠地整一下,保證他最近二十年之內不敢再幹了,但是沙皇確實是太仁慈了,所以沒有怎麼真正的整他們,所以他們才理直氣壯的革命到底了。等斯大林給他來真的時候,他們馬上就暴露自己的本色了。

但是這些個人性格諸如此類的分析都不是很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說明什麼呢?十月革命是一個小概率現象,列寧冒險成功了,不是說別人冒險都能成功。其實你要說真的講忠於列寧的政策,那麼斯大林和布哈林並不是怎麼忠於列寧政策的,因為他們的政策都顯得太謹小慎微了,不肯冒險。而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雖然也不是完全忠實於列寧的,但是他們在冒險性這方面自然也要靠列寧這樣,比較接近於列寧。如果說布爾什維克在 1917 年的掌舵人是布哈林和斯大林的話,那十月革命是不可能發生的,斯大林和布哈林這兩個人在十月革命當時是不可能採取冒險行動的。而就是因為列寧和托洛茨基這樣的冒險家在 1917 年掌了權,所以十月革命才能夠產生。

但是反過來,如果列寧和托洛茨基這樣的冒險性格的人在 1928 年仍然掌權的話,蘇聯估計就完蛋了,他們肯定會把蘇聯拖進破壞性的戰爭。要知道 1928 年的蘇聯,它還不是 1940 年的蘇聯。我們不能說是,1940 年的蘇聯有 T-34 坦克什麼什麼的,能夠跟希特勒對拼,他在 1928 年就能對拼。完全不是這麼回事。列寧死後,斯大林掌權以前的蘇聯跟斯大林掌權以後的蘇聯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國家。列寧的蘇聯、布哈林的蘇聯、斯大林掌權以前的蘇聯是一個農業國家,它最精銳的部隊就是布瓊尼和伏羅希洛夫那些騎兵軍,從中亞派來的戰馬,千軍萬馬衝鋒,這就是它最厲害的打法了。十月革命以後的俄羅斯內戰,本質上來講還是一戰前那種戰爭。一戰以後更現代化的戰爭,當時它還打不來。當時頂多是圖哈切夫斯基這樣的少數人有一點點想法,懂一點。但是有一點想法並不算數,重要的是要有資源。

圖哈切夫斯基要想搞軍事現代化需要什麼呢?當然是錢和工業,需要有大筆的軍費,還要有一個重工業系統作為支持。誰能給他製造這種重工業基礎呢?就是斯大林才能給他製造重工業基礎。在沒有斯大林以前,這個重工業基礎不存在,那支能夠打敗希特勒的軍隊也是不存在的。在這個時候如果列寧和托洛茨基這種人掌權的話,蘇聯,不要說是不一定打得過德國人,甚至不一定能夠打得過日本。你從他後來在外蒙古那些戰績就可以看出來了,他跟外蒙古那些很原始的蒙古騎兵打仗,吃虧吃的是很大的。這樣的部隊如果在當時跟日本人打仗的話,確實是非常前途未卜的。你也可以說,蘇聯實際上是趕到了最好的運氣:它在建國時期碰上了列寧和托洛茨基;在列寧死後的權力鬥爭中間,又讓斯大林給贏了。

因為斯大林這個人得罪人太多,得罪人太多是因為他掌權的時間長,掌權時間長,你必然要得罪人多,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願意說他好話的人實在太少了。但是實際上講,你要真正公正的講,從蘇聯本身的角度來講,幸虧三十年代最後勝利的人是斯大林。斯大林這個人,按照資產階級標準來看,他仍然是非常殘忍和激進的;但是按照無產階級的標準來看,他已經是當時蘇聯黨內最保守和最謹慎的人。這個保守和謹慎同時體現在國內外的。就是說,斯大林在北伐以後那幾年,在整個三十年代,他對遠東的干涉都是很不積極的。如果他真的保持了越飛和加拉罕時代的那種銳氣的話,那麼李立三和瞿秋白就不會死得那麼慘了。

李立三和瞿秋白他們那些人掌權的時候,遠東局那些人都是期待蘇聯能夠保持季諾維也夫時代的那種銳氣,能夠積極性干涉的。但是斯大林給他們的錢不多,尤其是根本不肯進行軍事上的策應。他實行的政策,你可以說是矛盾的:一方面,他竭力避免在遠東跟日本和蔣介石發生正面衝突;一方面又要支持內部的革命。這種做法等於就是說是,你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一樣的矛盾。你要是想讓共產主義的革命者能夠革命得起來,你就要給他積極支持,但是你積極支持了以後又必然要引起跟日本人和蔣介石的衝突,而你又要避免這種衝突。結果兩者之間是不可能兩全其美的,結果真正佔上峰的是後一種。

實際上發生的是,其實大家都很熟悉的那種狀態,我嘴上堅持說我仍然是無比強硬的堅持立場,但是實際上我很軟,我不能得罪那些有可能跟我打硬仗的人,就好像現在對南海一樣,口頭上說是我們決不讓步,實際上卻是非常軟的。這種做法就是斯大林在三十年代的做法,實際上軟,口頭上硬。這樣做把中國共產黨給害慘了,把遠東局也給害慘了。因為遠東局那種人,一方面他們大多數仍然是蘇聯早期留下來的舊人,工作作風一下子改不過去;另一方面處在他們那種,處在前線、危機四伏的環境中間,你可以想像,任何人在前線,他最大的希望就是向領導報告,趕緊多送些資源來,趕緊把革命推向前,因為那是他部門利益所在。斯大林一方面口頭上鼓勵他們要堅持革命的路線,另一方面在實際上壓縮他們的開支,跟蔣介石和日本人實際上搞一種井水不犯河水的政策,那麼實際上犧牲的是誰呢?就是犧牲的他們這種人。

他們這種人的實際地位,就很像是 1975 年在南沙群島打仗的那些海軍軍官。那些海軍軍官,可以說是,他們聽信了文革那些報刊的宣傳,我們對帝國主義要怎麼怎麼樣,反正是絕對不能害怕。所以真到發生衝突的時候,他們就拚命衝上去打了,而且還打贏了。但打贏的結果,他們在國內受到的待遇非常之差勁。因為領導人,不管嘴上怎麼說,實際上他們根本就不希望打,看到有人居然真的打起來了,他們不但不獎賞這些人,反而要懲罰你。

三十年代那些瞿秋白、李立三這種人和他們在遠東局的老闆埃韋特這些人,實際上遭到的就是這種命運。他們沒有正確的體會領導的意思。斯大林掌權以後一直是,第一,我為了黨內政治鬥爭的緣故,我絕不能說是讓別人說我不積極革命,只有托洛茨基他們才積極革命,這是政治不正確的。在蘇聯黨內,左才是政治正確,右是政治不正確的,保守路線是政治不正確的。所以說我哪怕實際上實行保守政策,我在口頭上也要表現得很積極。但是你如果真的相信我這些積極的話,去挑出事情來,那你就自己去死吧,不要來找我了。三十年代中國革命遭受了這樣和那樣的挫折,從技術上講,有很多人確實應該付技術上的責任,但你要說從根本上講,誰應該來負責任?那就是斯大林本人。斯大林本人這種自相矛盾的政策把在前線負責革命的人放在一個必然要當犧牲品的位置上。除非他本人改變政策,否則這個基本格局是沒法改變的。

斯大林的做法實際上是這樣的,他儘管講理論講不過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但是實際上他的健全常識比托洛茨基和布哈林都要多。無論托洛茨基嘴上講得多麼清楚,他實際上不知道帝國主義是惹不起的,在蘇聯當時那種國力的情況下,惹不起還要硬去惹的話,犧牲的一定不是帝國主義而是蘇聯本身。所以蘇聯至少需要二十年緩衝期,至少要把國內的軍事工業搞起來,搞到能夠跟帝國主義決一雌雄的地步,然後我才能搞下一步。另一方面,他講經濟方面的理論他當然也講不過布哈林,但他也知道布哈林是錯的。按照布哈林那種循序漸進的方法,首先我們要讓農民富裕起來,把農村的經濟搞活搞好,然後進一步發展輕工業,在輕工業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重工業。所有經濟學家都會說,哎~ 這是最好的、最循序漸進、最穩健的辦法。

但是你有這樣的時間麼?等你先把農村搞好,然後再把輕工業搞好,等你發展到重工業,那就已經猴年馬月了。如果蘇聯是一個國家在月球上,你可以考慮這件事情,但是蘇聯還在國際體系當中。按照你布哈林這種路線,可以說,在未來二十年,蘇聯仍然是一個農業國家,仍然不會有很強的軍火工業,而德國和日本的軍火工業則在突飛猛進。那麼二十年以後,蘇聯會落到什麼樣的下場?就算是我的政策會餓死幾百萬農民,但是我至少可以用我的政策武裝幾百萬先進的軍隊。到底是幾百萬先進軍隊重要還是幾百萬農民重要呢?當然是軍隊重要。有這些先進的軍隊,農民餓死了,以後歷史學家怎麼說我那是另外一回事,反正在我有生這二十年之內,我能夠站得住腳了。你讓農民先富起來,然後等敵人打進來以後,這些富裕的農民,誰知道他們會幹什麼,反正他們不能直接轉化為戰鬥力的。那樣的話,蘇聯滅亡了以後,我們豈不是全都要掛路燈麼?這樣的話你讓農民富起來又有什麼鳥用呢?農民的利益並不是時時刻刻都等於黨的利益。

但是這個理由他又不能寫下來,他不可能說是,親愛的布爾什維克老同志們~ 你們要認清形勢,現在的形勢是,要麼讓農民去餓死,要麼讓我們去掛路燈,你們選擇吧~ 你們願意自己去掛路燈呢還是願意讓農民餓死。這樣說出來的話太政治不正確了,他必須用一些亂七八糟的振振有詞的歪理來解釋他真正要說的話。我剛才描繪的才是他真正要說的話。他看穿了這一點,但是出於政治上正確的目的,他不能這麼直截了當的說,他只能繞著彎的說。但是繞著彎的說表達出來的意思也是一樣的。而且從黨的利益上講,他這麼做是完全正確的,他至少是延長了黨的壽命,沒有讓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那種非常危險和脆弱的情況下,乾脆直截了當的就垮台。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有很多人都是要犧牲的,包括當年跟著列寧革命的那些老布爾什維克,那些一心夢想著世界革命、不到全世界各地去游來游去就不舒服的那些人。其中就包括了越飛。越飛之所以自殺,骨子裡面就是這樣的。他臨死之前給托洛茨基寫了封信,很清楚的表現了他對革命的絕望情緒。在他這種人眼裡面看到的是什麼呢,他在革命前最痛恨的、認為革命以後可以一勞永逸避免的那種庸俗習氣,最後又重新浮上來了。他一輩子跟小資產階級分子作鬥爭,現在卻發現小資產階級在黨內已經掌了權,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勞的。

但是你也可以說,這一切其實都是必然的。像能夠充當革命英雄那種浪人,在任何穩定的社會都只能是社會邊緣人和極少數,能夠充當社會棟樑和構成穩定社會支柱的那些人,必然是比較乏味,滿腦子庸俗習氣和小資產階級習氣那種人。所以從這個角度上來講,你也可以說,托洛茨基特別受知識分子歡迎那不是偶然的,他的理論分析確實是很正確。斯大林當權是一個庸俗勢力的勝利,但是話又說回來,人類本身就是依靠庸俗勢力維持的,如果人人都是知識分子的話,那麼人類肯定早就滅亡了。

斯大林那一套,他的問題呢,就是說是,你按照市民社會的標準來看,他的問題不是他太庸俗,而是他還不夠庸俗。他如果足夠庸俗的話,那麼蘇聯就直接實現資本主義復辟了,那就用不著等到戈爾巴喬夫了,他其實還是不夠庸俗的。但是按照早期布爾什維克的角度來看,他已經庸俗得太多了。這個沒有辦法。你從列寧時代那種一點也不庸俗,發展到戈爾巴喬夫以後那種徹底的恢復庸俗,中間總得有一個過渡階段。你可以從列寧過渡到托洛茨基,從托洛茨基過渡到季諾維也夫,從季諾維也夫過渡到斯大林,再從斯大林過渡到勃列日涅夫,這是一個蘇聯共產黨內部庸俗性和市民性不斷增強的過程。最後增強到積重難返的時候,蘇聯就不存在了。

這個退化的過程差不多是有一種內在的必然性的。就像你可以合理的預測,無論是北魏的鮮卑人,還是金朝的女真人,還是清朝的滿洲人,只要他們搬到中原裡來,變成中原王朝,他們早晚會一點一點退化,喪失他們的戰鬥力,變得跟漢族的官僚沒有什麼區別。這是一個必然會發生的進程。等到他們完全變得跟漢地的官僚沒有區別的時候,他們的王朝也就走到末日了。其實蘇聯的情況也就是這樣的。只有蘇聯共產黨員是一批特殊材料製成的人的情況下,蘇聯才能存在,但是特殊材料是不可避免的要退化為庸人的。斯大林代表著這個退化的一個中間環節。他並沒有像是托洛茨基所誇張的那樣,已經徹底變成庸人了,但他確實代表了列寧時代通向庸俗化的一個中間狀態。

三十年代中國共產黨的黨內鬥爭,為什麼顯得那麼混亂,其根本原因在哪裡,就是因為他們的母體,蘇聯共產黨的黨內鬥爭處在一個極其混亂的狀態。而且現實政治跟理論政治不一樣:理論上的事情、嘴上的事情只是說說算算,說了也可以不算的;現實政治的事情則是必須做出來才算的。為了在不同時期爭取不同的政治正確,你必須繞著彎子說話,把本來其實不符合列寧原意的那種各種各樣的熱月政策,說成是符合列寧原意的、完全符合革命立場的政策。把一國建設社會主義,本來是一種修正主義的東西,說成是完全符合列寧和馬克思原意的那種典型的革命政策。因此就產生了很多需要大量投入辯證法的各種歪歪理論,這些歪理在那些沒有政治經驗以及不大瞭解蘇聯特殊政治環境的初學者眼裡面,看上去是異常痛苦。

我想,任何人去看聯共(布)黨史,最初的印象就是,第一是頭腦一片混沌,第二是極大的痛苦。等到最後說看明白了的時候,就會有一種又欣慰又痛苦又憤怒的感覺:欣慰是因為你總算看明白了;痛苦是,這些話原來說白了就是這種意思,豈有此理,你有話憑什麼不直說呢,本來兩三句話就可以說清楚,你弄這些彎彎繞繞的東西,到底是騙自己還是騙別人。但是確確實實,它有一種後果,他可以騙你先上了船,然後等你上了船以後,發現其實原來是這個樣子的時候,你已經交了投名狀,再退回去也已經沒有路了。有好多人都是在這種情況下,莫名其妙上了船,最後發現自己後悔莫及。瞿秋白可能就是這個樣子的。如果按照他臨死前那些講話的話,如果他事先在去俄國之前就知道共產黨是怎麼回事的話,他可能一開始就不會去了。

孤注一擲

如果他採取混日子的做法,就算再也不能收復滿洲國,也可以在南京坐穩江山,榮華富貴三十年;可他是一個真誠的大中華主義者,熱愛中華民族超過熱愛個人的政治命運,那麼他就必須冒險,拚了老命也要想辦法把日本拖死。

這個時候,毛澤東在黨內開始出現了。他在黨內出現其實是一個異數,因為他不是斯大林培養起來的,也不是蘇聯任何其他領導人培養起來的,也不是上海中央或者是上海遠東局培養出來的。他是一個異數,他是一個夾縫中產生出來的。但是這些力量對他的產生非常重要。因為如果沒有這些力量相互作用,能夠產生毛澤東的夾縫是不可能產生的。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袖是在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仍然在當權的時候培養出來的那些人,還有很多是國民黨左派轉過來的。他們的思想習慣和工作習慣都不大適合三十年代以後斯大林時代的蘇聯那個,你可以說是一個列寧主義的 2.0 版本升級。

2.0 版本跟 1.0 版本有什麼不同呢?1.0 版本,它是一個以恐怖主義為核心,以社會為外圍的一個結構。恐怖主義團體本身對社會沒有責任感,這是它的長處,因為別人都有所顧忌,只有它無所顧忌。它可以把一切都糟蹋掉以後,甩開挑子就走人;而別人呢,都必須自己製造出爛攤子以後自己還要負責收場。所以它的活動自由度要大一些。它對社會抱著一種局外人甚至是敵對的態度,它把社會和資產階級看成同義語,是一種進攻性的態度,它沒有緩衝集團。所以它得到俄羅斯以後,基本上把俄羅斯搞爛了。但是這樣看又是長不了的,它把俄羅斯搞爛了以後,下一步是什麼?肯定是周圍的資產階級國家看到俄羅斯衰弱了以後就來進攻你,然後最後把你吃掉。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列寧主義要麼滅亡,要麼就是通過自然演化產生斯大林主義的 2.0 版本。

斯大林主義這個 2.0 版本是什麼呢?它在列寧主義的核心黨之外,加了一個中間層,一個技術官僚組成的中間層。這個技術官僚能夠在蘇聯實現工業化建設,這給蘇聯提供了合法性理由。以前共產黨是一個革命的黨派,它把俄羅斯本身當作點燃世界革命的工具,也就是說是,我是火,你是原材料,你想想火和原材料的關係是什麼?我是火種,火種遇到原材料會發生什麼事情?我燒光你。燒光你,好把火傳到別的地方去,把別的地方也跟著燒光。但是斯大林的共產黨,它不是這樣的,它仍然是火種,但它也是一個建設者,它把火種投到國外去,但是,它要在國內搞成一個軍事工業體系。軍事工業體系不是革命者、破壞者能夠勝任的,只有技術官僚才能夠勝任建設者的角色。因此他必須給技術官僚一定的特權。他在消滅資產階級之後,必須培養一個資產階級替代品。這些人像過去的資產階級一樣,發揮社會中間層的作用,由他們來組織群眾,組織生產。

無論理論上怎麼講,組織者和被組織者是不一樣的,組織群眾生產的官僚,在生態位上,他跟過去的資本家處在類似的地位,儘管資本家是自由經營的,他們根據市場來相互競爭,而技術官僚沒有市場,他通過國家計委的命令來工作,但是他畢竟是統治者和群眾之間的一個中間環節。因此,斯大林主義跟列寧主義的不同在哪裡?它產生了一個准資產階級,或者說是准中產階級。技術人員和官僚組成了蘇聯社會中間層,這個中間層增加了它的穩定性,也使得蘇聯由一個顛覆集團變得有點像一個國家,靠著這一點,它才不會在其他國家壓力下滅亡。可以說是,斯大林體制,確實像托洛茨基所說的那樣,它是蘇聯向資產階級復辟的一個中間環節。

後來,現在的西方左派其實也是這個觀點。西方左派解釋蘇聯滅亡和冷戰結束的基本理論是什麼呢?這些理論寫得非常複雜,但是我相信我可以用比較簡單的方式把它描繪出來。用一個簡單的公式講,他們的邏輯是這樣的:蘇聯為什麼滅亡?不是社會主義滅亡了,恰好相反,蘇聯滅亡,因為蘇聯也是資產階級。為什麼蘇聯也是資產階級呢?因為蘇聯統治的是誰呢?蘇聯統治的是技術官僚。儘管他們也是共產黨員,但他們是主持工業發展的技術官僚。他們不是西方的自由資產階級,但他們也是跟西方的自由資產階級一樣,是一個主持工業生產的准資產階級。所以我們把資產階級定義改一下,我們可以說,西方的資本家,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本家,和蘇聯的工業家和技術官僚管理人員,屬於同一個階級。這樣一下一切不就都可以解釋了吧。蘇聯儘管形式上不同,但它也是一個資產階級國家。蘇聯的失敗,不但不能說明社會主義失敗,反過來還是證明了資本主義的必然失敗結局。這一下我又可以把我的理論解釋圓了。當然實際上能不能行得通那是另外一回事,但至少從嘴上講,他們算是又進入了一種永遠勝利的狀態了。這個理論中間,除了為自我辯護的層面以外,也是有幾分真實的層面在內的。這個真實的層面就是說,蘇聯確實在斯大林時代產生了一個技術官僚系統,而這個技術官僚系統越來越變得像是蘇聯存在所必不可少的東西。

因此這就影響了蘇聯的對外政策。斯大林在三十年代的對外政策逐漸的轉向,由全方位的革命,轉向聯合西方的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重點圍剿德國這種新出現的威脅。德國和意大利這種法西斯國家,除去罵人的稱呼以外,它到底是什麼東西呢?其實它也是一種演化 2.0 版本。斯大林主義是列寧主義的演化 2.0 版本,是在列寧主義基礎上的升級;希特勒呢,他也是在魯登道夫和舊式的法西斯主義基礎上的升級。舊式的法西斯主義者是怎樣鎮壓無產階級革命呢?它無非就是通過民團這樣的組織,你工人階級不是要組織赤衛隊麼,我也組織反革命的民團,你有你的左派工會,我也有我的右派工會,赤衛隊和白衛隊對打,看看誰能打贏。這就是二十年代的法西斯主義鎮壓二十年代布爾什維克的做法。

但是在蘇聯做了相應的升級,產生了斯大林主義的時候,法西斯主義也相應的升級產生了 2.0 版本的希特勒主義。希特勒主義受列寧主義的影響非常之大,正如列寧主義受魯登道夫影響非常之大。敵人和敵人之間是經常相互影響的,之所以相互影響就是因為你對我的威脅很大,如果你是個無關緊要的人,我基本上不在乎你是什麼,我很難受你影響的。但是你既然對我的威脅很大,那麼我時時刻刻防著你,我反倒可能特別容易受你影響,看你哪兒的破壞性最大,我至少要想出相應的防禦辦法。

而希特勒主義的防禦辦法是什麼呢?它恰好是從蘇聯這兒學來的社會學校和集體管理的做法,它也產生出了對工業體系的一個整體性的管理,要求企業家為了國家的利益調整他的生產計劃。蘇聯有自己的五年計劃,納粹德國也就產生了自己的三年計劃。你從這個名字就可以看得出,三年計劃其實是五年計劃的學生。但是它也有它的升級部分。它考慮到斯大林體制的極度殘忍和低效率,它不是直接採取沒收私人財產的做法,它留用原來的企業家,允許他享有企業的紅利,但是它剝奪了原有企業家的經營權。

其實它幹的事情就是,翻譯成我們現在的語言,它幹的事就是,黨組進駐私人企業。進駐私人企業以後,我不干涉你企業家的一般活動,也不干涉你分紅和投資,但是你的經營活動要符合國家目的,在涉及國家大政方針的情況下,比如說,我進駐的是你的一個報社,那麼你記住,賺了錢歸你老闆和股東是不錯的,但是你報導的整個輿論導向方向,必須符合戈培爾博士的領導,要不我讓你好看。我這個黨組是幹這種的事情的,我不是像斯大林的黨委書記那樣,什麼事,生產活動我都給你具體管起來,但是我通過大政方針的限制把你管起來。

如果我進駐的是,比如說是克虜伯公司這樣的軍火生產廠家,那你就要記住,你不能像以前在十九世紀那樣,我生產出武器來我到處去亂賣,李鴻章同志如果來了以後我就把最先進的軍艦賣給了李鴻章,德國海軍還沒有的東西,我先賣給了北洋艦隊。塞爾維亞人和保加利亞人打仗,誰先來我就先把貨賣給誰,誰出錢多我就把貨賣給誰。以後你們不能這麼做了。你搞生產搞技術還是你們繼續去搞,但是,以後貨賣給誰、怎麼賣法,我們黨委書記要給你進行必要的指導,你一定要聽我們的話。在這個前提之下,你們發財是你們自己的事情,我們不會像布爾什維克那樣打得你們無家可歸,讓你一個錢也沒有,你的錢還是你自己的,但是你怎麼花錢,你的自由受到了極大的限制。

其實納粹體制是什麼呢?它是一個介於共產主義和自由資本主義之間的一個中間環節。納粹德國在各方面的自由度都比布爾什維克要大一些。例如像是,納粹德國你要出國是很容易的事情,它不會像是布爾什維克那樣,你如果生在集體農莊,你就是到農村去也別想,戶口制度絕不會允許你動一步的。但是德國人是可以有隨便的自由的,你只要有錢,你換外匯隨便去換,出國旅遊可以隨便旅遊,如果你旅遊了一段時間以後,你突然留在美國不回來了,也沒有人會管你和追殺你。他比你自由得多。但是你有一個條件,就是說是,你不能直接反對體制本身,你不能反對元首和元首的政策,在這個範圍內,在一般的社會活動中,你其實比蘇聯要自由得多。但是它已經不像是自由資本主義那樣自由了。這就是希特勒主義的實質。

在斯大林看來,這種跟蘇聯更相似的體制,對他來說是比自由散漫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更大的威脅。因此他開始逐步的考慮聯合資產階級民主派來對付納粹德國。這個過程我說得太簡單了。實際上他在這個過程中間,向左擺動,再向右擺動,再向左擺動,再向右擺動,是經過了兩輪折騰的。每一輪折騰的過程中,他都把上一輪的折騰中間執行原有政策的幹部給整個消滅掉了。這個折騰的過程中,有兩個人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一個是西方的弗朗哥,一個是東方的張作霖。西班牙內戰的失敗和滿洲國的建立,對他是一個極大的刺激。在這個來回折騰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在三十年代的主要領導都被清洗掉了。其實這是一個附帶現象,因為他們在共產國際的級別表中間,是比上海遠東局還要低一級的。首先發生的事情是,在蘇聯內部的搖擺和清洗當中,遠東局那批領導,一個個都是不得好死,他們不得好死,他們自己的部下當然也就不得好死,所以這是必然要發生的事情。而由此造成的真空最後造成了這樣一個現象:就是張聞天、王明和所謂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上位。

這些人上位說明什麼問題呢?說明二十年代時期有經驗的那批老人都被清洗得乾乾淨淨了。他們上台的年紀是非常之年輕的,工作閱歷是非常之少的。這其實就是斯大林搞清洗的必然後果。老一代的人基本上都被殺光了。新起來的那批人,他們多半是在十月革命以後才出生的,對革命前的世界沒有記憶,他們是一代新人,他們才是真正十月革命時期設想過的那一代新人,儘管培養出來的樣子不像是列寧當時設想的那樣,但他們確實是一代新人。他們沒有對資產階級世界的記憶,他們的閱歷和層次都要差得多。但他們的忠實程度和狹隘程度也要強得多。這樣做有兩方面效果。第一就是,他們在能力上其實不如老布爾什維克。能力這個問題是從哪兒來的?是從你閱歷的複雜度來的。你在江湖上打滾過,你才會有強大的能力。如果你一輩子在單調的環境中長大,只看過聯共(布)黨史這樣的書,那你,老實說,等你長大以後你基本上就是一個 sb。但是這樣的人思想狹隘,他聽到一點不符合聯共(布)黨史的東西,會真誠的、完全誠實的陷入極大的憤怒之中,他會十分認真的相信黨告訴他的一切,去忠實執行黨的政策。這就是它的好處。

長征前夜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層就落入了這種狀態。同時,斯大林在滿洲國成立和弗朗哥政權紮根以後,在歐洲和遠東都做了相應的政策調整。首先,歐洲的政策調整是核心,遠東的政策調整是次要的。他從弗朗哥政權的勝利、希特勒上台看出的道理是什麼呢?看出的道理就是,現在最大的危險已經轉移了,我們必須跟資產階級民主派聯合起來,必須跟我們原先的鬥爭對象社會民主黨聯合起來,團結一切力量打主要敵人。因為資產階級是很容易欺騙的,共產國際這個招牌我已經用臭了,大家都知道共產國際是用來顛覆我們的,我們需要對它改個名字。於是他發明了另外一個名字叫做人民民主,這個詞是他首先發明,然後後來教給毛澤東的。毛澤東把它改成新民主主義。其實這個詞,現在的記錄很清楚,是季米特洛夫接管共產國際的工作以後,斯大林本人非常得意的告訴毛澤東的。他說的話大致上就是,資產階級是很好騙的,我是內外有別,我對資產階級說人民民主,但是對你們我是說真話的,我老實告訴你,我這麼說是為了欺騙資產階級,但你們不要當真,我們原先怎麼幹,現在還怎麼幹,但是用了一個新招牌以後,我估計能騙他個二十年。

遠東局的命運是跟共產國際本身的命運是一模一樣的。我們都知道,共產國際名義上解散了以後,實際上季米特洛夫還是在莫斯科主持工作,原有的地下指揮系統,他還是照樣運作的,只是名義上把這個招牌給摘下了而已。遠東局的情況其實也是這樣的,它也是摘了一個招牌,原有的地下聯絡系統其實還是照樣運作的。但是在這個摘招牌的過程中間,他可以實現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說,他在歐洲實現了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的歷史性和解。這是他從德國和西班牙失敗中得出的教訓。他在希特勒上台以後就感到後悔,當初如果不那麼集中精力去打垮社會民主黨的話,希特勒不一定能上台,如果社會民主黨還在的話,勢力仍然很強大,說不定就能阻止希特勒。打社會民主黨結果是自壞長征。他在遠東找了一下,按照他對歐洲歷史的瞭解去找了一下,就得出這麼一個結論:張作霖這樣極端反動的人差不多就相當於是歐洲的弗朗哥;像蔣介石這種孫中山的繼承人,小資產階級激進派的代表,那大概就相當於歐洲的社會民主黨了。在張作霖集團和蔣介石集團兩派相權的話,還不如支持蔣介石集團。把蔣介石集團扶起來以後,至少蔣介石會反對日本,而張作霖卻是親日的。所以我們按照團結社會民主黨、反對希特勒和弗朗哥那個先例,我們也應該團結蔣介石來主要對付日本。

這個基本路線確定了以後二十年的歷史發展,因為這恰好也是蔣介石所需要的。蔣介石的邏輯跟他不一樣,他是根據凱末爾主義的邏輯來搞出來的。我們注意一下西亞的歷史,你就可以看出,凱末爾的生態位跟蔣介石很相似的。他首先在跟希臘人打仗、跟歐洲人談判的時候,他首先是借助蘇聯的勢力,在協約國封鎖他的時候,只有蘇聯才能支持他。在這個階段,他跟國民黨一樣,也採取的是聯俄容共的政策,也一度的容許土耳其共產黨發展壯大,在他自己的內部。但是等到洛桑協定簽訂以後,他就立馬做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急轉身,重新投向西方這一邊,把國內共產黨員全都殺光了。然後在 1939 年,跟英法簽訂了互助條約,把土耳其重新納入了西方的勢力範圍。

蔣介石想要做的其實也就是這些。他不是共產主義者,也不信任蘇聯,也清楚蘇聯的危險性,但他相信他能夠拿得住局面,因為土耳其人已經拿得住局面了,利用了共產黨員,把蘇聯的援助騙到了手,然後又出賣了蘇聯。他在四一二政變以後也是這麼樣看的。蘇聯認為蘇聯在騙他,其實他也認為他在騙蘇聯人的。他認為他可以借用蘇聯的力量來把英日帝國主義趕出中國,然後他還有充分的機會,再像土耳其人做掉蘇聯一樣,再做掉蘇聯和中國共產黨。實際上雙方都是相互利用的關係,只不過後來蔣介石輸了。

這個原因其實不是他策略有問題,而是他的基本盤太大。土耳其的問題是,土耳其帝國在一戰以後直接解體了,然後凱末爾就承認了現實,他不會再為了爭取什麼伊拉克或敘利亞的土地,或者為了收復塞浦路斯島,去跟英法帝國主義去死掐,如果那麼死掐一下的話,估計土耳其也是民窮財盡,最後也會落到蘇聯的手裡面。他到此為止。其實蔣介石也有同樣的機會的,他在四一二政變以後,他如果肯直接把滿洲讓給日本,把香港讓給英國,然後反過來跟英日結盟去對付蘇聯的話,蘇聯和共產黨其實也對他沒辦法的。只是他非要打一個抗日戰爭,最後把整個格局就給弄糟了。倒不是說他原先那個政策有多麼不合理。

但是無論如何,在 1935 年前後,雙方漸漸的開始走近了。最主要的奇蹟還是九一八事變以後的外交演變。九一八事變以後,蔣經過多方面的接觸,主要就是確定了一個基本事實,西方國家根本沒有打算替他收復滿洲。從英國人的反應來看,英國人實際上是這個意思:你們雙方都不是好人,你蔣介石 1928 年以後打英租界打了好幾次,現在你打到日本人的頭上,被日本人打了,你簡直就是活該。我們調停的話,頂多是讓你們在中日兩國之間,雙方各自讓一步,我不可能直接去支持你收復滿洲的。而美國人的意見就是,我們從原則上講是如何如何的,原則上是這樣的,但是從事實上講,我們實行孤立主義,美國人民在巴黎和會失敗以後,已經厭倦了舊大陸那些亂七八糟的事務了,你們有事情你們自己去管,我們管好美洲的事情已經足夠了。歐洲國家的態度其實還不如英美,法國和意大利比起英國人來說,更願意和日本人妥協,承認滿洲國的既成事實。

在這種情況下,蔣很快就發現一個明擺著的事實,就是說,情況跟 1928 年以前一樣,他如果真想反對日本的話,唯一真正願意干涉的也就只有蘇聯。那麼他這種情況,就是必須要面臨選擇了。他如果覺得蘇聯很危險,不能再犯第二次錯誤,再把蘇聯引進來的話,他就只能跟東三省說拜拜了。再過二十年,因為日本人在東三省的政策跟希特勒在德國的政策是類似的,他也模仿了蘇聯。蘇聯搞五年計劃,德國人搞三年計劃,滿洲國搞四年計劃。基本就是一樣的。儘管他們也是搞一個妥協政策,他沒有徹底取締資本主義,也沒有徹底取締市場經濟,他只是通過國家指導的投資,把經營的重點集中在鐵路、礦山和軍火工業這一方面,儘可能把投資引到這一方面來。因此滿洲國沒有出現像蘇聯那樣大規模的饑荒,採取了一種比較溫和平緩的發展方式。但這種發展方式仍然是有政府導向在內的,而且導向也是指向重工業和軍火工業的。

所以蔣介石處在這樣的狀態中:三十年代的情況是這樣的,蘇聯、德國和日本以不同的方式,都在採取重工業優先、軍火工業優先的發展路線。它們的發展速度,都比蔣在關內的發展速度要快,因此雙方的發展基本上是處在一種差距越拉越大的情況之下。如果再等二十年,差距不會更有利。應該說是,在 1931 年九一八事變發生的當時,東北的鐵路網就比關內更完善,重工業基礎已經比關內更先進了。在此後的十多年時間內,這個差距在不斷拉大,即使是一般的經濟數據差距都在拉大,如果具體到鐵路網和重工業基礎這方面,那麼基本上是一邊倒,對滿洲這一方面是有利的。

你去看劍橋史那些統計資料的話,就可以發現一個很妙的現象,就是說,他們是按照後來的標準,也就是說,把日本控制的滿洲的工業成就全都算在三十年代的中國當中的,於是得出了一個很不靠譜的高數字。但你如果把這兩組數字一旦拆開來,你就會發現一個很妙的結果就是,三十年代在所謂的中國境內修的鐵路,絕大部分都是在東三省境內修的,關內十八省修的鐵路很少,東三省的鐵路很多。關外的經濟發展很快,而關內的經濟發展只是勉強過得去。所謂黃金十年,好像是發展得還算可以,但是你前後比較一下,你發現他只不過是局部的恢復了北洋時代的速度,而且速度其實還不如北洋。跟滿洲國一比,它就沒法比了。

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如果拖下去,他其實是不會有利的。現在滿洲國採取的是一種雙方不承認,像台灣問題一樣,我說滿洲國是我的固有領土,別人全都不承認,但是我自己還要單方面堅持這個說法。現在我奪不回來,將來我才能奪回來。但是你等到將來奪回來是有一個前提的,前提就說是,將來的我比現在的我更強大。你呢,要麼是比現在的你更弱了,要麼就是發展速度不如我。也就是說是將來的實力對比會對我更有利,這樣我才能夠在將來奪回滿洲。但是實際情況不是這樣的。雙方的發展速度是對蔣介石不利而對日本人有利的。現在就已經有差距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差距越拉越大。實際上蔣是處在這樣的情況下:早打、晚打你都要輸,但是早打的話,差距還稍微小一點,晚打的話,差距會拉得更大。你要想贏,靠你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的,只有依靠外力。依靠外力,將來的外交形勢是怎麼樣,無法判斷。

但是有一個很大的可能性就是,因為時間是合法性的來源。可以說,有很多政權,在它開始建立的時候是不合法的,但是時間長了以後,最初通過搶劫建立的政權,被搶劫那一代人漸漸死光了以後,新出生的一代人沒有見過當時的記錄,慢慢的他們就會覺得這是一個合法政權。大清入關的時候,開始的政權也是搶來的,但是在後來在清朝滅亡的時候還是出了一批遺老遺少,因為他們沒有見過大清開國時的殺戮,對他們來說,大清是在他們出生以前就存在的東西,好像他們已經習慣了大清的統治,在大清滅亡了以後,還覺得很不習慣。合法性往往就是這樣產生的,是時間產生的。開始的時候,第一代人看著日本人怎樣入侵滿洲,還可能對這種入侵抱有一種憤怒,時間長了以後,誰知道他們會不會像是大明的子孫後代習慣大清一樣,就習慣了滿洲國了。國際社會會不會也是像是這樣的,像現在在西撒哈拉一樣,摩洛哥首先入侵西撒哈拉的時候,國際社會也譴責一陣子,但是,因為國際社會在最初幾個月沒有派兵去打它,時間長了以後,誰也不肯派兵,慢慢的就習慣成自然了,好像西撒哈拉就變成摩洛哥自然的組成部分了。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特別由於日本人在滿洲國的建設相當成功,會不會過了二、三十年以後,滿洲國的人民漸漸就習慣了,而國際社會也就慢慢習慣了,也就不再有伸張正義的想法了。這種可能性是很有可能發生的。在將來,我和滿洲國之間的實力差距會越拉越大,對我更不利,而國際社會對我的同情越來越少,接受既成事實的可能性越來越大,那我還不如在現在,實力差距還比較小,而國際社會還不大願意承認滿洲國的時代,我搞一點合縱連橫的手段,盡快的在我還能夠控制的這個時間線內把這個問題解決掉。可以想像,他當時面對的就是一個非常尷尬、怎麼樣都不好的情況,只能在兩害相權中取其輕。

這就看他的價值觀了:如果他採取的是一種混日子的做法,就算以後,再過三十年,滿洲國會真正搞成獨立,以後我再也不能收復,但是在這三十年之內,我可以在南京坐穩江山,榮華富貴三十年,以後的事情我們可以交給更加明智的下一代去辦理,那樣的話,我很可能會採取一種拖時間的辦法;但是如果我是一個真誠的三民主義者、真誠的大中華主義者,我熱愛大中華民族超過熱愛我個人的政治命運,那麼我就得說,我必須冒險,在我有生之年,在最近十年內,拼了老命也要想辦法把日本拖死,這樣做我能夠收復滿洲,但是即使是我要冒風險,在這十年內毀掉我自己,但是毀掉我自己,好了中華民族,這樣做是值得的。

從這件事情你就可以看出價值觀。如果有些人在這種情況下做出了一個選擇,選擇的內容是,下一代人會更明智,我希望下一代人去處理,你就可以判斷,這樣的人無論在理論上信仰什麼意識形態,他實際上真正想的是,先混過幾十年的榮華富貴再說。如果有些人採取冒險行動,拼了老命,就在有生之年打這一仗,你也不用管他自己怎麼說的,或者別人對他怎麼評價,實際上這個人他就是一個狂熱的民族主義者,他把他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看得比他個人的短暫的政治利益和榮華富貴看得要重得多。這就是一個很好的鑑別標準。什麼叫做老吏斷獄,就是要深入物理人情,深入個人的心理結構和他所處的環境中去判斷,這樣你才能夠看得出他到底是什麼樣的人。我現在看出來的這些東西,在三十年代其實不是秘密,大多數人,像胡適那些人,心裡面都是非常清楚的。最後等到各人做出選擇的時候,他實際上是什麼人,實際上大家都已經心裡有數了,他想要幹什麼,實際上也都是心裡有數的。

在這個生態位當中,蔣和蘇聯達成協議是在 1935 年,是在上海和共產國際的代表達成協議的。在這個過程中間,至少在形式上遭到拋棄的就是中國共產黨。因為要和國民黨打好交道的話,那麼蘇聯需要做一定的犧牲,就是說你至少在形式上要放棄在國民黨內部鬧革命的企圖。於是,王明和張聞天這種人就要面臨一定的挫折。上台的人,或者說他必須要改變政策,相應的把他們的政策調整到統一戰線的這個路上。毛澤東在這個時候產生,實際上是有一定的偶然性的,因為照斯大林的原有做法,就是說是,我改變政策以後,把原來執行政策的埃韋特那批人,還有米夫這群人召回蘇聯去,然後很快的把他們殺光了,然後米夫手下的這批下級,也就是王明和張聞天這種人基本上也是沒有什麼希望了,你的上級都已經被我殺掉了以後,我不殺你已經是很不錯了,不可能再讓你發揮什麼重要作用。這時候的中國共產黨,對他來說是一個棄子的作用。

實際上,照斯大林的作風來說,如果蔣介石在這個階段要求他做掉中國共產黨的話,蘇聯也不一定不答應。因為斯大林在需要跟別人達成協議的時候是心狠手辣的。後來英國人跟他達成協議的時候,要他出賣希臘共產黨的時候,他是眼睛都沒有眨一下就把希臘共產黨給出賣了。他對中國共產黨不見得會更愛一些。但是蔣介石沒有這麼心狠手辣,他是按照小資產階級想像去考慮問題,他認為中國共產黨畢竟是蘇聯共產黨的下級,所以要達成協議,是雙方都要讓步的,蘇聯要支持國民黨在東北實行抗日的政策,而他也願意在南方的剿共的過程中間給你放一馬,容許共產黨退到西北去。他的策略是怎麼樣呢,讓共產黨退到西北,第一,西北是窮地方,對他沒有關係;第二是共產黨退到西北蒙古邊境那個地區,可以把蘇聯拉進他的對日戰爭中間去,可以把蘇聯、蒙古和日本在蒙古邊境地區引起衝突,這樣做蘇聯就不得不履行他那種支援中國抗戰的承諾了。這個雙方都是有各自的打算的。

在這個過程中間,按照正常的現實政治的邏輯,蘇聯和蔣介石以反日為目的聯合是需要犧牲品的,而這個犧牲品應該就是中國共產黨。而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在這個格局下不但沒有被犧牲反而發展壯大,那你就不得不說,這主要是毛澤東的功勞。這是千真萬確的事情,這不是毛澤東後來編造的神話,或者故意誇大自己的作用。如果在三十年代以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繼續嚴格執行斯大林的政策的話,那他們多半的下場就是像西班牙共產黨或希臘共產黨一樣,變成了斯大林統一戰線的犧牲品的。而蔣介石之所以如此自信滿滿的跟斯大林達成協議,也是因為他覺得,中國共產黨應該是沒有別的路了。他想像不到會出現毛澤東這樣陽奉陰違的人物。如果中國共產黨的上層都是老實人,像王明那樣,斯大林吆喝一聲,統一戰線統一戰線,保衛馬德里保衛馬德里,於是全體中國共產黨員就像西班牙共產黨員一樣,扔掉延安不管,婦女兒童都披上戎裝,跑去保衛大武漢了。

按照斯大林的格局觀,他是按照歐洲歷史的方式來考慮遠東的,他不熟悉遠東的實際情況.。那麼肯定,保衛武漢就是相當於保衛馬德里,蔣介石政權就相當於是西班牙共和派,共產黨政權還是相當於是西班牙的共產黨,為了保衛馬德里或者保衛武漢,那麼西班牙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當然應該到最危險的地方去,為抗戰做出表率,如果你在這場戰爭中被消耗光了,那也是你作為共產黨員的義務。既然是蘇聯要求你們在西班牙這個反法西斯前線做出犧牲,那你犧牲掉就犧牲掉吧。如果按照王明那種規劃的話,大家都去保衛大武漢去了,那就是等於說是,共產黨變成了國民黨的盾牌,作為人肉盾牌優先犧牲掉。而毛澤東,眾所周知,他採取了相反的政策,所以國民黨反倒變成了共產黨的人肉盾牌。

其實蘇聯的做法是這個樣子的,蘇聯之所以讓共產黨做國民黨的人肉盾牌,主要是為了換取國民黨做蘇聯的人肉盾牌。如果國民黨不肯做蘇聯的人肉盾牌,那麼日本打擊的第一個目標肯定落在蘇聯頭上,那樣的話蘇聯本身就變成人肉盾牌了。所以我必須誘使國民黨去首先跟日本打仗,讓國民黨當人肉盾牌。但是國民黨又不是省油的燈,他不見得肯白白的給你當人肉盾牌,當然需要給一點好處,那麼為了給一點好處,這些給他這些好處的人就包括中國共產黨。所以,照斯大林的想法就是這樣的,我把中國共產黨送給國民黨當人肉盾牌,作為我表現誠意,然後國民黨就去抗日了,抗日的結果是國民黨當了蘇聯的人肉盾牌。這樣,雖然我犧牲了中國共產黨,但是我已經得到了國民黨這個更大的人肉盾牌,我還是劃得來的。

蘇聯和國民黨這雙方的算計中間,都沒有料到中國共產黨居然能有膽子或者是有能力不去當這個人肉盾牌。這件事情,不要說是在三十年代的共產黨領導人誰都想像不到,蔣介石想像不到,就連毛澤東自己最初開始也不見得有本事想像到他能夠做成這件事情。其實他也是走一步看一步。在最初他跟王明掐的時候,是一個試探性的動作,他最初是想把王明做掉的,但是他跟蘇聯中央打了很多報告,說是王明這個壞那個壞什麼什麼的,其實這些事情是真是假無關緊要,但總之是反映了他想做掉王明的企圖。但是季米特洛夫出來發話說,你不能這麼做。他知道季米特洛夫的話是代表斯大林的話,所以馬上就不敢再堅持了。

同時中國共產黨內,當時還不完全是他的人。毛澤東起家時間太晚,儘管他是一大代表,但是我們要知道,在中國共產黨這樣的外圍和下一級中,出頭露面的一大代表不是最重要的,至少他的地位遠遠不如周恩來所領導的那些地下特工組織重要。因為一大代表是要拋頭露面的,要拋頭露面的,就不是最重要的人。重要的人就是那種不能拋頭露面的角色。像周恩來在二十年代初期的時候,地位明顯是比毛澤東要重要的。他在上海活動,而蘇聯對上海比內地的掌控更嚴格,在上海活動的人的級別是要更高的。從上海培養出來的人,很容易到莫斯科列寧學院,進了列寧學院以後,你可能會被派到歐洲或者美洲去混,搞國際工人運動,搞完了以後再回來,走這條路線的人的級別是比留在內地的人要高得多的。

毛澤東之所以後來起來,原因不是因為斯大林重視他,也不是因為他有多強,就是斯大林在三十年代這個反覆折騰和清洗的過程中間,把他早期提拔出來的那些比較高級的經營人,要麼是殺掉了,要麼是罷免了,總之是突然留下了一個真空期。而且由於他在跟蔣介石達成協議的過程中間,本來已經打算把共產黨給拋棄了,既然是已經打算拋棄的東西,給誰就無所謂了。就好像是你扔進垃圾箱裡面的東西,誰撿去了對你都無所謂一樣。所以,毛澤東在長征後期突然奪取政權,如果這件事情發生在上海的話,恐怕斯大林會馬上做掉他;或者是發生在較早的時間,在 1927 年的時候,蘇聯的任何領導人都會做掉他。

但是在抗戰前夜就不重要了,因為紅軍長征這個事實就是表明什麼呢,蔣介石已經履行了 1935 年的諾言,把紅軍放到蒙古邊境去,這件事情開始的同時,就已經表明著蔣介石和斯大林雙方都已經在履行他的諾言了,在這個諾言之中,消失在西部荒野地區的那支紅軍變成了一個可有可無的東西。毛澤東突然撿到這個可有可無的東西,最初的時候共產國際還不知道,等到知道了以後,他有點意外,但是也不太難過,因為這些東西本來就是他已經打算扔掉的東西,然後扔掉的東西突然被毛澤東撿回了,他覺得,等於是一個雞肋吧,我本來已經不要了,現在你撿回來了,好,你撿回來就歸你,讓你留著吧,反正我也沒指望你派什麼用場了,今後主要是我跟國民黨打交道的事情。這就是他當時的心理狀態。

而毛澤東呢,他其實是心虛的。因為他對權力結構有清楚的地方也有不清楚的地方;首先他是共產黨內部混出來的人,他當然知道斯大林是能夠做掉以前的所有領導,也能夠做掉他的;但是另一方面,他處在比較土鱉的地方,他經常按照三國演義和水滸那種方式搞權力鬥爭,對於莫斯科的高階級,他基本上沒有什麼瞭解。所以他心裡面是慌的。他知道他推倒張聞天的手段不是很合法,按照共產國際的規矩來說,等於是一種先斬後奏的做法。他去和張國燾作鬥爭的做法,則是一種非常無奈的做法,等於是借助敵人的手。雙方都在敵對勢力的包圍之中,你掐我我掐你,理論上誰對誰錯那是次要問題,關鍵是誰能活下來,然後毛澤東的政策就是,我逃跑得比你快,等我首先向安全地帶逃跑,把你留在後面給我擋槍,然後,等你留在後面,你的部隊快要打光的時候,無論誰有理誰沒理,反正我的部隊剩下就是我贏。

他掌握政權的手段,既然是這個樣子,他心裡面自然就非常害怕大老闆追究他責任,萬一大老闆不承認他是中國共產黨的合法領袖,或者是要派別人來收拾他的話,他其實沒有什麼必勝的把握的,至少在三十年代那種情況下,他是沒有什麼必勝把握的。所以後來延安的第一個機場迎來第一批飛機,迎來了從共產國際經過新疆那條路線派來的第一批共產國際代表的時候,他做出了非常諂媚的表現就是,崑崙山上的神仙下凡諸如此類的話,總之是非常離譜的,哪怕是按照中國歷代王朝那種拍馬屁方式,也是極其肉麻的話。其肉麻的程度,只有在抗戰初期他熱愛蔣委員長的那些情書可以相比。

但是這些肉麻的話,你不要以為他純粹是為了表演,這些部分有一部分是反映了他發自內心的感激。因為他在這些人來之前,是等於處在一種待決之囚的狀態之中的。他沒地方可以跑,跑出去投到蔣介石的懷裡面他也沒有什麼好日子可過;留在這裡面呢,他也不知道斯大林是不是承認他,萬一斯大林突然翻了臉,共產國際來一個欽差大臣,這位欽差大臣一旦降落了以後,第一句話就是,毛澤東篡黨奪權,罪該萬死,那怎麼辦呢。他當時在陝北那一點核心部隊,對付張國燾或者是對付劉志丹那還是沒問題的,但是如果來一個蘇聯代表,就即使是他當時弄出來的那些核心部隊也不一定會跟著他走的。

沒想到蘇聯代表一來以後,他就帶來了斯大林的旨意,斯大林居然承認他了。他這種感激之情那是發自肺腑,終生難忘的。你要懂得人類的心理狀態,就要明白,你在危機困苦的時候,有人給你一飯之恩,你一輩子都不會忘;你在榮華富貴的時候,別人給你送一百萬大銀,你都不會當回事兒。為什麼呢?因為你在窮困的時候,多拿一碗飯和少拿一碗飯關係到你能不能活得下去的問題;而你很有錢的時候,別人給你一百萬,你無非是稍微好了一點點,沒有你那一百萬,其實我也不在乎。

像光武帝為什麼在成功以後他非常懷念當時在河北被王朗追殺的時候,跟他一起同吃麥飯那些人。那麥飯對他非常珍貴啊,當時他像逃犯一樣四處躲藏,如果找不到那碗麥飯的話,說不定他就餓死了,也就沒有東漢了。以後他掌權以後,已經是天下共主了,就算是別的州縣給他送來無數黃金,他也不稀罕你那點黃金,他高興要黃金的話,身為皇帝,什麼樣的黃金得不到呢。成吉思汗也是這個樣子,他被其他部落追殺得只剩下十三個夥伴,在沃勒遮拉河飲黑水的時候,那點髒水給他的印象寶貴,那些髒兮兮的水是他唯一能夠找到的水,要不然他很可能在被追殺的過程中就渴死了。從他變成天下之主以後,他哪裡缺這點水,他一聲令下,會有多少人跑到最好的礦泉那兒去給他送礦泉水出來。這時候你送給他再好的禮物,他也不會像是懷念當初那點髒水那樣懷念。

對於毛澤東來說,三十年代斯大林這個不殺之恩是對他異常重要的。但是到五十年代的時候,你就是給他送一百五十架飛機他也不太感激了,因為他那時候好歹已經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了,不給他一百二十架飛機他也是主席,少給他一百二十架飛機他也是主席,多了這一百二十架飛機他會強大一點,少了這一百二十架飛機他會弱一點,但是還不至於馬上滅亡,得到一百二十架飛機以後,他會更強一些,但是也不會強多少。這種情況下你給他送禮,就不要說是送飛機了,就算是送原子彈,他也不感激你,因為他這個基本盤已經弄到了。所以赫魯曉夫後來實際上是把原子彈都送給他了,但是他最後還是掐赫魯曉夫。

你要真是從客觀標準來看,赫魯曉夫對他比斯大林要好得多了,斯大林那麼刻薄,只給一點點,赫魯曉夫給得要多得多啊。但是赫魯曉夫給的時候,他自己已經有了那麼多,給得再多他也不珍惜的。斯大林給的時候,他雖然給得少,但他是很珍惜的。而且赫魯曉夫來的時候,他就算是還處在弱勢,他也覺得,現在的蘇聯領導人至少要殺我已經辦不到了。而斯大林跟他打交道的時候,斯大林要殺你,不會比殺李立三或者是殺埃韋特那種人困難多少,說兩句話,你的人頭就落地了。不要說是給你東西了,就算是讓你活著,就是對你莫大的恩典。這個恩典是實實在在是沒齒難忘的恩典。

因此在這個過程中間,其實毛澤東是很懂分寸的,他要做到在各方面之間都周旋好,各方面哪一方面都不能得罪。斯大林的意思是要他搞好統一戰線,意思就是說,你要做我的禮物,去替蔣介石犧牲,這樣做蔣介石才肯替我犧牲。他不能夠公開違背斯大林的意思。因為斯大林要他對蔣介石好,所以他也不能公開違背蔣介石的意思。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要根據他在中國內地長期鬥爭,以及他從三國水滸之類舊小說學習的經驗,他明明知道這樣當犧牲品是一件很傻的事情。他跟其他共產黨員不一樣。如果他真是十月革命那種黨校、列寧學院一路培養出的幹部的話,說不定他真會相信共產主義的真理,為共產主義犧牲多麼值得那些話。

但是他不是。他是在年紀很大的時候才加入共產黨的,他早年的生活早已把他的性格決定了。他在投靠共產黨以前,已經投靠過胡漢民和其他許多人了,在政治上已經是有過很多次不同的投機了。可以說是性格、價值觀已經固定。所以說,一個人在中年以後搞的投機,是很難改變他的基本價值觀的。他不可能完全信仰共產主義。他後來跟著共產黨走,說得難聽一點就是說,因為他已經上了這條船,沒有別的選擇了。而且人在中年以後,你如果再重新改換職業,這個機會成本是損失很大的。但是他不可能像是其他那些從小就是共產黨培養大的人那樣,真心實意的願意把自己都去犧牲掉。所以他一定要在這個夾縫中間想辦法,讓自己不要犧牲,寧肯讓別人去犧牲。

所以他這種政策必須要分為幾個步驟。第一個步驟,最核心的步驟,他必須鞏固他在延安的地位。這個鞏固就要做到兩點。第一,他要做人事上的調整。他在共產黨中央是後來的人,必須要培養出一些自己多多少少能夠信得過的人馬,而且由於共產黨組織最核心的部分是它的情報部門,如果情報部門繼續留在周恩來這種人的手裡面,那他是寢食難安的,如果繼續留在陳賡這樣的人手裡面,那他也是寢食難安的。他要控制情報和組織這兩個系統。但是這兩個系統本質上講是由蘇聯一脈相承培養出來的人控制的,他要在這些系統大動干戈的話,如果引起了斯大林的懷疑,斯大林懷疑你要背叛他,那你會馬上完蛋的。所以他必須掌握好這個剃刀邊緣的分寸。第一,他要向斯大林說明,我做結構上的、人事上的調整,我不是針對蘇聯的,我調整以後只會更加忠於蘇聯;第二,在調整的過程中間,他又要實現自己對共產黨本身的改造。這兩點要同時做到是異常困難的,必須真正是非常精通人情事理、又非常擅長玩兒權術的人才能夠做到的。

我們現在知道他已經做到這一點了。看他的步驟,他主要就是靠兩個人做到的。一個是康生,一個是劉少奇。這兩個人的特點是什麼呢?第一,他們都是蘇聯嫡系的人,他們在黨內起家的時間,其實都比毛澤東早,而且是比毛澤東更靠核心的人物。毛澤東是一個游擊英雄,等於說是,按照蘇聯的術語來說,其實他是一個圈外人。游擊英雄這些東西就是不是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幹的事情,是帶一點江湖草莽性質的事情。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幹的事情是組織工作,工人運動這些,劉少奇一開始就是搞工人運動出來的,周恩來一開始就是搞情報工作的人,這些人是比較內圈的部分。毛澤東呢,他搞的那套梁山好漢式的做法,是比較外圍的東西。如果人家翻一翻臉說你是游擊習氣,槍斃你都有可能的。游擊隊員出身的人要在紅軍中間出頭,甚至爬到中央委員會,那是絕無可能的事情。但是正因為你是外圍,所以你自由活動的餘地就比較大。

他現在既然通過長征已經上位了,你又要達到既讓斯大林滿意、又要讓自己站得住腳的這個目的呢,那你就要在情報系統組織內部選新人。這個新人要滿足兩個條件:第一,他必須是蘇聯信得過的人,必須是蘇聯原來培養的人;第二呢,在這個前提之下,他是能夠跟你交好,能夠看清形勢,看出我毛澤東是個人才,為我毛澤東服務是不會吃虧,然後我們今後結成緊密聯盟,是有勝利希望這種人。所以說這個人必須自己既有能力又有眼光,跟毛澤東還要能夠投契。在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符合這標準的兩個人就是康生和劉少奇。毛澤東在黨內的主要地位,包括整風運動、毛澤東思想的發明、毛澤東在黨內作為領袖地位的確立,這主要是劉少奇的功勞,主要是劉少奇把他捧起來的。在情報部門內部,所謂的中央社會部內部,確定毛澤東的統治地位,主要是康生做的。

劉少奇做的事情在明處,所以大家比較清楚,現在很少有人不知道整風運動和劉少奇發明毛澤東思想、捧毛澤東的事情。但是康生到底做了些什麼,有很多事情仍然是在迷霧之中。他做過很多很神秘、很莫名其妙的事情,例如像是江青從上海來到延安的時候,中央社會部首先是報告,中央社會部的主席就是毛澤東,說江青是國民黨的特務,他們說這句話的依據到底是什麼,我們現在沒有人知道,但是,康生作為中央社會部的副部長和實際當家人,向毛澤東做一個報告說江青不是特務,然後從中央社會部又拿走了一些文件,然後江青就順利的在魯迅文藝學院安下家來了,然後江青莫名其妙的和毛澤東好了起來,其他的中共領導人全都反對,又是康生跳出來說了幾句話,然後說了幾句話以後,其他人全都不吱聲了,江青和毛澤東就順利的結了婚了。就連這些浮在表面上的事情,到底真實的內幕是什麼,就是沒有人真正知道。

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毛澤東當了中央社會部主任,透露的是什麼信息呢?就是,第一,他想抓緊情報部門的權力,他已經看出了核心情報部門的重要性。因為以前像陳獨秀、瞿秋白那些,像向忠發那些領導人,他們沒有自己去兼任中央社會部主任,也就是說,中央社會部的前身是政治保衛局,政治保衛局的局長不是由黨的主席直接兼任的,而毛澤東是第一個直接兼任中央社會部的人,他已經看出了職務的危險性和重要性。這說明他是一個很有遠見和政治判斷力的人。按說他是個鄉下出來的土鱉,又處在比較遠離黨的權力中心的地位,要看清這一點不大容易,因為有好多處在上海中央內部的人,都喜歡那種炫耀性比較強的位子,而不大喜歡像情報部門那種隱蔽性很強、實權很大,但是不大顯眼、不大閃閃發光的角色。而毛澤東接觸中央系統的時間不是很久,他居然一眼看出了情報系統的厲害,這可以說是,他已經比資產階級世界大多數政治評論家和共產黨內的許多實際政治家看問題眼光准。

你就算說是,毛澤東這個人就算在別的地方有很多壞處,但他確實是判斷權術和人際關係這方面有一定的穿透力,這個穿透力比大多數人要強。這種能力很可能是天生的,就是說是,你如果教一個人下棋的話,有些人你就是教不會,有些人看了幾步棋局以後,觸類旁通,他學得非常之快。這一點,你簡直搞不清楚先天差異是什麼,反正就是有的人怎麼教也教不會,有些人是一點就會。毛澤東在權術這方面,他一定就是這種自學成才、無師自通、一點就通那種角色。所以他接觸了很短的時間,他已經看出了這個部門的重要性。

但是第二,他在這個部門中完全沒有自己的人,憑他在三十年代初期那種江湖式的經歷來說,他接觸不到這個系統的人,也沒法控制這個系統。他當了這個社會部的主席,並不能說明什麼問題,這是流於形式的,如果你掌握不了下面的幹部結構,你歸根結底還是不能真正掌握這個系統。所以這個副主席康生就變得異常重要了。康生一定是跟毛澤東做過非常密切的交談,因為康生自己也是有黑歷史,有很多材料說是,後來有很多人黑他,說他在上海跟國民黨做過什麼什麼交易或者諸如此類的東西。這個不大可能,或者說也不大有意義,因為國民黨當時的政治氣氛跟後來共產黨掌權以後不一樣,也就是說國民黨抓到共產黨黨員以後,你很容易就被放出去的,只要你大體上寫一個聲明就是說,我現在已經認識到共產主義的錯誤,我以後再也不跟共產黨打交道了,人家很容易就把你放出去的。有好多共產黨員,很可能包括劉少奇,都幹過諸如此類的事情。這件事情並不能表明你跟國民黨做過什麼真正的政治交易,因為國民黨比共產黨要好忽悠得多。康生那些事情到底是不是這樣,那還很難說,因為他除了這些事情以外,他跟上海的東正教徒有聯繫,而東正教的系統,代表著克格勃的內圈,等於說是克格勃在全世界滲透宗教組織的一部分,跟他指揮的共產黨這個系統不是一個系統。

所以,這些草蛇灰線聯繫在一起,給人的印象就是,至少給我的印象就是,康生這個人,他在共產黨,即使是在共產國際的情報系統中間,也是一個非常特別的角色。他到底是不是負有蘇聯內核一個更核心的使命,比如說像是內保系統,他可能負有更核心的上級出來,考察其他情報部門的特殊權力或者特殊使命,所以他才能夠在各個部門之間來回跳躍;或者是他真有其他身份或者什麼的;或者說,他雖然沒有其他身份,但是他是一個慣於渾水摸魚,而且判斷力特強的人,他在這種各方犬牙交錯的形勢之下,認為有必要為了自己的利益,向各方面做些試探,在試探的過程中間,給自己找到一些必要的信息。這些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但是都是無法證實的。

但是無論如何,他在陝北跟毛澤東做過相當於是輸誠式的表白。後來有些人記載說,他坦白的內容是,他交待了他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時期的很多疑點,促使毛澤東信任他。但這個說法肯定是不正確的。因為照毛澤東當時的處境來說,他如果不信任康生,那麼原因肯定不是因為康生背叛了黨或者背叛革命事業什麼的,他需要康生的主要理由,就是他需要在情報部門內部有瞭解情報部門內部而又願意忠於他的人。

其實我想,如果康生真的有什麼污點的話,對毛澤東是更好而不是更壞。如果他一點兒污點都沒有的話,毛真的不能夠有把握完全控制他。你想,如果康是個無懈可擊的人,那麼即使是雙方口頭達成一個聯盟的協定,康答應說是要擁護毛當主席、鞏固他的權力的話,毛真的能夠完全信任他麼?如果毛手裡面一點都沒有他,沒有什麼可以給他,也沒有什麼能夠讓他害怕的東西,而且在共產黨系統內部,你可以說是,你掌握有能讓別人害怕的東西,比掌握有能夠讓別人高興的東西還來得更重要一點。

當然這些都只能是純粹猜測。他們到底達成了什麼交易,康生到底向毛澤東坦白了什麼,我們不可能知道。但是我們知道這樣做的後果。後果就是,康生至少是在最初十年是充當了毛澤東在控制情報系統的一個代理人。在這個過程中間,周恩來和李克農的勢力好像都邊緣化了,他們漸漸的被排擠到從此到白區工作的範圍內部去了,而中共的情報系統內部漸漸的產生了一個新的系統。

大家要清楚,就是說,建國以後,白區黨和紅區黨的鬥爭是非常激烈的。但是在毛澤東當權以前,白區黨和紅區黨的區別並不明顯。如果說有什麼區別的話那就是:白區黨才是真正的黨;紅區黨都是黨控制下的苦力和外圍,根本不重要的。雙方發生分裂,而且紅區黨好像顯得比白區黨更核心,那是由毛澤東開始的事情。康生在這個過程中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有他在,紅區黨才能存在一個組織核心,而且因為這個組織核心更接近於毛主席的緣故,漸漸的還產生出了一種紅區黨優於白區黨,最後鬥倒白區黨的整個趨勢。而劉少奇就不是這樣的,劉少奇他主持的仍然是白區的主要工作,他繼承了比較早的傳統。這一點其實是已經是注定了他們後來的結局:為什麼劉少奇後來會變成黨務官僚系統的領袖,被排擠到外圍,最後被鬥倒鬥死;而康生為什麼會終毛澤東一生都處在神秘而隱蔽的地位。

在康生死以後,沒有人能夠說清楚他到底幹了些什麼,也沒有人能說清楚他到底幹了什麼壞事和好事。鄧小平和他的同事把康生說得如此之壞,但是又沒有說出他到底幹過什麼具體的壞事。照他們攻擊康生的那些言論來說,好像真的不能說康生比其他人更壞,因為他們說康生幹過的那些壞事,跟鄧小平他們自己幹過的那些同樣的壞事相比,好像一點兒也不會更壞啊。如果康生幹過這些事情就是壞事的話,至少就我瞭解的話,鄧小平幹過的事情比這嚴重得要不知道有多少了,無論按照人類的標準衡量還是按照共產黨的標準衡量,我都可以在鄧小平身上找出比這更多的黑點啊。但是,既然鄧小平反對康生,而且黨內又有這麼多大佬都跟鄧小平一個意見,所以康生肯定是幹過什麼的。

所以合理的推論就是,他確實幹過什麼,但他幹過的這些事情是如此的危險,以至於你不能公開說出來,你只能夠用其他一些罪名來掩飾它。就好像說是,我要整一個人,但是我不能說出他真實的罪名,我只能說他生活作風有問題或者說是奢侈浪費,別人一想到就會覺得,奢侈浪費、貪污腐化或者其他什麼事情,這不都小事麼,大家不都幹過麼,為什麼要特別處罰他,肯定有其他什麼原因。但是其他原因是什麼?誰也不知道,誰也沒法知道。但是你可以肯定,他能夠說出來的這些原因大概不會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發生了什麼事情,不好說。而且很可能,最大的可能就是,跟毛本人有聯繫,而且跟毛鞏固在黨內權勢那個過程中間有千絲萬縷的聯繫,這個聯繫大到這個程度,以至於如果把這個聯繫拖出來的話,牽連的人可能不是毛一個人,可能會牽連到周恩來或者劉少奇或者牽到其他什麼人,以至於造成後來很尷尬、很難收場的情況,因此是提都不能提的。我覺得這個說法,這雖然也是毫無實證的假設,但是相比於其他同樣毫無實證的假設相比,這個說法似乎是最符合共產黨內政治生態、因此可能性最大的假設。

毛澤東在黨內的經營是一方面,在白區方面,他的作用是比較被動的。首先,白區工作,他自己是不熟,也幹不出什麼成績;第二就是,白區工作是斯大林本人親自關心的東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根據全世界的一盤棋來判斷的,毛澤東這個地方性領導還沒有資格對這些工作發號施令。例如像東南局常駐上海,它從事的有些工作是完全超出中國、甚至超出亞洲範圍的東西,有很多資助是從墨西哥和美國來的,有很多指示從那兒來的。饒漱石從列寧學院出來,從美國回來,直接就去東南局工作,就很能說明問題了。在斯大林的算盤當中,可以說他在美國和歐洲的經營是最重要的,在東亞還是次要的,東亞的下級很可能是處在一種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知道應該幹什麼,但是不知道上級要你幹這些事情的理由。而東南局在這個方面,由於它佔領了遠東局的生態位,他跟資產階級世界有非常廣泛的聯繫,它所從事的工作的複雜性是延安這個角落裡面所想像不到的,但是延安必須依賴它。無論從物資方面、組織方面和信息方面,上海都是一個極其重要的窗口。美國共產黨是離共產國際中央是非常近的,它根據在美國的形勢、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統一的形勢,來考慮遠東的大局。這些大局反饋到上海,然後反饋到東南局,最後才來到延安。在這種情況下控制局勢是非常微妙的。

毛所採取的政策,你得說是,差不多是他在這種局面下能夠採取的最好政策。他的政策就是,第一,他基本上是順勢而為的。主持武漢抗戰的不是毛澤東,而是王明,它是王明在莫斯科的直接指揮下所從事的。從事東南局工作的是劉少奇和饒漱石,這兩個人都是毛澤東以前黨的舊系統,毛澤東也很少干預他的工作。他的手段是通過中國傳統的那種人事干涉的做法,避免讓東南系統的領導形成太大的團結,希望讓他們彼此之間掐來掐去。像饒漱石和劉少奇最後就變成敵人了,這跟毛澤東的挑撥是很有關係的;後來饒漱石和陳毅又結成死敵,這也跟毛澤東的挑撥是很有關係的。

這一點你從後來的黨史記錄就可以看出來,儘管他們的語氣不同、價值觀不同,但是即使是從價值觀不同的敘述當中,你也可以看出很多真相來。例如像黨史的記載實際上是這樣的:它把毛澤東塑造成一個無比偉光正的角色,說他在饒漱石跟劉少奇掐的時候、饒漱石跟陳毅掐的時候,保持了非常公正的立場,讓各方面都各得其所。但是對於一個精通權術的人來看的話,他採取的政策實際上是這樣的:他向所有各方都放出虛假的希望,他讓饒漱石相信,毛澤東是一個很土鱉、很好騙的人,只要饒漱石打一個電報出去,毛澤東就會輕易下手把陳毅做掉。然後他這個電報打出去以後,饒已經在新四軍內部和東南局幹部中做好了工作,讓他們形成反對陳毅的聯合陣線,把陳毅整個差一點兒,當場就要送命那種地步。

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按兵不動,一直讓所有人都以為他是支持饒的。然後,他把陳毅召到延安,讓饒漱石本人和東南方面所有幹部都認為,陳毅這一回是送死了的。但是到了延安以後,他不但不讓陳毅去送死,反而在延安的中共代表大會中提高了陳毅的地位,給他說了各式各樣的鼓勵話。等風頭過去以後,饒所組織的那些批判陳毅的幹部回到各自的工作崗位以後,他突然把陳毅派回到新四軍中,恢復了他原有的地位,然後饒處在一個極其尷尬的地位上。在這種情況下,陳毅肯定是恨他的,同時陳毅非常感激毛澤東。從陳毅的角度來看,毛澤東是他的大恩人,他本來已經被饒漱石整得快要死了,到延安去是抱著凶多吉少的感覺去的,突然毛主席這樣對待他,不僅是口頭安撫了他,給了他空頭的頭銜,而且最後把實權都還給他了,他怎麼能不感謝毛澤東呢。

但是饒漱石也沒有理由反對毛澤東,因為他在把陳毅放回新四軍的同時,極大的提高了饒漱石的權力,是饒以前的前任從來沒有得到的權力,他不僅把新四軍和長江以南的權力託付給饒漱石,而且還把山東一直到滿洲沿海地區的所有權力都託付給饒漱石。大家知道饒漱石是從東北起家的,他從東北再去蘇聯,然後再到美國去工作,然後再從美國返回到上海。對於東北的工作,他是輕車熟路。而新四軍、八路軍通過山東這條線聯繫到東北,這是一條重要的經濟輸送線,山東的抗日根據地是通過把山東的土特產販運到滿洲國來賺取利潤的。通過他跟山東和江蘇的日軍達成交易,保證津浦路的安全,從而緩解了新四軍和八路軍在發展根據地方面兩線作戰的問題了。這些工作,他都是交給饒漱石的,饒漱石控制了山東和江蘇的全部的幹部任免。陳毅雖然恢復了職務,但是一方面他的級別仍然低於饒漱石,另一方面,黨的傳統仍然是黨指揮槍,掌握黨務工作的人對軍官系統的人仍然享有一定的優勢。

在這種情況下,毛得到了什麼呢?第一,他使陳毅和饒漱石兩個人已經是結成了深仇大恨,不可能和解了,至少對饒這樣多疑的人,他永遠不可能再信任陳毅了;第二,他讓饒和陳兩個人誰都打不倒誰;第三,這兩個人相互鬥爭的時候,都感到有一種希望,覺得毛澤東是最有可能支持他們的人。這種結果恰好就是任何一個善於玩弄權術的君主所能夠選擇的最佳路線。饒漱石和劉少奇的情況也是一樣的。饒漱石後來有一句名言說是,為什麼跑到哪裡去,總能碰上劉少奇,劉少奇總是擋我路呢?他沒有認真考慮過,是誰把劉少奇放在這個位置上?就是毛澤東啊~

但是你要說毛澤東猜疑劉少奇,不是這樣的。四十年代是毛澤東和劉少奇關係最緊密也最好的。對於劉少奇來說,劉能夠爬到黨內第二號人物的地位,那跟毛的支持是分不開的,如果不是毛在斯大林的允許之下爬上了共產黨的最高地位的話,那麼劉是不可能坐上第二把手的,他不可能掌握到全國幹部隊伍的任免權的。毛澤東同樣是需要劉少奇,在整風和審幹的運動中間,真正能夠做毛澤東助手的人,其實,在四十年代,毫無疑問是劉少奇。在後來解放戰爭初期和土改時期,真正能夠做毛澤東左膀右臂的也是劉少奇。其他人呢,都是處於比較外圈的地位。

周恩來和李克農,一個被派到重慶,一個被派到桂林去。這意味著他們被,等於說是被送到了不太重要的地區。因為中國共產黨是有兩個中心的。一個中心就是,自 1927 年革命以來的一貫中心,這個中心是上海。國際共產主義的信息、組織和來源是首先到上海的。這個中心的真正負責人是劉少奇,劉少奇通過饒漱石,饒漱石再通過潘漢年,操縱在上海的活動。第二個中心是毛澤東上台以後產生的第二個中心,這個中心就是延安。毛澤東在延安搞的許多活動,包括延安整風、幹部整性、招攬丁玲這些文人搞魯迅師範學院、搞文化整頓和知識分子工作,這些工作都是在共產黨內部算是創新,目的就是在於在延安建立第二個權力中心。在最初這個權力中心還不能替代上海,他還必須對上海的中心採取非常統戰的做法。

但是毫無疑問,重慶和桂林這種地方,是給流放者準備的。如果他真正信任周恩來,夠資格主持整個白區工作,那麼他適當的做法就是,派周恩來去上海。周恩來是非常熟悉上海的,1927 年的上海起義是周恩來主持的,四一二政變以後連續有好幾年,周恩來基本活動基地在上海,上海地下工作,周恩來是異常熟悉的。但是毛沒有把他派到這個地方去,他讓饒漱石、潘漢年這些人去。這些人雖然也是蘇聯系統的人,但是論資歷、論經驗來說,其實不如周恩來的。他把周恩來派到重慶這個比較閉塞的內地去。蘇聯在重慶的那些外交官中間,雖然也有很多特工,但是論級別和份量,那是遠不如蘇聯派駐上海和香港的人。這就是一種貶黜。李克農呢,他被派到桂林這樣一個非常偏僻的地方,比起他當年在江蘇蘇區當政治保衛局局長,一呼百諾,除了黨中央就是他最大那種情況來說,更是沒有辦法比了。這等於是一個永久性的失寵。

這種做法是什麼意思呢?就是,中共的情報系統在貶黜了周恩來和李克農以後,毛化的程度有了進一步的提升。我們不能說它已經完全被毛澤東控制了,因為毛澤東跟斯大林的不同在於,就是,斯大林在幹掉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以後,他確實能夠有效的掌控克格勃。克格勃在三十年代的那個權力竄起,跟斯大林本人在黨內的權力竄起是一個同步過程。與此同時,托洛茨基搞的那些軍事情報系統被搞得很慘,死的死,槍斃的槍斃,流放的流放,整個機構的地位也急劇下降了。克格勃是斯大林能夠控制的,也是斯大林自己培養的。

但是,中央社會部,它不是毛澤東自己培養的。它只是毛澤東在原有系統中間,挑出了像潘漢年這樣,原先地位不太高的人,用他來取代或者說是排擠周恩來和李克農這樣原先地位很高、經驗很足的人。他也加強了他的權力,因為他原先在這個系統中是一無所有的,現在已經有了很大的權力了,但是他遠遠沒有達到斯大林操縱克格勃那種得心應手的地步。就從周恩來、李克農這些人的下場就可以看出來了。周恩來終其一生,毛有好多次對他很不耐煩,非常猜忌,但是他必須得等周恩來自然死亡。斯大林是不可能做這種事情的。如果毛在黨內的勢力真的跟斯大林一樣大的話,他就算不把周恩來殺掉的話,也會把他拿去流放的。居然哪怕是純屬門面上都不能讓周恩來離開,這就已經很說明問題了。

另外一些側面就說明,毛對康生也不是絕對信任的,否則他為什麼在延安時代要把任弼時安在他身邊呢。任弼時是什麼樣的人呢,他是一個輔助情報機構的人。從經歷上講,他不是政治保衛局系統出來的,也就是說他不是蘇聯培訓的專業情報人員,但他也是搞鋤奸工作的,我們可以這麼說,他是一個土鱉鋤奸工作者。毛對任弼時為什麼這樣信任呢?任弼時真的有什麼特長麼?如果他要說真有什麼特長的話,他的特長就是,在正規的、高度專業化的蘇聯式情報機構以外,安插了另外一個雖然技術水平不大夠、但是畢竟也懂點情報工作的人在身邊。他在身邊同時用了兩個人,這對於領袖來說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不要讓任何部下掌握壟斷的權力,不要讓自己落到非依賴某一個部下、少了他就不行那種地步。康生儘管已經是他自己弄過來控制情報系統的人,但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他也要留一步保險棋,在身邊還要放一個任弼時,即使任弼時的能力和各方面都不如康生,但是有他在那裡,毛在情報這方面就用不著絕對的依賴康生了。任何熟悉權術的人都可以看出,這種安排既是高明的,也是必要的。但是要是僅僅從黨務組織的角度來看,那完全是多此一舉的累贅了。

你要是對照三、四十年代毛澤東整黨的做法,你就可以對他做出兩個評價,就是說是,毛澤東在世界共產主義的格局中間,絕對不算是最心狠手辣的人,他殺人殺的比斯大林要少得多,比列寧要少得多,比托洛茨基要少得多。他整人,經常是用中國傳統的宮廷政治的手段,用暗的辦法來整人,讓你吃暗虧,奪你的權,但是表面上,如果你是局外人的話,你還看不出這個奪權和放逐的系統,很可能還以為他們之間沒有發生什麼事情。他能夠用這樣巧妙的手段,能夠在不用直接消滅你肉體生命的情況下,能夠罷免你的權力,同時讓外圍的人,至少在暫時還看不出來權力結構已經有所改變。他對付張聞天和周恩來都是這種手段。這也可以說是,他在布爾什維克黨原先那種極度殘酷的鬥爭倫理之上,增加了一些東方式宮廷政治的鬥爭方法。這些鬥爭方法,殘忍性不如布爾什維克,但是狡猾性則是大大加強了。

另一方面,你也可以做另一個判斷,就是,毛澤東之所以會這麼做,是他權力機構不夠鞏固的產物。他如果有能力,有斯大林一樣的掌控能力,甚至說如果有波爾布特一樣的掌控能力的話,誰也不敢預料他會幹出什麼事情。他之所以這麼幹,對於政治家來說,不是仁慈而是必要。因為他時刻沒有忘記,他不是斯大林的親生兒子,而被他整的那些人反倒是斯大林的親生兒子。他不能有絕對的把握說是,整死了這些人,斯大林會不會有反應,因為這是王明事件給他得出的經驗教訓。他有充分的理由證明,斯大林跟蔣介石達成協議以後,斯大林已經準備拋棄王明,如果沒有這樣的把握的話,他最初就不敢做王明。但是做王明做了一半的時候,季米特洛夫又來傳信說你不准再做下去了,而他就乖乖的聽命了。如果他享有絕對權力的話,應該不會是這樣。

一個享有絕對權力的人是怎麼樣的呢?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就算是對小人物我犯不著這麼樣,但是對王明這樣,已經不是小人物了吧,已經可以對我構成直接威脅的人,如果我拿不準這種人有沒有威脅的話,那麼我最安全的手段就是,不管你是真反還是假反,我假裝你是真反了,殺錯了你,大不了將來給你平反,反正威脅是解除了。萬一該殺而不殺的話,把你留下對我個人有直接危險。這兩種危險:該殺但是沒有殺你,另一種危險是,不該殺你但把你殺了,兩種危險哪一種更大呢?一個合格的權術家肯定會說,後一種危險更大。如果我錯誤的沒有殺你,我自己的老命可能不保;如果我錯誤的殺了你,我頂多是以後認一認錯,給你家屬一些平反昭雪的待遇而已。兩種危險中哪一種更可怕?任何權術家都會說,先殺了你再說吧。他居然沒有怎麼做,那主要是說明什麼?他沒有絕對的權力,他不敢保證他做到什麼程度會引起斯大林的反感。在這種情況下,能夠少冒險就最好是少冒險。

斯大林哪怕在抗戰時期,流露出要收拾毛澤東的跡象,那不是一次兩次。毛澤東自己也很清楚,他有些小動作是得罪了斯大林的。如果說他開始的時候,在武漢抗戰的時候沒有積極抗戰,還可以抵賴一下,因為他至少讓王明去抗了,那麼在 1943 年和 1944 年,他抵賴不過去的。因為那時候斯大林是直接命令他,把八路軍派到接近蒙古和東北邊境的地方去,在那裡牽制日本。因為那時候蘇德戰爭已經爆發,斯大林很擔心日本在這個時候,在蘇聯已經嚴重空虛的東部邊境掐他一下。這跟二、三十年不一樣,二、三十年的時候,蘇聯主力在東部邊境,那時候西部邊境比較平靜,因為有波蘭隔在蘇聯和德國之間。但是蘇德戰爭已經爆發,在這個緊急情況下,東部邊境已經完全空虛了,西伯利亞軍和遠東軍,能夠打仗的部隊已經傾巢出動送到西線去了,東部只剩下些老弱殘兵。日本如果在這時候掐他,後果是相當嚴重的。他希望毛澤東替他分憂,到東北和內蒙古這兒去,替他分散日本的壓力。但他在 1943 年和 1944 年兩次提出要求,都被毛澤東賴過去了。這種手段蔣介石早已經領教過很多次,但斯大林,可以說他這輩子第一次碰上有人這麼對待他。以毛澤東對斯大林的瞭解,他不可能不擔心斯大林會黑他的。

同時斯大林在抗戰時期已經有好多次陰陽怪氣的暗示說是,中國共產黨太缺乏組織紀律,有的時候甚至說出了很可怕的話來,就是皖南事件那一次。皖南事件那一次尤其可怕,如果你不熟悉蘇聯共產黨的語言系統的話,你可能看不出來,但是熟悉的話你就可以看出,斯大林當時是動了殺心的。當時是,皖南事件爆發以後,雙方的外交官在重慶都做了些交涉,蔣介石向蘇美兩國盟國都做了交待的,理由就是新四軍如何如何不守紀律,如何如何破壞抗戰,不是說我蔣介石心胸不夠開闊,不搞統一戰線,是他們太搞破壞了,讓我實在受不了,總之是不得不整他了。蘇聯大使當時留下的材料,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剛剛看過,上次我去香港的時候查的就是這方面的資料,蔣介石告訴蘇聯的材料中間,包括這些事情:新四軍不但跟日本達成協議,跟日本人停火,專門打國民黨,而且還破壞了國民黨在河北、山東、江蘇的三個省政府,國民黨在敵後的這三個省政府和他的大批的、多達數十萬人的敵後軍隊,都是在這個時期被八路軍和新四軍給幹掉的,而八路軍和新四軍在幹掉這些國民黨省政府和國民黨軍隊以後,並沒有真真正正跟日本人打仗,津浦鐵路反倒是一直暢通的,諸如此類。

而且國民黨的代表級別相當高,不僅包括當時的外交人員,還包括蘇聯方面認為是跟蔣介石不和、認為可以統戰的另外一些將領,包括桂系和粵系的其他軍官,還有白崇禧在內,這些人從各個角度向蘇聯提出報告,都是,總之是黑新四軍的,認為新四軍做了各式各樣破壞抗戰的事情,而且不但游而不擊,而且跟日本人有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蘇聯大使當時的回答是打官腔性質的,就是說是,抗戰時期敵後戰場形勢如此複雜,以至於到底誰是誰非,我大使個人是很難判斷的,但是貴大使和貴將軍這些人報告我的材料,我會忠實的轉告斯大林大元帥。可以想像,這些材料他不會不轉告的。斯大林會怎麼判斷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蘇聯代表肯定把材料告訴斯大林了。

另外這方面,毛澤東這個系統,他也通過黨內的渠道,向斯大林反應情況。他報告的當然是完全另一個版本,是對他自己有利的版本。他向斯大林建議,蔣介石現在背叛統一戰線的企圖已經是如此的明顯,他建議斯大林給他以必要的支持,讓他把大河南北的八路軍和新四軍統統集結起來,交給彭德懷當總指揮,用這批主力迅速的進攻重慶。他建議說是,中國未來的前途,應該是由親蘇勢力和親日勢力共同瓜分中國,在這個格局中間,蔣介石和重慶政府是多餘的。他建議說是,汪精衛政府是代表日本的,毛澤東政府是代表蘇聯的,這兩種系統可以根據德國和蘇聯瓜分波蘭這個前例,共同瓜分中國。四川這塊地方在內地,理所當然應該歸他;而在東南沿海的那些地方,不妨留給汪精衛。雙方共同消滅蔣介石,把蔣介石的地盤和軍隊瓜分掉,這對雙方都是有好處的。他不是單說了這句話,而是他在給蘇聯作報告的同時,他也給彭德懷這些人下了很多具體的指令,集結華北的各路新四軍,集結華北的八路軍,集結黃河和長江之間的新四軍,準備執行他進攻四川、瓜分蔣介石的這種任務。

但是斯大林的反應是異常嚴厲,等於是非常不給面子的痛罵他一頓,大意就是說,現在在抗戰的緊急時間,提出這種意見是喪心病狂的,至於說,你說葉挺如何如何好吧,在我斯大林看來,我看他也沒什麼了不起,游擊英雄嘛,我們蘇聯多的是游擊英雄,我斯大林就參加過國內戰爭,在我們偉大的國內戰爭中間,我們蘇聯也有很多了不起的游擊英雄,他們非常勇敢,在反對白軍的戰鬥中曾經立下過無數的戰功,但是因為違反紀律的緣故,都被我們的政府毫不留情的槍斃了。這個警告實際上是很巧妙的,從他的語氣上來看,因為討論的是葉挺的問題,所以毛澤東可以做兩重理解。從形式上來講,他可以說是,你毛澤東不要上當受騙,葉挺不是什麼好人,他可能騙了你,葉挺這種人如果在蘇聯的話,我們很可能把他槍斃的,你為了顧全抗戰大局,應該把八路軍、新四軍裡面不守紀律的游擊英雄好好整頓一下。這句話可以說是上級領導給你的一個忠告,我對你還是信任的,只是你應該管好你的部署下級。但是他背後還有一個更可怕的意思在裡面,是指桑罵槐的意思,我表面上指的是葉挺,但是實際上就是指的你毛澤東和朱德。

為什麼呢?因為在共產國際的宣傳部門的系統中間,游擊英雄這個詞並不是好詞。在中國革命當中,這個詞原先並不是用在葉挺頭上。熟悉中國革命史的人都知道,你如果說共產黨是游擊英雄是可以的,但是大部分共產黨將領都可以說是游擊英雄,但是唯獨葉挺是例外。葉挺是國民黨的正規軍將領,是北伐軍將領,他是共產黨系統軍官中間最正規的一個。如果葉挺算是游擊英雄的話,那你說賀龍算什麼呢?算土匪頭子?連最正規的人都被算成游擊英雄,難道斯大林的意思是說,你共產黨全都是游擊隊員嗎?不是這樣。你得從三十年代共產國際的世界性宣傳中間去看,它當時宣傳遠東革命,給各個人安排的角色是不一樣的。例如蘇兆徵這種人,給他宣傳的說法是,東方工人運動的領袖。給其他人也有其他相應的宣傳口徑,只有對毛澤東和朱德這兩個人,他們的宣傳口徑是:這兩個人是東方革命的游擊英雄,他們好像神話中傳說中的巨人,他們的腳步所到之處,周圍幾十里的人民群眾就會懷著神秘的想像,想像著傳說中的英雄人物來臨。

這個稱號和他們在宣稱方面的描繪,透露出的信息是什麼?第一,游擊英雄這個稱號是朱毛二人,這兩個上過井岡山的人專有的,它不適用於葉挺,也不適用於白區那些工人運動領袖,他就是專門適用於井岡山的游擊隊員;第二,這些游擊隊員不是純粹的布爾什維克。純粹的布爾什維克在宣傳的時候是不能用這種神話傳說中的語氣說的。純粹的布爾什維克得到的稱號一定是:他的列寧主義的水平多麼多麼高,他的工人運動如何如何,組織紀律如何如何,組織水平如何如何之類的內容一定要包括進去的,一定要有一些比較具體的內容,而且這些具體的內容一定要跟組織和理論這兩個方向有關係。也是只有朱毛二人,他太另類了,也就是說在蘇聯的革命經歷中間很少有這種梁山式的人,蘇聯革命和內戰中,或者是在歐洲革命之中,它都沒有像是中國革命中出現的這種梁山式的上山落草這種社會革命方法,所以蘇聯人在他的宣傳之中,不知道該怎麼描繪這種人,他們只知道原有的描繪方法對你不太適用,於是最後他乾脆用北歐神話中的語氣來描繪。因為寫這些文章的人要麼是蘇聯本地的人,要麼就是在美國和歐洲的共產黨員,這些人對歐洲的文化傳統很熟悉,但對遠東水滸傳的傳統一點都不熟悉,他們想來想去,只能用北歐的神話中間,描寫山精靈鬼怪這些詞彙來描寫這些人。這就表明了這些人的另類性質。

毛澤東有沒有知道別人是怎麼描繪他的,我不知道,但是斯大林肯定是知道的。斯大林用這種話來描繪他,是含有殺機的。他等於是在暗示說是:名義上是說,你可以殺掉葉挺這些人;實際上是在說,當心,你和朱德這種人我也可以把你殺掉的。皖南事變發生的時間,比起後來斯大林要求毛澤東出兵東北和內蒙古,要早一兩年。所以這件事情發生以後,斯大林又發現毛澤東連出兵東北和內蒙也不肯去,對他的不滿意程度肯定是有進一步增加。在他看來,毛澤東當時要動員八路軍和新四軍去打四川的時候表現得是如此之勇敢;現在要他去打一打日本人,他推三阻四的,表現的如此之不聽話,這種對比太尖刻。對於斯大林這樣刻薄而精明的人來說,他不可能心裡面沒有想到什麼的。

但是,1943 年和 1944 年對於斯大林來說,也是個很關鍵的時代。為什麼蔣介石這個時候,突然把盛世才給弄出了新疆,那也不是偶然的。也就是因為蘇聯在這個時間,它衛國戰爭正處在最艱難的階段,在遠東的力量已經被拆的只剩下空架子了,所以不是僅僅是毛澤東一個人讓他吃啞巴虧,蔣介石也是讓他吃啞巴虧的。可以說是,在抗戰初期,蘇聯的主力還在遠東,德國和蘇聯還交戰的時候,給蔣介石一百個膽子,他也不敢去動盛世才,那時候的蔣介石非常依賴蘇聯的援助,而蘇聯的援助是走新疆路線的。但是現在既然是,第一,蔣介石已經得到一部分美國援助;第二,蘇聯自顧不暇,蘇聯對蔣介石的援助已經終止,新疆現在變得不重要了,同時蘇聯在東方的實力空虛,在這個時候做一下盛世才,量你蘇聯也不敢反對。蔣介石和毛澤東同時看清了蘇聯在這個短暫的機會窗口的弱點,所以都採取了相應的行動。但是他們的地位畢竟不一樣:從理論上講,蔣畢竟是一個比較外圍的人;而中國共產黨,它畢竟還是共產國際系統的人,在毛澤東以前,沒有任何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敢用這種態度對付蘇聯的。

這次事件,對毛以後在內戰時期和朝鮮戰爭時期的表現,應該是有很大影響的。毛在心裡面是有鬼的。他按照他自己的政治經驗來判斷的話,覺得他既然在斯大林最需要他的時候拋棄了斯大林,所以斯大林在他最需要他的時候,如果突然報復他一下,這是完全有可能的事情。但是,斯大林居然沒有這麼做。在毛和蔣爭奪東北最關鍵、最危險的時候,斯大林不但沒有拋棄毛澤東,反而給了他巨大的關鍵性的資源,這件事情也是毛澤東畢生感激的。斯大林等於是兩次對他有大恩:第一次是在他剛剛上台的時候,可以殺他的時候沒有殺他,反而幫他鞏固了在共產黨內的地位;第二次就是在毛自己以為已經得罪了斯大林的時候,本來斯大林可以如法炮製的報復的時候,斯大林居然以革命大局為重,不但沒有報復他,反而幫了他。所以他對斯大林是有雙重的感激之情的。

這種感激之情,在很大程度上就體現於朝鮮戰爭時期和以後他對斯大林感恩戴德的回報上面。當然他參加這場戰爭也是有很大的回報的,沒有朝鮮戰爭就不會有旅順口,也不會有第一個五年計劃和大量資源。但是大家不要忘記,這個時候,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的毛澤東,已經不像三、四十年代的毛澤東那樣迫切需要資源了。四十年代中期的毛澤東得不到這個資源,很可能會滿盤皆輸;五十年代初的毛澤東得不到這些好處,雖然會吃大虧,但是還不至於滿盤皆輸。從毛澤東後來在六十年代那種耍橫的做法來看的話,如果他耍橫的結果不至於讓自己馬上完蛋而只是讓自己吃一個大虧的話,他耍一耍橫這種事情他還是能夠幹得出來的。他之所以沒有幹得出來,其中除了耍橫會吃虧以外,還是考慮到斯大林對他畢竟有恩,他欠斯大林的情,這一方面他還是有所考慮的。

但是這是從毛澤東那個比較低級的角度來考慮的。從斯大林的角度來考慮的話,他很可能不太把蔣介石在新疆算計他或者是毛澤東在蒙古東北邊境上算計他這點小事放在心上。對於他來說,無論是蔣介石還是毛澤東,都是一個地方性的領袖,而且是次要地方的領袖。斯大林眼裡面考慮的是什麼呢?全世界革命這個大局問題。這個世界革命大局主要是在歐洲和美國,東亞是一個比較次要的東西。所以什麼叫大人不記小人過,就是說他在考慮大局的時候,他考慮的主要是美國人,而不是考慮的中國任何領袖。

毛澤東可能認為他在東北還幫了大忙,但站在斯大林的角度上講,斯大林對 1945 年以後的蔣介石和毛澤東,最初是沒有固定立場的。他的考慮政策,不是考慮到蔣介石和毛澤東有沒有對不起他或者是有沒有對他有好處,他主要考慮的是,支持哪一方能夠最有效的防止美國人進入亞洲大陸。在這個時候,日本既然已經垮台,他主要忌憚的就是美國人。他對蔣介石的主要擔心是,害怕蔣介石把美國人引進了東北。斯大林對南方並不太介意,但是他是下定決心要把東北納入他的勢力範圍的。如果蔣介石把美國引進東北,他就絕對不能容忍蔣介石。如果蔣介石願意在東北做出讓步的話,他願意在新疆做出讓步,願意在延安做出讓步,這些地方對他來說都是次要的,但是東北對他來說是生命線,他絕對不願意看到美國軍艦出現在東北的港口上。

但是對蔣介石來說,他走了致命的一步棋。蔣介石的考慮就是,抗日戰爭是為了東北而起的,我們受了這麼多時間的辛苦,如果到最後連東北都收不回來,我這仗就算白打了,別的地方還好讓步,唯有東北不能讓步。其實,不讓美國人進入東北,其實對蔣介石也沒有什麼,但是蔣介石沒有軍艦,他要運兵的話,不靠美國人是不行的。其實美國人也沒有想要東北,美國人對整個亞洲大陸都是很不關心的,而且美國人在朝鮮戰爭以前,對亞洲大陸的基本政策是復原、撤退,他根本就不想要留在亞洲大陸。

但這些事情斯大林都不知道。斯大林最初期對東北的態度是國軍和共軍都在進東北,在這種情況下,他的政策是,大城市和鐵路線歸國軍,邊遠城市歸共軍,是這樣,雙方都照顧到了。只要蔣介石願意在東北跟他合作,大體上講,細節問題他是不管的,東北的蘇軍奉了嚴命,不准共軍靠近重要大城市,要他們懂得守規矩,就是說是,不要到太露臉的地方去,我們暗中可以照顧你,但是你不要指望什麼都歸你。但是過不了幾個月,他的做法就有了戲劇性的轉變,一方面是因為蔣介石在東北跟他發生了許多細節上的衝突,例如戰利品的處理,中蘇合資企業。但是最重要的因素還是一個:美國軍艦運載國軍抵達了葫蘆島。

葫蘆島是什麼呢?葫蘆島是張學良父子修建的一個港口,其目的是為了替代旅順口。因為旅順口已經被日本和俄國控制了,所以為了跟日俄競爭的話,他就想建立另外一個港口,這個港口就是葫蘆島。葫蘆島是一個競爭性的港口。在日本人在的時候,日本人最討厭的就是葫蘆島,因為有葫蘆島在,他佔領旅順的政治軍事效果就減少了一半。等到日本人走了,蘇聯人佔領旅順口的時候,他跟日本人一樣,他也是最討厭葫蘆島。有葫蘆島在這兒,你蘇聯控制旅順口的價值也就是減少一半。

如果說別人控制葫蘆島他還不太擔心的話,而美國軍艦一到葫蘆島,那他就無比的擔心了。雖然其實美國軍艦來了就走了,但是斯大林在這次事件以後,他的立場就迅速發生改變。以前他要求共產黨不進大城市和鐵路線,以後,他反過來了。那時候中國共產黨是在罵蘇聯,你們為什麼對國民黨比對我們還要好。但是,這次事件發生以後,蘇聯的態度就完全改變了,他反而要催促共產黨趕緊進駐大城市。林彪本來想先進北滿,避開南滿的國民黨正面之鋒,蘇聯人還要罵他,你們為什麼這麼保守,我們得到的指令是,你們趕緊搶佔南滿,像你們這樣慢吞吞的來,南滿都被國民黨搶佔完了,而東北的工業基地主要是在南滿,你佔住哈爾濱對你沒幫助了,一定要聽我們的話,趕緊跑,要跑得快一點。這種態度跟他們在抗戰剛剛結束最初幾個月的態度是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

這個大轉彎之間發生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葫蘆島的美國軍艦。對於斯大林這種人來說,他對全世界範圍的力量對比,比毛澤東和蔣介石都要清楚得多,他不大受地方性利益的羈絆。在他看來,無論是毛澤東還是蔣介石當權,他都有辦法能控制得住,但是美國人來了就一切都完了。如果美國人真的在葫蘆島建立了軍事基地,恐怕蘇聯在旅順口那個軍事基地還得趕緊撤走,不撤走的話就連一點安全感都沒有。他害怕的是美國人,蔣介石那還是次要的問題。如果蔣介石不把美國軍隊引來的話,雖然不敢絕對肯定後來會發生什麼事情,但是肯定他的處境會比後來有利。斯大林一旦發生政策轉變,那麼毛澤東以前得罪他的小事就不太重要了,無論如何都要把蔣介石趕出東北。只要蔣介石還在東北,那麼他任何時候都有可能把美國軍隊引進來,就算現在美國軍隊走了以後,誰敢擔保他第二天不會為了什麼什麼亂七八糟的中蘇之間的小衝突又把美國人引進來報復蘇聯呢?現在蔣介石已經不再可信了。無論如何,只有蔣介石滾出東北,斯大林才能夠安全,這件事情無論如何要做到。

以後,各種援助都來了,包括蘇聯的鐵路小分隊,蘇聯的炮兵分隊,蘇聯的飛行員都來了。沒有這些人的話,林彪是沒法打仗的。他打仗靠的是誰呢?蘇聯工程師的小隊在那兒一面給他修鐵路,他一面破壞國民黨的鐵路,一面蘇聯的鐵路專家替他修鐵路。蘇聯遠東軍越過黑龍江和烏蘇里江的江面,不斷的給他運送武器,大批蘇聯飛行員和坦克手和炮手,在東北民主聯軍中間作戰,蘇聯顧問睡在林彪的身邊。要知道,當時林彪本人的身體已經非常壞了,自從他在抗戰時期被別人誤打了一槍在蘇聯療養以後,病也沒有治好,他在抗戰後期以後也一直是一個病人,所以毛澤東叫他到軍校去培養軍官,不讓他實際打仗,因為他身體已經很差了。在東北戰爭的過程中間,沒有那些蘇聯顧問他是沒法打仗的。同時,東北戰爭,特別是南滿的戰爭,少不了朝鮮和大連這兩個後勤基地的支配,而能夠支配這些後勤基地的,不是林彪,林彪在黨內沒有這樣高的地位,只有蘇聯代表才能夠同時指揮大連的蘇軍基地,指揮大連的文武官員,同時指揮北朝鮮的蘇聯軍隊和朝鮮共產黨人。只有在這些力量同時調動的情況下,林彪才能夠打敗國民黨軍隊。

而蔣介石呢,如果放棄東北,把主力軍放到南方,對他可能還要好一些。因為照他這種打法,其實已經很清楚,只要蘇聯強勢介入東北的話,那國民黨無論如何都打不贏的。他在東北投入的力量越多,他的損失就越大。他既然把主力軍都投到東北去了,結果就是,東北軍喪失的時候,他在南方已經沒有主力了,結果他連南方也守不住。斯大林在南方本來是沒有一個固定立場的,如果國民黨非常知趣的一開始就拋棄東北而防守南方的話,斯大林會不會支持毛澤東渡江,這是很難說的事情。但是既然已經造成了這種不禁打的局勢,你已經把主力耗光了以後,南方完全空虛了,那麼斯大林也只有說,勝利者不受責備,你既然都已經打下來了就都歸你吧。

所以,毛澤東的勝利有一部分是國際形勢陰差陽錯的結果,另外一部分是他鍥而不捨的結果。除了毛澤東以外,你很難想像共產黨領導人有哪些還能同樣做到這些。如果是周恩來、劉少奇當權的話,從他們的出身和歷史路徑來看,他們的政策會非常接近於王明,而且他們也是白區黨出身的人,他們不可能不執行蘇聯的政策。而在這個非常微妙和敏感的狀態中,只要是在幾個月的機會窗口中間執行蘇聯的指令執行得太嚴格了,共產黨可能在抗戰的初期就完蛋了。或者在抗戰結束的時候,就會錯過這個極端重要而又沒有辦法替代的這個機會窗口。就是因為有毛澤東這樣狡猾的人在這個關鍵時刻救了共產黨,如果沒有他對蘇聯陽奉陰違,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話,遠東革命很難有實際上發生的這種成功。

但是他成功的真正因素,他又不能講明白,如果講明白,倒反而顯得像是,好像是說他對革命事業不忠一樣。所以就形成了一種非常矛盾的狀態:一方面,他的宣傳部門要實事求是的指出,中國革命的特殊性和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貢獻,這一點其實是實際情況,其他的共產黨員是沒有這樣的素質和本領,也沒有這樣的打算的;但另一方面,他又不能說出他對共產黨真正的貢獻和這些共產黨的真正理由,這個理由一旦說出來,那麼共產黨的歷史地位就要變成國外顛覆勢力的代理人了。雖然實際情況就是這樣,但是這話你總不能公開說出來。

如果按照斯大林本人的謹慎性格和他的穩打穩紮的方案的話,他很可能容許蔣介石作為一個緩衝國在南方存在,只要你不跟美國人走得太近,同時把東北完全劃入蘇聯的勢力範圍。主要是蔣介石不肯配合,所以這一招走不成。但是毛澤東的勝利給蘇聯帶來的,可以說是極其巨大的負擔。在東北戰爭進行的當時,蘇聯基本上已經是搞到比衛國戰爭最困難的時候還要狼狽的情況了。衛國戰爭那時候還有美國人給他大批援助,但是現在戰爭已經結束,美國人同時停止了對蘇聯和中國的援助,所以蘇聯只能靠自己了。蘇聯為了支持林彪的戰爭,基本上是把壓箱底的東西都拿出來了,各種物資都非常奇缺。國家計劃委員會不斷的給部委發命令,特種鋼材你們要節省,電線要節省,橡膠要節省,這些東西都是東北戰場亟需的,蘇聯暫時先缺幾個月沒有關係,但是在這個關鍵時刻不能讓東北戰場缺東西。

尤其缺乏橡膠。橡膠是熱帶地區才有的,它的主要產地都在英國人和荷蘭人的殖民地當中。在蘇聯跟西歐國家還是同盟國的時候,這些國家會慷慨的把他們的橡膠原料輸送給蘇聯,但是現在這個原料是非常困難。所以斯大林和毛澤東的交涉中間,有很大一部分工作是交給周恩來做的,香港對他們相當重要,重要性在哪裡呢?通過香港的紅色商人,可以以代理人的身份,以不顯山不顯水的方式到南洋各廠家去採購橡膠,然後把這些橡膠通過香港轉口運到蘇聯,經過蘇聯加工以後,再運到東北去,運到林彪手裡面。這個線路是哪一個環節都不能少,沒有南洋的橡膠原材料是不行的,沒有蘇聯的橡膠加工工廠同樣也是不行,當然,沒有香港的長期經營的地下黨組織和紅色商人,同樣也是不行的。

你如果說周恩來的系統對革命有什麼主要的貢獻,那麼,這個主要的貢獻就是他在香港的長期經營,如果沒有香港的這個基地的話,中國革命也是不一定會勝利的。不僅在內戰期間它為中國革命提供了關鍵性的物資,而且以後,在經營東南亞革命的過程中間,在整個五、六十年代,中國大陸和蘇聯系統整個都被排斥在國際貿易之外的情況下,香港是它主要的出氣口。這個出氣口是非常重要的。在以前,北洋政府的時代和國民黨的時代,中國海岸基本上開放的時候,香港這個地方不重要,上海比它重要得多,各個港口都可以跟國際貿易接通,香港的地位並不重要;但是中國倒向蘇聯以後,整個海岸線等於就虛設了,有很多至關緊要的物資是非依靠香港進口不可的。

於是這些做法在香港產生了一個特殊的紅色商人階級。這些商人他們發家致富的根本原因就是因為,他們能夠為周恩來的地下黨系統充當代理人,替他們採購各種東西,而共產黨對這些紅色商人的依附,比起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對他們本國資本家的依附要大得多。資本主義國家政府要買東西,它當然選擇對象是很多的,買誰的東西都可以;但是這些紅色商人,對於共產黨政權來說是不可或缺的,他們是經過長期培養和考驗以後,能夠信任的極少數人,其他的商人和資本家取代不了他們的地位。這種特殊的統戰外圍,你要說他們是間諜也可以,你要說他們不是間諜而是統戰對象也可以,其實他們是介於兩者之間的狀態。這種人發揮的特殊作用,可以說,以後在東南亞革命中還會出現,但是在四、五十年代以前的共產主義革命中,就沒有這樣的先例。

這種組織形態可以說是遠東革命對世界共產主義做出的一個特殊貢獻,它的特殊性不僅體現在五、六十年代以後的革命中,甚至體現在冷戰結束以後,在中國本身的共產主義性質已經剩不下多少的情況下,這個組織系統在現在仍然存在。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它必然會在香港和東南亞國家,變成未來的一盤大棋的一部分,以其他的身份和角色發揮很特殊的作用的。謝謝。

不可兼得

要麼走向共產主義,要麼走向殖民主義,兩者之間沒有中間道路。而李光耀的特點就是,他堅定地選擇了當殖民主義的走狗。

提問人:美國為何會放任新加坡這個華人政權建立?

劉仲敬:美國不是放任新加坡建立,美國實際上是樂於看到新加坡獨立的。新加坡獨立是馬來西亞憲法危機得到解決的主要條件。因為李光耀本人是新加坡最狡猾的政治家,而他的狡猾跟華人社會的政治傳統是有關係的。可以說,伊斯蘭教的蘇丹和拉赫曼這樣的貴族,相對而言,在政治上的馬基雅維利主義是玩兒不過李光耀的。李光耀在馬來西亞最初成立的時候是實行的雙重政策:他表面上號召他的支持者支持阿卜杜勒 · 拉赫曼;但另一方面,他跟左派和勞工組織的勢力有聯繫,跟華人團體的勢力也有聯繫。一面他自己的政黨形式上支持阿卜杜勒 · 拉赫曼;一面通過新加坡加入了馬來西亞聯邦,使新加坡的華人人口加入以後,馬來西亞整個人口結構發生了變化。在新加坡加入馬來西亞的那個階段內,華人人口超過了 50%;沒有新加坡,華人人口大概只有 30%、40%,跟馬來人的人口大致相當。其他還有一些少數民族人口。有了新加坡這個巨大的華人都市以後,馬來西亞的人口結構就非常有利於華人了。

馬來人有理由擔心,在這種情況下,阿卜杜勒 · 拉赫曼這個人又是個比較漫不經心、熱衷於美酒和名馬、不大喜歡關心政治的人,在這種情況下,李光耀很可能通過他狡猾的宮廷政治操縱術,把拉赫曼作為一個傀儡操縱起來,讓自己變成馬來西亞的實質統治者,然後逐步的把馬來西亞變成一個華人的國家。事實上,在新加坡獨立以後,他確實在新加坡做到了這些事情。新加坡在名義上仍然是一個馬來國家,它以馬來語為國語,而不是以英國或者漢語或法語為國語。但是實際上,李光耀所用的那些馬來人都是他的傀儡,他可以運用這些傀儡在幕後實際上讓他自己的集團當權。這一套政治權術,應該說對於長期精通權術的華人社會來說,是順理成章、毫不為難的;但是對於離部落組織不算太遠、性格上比較單純、不大懂得高級政治的馬來人來說,他們玩這些東西不太純熟。可以說馬來人搞政治是比較簡單粗暴的,他們不大老謀深算,不大懂得陰謀詭計,他們要麼就是直截了當的搞暴動,或者是搞一些簡單粗暴的限制措施。像李光耀這種狡猾的、表面上遵從你作為領袖、實際上在暗地裡把你抽空的手段,他們玩不來。所以,要求新加坡獨立,主要是馬來人的勢力。

而阿卜杜勒 · 拉赫曼這個人本來是儘量想自己懶洋洋的過好日子,對各方都沒有什麼遠見和長遠打算。他要求李光耀退出的主要邏輯是,希望他不要生事,因為這一方面,馬來亞的極端組織,有的說要逮捕李光耀,有的說要發動反華的暴動。因為拉赫曼是一個老派的貴族,他雖然有錢,但他沒有像是國民黨和共產黨這樣的組織力量,真要發生暴動的話,他那點原始的警察部隊也沒有辦法控制,馬來亞的軍隊和警察部隊遠不如南越的吳庭艷。他只有防患於未然,向各方面討好,希望大家各自都不要搞暴亂。別人威脅他要搞暴亂,他沒有辦法,只有搞上層人物的內部和諧,他勸李光耀,為了避免出事兒,你就暫時先退出一下。李光耀看到形勢不容許,就同意退出了。實際上在退出以前,有理由認為李光耀並不希望新加坡獨立,他希望在馬來西亞這個共同體當中,為自己贏得實質上的操縱者的地位。他大概並不想要取代拉赫曼,因為拉赫曼是一個很容易操縱的人。但他沒有意識到馬來民族主義力量。尤其是他後來看清楚了蘇聯、美國在共產主義勢力滲透和反滲透的鬥爭中間,你必須選邊站的事實。所以他在新加坡獨立以後,認清了自己必須選邊站的事實,所以就選擇了跟馬來西亞和解,而把新加坡變成越南戰爭中的美國大後方。

可以說後來新加坡的成就,歸根結底是由於這個政治決定造成的。新加坡本身的經濟政策其實並不重要,我們不要以為他搞資本主義就一定能夠搞好。吳庭艷難道不是搞資本主義麼?在 1965 年前後,南越的經濟發展是東南亞各國中最好的,如果你在六十年代去考察東亞各國的話,你會認為南越比起南朝鮮來說是更加富裕的。但是最後南越完全共產化了,而韓國卻存留下來。這裡面的主要因素是國際政治。李光耀之所以能夠把新加坡倖存下來,歸根結底是他在新加坡獨立以後,把新加坡變成了美國軍隊的基地,使美國人足夠的信任他。同時作為配合美國反共措施的一部分,他儘管自己是華人出身,在國內卻採取了非常嚴厲的反華措施。他解散了南洋大學堂,禁止了華語教育,把新加坡的華人居民後裔變成了一批只會講英語而不會講漢語的角色。在做了這些相當於獻投名狀的做法以後,新加坡才能夠在東南亞的穆斯林海洋中倖存下來,才能夠心安理得、很受信任的充當英美勢力在冷戰前線的一個橋頭堡。

如果不這麼做的話是很危險的。因為就東南亞在冷戰時期的經驗來說的話,像南洋大學堂這樣的漢語教育,很容易首先產生出國民黨那樣的民族主義勢力,然後民族主義勢力又很容易從內部產生出親共勢力,因為共產黨最適合滲透的組織就是國民黨的民族主義勢力。他也可以合乎邏輯的說,國民黨那一套比較溫和的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革命路線不可能真正解放中華民族;只有更加激烈的共產主義、列寧主義強有力的動員力量才能夠解放中華民族。證據就擺在你們眼前,國民黨已經滾到台灣去了,而毛澤東在大陸的動員措施雖然餓死幾千萬人,但是難道不是說已經建立了一套重工業體系,使人民解放軍可以在朝鮮和越南作戰了嗎?使抗日戰爭那種狼狽的局面不再出現了嗎?這個論據是非常有力的。

坦白的說,如果你是華人社會的成員,而你非要一個強大的大中華不可的話,從邏輯上來講,你是非要共產主義不可的。確實是只有共產主義的有力的組織機器和無情的剝奪政策才能夠集結到足夠的組織資源和經濟資源,建立一個軍事化國家。這一點其實也是適用於俄羅斯的。俄羅斯如果沒有列寧和斯大林,那麼它會跟土耳其差不多。因為土耳其的凱末爾主義者執行的是跟國民黨差不多的路線,也就是說,照共產黨的說法,它是一個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路線,它是反西方反殖民主義的,要求土耳其獨立的;但是它沒有辦法像蘇聯那樣徹底的動員全社會的財富來搞工業建設,因此土耳其直到現在,發展幾十年以後,它仍然沒有一個像樣的重工業體系。土耳其之所以還能夠混得下去,主要是依靠美國和西方國家給它供應軍火,替它訓練軍隊。如果沒有西方國家對它的庇護的話,那它的軍隊不會比國民黨在抗戰時期強多少。

如果俄羅斯或者是中國也走了這條路線的話,那麼它不可能變成一個強大的軍事國家。沒有列寧和斯大林的蘇聯,無論是在沙皇的統治下,在俄羅斯民族主義者的統治下,還是在像克倫斯基那樣的社會民主主義者統治之下,它都不會是一個強有力的軍事國家。這個國家如果真的跟德國發生衝突的話,仍然會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它頂不住德國。中國如果沒有共產黨的殘酷措施的話,無論是在北洋軍閥時代,還是在國民黨時代那樣,它也不可能承受得起打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那種消耗。

我們要明白,天下沒有免費午餐這種東西。民主小清新可以說,我既要一個強大的中國,又要中國人民享受自由、民主和富裕的成果。但是這是不可能的。午餐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那種巨大的消耗是從哪兒來的?就是從四川、湖南和河南那些餓死的農民身上榨出來的。不從他們身上榨錢,這些軍隊不會有。能夠打敗希特勒那些強大的蘇聯軍隊從哪兒來的?就是從烏克蘭那些餓死的無數冤魂身上榨出來的。沙皇之所以打不了德國,就是因為他沒有力量從他的臣民中間榨出那筆錢來。而共產黨能夠做到這一點,就是因為它能夠榨得出這筆錢來。當然,榨出錢來這件事情是一個預支性的東西,它的社會在以後必然會付出慘重代價;但是至少在幾十年的短時期內,要搞軍事化,這是最有效的手段。這一點,共產黨是沒有說錯的。

如果在冷戰的關鍵時刻,華人社會接受了類似國民黨那種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路線,那麼他們早晚會發現,下一步,要實現他們的目標,他們必須得走向共產主義,而且這個邏輯在經濟上、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都是無懈可擊的。後來的發展也確實是這樣。越南國民黨也好,加里曼丹的革命聯盟也好,馬來西亞的老同盟會也好,最後它們的歸屬都是走向共產主義。要麼走向共產主義,要麼走向殖民主義,兩者之間沒有中間道路。可以說是在共產主義深度介入東亞和東南亞以後,你要麼就是跟著西方帝國主義走,要麼你就跟著共產國際走。想既反西方又反共,建立一種既自由民主又強大的國家,這是一個夢想,是一個不考慮現實資源的夢想。

而李光耀的特點就是,他斷然堅定的選擇了當殖民主義的走狗。他不但在政治上講去中國化,而且在文化上講,把他本人和他的臣民都變成了講英語的居民。這樣的居民將來的認同是很成問題的。我知道有很多大陸人一廂情願的把馬華和新加坡的華人當成是自己人,但是,他們絕對沒有把你當作自己人。在他們的社會當中,講英語和講華語就意味著階級和認同的差別。你如果是不講英語而講華語,已經注定了你的下等人的身份。謝謝。

提問人:能否預測一下台灣的政治發展?

劉仲敬:現在已經用不著預測了,因為國民黨已經基本完蛋了。它的問題不是一個政黨的完蛋,如果一個政黨暫時完蛋了,下次選舉或 N 次選舉以後,因為執政黨總會犯錯誤的,執政黨再好,執政了一段時間以後,選民也會對它感到不耐煩,早晚會想到要換政黨的。但是,國民黨問題不是它政策上的問題,而是一個族群的問題,也就是說,產生國民黨的那個社會和產生馬來人民解放軍那個社會一樣,已經處在瀕臨消亡的邊緣了。

將來的台灣仍然會有兩黨政治,但是我估計台灣未來的兩黨政治將會在民進黨和現在所謂的第三勢力之間。民進黨將會變成一種審慎性的台灣本土派,也就是說它實際上是講台獨的,但是出於外交上配合中美外交博弈的需要,它會用一套外交語言把它的政策謹慎的包裝成為中美兩個大國都能接受的形式,以便讓自己充當戰爭的前線。這樣做,即使爆發衝突,責任也不在它,能夠讓美國人滿意,但是實際上還是獨立。另外一派,則肯定就是由太陽花學運產生出來,目前稱之為第三勢力的這些新政黨。這些新政黨現在大概只佔有不到十分之一的選票,但是隨著產生國民黨的那個社會的衰弱,而民進黨一黨獨大是不大可能的事情,不滿民進黨的選民不大可能回到沒有希望的國民黨的身邊,而更有可能去支持這些第三勢力。最後,台灣的政黨結構會由藍綠兩黨的鬥爭,變成淺綠政黨和深綠政黨的鬥爭。審慎性的淺綠政黨比較照顧國際形象和長遠的外交禮儀;激進型、草根型的深綠政黨則什麼都不在乎,只在乎選票。這兩個政黨將會逐漸擠佔現在的兩大黨派的生態位。民進黨過去是激進派的力量,在將來就是保守派的力量。比它更加激進的草根深綠力量產生出來,充當新的在野黨和反對黨。而國民黨將會一去不復返。

提問人:大陸會怎麼反應?

劉仲敬:大陸沒有別的反應,如果按照現在這種溫水煮青蛙的方式進行下去,他們只能眼睜睜的看到他們在台灣的機會一點一點的消失,一點一點的被宰割掉,十年以後會比現在更糟,二十年以後會比十年以後更糟。它要逆轉這個趨勢,就必須在短期打一仗。這一仗可能在短期勝利,但是用不了幾年就會使中國本身也整個垮台,把自己也賠上去。這就是一個難以解決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因為台灣對於中國本身的政治合法性來說,不是一個利益的問題,而是政治合法性和政治神話的關鍵所在。中國存在本身就是依靠神話來維持,而這個神話的突破口就在台灣。如果台灣獨立了,無論是國民黨的大中華主義的神話,還是共產黨的共產主義解放中華民族的神話,都要在剎那間崩潰。這個後果是異常嚴重的。但是它如果敢於冒險去在台灣進行一場必然失敗的戰爭,它的下場又會更慘。無論如何,這個代價必須付出。如果你真要考慮這方面的問題,就是說是,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你怎樣得來的東西,最終你早晚會為此付出代價的。

提問人:共同體的產生和路徑的選擇有沒有內生性和主體性因素的影響?

劉仲敬:共同體是在西方勢力入侵的過程中間逐步形成的。在形成之前,你沒法準確的判斷哪一個共同體會形成,哪一共同體不會形成。你要是在 1850 年判斷的話,你真的沒法判斷捷克和羅馬尼亞這兩個國家會形成。在中世紀,有摩拉維亞這樣的地方,有波西米亞這樣的地方,有瓦拉幾亞公國,有特蘭西瓦尼亞公國,還有摩爾達維亞公國。這樣的公國遍佈了整個歐洲。它們也許像布列塔尼公國和諾曼底公國一樣,消失在歷史的漩渦中間,它們曾經是政治組織,有形成共同體的潛質,但是最終被歷史遺忘;但是也有可能,出於巧妙的機緣和巧妙的操縱,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冒出頭來,成立了羅馬尼亞王國和捷克共和國,這些都是依靠機緣。

在它還處在非常幼弱的階段,搞不清楚的時候,認同是很模糊的。十九世紀末期的斯洛伐克人,他到底是斯拉夫人還是匈牙利人,他自己都不知道。如果你讓他多受了一點斯拉夫的教育,他也許就會認為自己是斯拉夫人;多受一點匈牙利教育,也許會認為自己是匈牙利人。但是關鍵還是國際條約的規定。如果國際聯盟決定捷克應該獨立的話,那麼即使波西米亞人和摩拉維亞人原先沒有明確的民族意識,但是將來經過一段時間的訓練以後,他們是很可能產生出民族意識的。如果國際會議決定瓦拉幾亞公國和摩爾達維亞公國合併,那他們也可能為自己發明一段歷史,宣佈他們是羅馬尼亞人,是古代羅馬帝國的後代,儘管這段歷史沒有一點可靠的地方,百分之百屬於胡說八道,但是假的東西也完全可以變成真的。政治上能不能夠站得住腳,和它實際上是真是假關係並不是很大。一切民族本質上都是神話。

你要說我剛才舉的這些例子,這些民族一定會存在嗎?不一定吧。如果國際條約簽署的過程中間,英國和法國的外交家稍微打一點呵欠,或者說本國民族主義團體的院外活動集團更能幹一點或者是更愚蠢一點,後來的發展情況就會完全不同吧。遠東的形勢是已經寫定了嗎?顯然不一點啊。像日本這樣的國家,它到底是走英國路線、俄國路線,還是走解放亞洲的路線?這一點在很大程度上就取決於當時各種國際和國內政治力量的平衡,稍微差一點,例如,射向犬養毅首相那顆子彈如果偏了一點,讓他多活幾年,結果就會不一樣的。九一八事變並不是必然會發生的。犬養毅如果多活幾年的話,日本不一定會走向退出國聯以後,跟西方國家相對抗的道路。

這些事情都是在敏感的關鍵時期,都取決於極其偶然的現象。但是路走的久了以後,哪怕是將錯你就只能就錯了。就好像說是,一個小孩在十八歲剛剛進入社會的時候,他確實有很多種可能的路線,如果我對一個十八歲的小孩,天天遊說他,啊,你學醫非常好,我帶你去當醫生吧,他哪怕是開始對醫學不太感興趣,但是我如果帶著他去當醫生,讓他在醫院連續工作五年以後,他很可能一輩子做醫生了。但是如果我在這五年之內,我帶著他去當建築師,天天去建築公司實習的話,他很可能一輩子就做建築師了。這些事情都是可能的。但是如果我在他四十歲的時候,已經當了二十年醫生以後,命令他,你以後不要再學醫了,以後再去當建築師,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民族和共同體也就是這個樣子的。你在現在這個時代想,愛沙尼亞原來存在嗎?它不存在。它只是封建中世紀的一個公國,夾在德國和俄國之間,它受俄國沙皇的保護,並沒有明顯的獨立慾望。但是蘇聯共產主義成立以後,它由於恐懼共產主義的緣故,不敢留在蘇聯當中,宣佈獨立。一旦獨立以後,它就產生了自己的民族意識。等到斯大林和紅軍再一次戰勝它的時候,它就覺得是恥辱了。請注意,當俄國彼得大帝第一次來,把他們從瑞典人的手中劃到俄國沙皇手中的時候,這只是沙皇和瑞典國王的事情,當地居民一點也不在乎是瑞典國王當權還是俄國沙皇當權,他們沒有民族意識。但是等到他們在一戰以後宣佈獨立,斯大林的紅軍再來的時候,他們就有民族意識了。他們逃進森林打游擊,誓死不願意接受蘇聯的統治,在被蘇聯鎮壓了幾十年以後,被俄語的公立教育洗腦洗了幾十年以後,還是第一個從蘇聯帝國中間衝出來了。這就是一個路徑的問題。

二、三十年代的日本走哪條路線還是不確定的事情。但是經過戰後連續幾十年,它已經走到同一條路線以後,你就很難指望它再改變路線了。你要是說在 1935 年,台灣會走到什麼路線,還不好說,因為這時候的台灣跟大清帝國末年的台灣還不是差別很大,大多數人民仍然在地主和士紳的統治之下,沒有明確的政治意識,他們不在乎是天皇統治他們還是大清皇帝統治他們,只要自己的負擔夠輕、日子過得好就足夠了。然後經過日本人在三、四十年代的公立學校教育,等到二戰時期的台灣青年已經是,可以說是二十歲到三十五歲的適齡青年總共只有六十三萬,有六十萬人搶著去報名參加日軍。日本人只在日本本土徵兵,台灣人和朝鮮人當不當兵是自願的。但是全體台灣青年踴躍參軍,唯恐日本軍隊不接受他。日本人只徵兵兩萬三,六十三萬台灣適齡青年中有六十萬搶著報名。不被日本軍隊接受的那一部分人感到很傷心,就像是高考失利一樣,覺得自己是很丟人的事情。到了這一步,你要再挽回已經很困難了。如果倒退二十年,那是可能的。再前進二十年,就不可能了。像馬來民族吧,在拉赫曼統治時期,他們還只是居民,但在經過馬哈蒂爾經營二十年以後,你要再想讓他們倒回去,恐怕就已經不可能了。或者說即使可能的話,也需要有粉碎整個社會結構的重大打擊,才會發生這種事情。

提問人:我認為本土的、內生的東西對共同體的形成還是有很大作用的。比如,日本本土的文化在日本共同體的形成中,就應該起到了很大作用。

劉仲敬:共同體的認知主要是一個邊界認知,跟你實際上的文化是什麼樣的,關係不算很大。最主要的東西是,讓它充當符號,充當凝聚的符號和分離的符號。實際上的差別是不是很大,那是很難說的事情。你要說是日本文化和中國文化差別很大,那它跟穆斯林的文化相比,哪一個的差別更大?你去問孫中山、章太炎這批人,問他一句,是中亞的穆斯林跟上海人的關係近呢,還是韓國人、日本人跟上海人的關係近?他們十個人中間會有九個人回答說:日本人、韓國人和江蘇人都是華夏文明和孔子的子孫,而穆斯林和西藏喇嘛則不是的,我們跟日本人關係近,跟滿人、蒙古人的關係更疏。如果你現在再問,得到的答案可能不一樣。會有很多人說是,我跟穆斯林的關係和西藏的關係更近,而跟日本的關係比較疏。到底哪一個更親哪一個更疏?這主要是一個政治選擇的問題。

像波西米亞那些人,他們的上層人士都是講德語的,你也可以說是波西米亞語只是像高地德語、低地德語那樣的一種方言,反正上層人物都說普通話,只有下層人才說方言。只要他們願意選擇跟德國人在一起的話,他完全可以把波西米亞語作為方言而存在的。促使波西米亞建立德國民族的因素是什麼呢?第一,他是天主教的奧匈帝國的一部分,對普魯士人始終懷有嫉妒之心;第二呢,波西米亞是奧匈帝國的主要工業區,而奧地利和匈牙利都是農業區,利益結構要求波西米亞人跟奧匈帝國的其他部分有所區別,要不然他們作為發達地區是吃虧的。這兩個基本盤決定了他們必須為自己發明一個民族標誌,然後他們就會發明出,我們跟斯拉夫祖先有一定的關係,其實血統這個東西是說不清的,然後根據這個標誌重新構建自己的民族。

只要,第一要有利益上的需要,第二要有國際政治上面的有利的和現實可能的前景,這兩點建立了以後,然後你構建民族那是不患無詞,不患沒有標誌的。像中華民族這樣的東西,它內部的異質性相差之大,是人類社會中極其少有的,即使奧斯曼帝國也是非常少有,很少有像這樣相差如此之大的居民能夠自身是同一個民族的。為什麼呢?因為這是國際條約的需要和政治上的需要。你如果真想把它拆散的話,那不愁找不出理由。

你如果真要把日本東部和西部拆散,那也是不愁沒有理由。日本東部和西部一向是相互瞧不起的,江戶人絕對瞧不起京都人的,他們吃飯的口味都不一樣,京都人一定喜歡吃淡的,江戶人的口味要濃的多,江戶人自以為豪俠奢侈,瞧不起京都人的儉省吝嗇。你如果非要把他們分離開來,那你完全可以說是,以公卿文化為核心的京都文化是代表著一種高雅的精緻的貴族文化,他們像哈布斯堡的奧地利一樣,有一條特殊的路線,跟關東武士和商人建立的政權不一樣。關東武士和商人和工業家的政權,有點像新教的普魯士,他們不大重視藝術,而比較重視武力和資本主義,性格上跟南方人和西方人不一樣,儘管他們原先都是德國人一脈相傳出來的,但是還是應該像普魯士人和奧地利一樣建立兩個民族。難道這個理論建立不起來嗎?你只要有足夠的時間,不難蒐集出足夠的證據,證明京都核心和江戶核心是類似普魯士和奧地利兩個不同核心,應該建立兩個民族。

但是這些事情為什麼沒有這樣發生呢?因為國際政治不是往這方面走的。普魯士和奧地利最終的分離,骨子裡面是法俄兩國對神聖羅馬帝國進行不斷干涉的結果。而日本的統一,則是海上的日本在地緣和政治上易於統一,然後以後的歷次國際條約又強化了這種路徑依賴的結果。所以歸根結底這個東西,文化的因素在共同體的形成中間,不是最主要的,它只是起一個標誌和象徵的作用。是首先有了這樣的需要,有了這樣的路徑,然後你才去選擇這樣的象徵,而不是說有這樣的象徵就可以建立民族。同樣的象徵,只能存在但建立不起民族的事例多得是;同樣的象徵不存在,但人為的可以發明象徵的事情也是多得是的。

提問人:泛亞主義在未來還會有什麼發展?

劉仲敬:泛亞主義其實是有不同的繼承人。你可以說是,三十年代的日本軍國主義者和三十年代的國民黨蔣介石,他們都是辛亥時期泛亞主義的繼承人。這個理論在兩個意義上是成立的。第一,從人事上講。三十年代的國民黨人和三十年代的日本軍國主義政府,從人事角度上來講,他們都是辛亥年間興亞社、振亞社、玄洋社、黑龍會這些組織的後代,辛亥革命是他們發動的,三十年代日本內部的政變也是他們發動的。從組織上講,三十年代的國民黨和三十年代的日本政府是同根生的兄弟,儘管他們互相殘殺的最慘,但是也不能改變他們是同根生的兄弟這個關係。可以說是日本人是明治時代和辛亥時代泛亞主義的長子,而國民黨人則是泛亞主義者的次子。這是組織層面。

在意識形態上是這個樣子的,辛亥時期的泛亞主義者,他的主要邏輯是什麼呢?東方文化的先進性以及通過韜光養晦最終推翻西方統治的必要性。這種意識形態同時構成了三十年代軍國主義者和三十年代國民政府的意識形態基礎。他們的邏輯都是,通過我們本國的改革和革命,使我們強大起來,強大起來以後,最終實現黃種人和亞洲人的崛起,推翻白種人統治。

第三點就是他們重新構建的意識形態。什麼叫大東亞共榮圈?大東亞共榮圈這個詞不是在太平洋戰爭時期產生的,它是在辛亥以前就產生出來的。這個詞,孫中山本人是異常熟悉的,他一再的要求日本人負起領導大東亞的責任。如果他活到太平洋戰爭那個時代,他會不會像是汪精衛一樣,組織一個親日的傀儡政府,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想像。但是毫無疑問,在他死以前,直到最後關頭,他如果有選擇的餘地,日本人肯給他支援的話,他是寧願選擇日本老朋友而不願意選擇蘇聯的。

而國民黨在它執政時期重建的意識形態,其實表面上是大中華主義,但是在很多方面都很像過去的泛亞主義。它實際上是把過去泛亞主義的思想結構改了一下。泛亞主義是希望日本這個明治維新的領頭羊負責領導亞洲各國求解放,被領導人中間,包括中國革命黨人,因為中國革命黨還沒有勝利,自然要依靠已經勝利的革命黨人來領導了。但是北伐以後的國民黨,他可以說他是已經勝利了,至少是在局部勝利了,他可以說,以後解放亞洲人的使命就不再是日本人來領導,而是由我們領導了。他把亞洲人換成了大中華。

日本人的泛亞主義是要求解放全亞洲,這個全亞洲是不包括俄羅斯和中亞遊牧民族,但是包括中日韓和東南亞國家的,這是他要解放的亞洲範圍;而國民黨要解放的這個亞洲範圍呢,則是一個泛華夏民族的範圍,就是說,歷史上看,跟華夏文化有傳統聯繫的這些,包括大清統治下的各個地方,包括台灣、朝鮮,包括東南亞各地,都是他要解放的範圍。你也可以看出,國民黨這個大中華的概念跟日本人這個泛亞的概念、大東亞的概念是非常相近的,範圍是非常相近的。不僅範圍相近,思想結構也是基本一樣的。

但是它跟辛亥時期的國民黨的意識形態是恰好相反的。辛亥時期那個炎黃子孫和黃帝子孫的概念是非常狹窄的,是把十八省的漢人和大明江山,跟關外的滿人要對立起來的一個結構。它非但不要求國外輸出革命,而且還要割裂大清原有版圖。為什麼呢?因為它設計的這個小中華是可以在日本人領導之下,共同驅逐外族,建立革命事業。而這個大中華的概念呢,它實際上是在假定,它自己已經強大到足以取代日本的領導地位了,用大中華或者大華夏這個概念去取代日本的大東亞或者大亞洲的概念,但是心理結構是異常相似的。正因為兩者非常形似,佔據的生態位異常相近,雙方就必然會發生衝突。

你如果假想一下,假如蔣介石像孫中山或汪精衛一樣,他不但願意、而且巴不得日本人出來當領導的話,中日之間還有可能發生戰爭嗎?不可能發生戰爭吧。這樣一個假定的中國,它會像是孫中山和汪精衛所設想的那樣,甘心當日本的小兄弟,跟著日本人去打英國打俄國,實現它解放東亞的大業。孫中山如果在世的話,他恐怕會很樂意這麼幹吧。之所以中日戰爭會發生,就是因為,說白了,雙方都想解放全亞洲,而且解放全亞洲的領導權都想歸自己的緣故。

大家要搞清楚,解放和侵略是同一個詞,全看你的立場問題。蘇聯人叫做解放者,在蔣介石看來就叫做蘇聯侵略中國了。日本人叫做解放者,在蔣介石看來就是日本人侵略中國了。但在汪精衛看來就是日本解放中國。孫中山叫做革命的那些東西,在大清看來,那就是日本這個境外顛覆勢力在顛覆大清。蔣介石的革命在北洋政府看來,就是日本人在侵略中國。所以這完全是一個立場問題。如果你站在跟他比較相近的立場,你就會把這種行為叫做解放;如果你站在相反或者敵對立場,你就會把這種行為叫做侵略或者顛覆。所以,撇開這些東西,你如果按照火星人的立場來看問題的話,你說這種行為是解放或者是顛覆,那是一件一點兒意義都沒有的事情。就像你把妻子叫做妻子還是叫老婆一樣,差別其實很小的。

大家都想要解放或者侵略大東亞,雙方唯一的立場差異就是說是誰來當領導人。這種做法是最容易引起雙方之間的衝突的。最後的結果是,雙方原先準備革命的對象,反倒變成雙方競相爭取的盟友,而爭奪這個領導權的鬥爭反而變成無法妥協的鬥爭了。這在政治生態位的鬥爭中,其實這個做法是非常常見的,越是相近的生態位,彼此之間的爭鬥是越狠的。

現在的情況其實也是這個樣子的。泛亞主義在二戰結束以後是不可能重新復活的,只要美國在東亞的統治地位一天持續,這種泛亞主義就一天不可能復活。但是它也是留下遺產的,而且這個遺產也是由中日雙方分享的。日本分享的是什麼遺產呢?就是日本和東南亞國家和南洋各國的傳統盟友。這些國家是日本人解放或者入侵東南亞的時候留下的種子,因為有日本人來解放或者是侵略,這些國家才得以從歐美列強的殖民統治中間獨立出來。

像蘇加諾、哈達這些人,印度尼西亞獨立的英雄,像昂山家族這些人,他們是什麼呢?你可以說他們是相當於汪精衛的漢奸,因為他們是日本人的帶路黨,但是也可以說他們是本國的民族英雄,他們在日本人的解放之下,使本國從西方殖民主義的統治下解放出來。台灣的本土派其實也是這批人,他們的生態位跟蘇加諾和昂山素季那些人恰好是一樣的,而跟國民黨蔣介石所在的生態位則恰好相反。

可以說是日本跟南洋這個潛在的同盟,它構成了日本泛亞主義的一條草蛇灰線、一條繼承線。因為日本跟德國不同,德國是完全承認他自己戰敗的,而日本不一樣,日本對戰勝和戰敗是有他自己看法的。他也可以說是戰勝也可以說是戰敗了。說他是戰敗了,是因為他在美國確實戰敗了;但是另一方面,他消滅歐洲殖民主義這方面,他也可以說他是戰勝的,因為他確實消滅了歐洲殖民主義。戰敗派和戰勝派的爭論,在戰後的日本繼續長期停留著,就表明著日本主流社會並沒有真正安下心來做一個地方性的小國。將來時機適合的時候,日本和東南亞那些被他解放和侵略的國家的精英階級重新團結起來,這是指顧間事。

而且那些國家比日本人還要更積極。在九十年代中期日本還一直都不想崛起的時候,像馬哈蒂爾這些人談論亞洲價值的時候就巴不得讓日本出來領導。因為中國人在這個時候好像表現得很 sb,就是說他們以為談亞洲價值是為了中國人的好,表現得一廂情願的非常興奮。但是馬哈蒂爾其實說話說得很清楚,亞洲價值的領導是誰呢?是日本人。他根本就沒有把中國人考慮在內。

當時日本人還不能接受這個號召,但是在美日安保條約調整以後,新安保法通過以後,釣魚島的危機爆發以後,甚至在將來比如說有朝一日日本憲法修改以後,日本和南洋的聯盟是呼之慾出的事情。這樣一個聯盟,可以在不違反美國主導的舊金山條約體系的情況下繼續維持,作為舊金山條約體系的一個分支而存在。只要日本人不越過這個天花板,那麼美國沒有必要也不大可能出來限制它。但是這種東西從實質上來講,它是大東亞主義、大亞洲主義或大東亞共榮圈在未來時間的一個繼承者。

大東亞主義在未來還有另外一個繼承者,就是中國。國民黨的中華民族理念,它現在的繼承者已經是中國共產黨了。中國共產黨在革命起家的過程中間,是解體論者和民族獨立論者,它非常積極的支持台灣、西藏或者是任何能夠從中國分離出去的部分實現民族自決或者是以其他方式分離,只要這些地方不是它的,它就堅決支持中國分裂的。在革命成功的初期,它堅決的支持國際主義立場,對於任何能夠聯想起大漢族民族主義或者大中華主義的意識形態,它都採取了堅決鎮壓、無情打擊的態度。但在冷戰結束以後,它需要新的意識形態的時候,它繼承了國民黨丟下的這個意識形態,這個意識形態是它在過去幾十年極力想打倒的。

但是這個做法不是第一次了,國民黨也不是一開始就是大中華主義者。大中華主義者,我們以前已經提到過,是梁啓超為大清帝國設計出來的,設計的目的中間就包括有利用大清統一這面旗幟來壓制國民黨和各種革命黨人利用炎黃子孫這個旗幟發動革命的企圖。如果大清帝國是合理的,中華民族是合理的,那麼炎黃子孫就是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可悲的分裂主義。而國民黨在它勝利的最初期,在辛亥革命那個時代,是堅決反對中華民族的概念的。炎黃子孫的概念和中華民族的概念是截然對立的,代表著兩個不同的概念,就像是凱末爾的小土耳其和奧斯曼帝國這兩個概念一樣對立。

但是國民黨在北伐成功以後,它發現它自己處在可以繼承大清、甚至可以繼承日本霸權那個地位上,它就改變主意了。它重新繼承和修改了梁啓超那個大中華民族的理念,摻雜了蘇聯共產國際和日本大亞洲主義的理念,把這個理念算成是它自己的,儘管這是它原來反對的東西。然後它被共產黨打倒了。現在共產黨又進入了國民黨在抗戰時期那個生態位。它重新撿起了曾經被大清用過、曾經被國民黨撿起來過、本質上講最初是日本人在設計泛亞洲主義的時候設計的這些概念,經過一系列修改以後,把這些話語安到自己頭上,包括日本的那句著名的台詞,「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

這句台詞,我想,熟悉中國近代史的人如果聽到這句台詞都會感到不寒而慄的恐懼,因為這句話是日本人在太平洋戰爭的前夜說出來的。這句話包含了這個含義,就是說,日本人要打垮國民黨和亞洲大陸其他勢力,把東亞統一起來反對歐美,希望歐美的勢力趕緊從亞洲滾出去。直到不久以前,這句話一直是作為日本侵略野心的罪證說出來的。現在這句話輪到中國人頭上了。可以說它意味著泛亞洲主義的另一個分支已經把它的衣缽種到了亞洲大陸。

這一點也很正常,泛亞主義本來就是有分支的。在三十年代,日本軍國主義者和蔣介石的大中華主義者同時繼承了明治時代理想主義的泛亞主義的一部分精神,而現在呢,泛亞主義的精神在二戰結束後的那段時間幾乎完全絕滅以後,現在又由安倍和日本保守派繼承了一部分,又由中國領導人繼承了另外一部分。這種繼承造成的後果很明顯,它恰恰就造成了東亞絕對不可能團結的一個事實。就因為雙方都希望亞洲大陸在自己的領導之下,所以才預先就注定了誰都領導不了亞洲,而且雙方必然都要在亞洲以外去尋找盟友,來打擊它在東亞內部的敵人。這是必然的。未來,它們肯定要在東南亞相互打擊,同時各自尋找外援。第三方站在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地位上,相爭的兩方誰都打不倒誰,這是很明顯的形勢。

提問人:您常用的「駐馬店」和「桂枝」是什麼意思?

劉仲敬:駐馬店是黃淮流民區,長期經過難民訓練和熏陶,形成的那種特殊的流氓無產者人格。「枝」就是支那,是一個沒有建立起來的虛假共同體。為什麼這個虛假共同體特別可惡呢?它就相當於是用假鈔票一樣。如果我把東西賣給你,我當然希望你付給我真鈔票,用你的鈔票我能買到別人的東西。但你卻付給我一張假鈔票,讓我為了愛國而犧牲,而這個國是根本不存在也不一定能建立的起來的,而我卻必須為這些東西付出實際上的代價。這就像是阿凡提那個故事一樣,因為我聞了你的飯菜香,老闆就要我付錢,那麼我的反應是什麼呢,我就要像阿凡提一樣,敲一敲銅錢,讓你聽聽我的錢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