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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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名于1989年6月5日,在北京长安街上只身阻挡中国人民解放军坦克车队前进的男子,实际本名不详。其照片成为近代历史上最为着名的照片之一。该名男子尝试阻挡约18辆59式战车车队行进。尽管领头的坦克驾驶一度试图转向绕过,但是仍然遭到拦阻而不得前进。该名男子还爬上坦克砲塔,并试图和车长沟通。他似乎被说服而离开,坦克队伍则继续往前行进,但由于该名男子又跑向前,驾驶员再度紧急煞停,对话一阵子后,在僵持之际,一名骑单车的男子前来劝说。最后他才被几名身穿蓝色衣服人士带离现场。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新闻纪录片《共和国卫士》将该名男子称为“螳臂挡车的歹徒”。尽管相关影像纪录被视为标志性的象徵,中国政府禁止网际网路上流传相关图像,这导致大部分中国年轻民众对此并不了解整个事件疑点颇多,你匪导演的可能性极大,下面进行解释。

凶残行径

记得最后一次行进时,天已经亮了。当行至离军队约有五十米的样子,我们已经能看清对面的军人,他们正平端着枪对着我们,我们几乎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对面黑洞洞的枪口。因此,我们自然地放慢了前进步伐。当时,由于长安街太宽,我们的人排自然形成了弧形,我和小王站在中间偏右的地方。当我们距军队约五十米的地方,路两侧的人们已经距军人只二三十米了。可能是天亮的原因吧,这次虽然离军人非常近,但中间的军人只向天上鸣了几枪,只是路两旁多了一些手举大白棒子的军人,不断地挥舞着大棒,追打路两旁那些靠近他们的人群。这时,我们也不敢再往前了,只稍退了一点,开始和军队人排对峙站着,中间约有五六十米的样子。

后来,我们开始高呼口号,唱国歌和国际歌等歌曲。对面的军人听到我们唱,也和我们对着喊口号和高唱歌曲。只要稍有人向前,路两旁的大棒就追打过来。因此我们中间始终与前方的军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我们就一直这样僵持着。大约过了半个小时的样子,奇怪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正前方的军队人排突然停止了唿口号和歌唱,人排中间突然撤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

我和周围的人都愣住了,都不知道前方发生了什么事。正在我们发愣的时候,前面传来了“轰隆”声,这时,我们才看到,从广场方向开来了一队坦克,为首的一辆开到军队人排撤出的口子后,停了下来。接着后面又上来了很多坦克,它们开始列队,在第一对并排的坦克后,排着第二对,并且它们错列行在第一对坦克未能覆盖的空间上,然后是第三排。这样一来,整个长安街便佈满了坦克,再无它们不能碾过的地带。我们看到这,才定了点心,猜测军队可能是想用坦克代替军人和我们对峙的。

然而坦克并没停下,反而开始向我们开来。这时候,也不知道那个不要命的,首先躺到了马路上,别的人看了,也跟着躺了下来。转眼已有数百人躺了下来,宽敞的长安街上黑压压地躺了一片人。当时我和小王都站在前排,看到别人都躺下了,也就一闭眼随着躺在了路中间,心想是死是活随他去吧。我转念一想,要牺牲也得牺牲得壮烈点吧,所以才又睁开了眼。当时我和小王都在第一排,我是头朝西躺的,所以能看到东面坦克开过来的情形。

氯气弹

坦克对着我们越开越快,马上就要碾到我们的人群了。我看得清清楚楚,当第一辆坦克马上就要压到我北侧五六米远的人群时,突然一个急煞车,急停了下来,我记得当时的马路被震得乱晃,整个坦克的上身都往前沖了一下,在离第一个人不到一公尺的地方才停住。我正前方的坦克这时离我还有十几米,也随着第一辆停了下来,接着所有的坦克都停了下来。紧接着,坦克仓门打开,军人开始向我们和路两旁扔毒气弹。霎时间,黄烟开始弥漫长安街,我和小王几乎随着所有的躺在地上的人们,一下子跳了起来,逃向了路南侧。我跳到路边,顺便往东看了一眼,当时我的肺都要气炸了,刚才与我们对峙的士兵们,看到我们狼狈鼠窜的样子,正在举枪跳跃欢呼着,我这一生都是不会忘记这批邪恶军人的。

毒气弹象易开罐大小,当时吸到肚里,只觉得舌干胸闷,直想吐,我和小王开始不住地干咳。这时,我和小王看到一个刚扔到身边的毒气弹,他捂住嘴想检起来扔向坦克,我看着黄烟“噗”地一下涌了出来,小王几乎被掀翻在地。我对他喊了一声“跑吧!”我俩几乎同时开始向西跑去。这时的坦克已经形成正式队形开始向西压。由于路南道窄,毒气也太多,路北是中南海院墙,因此,我俩想斜着穿过长安街,沿着中南海院墙往西跑,这样也许会安全些。所以,我俩斜穿长安街向西北跑去。因为路上到处都是黄烟,根本看不清任何东西,我俩一下子就跑散了。也因为黄烟,我几次都差点儿撞到行驶的坦克上,坦克也差点儿撞到我。

也许我命大,或许是当过运动员跑得快的原因,我终于幸运地斜穿过了长安街,开始沿着中南海的红墙向西跑去。由于这一侧是树木花园,坦克并没压上来,所以跑起来安全多了,只是吸的毒气太多,胸腔无比地难受。当我跑过新华门时,门前密密地站了一排士兵,他们全都倒背着手直直地立着,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们跑过去。当时,我真怕他们把我们往公路中间撵,那样的话,我们可就要糟殃了。勉强跑过新华门后,我的胸部实在难受,只好蹲下来抓了一把泥水(喷水龙头溢出的)往嘴上一按,接着再往西跑。不一会儿,我便跑到了六部口。这时,坦克已经在我之前到达了,于是,我赶紧右转,向北又跑了几十米,当我看到已经停了许多学生,也没有坦克追过来时,才停了下来。当时,很多年轻人都正蹲在或趴在地上呕吐干咳,几个女学生模样的干脆横趴在人行道上,把头伸出路基干吐,样子看上去难受极了。我的胸部也非常难受,只得蹲在地上吐了一会儿,结果什么也没吐出来。过了一会儿,我觉着好些了,看到六部口的坦克已停住了,我想找找小王,看他是否也已安全逃出,才又壮起胆子往长安街走去。

碾人惨案

这时候,长安街上弥漫着的黄烟已经淡了一些,但稍远一点还是什么都看不见,因此谁也说不清究竟死了多少人。虽然当时的坦克还在发动着,但轰鸣声已小了很多。我隐约能听到六部口对面的哭声。我壮着胆子从最西面的坦克前绕了过去,来到了六部口十字路口的西南角。当时到处都是哭声,待我走近一看,我一下子呆了,眼泪就象流水似的一下子涌了出来,坦克附近的情形太惨了,我实在控制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五个被碾死的学生横乱地躺在靠近人行道的柏油马路上。最西面的一个离人行道二米多远,头朝着西北仰面躺着,脑袋中间开了个大洞,象豆腐脑一样的白脑浆,参杂许多红血丝向前刺出一米多远。另外四个倒在他的东面更靠近人行道的地方,其中两个被压到了自行车上,和自行车黏到了一起。我和周围的人站在那里哭了一阵儿,当我看到身旁有几个学生模样的,便哭着同他们商量看是否能把这些尸体抬走,免得被军人抢去消尸灭迹。那几个学生和我一起走到邮电所西面的一个胡同,向一个住户要了一块木板,约一米多长,半米多宽,钉在一起的木板子。在周围人的帮助下,我们开始一具具地抬尸体。

当时的坦克就在旁边响着,我们流着泪,也顾不得害怕了。我已经记不清先抬的那一位了,好像是先抬的那个脑浆被压出来的学生。当时由于木板太短,他的头顶在我的肚子上,脑袋已经空了,但我的衬衣上仍然沾了一些脑浆。抬另一个内穿红背心的学生时,他的一只右臂和上身只联了几丝肉,基本上已经掉了下来,红背心和肉绞在了一起,大腿上的五花肉也翻了出来,我拿着他的右臂放到他的肚子上,然后把他抬了出去。还有两个学生已经和自行车碾到了一起,我们费了好大劲儿才将一个和自行车分开。而另一个被压得自行车的脚蹬子刺进了胸腔,我们实在无法将尸体和车子分开,只好连同压扁的自行车一起抬了出去。

记得我们抬最后一个尸体的时候,从长安街西面又开来一批坦克。我当时正拿着木板朝东蹲着准备抬尸体,根本没注意背后的事。突然间,许多市民和学生都沖着我喊叫起来。我回头一看,一辆最边上的坦克,马上就要压到我了,我条件反射地扔下木板,跳到了人行道上。转眼这辆坦克已经驶过,停在了前方,再看一下刚才的木板,约一寸厚的木板的一角已被压得象麻片一样,我被刚才的情形吓出了一身冷汗。

最后,我们终于把五具尸体抬到了街后的一个胡同里。当时,有人建议我们检查一下死者身上是否有证件,以免一会儿军人把尸体夺走了,我们还不知道死者是谁。我们翻了一下,也没发现什么,只从一个绿背包里,翻出一个女学生的学生证(女生名字我已记不清,只记得是北京XX学院的)。尸体总放在胡同里也不行,我们正发愁时,正巧来了个好心的个体司机,他流着泪建议我们把尸体送到政法大学去,以备作为法律证据。我们听从了他的建议,把五具尸体(一个连着自行车)抬上了他的小卡车上。由于害怕大路上军人抢尸体,司机师傅带着我们沿着小胡同开了很久,才上了二环路。路上他还对我们讲述了他这一夜是如何抢运尸体,一直到现在的所见所闻。由于五具尸体是迭放在小卡车上的,车子只好开得很慢,这时的汽车前后已经跟随了许多人。

汽车上了二环路后,人们骑着自行车前后围着小卡车,护送着这辆小卡车行向政法大学,一路上护送的自行车群越聚越多,当我们到达政法大学的时候,已有数千师生在校门口迎着我们,我们的前后也跟了上千人。当我跳下汽车时,一位教授模样的老人,噙着泪水抱住了我,我就象一个在外受屈的小孩,好不容易回到家里一样,趴在他身上嚎啕大哭起来。我记得,当时整个大街上什么声音也听不见,满街都是哭泣声。

最后,一位陌生人,让我搭上他的自行车把我送到了学校。当时已经是中午十二点左右了,许多同学已在校门口等了一上午,他们多数断定我是肯定回不来了。我们一见面,一下子涌到了一堆。至于后来的尸体存放和展览的事,具体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只是后来听说,尸体在政法大学的一楼大厅里,停放了好几天,北京市数以万计的人目睹了这五个被碾学生的惨状。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那个同学小王也已安全地在我之前返回了学校。我们跑散后,他也差点儿被坦克撞倒。当他跑到六部口的时候,看到一个躺在地上还活着的学生,臂膀几乎已经被碾掉了下来,已经处于昏迷状态。但惊人的是,他在小王的慌乱搀扶下,竟站了起来,并能坐上一个自行车,扶着自己的那只胳膊逃了出去。六四很久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这个学生的下落。这时他已经永远地失掉了那只胳膊,也被迫离开了他所在的那所大学。

我是流着泪,写完这段回忆的。我由于害怕牵连受迫害,一直将此事沉默着。看到“六四”事件已经马上12年了,我想我应该把我亲身经历的“六四”血案的一个角落告诉大家,请大家不要忘记“六四”的死难者和刽子手们…………

阻挡坦克能够全身而退,不存在的。能够驾驶杀人工具的丘八,都是匪军里最穷凶极恶的一批,不可能有人性。周色目亲自杀害无辜的救命恩人,你还能指望一群被彻底洗脑的士兵?呵呵。

官方反应

1989年7月,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新闻纪录片《共和国卫士》也使用了阻挡坦克的相关影像,并且表示:“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看出,如果我们的铁骑继续前进,这个螳臂挡车的歹徒,难道能够阻挡得了吗?摄像机拍下的这个画面同西方某些国家的宣传恰恰相反,正好说明了我们的军队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克制。”中国共产党所拥有的新闻媒体,大都藉由这次事件来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其“人性化的一面”。

可惜弄巧成拙,之后这张相片成为反抗暴政的象征之后,有关阻挡坦克的影像便遭到中国共产党严格禁止播出,而在中国的电视媒体上就也没有再度播放相关内容。

来龙去脉

一篇署名逃兵《六月的逃兵》提供了不少细节。

逃兵当年“在美国的三大媒体公司之一做事”,89年6月5日上午,逃兵到北京饭店14楼,取录像带。

“北京饭店大门口,只见一排很多个玻璃门都关着,只留了中间的一个,半开半掩,将将能容一个人侧身穿过进去。门边上,从里到外站了至少有一打身穿便服的,在那里执行公干的人。”

进去时,“北京饭店大门口,只见一排很多个玻璃门都关着,只留了中间的一个,半开半掩,将将能容一个人侧身穿过进去。门边上,从里到外站了至少有一打身穿便服的,在那里执行公干的人。”“与他们擦身而过,走到了大厅里。我只觉得,身后有很多眼睛在盯着我。但是,直到我走进电梯,看着电梯关了门,始终没有人喊我停下。”

在14楼,“里面一阵悉悉索索,半天才开门。却原来两个老外以为是来抓他们的,先把摄像机从凉台上撤下来,藏到了床底下,然后还换上了睡衣,看上去俨然一对同志哥的样子,甚是可笑。”

出门时,“逆光,只觉得那门里门外,人影憧憧,但是都一动不动,明显是在盯着我向他们移动。……只是,他们还是没有拦住我,任我走了出去。”

最后,逃兵分析:“我不是没有帮助和支持的。我今天想起当时的场面,我要专门地感谢北京饭店大门口,那些身着便衣的,执行公干的北京同胞们。以他们所在的位置、掌握的情报,和他们拥有的技术条件,说他们不知道14楼上有我们的摄像组在拍摄,是全然不可能的。说他们不知道我乘电梯上到14楼,并拿回了那盘录像带,是更加不可能的。但是,我刚才说过:他们看着我的时候,眼睛里面充满了愤怒。作为一个一心在想着当逃兵的我,自以为他们的愤怒,是冲着我来的。但是,我忽略了一点:这些人,下班以后,也是北京的老百姓。子弹绝对不会因为他们白天所做的工作,而躲开他们的亲人、朋友、街坊。今天,我只有一个解释,能够说通为什么他们放我进入那只容一个人出入的大门,又眼睁睁让我从那门内出来。这就是:他们做出了个人的或是集体的,绝不是没有危险后果的决定:他们要让世界看到那个大义凛然的同胞的形象,和他头上勇士的光晕。”

根据对现场的描述,笔者同意逃兵分析的前半部:作为戒严令下达半个月之后开始的屠城行动,中共对所有行动的细节,是有着周密的安排与计划的。北京饭店一是外国记者云集,二是可以直接俯瞰天安门广场;更不要说前几日在北京饭店门前的长安街上,已经发生过徒手军人与百姓冲突的场面。中共对北京饭店应该是严加防范的,甚至应该由多部门共同实施。不仅仅是“他们所在的位置、掌握的情报,和他们拥有的技术条件”,关键是中共在精心设计的栽赃阴谋中,不可能在这个场合和这个问题上有丝毫的疏忽。所以,逃兵的一切所为,都是尽在中共情报人员的掌控之下的。

但笔者不同意逃兵分析的后半部。

作为生活在北京的,无论是公安警察,还是国安便衣,还是武警等,即逃兵所称的下班后的北京百姓,对发生在身边的事情,无疑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来。但事实告诉我们:六四之后,北京抓捕了数千人,判刑上千人。据很多回忆,抓捕往往是地方派出所带路,由戒严部队实施。这一方面反映出派出所人员,下班后的北京百姓,对抓捕的执行不力,也反映出当局对他们的不够信任;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们并没有,实际上也不可能,对当局指派给他们的任务进行有效的抵制。那么,在台风眼的北京饭店门口——如果说这是个精心策划的预谋,台风眼在这个时刻已经从广场纪念碑转移到了这里。无论这里是一打还是更多,无论他们是同属一个部门或是来自多部门,他们有可能在瞬间“做出了个人的或是集体的,绝不是没有危险后果的决定”,并达成共识吗?共和国在半个多世纪中,有过多少阳谋阴谋、栽赃诬陷,远至张国焘西路军、文革,近至六四、器官移植,有过反水的,但从未有过可与此事相佐的事例。

再看拍摄“坦克人”照片的经历:《新闻周刊》的Charlie Cole,是把胶卷藏在厕所水箱里逃避过之后的搜查的;《玛格南》图片社Stuart Franklin,是将胶卷藏在茶叶中混过海关送到巴黎的;帮助《美联社》Jeff Widener送胶卷的人,是个留着长发,身穿肮脏的体恤、短裤和凉鞋的年轻人,Jeff Widener说:“Security would never suspect him of being a journalist.”(安全人员绝不会怀疑他是一名记者)。为什么唯独对逃兵网开一面?

如此看来,《六月的逃兵》恰好说明了:逃兵之所以能够安然出入北京饭店,应该是在一个预谋的计划中的必然。 首先,王维林不可能是一个完全独行于这个社会的人,无论他是北京市民、北京学生或外地学生,还是马王堆考古人员,他都一定有身边了解他的人。这些人这么多年一致地封口无言,这是一个小概率。

其次,作为一场延续五十天,引起全国甚至全世界关注的运动;作为在6月5日作出如此壮举的王维林,应该不是刚刚抵达北京。那么,在广场绝食期间,在戒严后堵截军车的半个月中,在2日后的木樨地、新华门前、大会堂西侧路,以及广场等地,王维林没有在周围人们心中留下任何一丝印象的举动吗?除去前面说的身边了解他的人之外,北京每天街头上成百万人群中,就没有一个人在事后看到这段录像时,认出这个人曾经有过的行为表现吗?这又是一个小概率。

下面看看“坦克人”事件的整个过程:

当王维林出现在镜头中的时候,他已经站在长安街几乎到达中心的位置。坦克队列从第四辆往后,行驶在长安街南侧,东向四条行车道的右侧第二条慢行线上;而开道的指挥车正向左偏转。最后王维林和坦克对峙的位置,恰在长安街中心的双黄线上。坦克队列和王维林的站位关系从《路透社》Arthur Tsang Hin Wah的照片上看得很清楚。我们不知道,如果坦克队列按原路线一直行驶,最后是王维林返回到长安街南侧机动车慢行线上,还是坦克队列就与王维林擦肩而过了。

再看拉走王维林的场面:第一个是来自路北的骑车人,然后是来自路北的两个黑衣人,再后是分别来自路北的一个白衣人和来自路南的两个白衣人(其中一个拖后,在短些的录像中没有出现);而当他们接近路南人行道时,还有两组,分别是一个骑车一个步行,迎了上来;最后,在路南人行道墙边,还孤零零站着两个人。从王维林站在坦克前,到第一个骑车人出现,历时86秒;第一个骑车人出现,到一同离开,历时10秒。而这些人中,有六个穿着同样的白上衣、深色长裤,王维林也是。

这些人相互认识吗?如果不认识,怎么会在86秒中做出一致的决定,并做出如此默契的行为?如果认识,为什么分别身处长安街南北两侧?下面笔者将说明:长安街南侧几乎一直就没有抗议的人群。

更准确地说,王维林所站的路口,应该是南河沿路口西侧,而不是南池子路口。南池子路口对着公安部大门,在南河沿路口西大约300米。南池子大街南口有很多贫民居住的四合院,南河沿大街南口东侧是北京饭店,西侧是对外友协和欧美同学会,由于临近王府井大街,周边的开发使得这里很少四合院。这是六四期间在南池子路口发生激烈军民对抗,并有很多伤员被居民接到家中救助的原因之一。而长安街南侧,公安部占据了相对南池子到南河沿的宽度,向东,正义路和台基厂之间的宽度是北京市政府,再向南就是北京市公安局。这里更是几乎没有居民院落。在六四期间,长安街这一段的南北两侧,是有着非常大的差异的,抗议的人群来源和人群退散的去向,都是长安街北侧而不是南侧。

到了6月5日,应该说在南池子路口和戒严部队对峙的抗议人群已经没有了。从《纽约时报》Terril Jones今年新公开的“坦克人”照片中可以看到:路北还存放着遗留的自行车,街上只有一个骑车人,而路南廖无一人。

十多个穿着相近的年轻人,之前分别身处长安街南北两侧,而且路南居多。在王维林站到坦克前之后86秒,做出一致的决定。然后分批次接近王维林,在10秒钟内说服了王维林;一部分人拥着王维林,一部分人在长安街南侧接应。而王维林是从路北还是路南出来的呢?笔者看到的录像都没有他走上长安街的镜头,但能看到的最前几步,他是从南向北走的。

对现场的分析,疑问有三点:

一是,坦克车队列为什么要迎向本没有处在行驶路线前方的王维林?

二是,在一个完全出乎所有人意料的突发事件中,有十多人,迅速做了一致的决定,并实施了默契的行动。

三是,其中多数人,甚至包括王维林,来自长安街南侧,而不是北侧。


惯于在阳谋阴谋之间游走的中共,挖空心思地试图导演点什么,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情了。

6月5日,尽管京城各处还有零星的枪声,但应该说局势是稳定的,一切已经尽在中共的控制之下了。“坦克人”事件发生在5日而不是4日,这其中也许是有奥妙的。到了5日,还有什么必要让一列多达数十辆坦克在长安街上行进呢?新闻周刊的Charlie Cole说至少有二十辆,这可以从照片中得到证实,而且照片中坦克队列见首不见尾。同时,时间选择得恰好给云集外国记者的北京饭店提供了最适合的拍摄光线。

从中共的角度来看,如果这时,有“坦克人”这样一个场面,并能送到境外的媒体上,不是“正好说明了我们的军队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克制”吗?整个六四期间,西方各媒体曾经传出数百小时的录像资料,唯独这不到两分钟的片段被截获,并立即被中国媒体大肆宣传。这也是个小概率。

罪恶证据

血腥警告

折叠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