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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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自古谁无死?不幸地,周恩来已经逝世,因此无法继续与您互动

周恩来(1898.3.5-1976.1.8),血型AB,身高据称167CM。死于膀胱癌,确信是与熬夜、饮酒和心理折磨有关。

太监

前女友:张若名1958年反右运动受迫害后自杀。1963年,在周恩来、邓颖超的压力下(迫真),云南大学党委向张若名家属赔礼道歉,但只承认不适当的给了太多压力,批判的词语不合适。直到1980年10月27日,在邓颖超的直接过问下,云南大学正式为张若名平反,称其“一生为革命,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未发现任何出卖党组织的行为”。

正室邓颖超,流产一次、生子夭折一次后,丧失生育能力。

私生女

当问到《叫父亲太沉重》,周恩来有没有婚外情时,陈露文毫不犹豫地说:周有情人,是一位将军的妻子,比她大十岁,是海政的舞蹈演员。周常打电话找她,在她们那圈子里人皆知道。她说:“艾蓓完全是周恩来的女儿!”艾的养父是个副部长,生母在北京,当然不会公开。

“毛是做爱的高手,不是一般的性交。他很反感周恩来装圣人,情人多,不敢做。”

孙维世

孙维世是中共烈士孙炳文之女。孙炳文在黄埔军校时就与周恩来是党内同事,1927年牺牲。1937年16岁的孙维世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投奔革命。门岗不让进,她就盯在哪里,直到周恩来经过门口,孙维世才上去相认。周恩来邓颖超很喜欢这个孩子,把她收为义女。孙维世有表演天才,年轻漂亮,在延安舞台上曾与江青同台演戏,夺去江青的彩头,令江青不快。1939年,周恩来坠马导致右臂残疾到苏联医治,当时18岁的孙维世也硬要跟去,经毛泽东签字同意后,孙维世如愿以偿。孙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就读戏剧表演和导演专业。1949年在毛泽东赴莫斯科谈判期间,孙维世任代表团翻译,与毛泽东如影随身。毛泽东没有让江青随行,江青于是嫉恨再添。

1949年,毛泽东和周恩来要去莫斯科和斯大林会面,这是毛泽东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国,江青要求一起去,毛泽东不许。而孙维世被任命为翻译组组长,还兼管中央的机要工作。火车一开,江青留在月台上,孙维世向她挥手告别,江青心里是什么滋味,没人体会得出来。毛泽东不爱坐飞机,从北京到莫斯科要走一个星期。据孙维世的近亲说,在路上毛泽东老要孙维世到他的包厢里去介绍苏联情况。一天晚上,孙维世哭着跑出来去找周恩来,周马上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抚摸着她的头发连连说:“要顾全大局、要顾全大局……”

孙维世的侄女孙冰说,周和孙的感情,已经超出了父女之情……至于他们“父女”到底“好”到什么程度,就难以考证了。

和金山结婚后,孙维世向邓颖超诉苦,金山婚后本性难移,乱搞男女关系,非常痛苦。“邓颖超回信说,在上海十里洋场混久了的男人,总是免不了有这些事的。如果想到他为党做了大量工作,作为他的妻子,就可以自堪告慰了。这段话有相当的暗示性和针对性,周恩来的私生活和金山相比,没有多大的区别。据邓颖超的秘书赵玮透露,邓颖超曾服过大量安眠药昏迷,后被抢救。”

顾顺章灭门案

背景

周恩来是中共早期在欧洲共产主义小组的创立者,他直接受命于苏联斯大林也就是共产国际的命令指挥,这也是他在1924年从法国刚一回国,就能够出任黄埔军校高层职务的主要原因。当时其背景是,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推行“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主张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

1923年6月,周恩来在巴黎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11月任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部总务科主任;1924年周恩来回国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当时主任为戴季陶,两个月后继任政治部主任,主持建立主要由共产党骨干组成的“叶挺独立团”。1925年2月、10月,参加了蒋介石领导的第一、二次东征,期间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副党代表,被授予国民革命军少将军衔。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周恩来辞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职,并在年底转往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

1928年4月,周恩来赴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常委会秘书长。11月返回上海,此后至1930年3月是中共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

1928年11月14日,组织成立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的中共中央特别任务委员会(简称特委),下设中共特别行动科,并以学生时代的笔名“伍豪”为化名从事地下工作,工作包括情报收集、暗杀、安排工作人员渗透国民党党政部门等。

“中共特科”是上世纪30年代一个严格遵守周恩来指示——“不与党的地方组织发生联系,单独进行情报、兵运、保卫、暗杀等活动”的中共隐秘机构,受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和中共北方局领导,利用各种方式搜索重要情报。

中央特科下设总务、情报、保卫、通讯四个科。一科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和营救安抚等工作,科长是洪杨生;二科负责搜集情报,科长是陈赓;三科也叫做红队,俗称“打狗队”,负责镇压叛徒特务,科长是顾顺章;四科负责无线电通讯,科长是李强。

顾顺章协助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并兼任第三科(行动科)的负责人,三科负责暗杀活动,也被称为“伍豪之剑”。

周恩来在中共建党之初,不仅一手建立了中共的特工系统和军队,还一直是中共实际上头号核心人物,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遵义会议之后。

1931年3月,顾顺章被派护送张国焘和陈昌浩前往鄂豫皖苏区,完成任务后,顾顺章来到武汉, 4月24日,顾顺章化名“化广奇”,在汉口新市场游艺场表演魔术,表演大获成功,但随后被国民党特工抓获。

顾顺章被曾经是中共汉口负责人后脱共的国民党特务尤崇新认出,遭国民党汉口警察局局长蔡孟坚逮捕。顾顺章随后立即投降,但是要求面见蒋介石方能供认其掌握的机密。蔡孟坚随即向其上司徐恩曾密电此事,不料徐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是中共间谍,抢先通知了特科。

过程

周恩来在躲过随后的大抓捕之后,开始迅速处理此事。 周恩来迅速把中共中央机关紧急转移到新地址海棠村,其中包括顾顺章的家属也在这里。

顾的妻子、兄嫂、岳父母、姨妹等在中共中央秘密机关负责做饭、看门和采买。周恩来最终决定将他们灭口。于是,由周恩来、赵荣(康生)组织特科的洪杨生和陈养山,带领红队人员执行了这一任务。据后来的掘尸报告称,杀人是采取绳勒方式,因为都市内不敢开枪,用刀则血迹不好处理。当时尸体难以运出市外,只好在院内花坛下挖了深坑掩埋,上面还抹上水泥以防腐臭外泄。

案发当晚在顾家的亲属,除了顾顺章8岁的女儿顾利群和12岁的小舅子张长庚被放生外,其余13个人都被勒死,其中包括顾妻张杏华、岳父张阿桃、岳母张陆氏、小姨子张家宝、小舅子、小姑子和保姆、司机、串门的朋友在内。顾顺章的小姨子张家宝是乡下来上海探亲的农村妇女,根本与顾顺章的工作毫无关系,但也被活活勒死。死者中还包括顾家客人、周恩来的救命恩人斯励。

斯励(1900-1931),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学生,他的哥哥是国民党将领,1927年4月北伐途中,苏联顾问及中共在中国境内发动倒蒋,蒋介石决定取缔苏联顾问并逮捕、处决中共党员。在4月12日的清党中,斯励借着哥哥的特殊地位,曾将周从国民党手里救出,是周恩来名符其实的救命恩人。

那天,周恩来带着中央特科的杀手们闯进叛徒顾顺章家,顾顺章十几个家人和亲友正在打麻将,不巧顾家朋友斯励也在场。正因为他认识周恩来,所以周命令连同恩人一起勒死。

残忍

这场屠杀由周恩来亲自带队,康生(赵容)也直接参与,黄埔军校的学生斯励那天在顾家打麻将,他的哥哥是国民党将领,有记载斯励在“四.一二”清党中曾将周恩来从国民党手里救出,但也因为他认得周恩来,所以也一样被杀。这一事件中当场被杀的有顾顺章的十几个家人和亲友。在行刑过程中,康生表现得比周更坚决、更冷酷。

任务完成后,周恩来冷漠地望了望赵容,像是在跟他说话,但又像是跟自己说话似的,自言自语地讲:“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万不得已,采取这样的极端措施,今后历史将怎样看待我们呢?”大概讲了这句话后才可以稍微对得住自己的良心。当时国民政府调查科向法租界警务当局接洽,会同按址发掘尸体,租界当局初不相信,经过确切保证之后,始获同意进行发掘。新闻界获得消息后,发出报导。当发掘工作进行时,市民挤满墙头,树上围观,在充满惊骇与怀疑气氛之下,一尺复一尺的挖下去,院内深掘到八尺之下,果然起掘得顾顺章全家大小八具尸体,全市为之震惊。

一九三一年在甘斯东路爱棠村、新闸路、武定路等地挖掘这些尸体时,共挖出三十九具,都是周恩来领导所为。

死状

11月23日下午二点,巡捕房协同首席检察官陈满三、检察官丁仕奎以及法医魏立功、姜璇和书记官彭珊一同乘汽车到场,此时,巡捕房西捕白而地与特别机关侦探督察员金九通、中西包探以及小工已在案发地等候,随后检察官下令小工:对上述几个地点中37号和33号进行开挖。

挖掘先从33号动手,开挖刚开始时不见起色,并再次盘问知情者,得知确切无误后便明确挖掘,掘地四、五尺后,挖出男尸二具,接着在37号挖掘出女性死尸一具,随着多具尸体出现,一股腥臭冲出,使得围观居民纷纷掩鼻而逃。这些尸体大都赤裸身体,或背心短裤,绳索在尸身颈部和肢体上均绕上几股,因尸体腐烂,又多具堆积在一起,实在是恶臭难挡,警备司令部只得先垫资购买棺木。

装尸体的棺木抬上卡车,被运往同仁辅元分堂验尸所(位于法租界宁波路、东自来火街东北角路口,今淮海东路永寿路口)验尸。法租界总巡捕房刑事科报请第二特区第二法院验尸,地方法院呈报同等第三法院检察官章宗侃会同地方法院检察官丁仕奎、姜璇、以及书记官彭珝带同法警到达位于法租界宁波路8号、东自来火街口的同仁辅元分堂验尸所,此时,顾顺章家属与中央党部特派员尚未到场,淞沪警备司令部督查长杨凤岐到场迎候。接着,法医命令小工开棺,把尸体抬出来,顿时臭气直冲,旁人有呕吐感,此程度为该验尸所首次碰到,只得点燃芸香、香樟脑等中药,以烟气驱赶恶臭,但只是稍微冲淡一下窒息的气味,魏立功、姜璇二法医各戴橡皮手套,即对各尸体详细检验。

在尸体装运过来时候,报验37号尸体的棺木为顾维贞夫妇、张阿桃、张爱宝,33号为吴克昌夫妇、男佣,共四男三女,但是对标有吴克昌、男性尸体一具的棺木,经检验为女尸,判断为案发地初查有误,实际共四女三男,女尸身份一时不能鉴别,后来叫顾顺章其他家属辨别,该女尸为一个姓叶的亲戚。

这时,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顾建中、司令部官员黄凯到场,在验尸所除了法医外,巡捕房派人请来顾顺章小舅子张长庚来辨认尸体,虽然尸体经过数月掩埋尚未全部腐烂,但是张长庚讲这些亲戚也不是全认识,但是他马上认出了尸体中的二具:父亲张阿桃、姐姐张爱宝,对于其他尸体的辨认,不是像对其父亲、姐姐那样的熟识度,能立即辨认出来,验尸官称:各尸体头上的麻绳割下来,可以绕三四股到五六股不等,这批麻绳收集要达八包,被法院贼物库收缴。后验尸查证,在37号(即现在余庆路102号)掩埋尸身为顾维贞吴韶兰夫妇(顾顺章兄与嫂)、张阿桃(顾的岳父)、张爱宝(顾的妻妹)共四具,在33号(现余庆路110号)掩埋尸身为男佣(脸有麻皮,名不详)、叶小妹(顾顺章妻子的表妹)、吴克昌妻子(顾顺章嫂子的弟媳)共三具尸体,记者也获知,叶小妹的丈夫陈阿松,在叶小妹阴历四月失踪后,到其在松江的亲戚家里打听,还曾经到爱棠村找寻过,但是该处已无人居住。

因为王世德供述有九具尸体,现在挖掘出来七具,为考虑到或许有遗漏,以及慎重起见,征得业主潘肇邦的同意,对爱棠村这一排房子中间的34、35、36号的天井也挖掘一次,没有发现死尸。此时,修德坊有尸体的消息披露。

王世德以化名李龙章继续对外称:当时准备要处决的人共有十一人之多,听到过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长斯烈以及胞弟斯励二人也在内,除姚主教路屋内,在公共租界的胶州路武定路修德坊天井地下,也埋有尸身四具。从《申报》的记载来看,王世德的供述和记者的报道都是很谨慎的,因为王世德称“谋毙”,说明要杀斯烈(斯励之兄)只是计划,未必是具体行动,而《申报》记者称:若凶手李龙章的供述与挖掘出来死尸吻合,则说明李的口供正确。

修德坊6号在该弄底独立一幢,该弄共双间楼五幢,延街二幢当时门牌定为武定路98a和99号,弄堂中间二幢为2号与4号,案发的6号在弄底独立一幢,西首为汽车间,1930年底完工,为大陆银行地产部建造,每月租金为银90两,据查,1931年5月有个叫黄维国的来租房,特征是留八字胡,他一次付清三个月租金,一共银270两,案发后黄维国不知去向,事后曾一度查到担保人即劳合路泰亨源水电行老板张义安,实际上该处为特科在上海活动据点一个,但是张慌称不认识那个姓黄的,是他人转托的,称是地产部收了三个月租金后直接借出的,(由此也可查证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实际在泰兴路召开,因有些回忆文章讲“另一说法是可能在武定路修德坊召开”的假设,现在看来当年1月尚未租房,实际上中央特科5月起租到案发,这个说法有一些依据)。

此刻,《民国日报》记者已从巡捕房调查、泄密人员那里获知,并在该报上披露:特科在党内已有定例,对不忠、叛变、倒戈、泄密者,若被侦知,即派人将其处死,其处决方法是,先用绳子对要处决者的双手紧扎,由他人持绳圈从其背后套入颈项。勒毙之后脱去死者衣服,随后赤身裸体埋藏,或者尸体肢解分别抛弃。

据报道,淞沪警备司令部队长王斌禀接到京中来电,确认了武定路的埋尸处,西探长亨特承办此案,11月24日去现场打探一下,发现屋内已搬空,只有墙上火表一只没拆掉。

第二日,淞沪警备司令部会同戈登路巡捕房(位于戈登路康脑脱路、今江宁路康定路西北角口)探捕前往武定路修德坊6号发掘,同时附近派武装探捕巡守,先在天井北首近正屋处掘出麻袋包裹的男尸,尸身穿布背心,手脚用麻绳反搏,经辨认后为斯励尸体,后挖出3具尸体,认定为张杏华(顾顺章妻)、张陆氏(顾的岳母)、吴克昌(顾顺章嫂子的弟弟),斯励为国民党26军第二师师长斯烈的弟弟,以前为中共党员,顾顺章与斯励非常熟识的,某次顾在上海被当局拘捕,中共曾托其兄斯烈转告当局说情保出,所以两家常往来,中共特科估计斯励可能会随顾投诚敌方,所以采取此行动,当报纸披露案情后,其妻陈佩英(当年28岁)于11月24日下午一时赶到修德坊,见到刚被挖掘出丈夫的尸体后便号啕大哭,四时左右被陪来者劝回家,斯有二子,长子三岁,幼儿尚在襁褓中。

《时报》记者根据斯励的妻子陈佩英的回忆和讲述,而写出新闻报道,称具体日期是在7月24日(这7月的月份记载,本文章考证有难度)下午三时,有人去闸北斯励家的,叫他外出有事,然后那天其丈夫出门后,一直没有归家,使她焦急万分,却无处打听到任何线索。现在案情已浮出水面,据调查披露,实际情况是在数月前,特科人员引诱斯励至武定路修德坊6号楼下,开始对他执行处决,四时左右动手勒毙斯励,深夜埋尸地下,同时特科人员以公务人员身份对斯家搜查。

记者从特科叛逆人员那里获悉,顾顺章的妻子被特科人员叫到里面问话,说是你丈夫将来到了南京必定做大官,你是否也跟着他一起去呀?顾的妻子张杏华答道,我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当然跟着他了。此话刚落,行刑人员即把绳索套住她头颈,猛力一勒,随即倒地毙命。

随后这些在修德坊挖出的死尸被移送斐伦路(今九龙路)验尸所,第一特区法院郭炜检察官到场监督,张长庚辨认了其母张陆氏、其姐张杏华的尸体,并收去大殓,而陈佩英以后则把丈夫斯励尸体送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大殓。

上面提到的顾顺章妻子与岳母,是由中共特科派人引诱她们二人至修德坊后被勒死的,至于为何没有死于爱棠村,也就是顾的家属大批人员死的地方,现在无法查证,只能估计爱棠村埋尸地方不够了,由于用上面提到的处决手段,即绳索迅速套入颈部勒死,这批遇难者连惨叫一声都不能,因为这批死尸的恶臭程度实在厉害,验尸所不得不点上芸香檀降香苍术来驱散一下窒息的味道。

顾的被杀家属遗体,在验尸后由张长庚和其他亲属收殓,后安放在闸北延绪山庄(1926年建的延绪山庄,又称天下会馆,位于现在在闸北童家浜一带,地址为老沪太路203弄2号,其旧址与门口牌坊于2004年被上海市列为“首批不可移动文物”之一),实际上顾顺章家属遗体在延绪山庄为灵柩寄存,以后几年均移入江苏镇江。前面讲到顾顺章的女儿顾利群、小名毛毛,后来实际藏匿在金山张堰乡东约十里地方,据了解,在周恩来一行的行动刚开始时,顾的家属已被监视,4岁幼女一直大哭,并强行外出游玩,行刑者怕泄漏机密又不忍惨杀幼女,周恩来下令派人将她送到宝山家乡,但是实际上途中改变方向,送金山张堰东十里一乡民家,对人谎称该女孩父母病亡无人抚养,不得不送人,国民党党部特派员顾建中得知原委后,于11月26日早派人偕同顾顺章妻弟张长庚,去乡下寻回顾女,午后到了闵行,再派专车送往市区后上火车至南京。   当年上海有影响力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以及它的副刊《北华捷报》(周刊),都对案件作了深入的报道,在1931年12月1日出版的《北华捷报》对此案件中提到的武定路现场,作了如下描述:“……it was nearly noon before the first corpses,the two women were unearthed,The yard is about 20 ft square,with one corner cut away,the whole being surrounded by a wall nearly 9 feet high,After spading 18 inches deep,……they saw two bodies,both female,prone and face downwards,……they body of younger was entirely unclothed,while that of a considerably elder women was partially covered……”当二名女尸中第一具被挖掘出,已大约过了中午时分,……这天井大约20平方英尺(译注:约6平方米),里面一个角被斜切,整个天井被一个约9英尺(译注:约2米7)高的墙围住,在挖掘了18英寸(译注:约合45公分)深后看到二具女性尸体,脸朝下卧倒着,……其中年龄看上去轻一点的女尸,身体全裸露,而看上去年长一些的女尸,身上尚有部分衣服遮体……

陈家巷挖尸工作也基本上同时进行,据告密者供出线索,上海方面接京中电报,明确得知在麦特赫斯脱路383弄椿寿里内陈家巷,门牌标有A91号的地下,埋有黄弟洪,邹志淑和朱完白夫妇四具尸体,后来得知有一名字王盘的青年也埋在91号,为此,静安寺巡捕房(位于极司非而路愚园路,今万航渡路愚园路东北角口)着手调查,该91号大房东为姓蒋的,(据后来被认为中共六届四中曾在此举行),前后洋房二座,前一座前有空地,上面种花草,另一幢洋房在后面东北角,有空地一块,以前空地上搭芦席,1931年夏前房客迁出,后由新中华实业社迁入,前幢为办公处,后幢为家属宿舍,迁入后将芦席拆去,改为铁皮房内铺木板,此时大批花露水生发水等化妆品置于其中,租住者浑然不知下面埋有死尸。《申报》记者对该案发地描述,讲到该处东通麦特赫司脱路(泰兴路)、西近戈登路(江宁路)、南达爱文义路(北京西路)、北临新闸路,大门开在陈家巷狭弄内,前面有竹篱笆,屋后为一小花园……捕房正式挖掘前一天到现场查看过。

第二天国民党党部特派员顾建中、总司令部汉口行营参议黄凯会同凇沪警备司令部暨公共租界巡捕房探捕前来查办,上午八时先挖掘该地东北角,发现草拖鞋一只,直至下午三时尚无结果,当时围观的新中华实业社员工嚷着没有出现尸体,乱挖弄坏地面要求赔偿,于是在斜对面西南角挖掘,又发现草拖鞋一只,但是仍没有发现死尸,于是又调往东北角挖掘,后挖出脚趾一段。

直到五时许才在东北角矮垣下七尺深见一席子,掀开一看为尸体一具,赤身大半溃烂,经风吹后发黑,此时围观者才掩鼻纷纷离开,被挖尸身开始认为是男尸,为朱完白尸体,后来辨认为女尸,是邹志淑尸体,因为巡捕房以及挖掘尸体的小工,是无法辨认死者身份的,只能由在原特科内任职的人士来指认,此时天已黑,只得待明天继续挖掘,第二天又挖出一具男尸,初步认定为黄弟洪尸身,直到第三天一下共挖出三具尸体,其中男尸一具是在离地一丈五以下挖出,尸身中等身材,皮肤惨白奇臭难挡,尸旁衣包一个内有血布,为王盘的尸体,王是一位留俄学生,另二具为赤身男女裸体,并头并脚在一起,将二尸翻转,辨认为朱完白夫妇,朱完白尸身头颈绕有长绳,四肢用布绑住,女尸皮肤灰白尚未全腐烂,身材纤细。

在陈家巷91号挖掘出来的死尸,后被移入斐伦路验尸所,第一特区法院郭炜检察官、法医魏立功、书记官刘椿来到验尸所督办,据验尸官称,这批遇难者头颈被勒打结手法和尸身捆绑均一个式样,故一人所致。

最后确认这五具尸体分别为黄弟洪(又名黄警魂),黄是黄埔一期六队学生,江苏扬州人,1930年和刘伯承一起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回国后据说害怕国民党残酷镇压欲投奔敌方,曾发信给蒋介石,以看在也是黄埔学生这一点上,望蒋介石给予器重,发出的信被特科获取,杨登瀛(又名鲍君甫,广东人,1901-1969,卅年代为中共安插在敌方的情报人员,实为双面间谍,1949年后杨曾被中共方面关押,后来陈庚说情担保,被公安机关定为管制一年处理)设圈套引出黄第洪,说是请他与国民党方面的人士约见,黄不知有诈,上门请他外出者实际为特科行动组人员,经黄包车接送七拐八拐,后将黄弟洪秘密送入91号,即被特科行动人员勒毙处死。

邹志淑(女),浙江嘉兴人,负责地下党交通和掩护工作,尸体被挖掘前一段时期,有不知详情的人发现邹志淑怎么神秘失踪。据当时熟悉中共内部情况人士称,邹志淑可能工作不力,有违背党纪事宜,在平时言语中流露出动摇倾向,中共特科认为假设她叛变会对中共组织极大破坏,故特科决定将邹志淑也勒死。

朱完白夫妇二人,朱是苏州工艺学校学生,朱完白二十余岁,长于词令熟悉英语,任党内翻译,在杭州工作是由党内某人介绍娶当地白相人之女为妻(其妻姓名不详,难以考证),婚后感情甚好,以至置党务工作不顾,至月末朱完白赴党部领薪金发生争执,特科人员恐其叛变泄密,将夫妇二人同时勒死,

王盘(亦有称王培)男,曾留学苏联,有关他更详细资料未找到,后来据案发地新中华实业社人员讲,自迁入91号后每至深夜闻哭声,并有开门声拖鞋声等恐怖现象,该社准备另迁它处,邹志淑和朱完白夫妇以及黄弟洪等人的尸体因为没有亲属认领,验尸完毕后被送入普善山庄安葬,后来这批勒死人的麻绳全送入法院贼物库。

最后法官通知蒋姓大房东购买石灰十担,把被挖地填没,并施苍术等药物以驱臭气,该处附近居民下午四时左右购买鞭炮,在91号前燃放,扫一下晦气,虽然还有其它地方仍埋有死尸的传闻,但种种原因缘故,挖掘工作到此暂停。

掩盖

在上面提到麦特赫斯脱路(今泰兴路)陈家巷91号被处死而后又被就地掩埋的五人中,不得不提到一下其中的邹志淑,这位1897年出生的女特科成员,现在作为革命烈士安葬在上海中春路闵行区烈士陵园,至于是否是遗骨安葬还是纪念碑形式,这看来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1931年这腥风血雨中被冤杀或误杀的女英魂得到安置。

说到邹志淑不得不提一下她的丈夫宋再生(宋启荣),邹志淑第二次婚姻是在陈庚的介绍下与宋再生(宋启荣)结合的,婚后邹志淑介绍丈夫宋再生加入中共,宋再生(宋启荣)公开身份是巡捕房一个探目,实际上宋再生暗底里为中共特科提供有价值情报,现在一些地下党革命回忆录和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历史访谈和一些反映地下党斗争的电视剧原型人物都可以看到这个名字,但是他妻子邹志淑极少被现在回忆录提到,多半是她死因的特殊性,死得那么不明不白,现在被称为烈士使人感到凄婉与悲哀。

据现在在上海市闵行区民政局中,关于邹志淑烈士的经历中讲到她是在“1931年4月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在爱棠新村”(而实际情况是,1931年4月在爱棠村中被掩埋的是被中共特科处决的叛徒顾顺章家属),烈士简历又讲到“解放后在周恩来关心下,在梅陇公社华二大队找到烈士女儿宋保苏(其母遇难时她只有三岁)。”这位宋保苏,其名字在出生起名时候就有“保卫苏维埃”的政治含义,宋保苏作为烈士后代,在1952年领到了民政局颁发的编号为00072的烈属证,曾在她所在居住地,即上海郊区的行政区域上海县,当过上海县政协委员,前几年已去世,据悉,宋保苏在生前似乎一直接受其母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说法,可想象一下,既然1967年周恩来写给毛泽东信中附上的《大事记》对于1931年中共特科在上述三个地方的处决行为的性质没有提出否定和任何质疑,那么邹志淑死在上述三个地方的其中任何一个,均属中央特科对叛徒处决行为的结果,因此“国民党特务杀害邹志淑”说法不能成立。

回忆

顾利群的父亲顾顺章1904年生于上海郊区,在烟草公司当工人的时候,顾顺章就因为在工人运动当中表现活跃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顾顺章与陈庚等人一起被秘密派往苏联学习特工技术回国不久,他就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担任工人武装纠察队的总指挥。

特科成立之后,特科领导红队铲除叛徒特务,手段冷酷,行事周密,威震上海滩。顾顺章的才能得到了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赏识,他本人也当上了政治局候补委员。在当时,江西苏区的领导人毛泽东在党内也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滩,顾顺章是一个谜:在观众面前,他是手法精奇的易容高手,声明在外的魔术大师;对于工人劳苦大众来说,他是北伐时期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总指挥;在江湖当中,他是青帮洪帮许多大爷的座上客;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看来,他是“红队”那一群亡命刺客的首脑;在中共党内,他是天字第一号的特工,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是中共保卫组织“特科”的负责人。正是因为顾顺章有着如此重要的地位,当他投靠国民党之后,他也被称作是“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顾利群:“我认为我父亲短暂的一生,他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他自己很有点聪明的,样样事都会干。所以他在1931年5月份以前,他是为共产党服务的。”

1931年4月25日,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国民党驻武汉特务机构的负责人蔡孟坚后来说,抓获顾顺章是有可能改变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大事件,他认为,如果一切顺利,顾顺章将帮助他们彻底击溃在上海的中共组织。蔡孟坚回忆说,被捕后不久,顾顺章就主动要求去南京面见蒋介石,“谈国共两党的合作”,虽然有资料表示,顾顺章一再提醒蔡孟坚不要把他被捕的消息通知南京方面,但是蔡孟坚的回忆当中对这一切却只字不提,他只是说,因顾藐视一切,事先不稍吐实,因此照正常方式与南京中央党部不断通电,正式注明顾顺章自首。蔡孟坚发往南京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六封绝密电报全部被隐藏在那里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截获,并且设法通知了上海的中共中央。

顾利群:“他(顾顺章)的心里面不是说马上就想到国民党那里工作,他想有机会还是想快点脱离,但是机会没有。他跟他们讲,你们如果要想真正送我到南京去的话,不要用兵舰,用飞机快一点,我可以争取时间,但有些话我现在不能讲,到了南京以后我会再讲。但是武汉方面没有听从他的意见。”

两天之后的4月27日,蔡孟坚专门派了一艘小火轮和一个排的宪兵将顾顺章押赴南京。到了南京之后,顾顺章得知钱壮飞已经离开,当时就向蔡孟坚说,如果钱壮飞逃到上海租界向周恩来告密,我的前程必然艰险。就在当天,顾顺章被带进了蒋介石的官邸,但是蒋介石对他非常冷淡,三言两语之后径自离开。蔡孟坚回忆说,顾顺章知道自己已经是阶下囚了,立刻把一个重要情报告诉蔡孟坚,那就是中共领袖恽代英已经被捕,但是由于身份尚未暴露即将获得释放。因为顾顺章的出卖,恽代英在两天后就遭到了枪杀。与此同时,上海对于共产党人的大搜捕也立即展开。然而中共的许多秘密联络点此时已经人去楼空,其中也包括顾顺章在上海的家。

顾利群:“国民党马上就派了很多人到上海来,结果扑了几个点都扑空了。顾顺章已经知道完了,‘我上海的家眷怎么样?’”

顾顺章曾经对后来的妻子张永琴说过,在1931年前后,中共中央在上海有两个机关,一个设在顾顺章和妻子张杏华家,一个在顾顺章的哥嫂家,两处都有顾家的人和亲戚出入,以免引起外界的注意。顾顺章被捕之后,他的家人忽然失踪。

顾利群:“我舅舅(张长庚)在松江读中学,住校的,一个星期才回来一趟。他有一天回家一看,家里门反锁在那里,没人。他又跑到姐姐姐夫家里,也是。他很奇怪,家里人都哪里去了。”

张长庚后来得知姐夫顾顺章的下落和表弟叶其蓁一起来到南京,见到了顾顺章。

顾利群:“顾顺章那时候还是没有人身自由,关在那里。就说‘你们找到这儿来,真好,我心里很急。你们两个人赶快回到上海,在马路上多转转,能不能找到老早你所认识的共产党方面的人呢。’我那个表舅(叶其蓁)就跟我舅舅(张长庚)回上海天天在马路上转。结果有一天看见王世德。王世德也是地下党。当时上海的巡捕房暗地里也跟随叶其蓁跟张长庚,在马路上看他发现什么目标吧。就把王世德请到南京去了。”

王世德是红队的成员,过去顾顺章的部下。王世德后来叛变,并且告诉顾顺章,他的家人已经被杀。在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传记《周恩来》当中,提到顾顺章叛变之后,周恩来不得不采取行动,周下令或默许,按上海地下工作的传统开展反屠杀活动。顾顺章的家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红队杀死的。死者包括顾顺章的妻子、岳父母、哥嫂以及几个亲戚,一共九人。他们当时大多在从事地下党的一些基层工作,没有叛变。同时被杀的还有当时在他们家里打麻将的三两个外人。

顾利群:“我自己的亲属九口人被当时的地下党的红队,就是顾顺章自己领导的人,反而被他们弄掉了,他们怎么弄掉的,不能开枪的,勒毙。这个也是我以后才知道的。勒毙过程当中,两个小孩,就是我跟堂弟顾益群。我三岁,我弟弟两岁。他们就请示周恩来。周恩来讲,两个小孩,你们想办法给他送到什么地方去寄养吧。所以,当时把我送到吴淞不知道什么乡村里面去,把我弟弟送到松江。”

在告诉顾顺章他家人的死讯之后,王世德带领着顾顺章的妻弟张长庚以及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人员回到了上海。在法租界爱棠村11号一处空房的庭院里,挖出了深埋地下的9具尸体。当时的上海报纸对此进行了报道,称之为“爱棠村事件”。顾利群说,1979年,她的舅舅张长庚遇到了曾经的特科一科科长洪扬生。洪扬生亲手杀死了顾顺章的妻子张杏华,又把顾利群送到了乡下。

顾利群:“(张长庚)把(洪扬生)领到我家里来的。洪扬生讲的,周恩来当时,晓得把这个事情完了以后,两个孩子已经送到农村,但是周也叹息过,他从来不抽烟,但是问旁边人要了一根烟,抽了一半,他讲,我们今天这样做是万不得已,也不知道将来的历史怎么样评价我。我也不敢多问。他看见我,他首先就哭,老泪纵横。具体的细节,他不肯透露。因为他自己是,讲句不好听的话是个刽子手,也是其中之一了,他怎么好讲。”

对于顾顺章家人的被杀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顾顺章叛变之后不久,为了在危急之中保护中共中央的安全,红队痛下杀手。还有一种说法是,顾顺章的家人先是被控制了起来,几个月之后才被杀死。

空中飞人

黑茶山空难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叶挺将军写的这首白话诗《囚歌》,是六、七十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的,甚至成为一些名话剧演员们争相在诗词朗诵会上表演的节目。但叶挺没想到的是,让他与39岁爱妻和一双儿女「在烈火与热血中」死去的,恰恰是他准备去延安投奔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具有悲剧色彩的是,制造空难的不是叶挺诗中提到的「活棺材」国民政府,而是他一心要效命的西来幽灵中国共产党。

1946年4月8日,出狱36天的新四军军长叶挺乘坐美军专机飞返延安,同机的还有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代表、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解放日报》社兼新华社社长、政协宪章审议委员会中共代表秦邦宪,和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邓发、王若飞之舅父,贵州教育家黄齐生、黄齐生之孙黄晓庄,第十八集团军参谋李少华、彭踊左以及随行魏万吉、赵登俊、高琼(女)和叶挺夫人、39岁的李秀文及其3岁儿子阿九、9岁女儿叶扬眉以及四名美军驾驶人员,即将到达目的地时发生空难,而全机无一人生还。

此次空难的罪魁祸首,很可能是毛周二人。

毛泽东不能容忍别人与他分享权力

毛不能容忍别人与他分享权力。即使这个权力本来属于别人,那也不行。在中共的建党史上,毛不断以各种非常残忍的手段除去那些拥有权力的人,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红太阳」。被毛除掉的最典型例子有陕北最高领导人刘志丹,和建政以后的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等。

在中共党史上,刘志丹是唯一一个死在前线的根据地最高领袖。不仅他,他在陕北的左右手都在他死的几个星期内先后被打死:杨琪死于三月,杨森死于五月初。也就是说,毛光着屁股逃到中国大地唯一仅存的「红色根据地」陕北几个月内,当地的三个红军最高指挥官都「死在战场」。这样的命运在红军里绝无仅有。

而文革的目地就是为了整掉刘少奇。文革之前,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比《毛泽东选集》更受欢迎,而在决策高层,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威望远远超过「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党主席毛泽东。这是老百姓不可能知道的动态,也是毛决不能容忍发生的事情。

比毛泽东资格老的王若飞

王若飞(1896.10.11-1946.4.8),原名王萌生,字若飞,号继仁,化名黄敬斋,贵州省安顺县县城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比毛泽东的资格老。他曾担任中共中央训练部主任,中共豫陕区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农民部部长和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兼任八路军副参谋长,中共中央研究局党务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工委书记。

中共建政前的1944年11月起,王若飞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工委书记,负责主持南方局日常工作。1945年6月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又当选为中央委员。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王若飞与毛泽东、周恩来一起作为中共代表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45年10月10日,中共逼迫蒋介石签定《双十协定》,同时国民政府同意释放1941年1月14日被俘的新四军军长叶挺。1946年1月王若飞代表中共方面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

要王若飞的命不惜搭上整机人命

此时,还在延安盘踞的毛泽东已经看到了中共建政的希望,决心除掉建政后能威胁他权力的人。1946年4月8日,在毛的命令下,王若飞与秦邦宪、邓发、叶挺等人乘飞机由重庆飞往延安。在飞机途中加油时,周恩来命人把飞机的磁罗盘和压力高度表线路破坏,致使飞机撞山,无一人生还。

据叶挺长子、80岁的航空专家叶正大中将回忆说,1946年4月8日「12时25分,该机由中转站西安再次起飞向北飞行,又与延安美军观察组电台作过一次联络。当时它的位置是延安西南30公里的甘泉附近,飞行正常。党中央领导同志和『四八』烈士的家属,包括我的二弟叶正明、四弟叶华明都在机场等候着。当时外面正下着蒙蒙细雨。我弟弟说他们都听到飞机隆隆的声音了,以为飞机马上就可以降落,很快就可以见到爸爸妈妈和两个弟妹了。不知何故飞机隆隆声却越变越小,最后就听不见了。当时大家都以为,地面下雨飞机不好降落飞到别的机场去了。党中央发电让各地数以万计的军民到四处查找,美军也派出两架飞机查找。4月9日下午,兴县黑茶山地区一位区委书记到县公安局报告,在黑茶山上有一架飞机碰在山上烧毁。经查证,证明就是『四八』烈士乘坐的飞机,机上人员全部牺牲。」

王若飞死后,毛泽东为其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

廖承志夫妇逃过死劫的「救命恩人」是周恩来

此次唯一逃过死劫的是廖承志、经普椿夫妇。

叶挺与廖承志既是同乡,又是同学。先后被捕入狱,又一同恢复自由。他们平素私交甚好,以兄弟相称。叶挺的女儿叶扬眉称廖承志为「舅舅」。

1941年1月叶挺被俘,1942年廖承志被捕入狱。《双十协定》后,国共两党交换俘虏,1946年1月22日廖承志出狱,准备回延安任新华社社长。1946年3月初叶挺出狱,准备去延安参加全军整军会议。两对夫妇俩原定同机赴延安,心里非常高兴。临行前一天,已经怀孕的经普椿还特地出去买了延安所没有的热水瓶、饭盒。

周恩来查看此专机乘客名单,发现廖承志夫妇的名字后,暗暗吃惊:谁都能死,但廖承志不能死,他将起的作用是谁也取代不了的。廖承志的父亲国民党元老廖仲恺夫妇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母亲何香凝也是宋庆龄的好友。1928年加入共产党的廖承志有着如此显赫的背景,是中共不可或缺的统战人物。于是,周恩来马上亲自打电话,以让廖承志「赴广东商谈东江纵队北撤事宜」为名,避免了廖的死亡之旅。由此空出的两个死亡名额,就补上了王若飞之舅父,贵州教育家黄齐生和他的孙子黄晓庄。

后来,经普椿在追忆此事时常常感叹道:「一想起黄先生(黄齐生)我就揪心,倒好像是替我们去送死似的」。实际上也是那么回事。

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周恩来

尼克松在与毛泽东见面时惊异的发现,平时在外面神采奕奕的周恩来,在陪同毛接见时,腰板都挺不起来,身高似乎也矮了一大截,不但唯唯喏喏,而且神情暗淡,好像一个犯了大罪的毛家奴才。

叶挺长子心中的不解之谜

关于「四八」空难事件,当时的中共西安情报处抄收的是新华社新闻电讯:「1946年4月8日下午二时左右,在晋西北东南因大雾笼罩,飞机驾驶员难辨方向,故使飞机撞毁在黑茶山上,王若飞等同志全部遇难。」

此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中共没有把制造空难的罪责推给国民政府。

事实上,空难飞机在中转站西安加油时,中共特务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用简单的定时破坏装置装到飞机的磁罗盘和压力高度表线路上,当飞机飞向延安到达甘泉地区时,磁罗盘和高度表同时失灵,致一直向北飞行、应该降落的飞机迷失了航向和高度,竟然飞越延安往东北方向飞去,飞到黄河以东山西省兴县境内的黑茶山。

黑茶山只有2000多米高度,可以飞6000多米高的飞机由于高度表失灵,在2000多米撞山。「撞在黑茶山侧峰巨石上……才爆炸和起火的……如果飞机再飞高一些,也不会撞在巨石上了」。叶挺长子叶正大说,「后来听谭局长讲,在遗物中有一份迷失方向的电报稿。但当时西安北上沿途及延安的天气并不坏,美方机长又是佩戴有飞虎臂章的飞行员。这些,一直在我内心存疑,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当时,有党媒专门描写了周恩来听到空难时的表现:「四·八」飞机失事的电报来了,周恩来接到电报时,两道浓眉毛猛的抽缩聚拢,脸色在刹那间变的煞白。目光在秘书脸上停滞一瞬,明知不妙又不得不转向电报纸时,显的犹疑而艰难。周恩来的目光刚触及电文,便颤栗了一下,那些铅字就像冰雹雪粒一样携着寒冷一直透入他的心房;手开始抖动,嘴角哆嗦着,目光越来越黯淡,越来越朦胧……

周恩来推翻党中央关于「四八」空难的说法

1948年,叶正大作为首批留苏学生,去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与他同去的还有前国务院总理李鹏、前副总理邹家华等20余名遗孤。

1951年6月份,22岁的叶正大回国后给周恩来的秘书打电话,请他转告自己有事情想拜访总理。过了两三天就接到中南海的电话,说周恩来夫妇要他和二弟叶正明到他们那里吃午饭。

心虚的周恩来不知叶正大来意为何,表现的十分殷勤,吃饭时,航空专业的叶正大又一次谈出了自己心中的空难不解之谜。一向非常注重「组织原则」的周恩来居然推翻了党中央关于「四八」空难的说法,自己另搞一套说法。周说:「关于你爸爸的座机为什么会失事,过去是说浓雾撞山失事。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们,肯定是有人做了手脚。机上的乘客全是我们的人,其中还有我们党的王若飞、秦邦宪、邓发那样的重要负责同志,当然还有你们的父亲叶挺同志。国民党关了他五年,出狱的第二天就给党中央写报告要加入共产党,这就触犯了蒋介石。蒋介石是什么人?我跟他打交道已有好长时间了,可以说对他的个性我基本了解。这个人排除政敌无所不用其极。他利用特务在飞机仪表上做点手脚很容易。当时延安只下点小雨,飞机已到延安上空,我们已听到飞机的声音了,为什么一转眼就飞向黑茶山?这不是国民党特务做了手脚又是什么!」

周恩来不打自招:「利用特务在飞机仪表上做点手脚很容易」。叶正大感觉心中的一切困惑和不解都找到了答案。

叶正大被周恩来蒙骗了半个多世纪

今年,叶挺长子、80岁的航空专家叶正大中接受党媒采访时,说,虽然已事过境迁,但每每拿出全家福照片,还是会咬牙切齿的恨:我的父亲、母亲和五妹、九弟都死于国民党特务做了手脚的美国飞机上。当时在飞机上做手脚的特务三四十岁的话,现在也应该是八九十岁了。但我今天还得再说一句:「我痛恨你们,国民党狗特务!」

周恩来轻轻松松几句话就把共产党杀人的帽子给国民党戴上了。冤有头债有主,叶挺死了都不知道自己忠于的正是要了叶家4口人命的中国共产党。自从1951年听完周恩来的鬼话,叶正大58年来没有再寻找过答案,他以为周恩来已经帮助自己找到了真正的债主。

克什米尔替死鬼

金蝉脱壳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首都万隆举行。周恩来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并租用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率团取道香港前往万隆。

4月3日,中共公安部长罗瑞卿接到广东省公安厅密报,称台湾特务机关已掌握我代表团行踪,可能采取行动,9日晚,更获悉暗杀计划的具体细节:特务将用定时炸弹破坏代表团的包机。9日晚,进一步情报称,代表团所乘飞机将遭破坏,飞机上备有定时炸弹。周恩来立即要求通过外交渠道向英国政府交涉。

10日上午,中共外交部紧急约见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恩,告知这一消息。新华社香港分社9日晚即将这一情况正式通知港英当局,还在11日两次约见印度航空公司驻香港分公司经理。该经理表示一定严加防范,不让任何外人接近飞机。

在当年四月十一日“克什米尔公主号”出事前八天,中共就掌握了 “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将被炸毁的情报。

4月11日上午,“克什米尔公主号”准时到达北京,接载中共代表团和三名外国记者,当时人们并不知道周恩来不在飞机上。12时15分,“克什米尔公主号”抵达香港启德机场,休息加油后飞印尼首都万隆。

下午6时30分,机舱内突然发出爆炸声,随即多处起火。机长决定强行降落,并用无线电发出三次求救信号。雅加达机场得知周恩来不在机上,信号中断。伴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声,飞机坠入大海,炸成几段。除三名机组人员奇迹生还,机上其余11人全部遇难。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目标直指周恩来,但周恩来却临时改变了路线,金蝉脱壳,从昆明取道仰光到达雅加达。

4月7日,周恩来和陈毅率代表团从北京乘伊尔—14飞机首先飞昆明。4月14日清晨7时15分,周恩来一行26人乘坐从印度航空公司租借的另一架专机“空中霸王号”自昆明起飞,前往仰光。当地时间上午10点30分,“空中霸王号”降落在仰光机场。

4月16日凌晨,周恩来一行由仰光飞往雅加达。“空中霸王号”飞行8个小时进入新加坡空域,正赶上航线前方有雷雨区。飞机无法飞越雷雨区,4月16日上午飞机降落新加坡加冷机场。4月16日晚6时,周恩来到达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

“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失事后,香港警方随即展开艰苦的调查,一无所获。后来还是根据中共提供的情报才破了案。中共明确告知事件是国民党保密局香港情报站策动,主谋赵斌成,指挥者金建夫,执行者是香港机场地勤人员周驹,使用的定时炸弹是从台湾基隆秘密运到香港。

调查人员非常困惑不解:既然周恩来对这事了如指掌,为什么还要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按原计划飞行,去送死呢?原来周恩来为迷惑台湾香港情报站不再改变计划,确保自己的安全,让包括自己司机在内的11名中外菁英去送死。据周恩来后来说,这叫做“声东击西”、“丢车保帅”。

2004年7月19日中共外交部对一九五五年国民党欲暗杀周恩来的克什米尔号公主号事件的八十多份档案作了解密,首次对外开放。解密档案显示事件发生前夕中共已掌握情报,但周恩来为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却让包括自己司机在内的十一名中外菁英去掩护自己白白送死。大陆学者张耀杰看了媒体的报导后,表示“对中国共产党特务机关创始人周恩来杀人不眨眼的冷血作风深感震惊。”

遇难人员名单

解密档案显示,包括机组人员在内,共有16名中外人士遇难,其中包括8名中外记者。

  • 沈建图: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主任
  • 黄作梅: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 李丙衡(李平):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记者
  • 杜宏:广播事业管理局对外广播部副主任
  • 郝凤格: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摄影员
  • 钟步云:总理司机
  • 石志昂:对外贸易部三局副局长
  • 李肇基:外交部情报司科员(拟提副科长)
  • 王明芳: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
  • 严斐德:奥地利记者
  • 斯塔来茨:波兰记者

1955年,遇难中方人员家属获得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1956年4月,遇难一周年之际,中共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中树立了纪念碑。周恩来亲笔题辞:“参加亚非会议死难烈士公墓”。呵呵。

亲手导演说

1995年,案发时的台湾保密局侦防组长谷正文出版了《白色恐怖的秘密档案》一书,爆出了策划炸机案的全部细节,“克什米尔公主号”惨案,完全是周恩来一手策划。

周恩来利用台湾特务成功上演的一出苦肉计,借此破坏国民党政府的国际形象,同时激怒港英政府,从而彻底摧毁台湾驻香港的情报系统。

尽管这样的结论已经揭示出周恩来的冷血本质,但人们对惨案的质疑与考查并没有到此结束,更多蹊跷的事实引出一个更为惊人的结论,那就是,这个炸机惨案的苦内计,似乎还不仅仅是周恩来对当时台湾保密局的头人毛人凤的将计就计,而是在一切之初,周恩来就已经在扮演导演的角色了。

惨案发生后,全世界都被台湾当局刺杀周恩来的这样一种声音所淹没,但是谁是“克什米尔公主号”惨案的策划者。

事实是,当时的台湾当局乃至其保密局,针对中共要员并没有具体的暗杀计划。炸机案的首倡者是台湾当局在香港情报站一个负责人,叫赵斌承。赵斌承积极主动地构思和部署了全部作业计划,并禀报局长毛人凤。毛人凤素来目光短浅,轻信了赵的精心布署,以为志在必得。

赵斌承以60万港元的重金收买了机场清洁工周驹,利用他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上做清洁工作的时机,轻而易举地将定时炸弹装在了飞机上。案发后,周驹最终逃到台湾。

但蹊跷的却是,与周驹有密切关系的两个“知情人”却遭到台谍追杀,最后这二人竟然去了大陆广州。这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们不禁想到,“克什米尔公主号”惨案的最初计划真的仅是赵斌承一个人想出来的吗,或者说,赵也不过是在周恩来指使下扮演的一个前台导演,而真正的幕后导演却正是周恩来自己。

当年惨案的3名幸存者之一、飞机维修工程师卡尼克回忆道,当飞机爆炸起火后,他看到令他永世难忘的一幕,所有中国人员都正襟危坐,没有突发性的惊慌与求生的挣扎,似乎对眼前的一切早已知晓,只是坐等死神的来临。

民族政策

主条目: 论建国初期大汉族主义问题的消解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分管国家民族事务的周思未总理具体指导落实各项民族政策对于承认壮族是一个少数民族,周恩来总理作了重要指示:“只要从事实出发,毫无疑问就应该承认壮族是一个民族。”(见《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38- 339页)在城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问题上,周总理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周恩来对蒋介石反动的大汉族主义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周恩来指出“蒋介石在民族问题上继承了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镇压和笼络的两手政策,否定少数民族的存在,把各少数民椎称为汉族的大小宗支。"(见《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477页)“蒋介石的民族观是彻头彻尾的大汉族主义,在名义上,他简直将蒙,回、藏,苗等称为边民,而不承认其为民族。”

1951年周恩来签署《政务院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

1956年又签发了《国务院关于“伊斯兰教”名称问题的通知》。为了加强民族团结,对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加给少数民族的称谓及有关少数民族的地名、碑碣、匾联等,如带有歧视和侮辱少数民族意思者,应分别予以禁止、更改、封存或收管,比如将迪化改成乌鲁木齐,将历史上涉及“云南民族起义”、“凉山彝族起义”内容的碑碣销毁。

为了尊重回族等10个少数民族对伊斯兰教的宗教信仰,“在我国,今后对于伊斯兰教—律不要使用在汉族地区相因成习的而惯用的‘回教’这个名称,改称伊斯兰教”

在汉族同少数民族的民族关系史上,周恩来明确指出:“是汉族对不起少数民族。今后我们汉族同志要代为受过,向他们赔不是……凡事求其在我”(《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92页)这种“求其在我”的“赔罪”思想,高度发展了列宁提出的要对少数民族“让步”的理论(列宁在《关于民族和“自治”化问题》的“口授记录”中提到:“对少数民族多让步一些,比让步不够要好”(《列宁论民族问题》下,第868页)。

周恩来将其称为“还债”,他说“有些人害怕提(汉族)还债会引起民族关系搞不好,这是不必要的顾虑,哪里会有这种事情”?

周恩来强调,“讲还债有利于民族团结”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相处中,周恩来强调:“汉族一定要自觉,遇事应多责备自己,要严于责己,宽于待人”《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38页)“我们更应该认真普遍地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及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制度,认真普遍地保障散居的少数民族人民的平等权利……更加教育广大人民注意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及风俗习惯”(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263-264页)。“一个(少数)民族不仅可以在一个地区实行自治,成立自治区,而且可以分别在很多地方实行自治,成立自治州、自治县和民族乡……不仅使聚居的(少数)民族能够享受到自治权利,而且使杂居的(少数)民族也能够享受到自治权利。”

虚伪嘴脸

李锐评价

周恩来这个人很怪,有他的怪脾气,毛给他戴的帽子是“经验主义”。其实周是最合适当外交家的,很会处理人际关系。他不是没有脾气,而是很有脾气,并不是个完全随和的人。
我对周恩来就是惋惜。毛居高临下,那样欺负他。建国初期一次开会,突然停电,毛立即喊:恩来呢?恩来你去找蜡烛来。周恩来后来就是决心甘当小媳妇,因为他不愿意当刘少奇嘛。我在庐山出事以后,总理非常生气,对我说:你为什么要搅到那伙人里去?因为他觉得毛还能听进我这样一个小人物的话,是他的一个可以通气的渠道吧。庐山会议上彭老总的事情,周恩来不是完全不清醒的,比刘少奇要清醒。少奇在一九五八年三月的成都会议上就主动讲过要个人崇拜,庐山会议上又讲。
周恩来确实是中国历朝历代最难当的一个宰相,他只能做到那个样子。我对他是体谅的,是原谅的。

余英时补充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之后,毛泽东已不能忍耐“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寂寞。他后来评《水浒》说,上了梁山,晁盖便被“架空”,这种感觉大概在1956年便已浮现。他仍然要继续“革命”,不能过正规化的日常生活。这样一来,周恩来便首当其冲。曾任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说:毛泽东终于把对他的个人崇拜当做他的理想社会的实践手段之一。他不满意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的工作,特别不满于1956年的“反冒进”,决定自己到前台来亲自抓工作、抓经济,从而领导一场“大跃进”。那时候刚入城,周恩来也许想向外界表示一下他们的“党内民主”,但党内立即有反应,也许是毛本人不悦,也或许是左右谄媚之人的挑剔。终于逼使周不得不赶快否认对毛说过稍有“不敬”的话。城市边缘人已挽不回乡村“光棍”的强横霸道了。经过这个风波,再加上1956年“反冒进”遭到毛的指斥,周恩来已吓破胆,从此“南人不复反矣”。

化骨扬灰散作尘,一生伴虎有余辛。

先机抱器归张楚,晚节藏鈎赚大秦。

始信秀才能造反,更无宰相解安民。

万千寒士应垂泪,谁为神州护早春。

周恩来死在一九七六年一月,火化后骨灰遍撒在中国大陆,据说这是执行他的遗志。上面引的一首律诗便是我在那个时候写的,曾以“观于海者”的笔名发表在香港的《明报月刊》上。不久,徐复观先生来信告诉我说,《大公报》中的人曾向他探询这首诗的作者是谁。这大概是因为他们感觉到诗中对周恩来流露了一点同情的意思。

但在那个时代,毛泽东仍然是“神”,而中共党内的人竟对诗中“伴君如伴虎”的讥讽视若无覩,可见他们在私底下已经非常不满于毛的专横。一九七三—一九七五年,我在香港住了两年。听到不少大陆内部的消息,大致都是说,知识份子自所谓“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遭到有史以来从所未有过的践踏和迫害,而周恩来则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尽最大的力量保护了其中一部份的人。所以我这首诗基本上是为大陆知识份子“代言”的,诗末“早春”两字出于费孝通“知识份子的早春天气”一文的“今典”。我记得当时李璜先生也有一首七律刊在《明报月刊》上,同寓有惋惜之意。开始两句似是“毕竟狂澜挽不回,遽怜遗蜕化飞灰”;结句是“早识权奇是乱媒。”其余的已忘了。李先生二〇年代初是和周恩来在巴黎针锋相对的政治敌手,他的感慨自是发乎内心。

从发大是大非的立场说,李先生“早识权奇是乱媒”之句,我不但同情而且同意。马克思主义思潮自十九世纪晚以来便席卷了欧洲,然后又通过日本而传到了中国,成为好几代知识份子的“鸦片”,“流风余韵”,迄今犹在。在政治社会秩序比较上轨道的国家,这种批判思潮未始不可发生提撕精神、激动社会良心的积极作用。但在动乱之邦,这种纯否定的激进思想最后势不免导致“火延崑岗,玉石俱焚”的大悲剧。一九一九年的俄国和一九四九年的中国便是两个最明显的史例。以前许多知识份子激情于道德热情,很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发展”的预言,因此俄国和中国的“革命”被解释成由“客观的社会条件”所造成的。用共产党的惯用语说,即所谓“历史潮流是不可抗拒的”。近十于年来,由于共产主义的破产,西方史学家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过程,从从而得出与以往大不相同的结论,有人甚至提出法国革命是否需要的问题。无论如何,有一重要的新论点出现在法、俄革命史的研究上面,值得注意。即激进思潮并不是全由于客观历史的需要而产生的。相反的,激进思潮与社会现实之间往往是脱节的,它的成长和发扬主要由激进知识分子在他们自己小圈子中相激荡所造成的。(可参考Richard Pipes,The Russian Revolution,一九九〇年出版。此书“知识份子”一章所引资料及其与法国启蒙思潮的比较,颇有启发性。)以上一段话旨在说明周恩来当年在巴黎发展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背景。一九二〇—一九二三年之间,中国有一、两千青年在法国参加“勤工俭学”的计划。这些青年中颇多家境贫寒,甚至与父母关系很紧张的,因此到法国去找出路,并藉此获得“留学”的资格。但他们多不通法语,在法国既不能“勤工”,也无从“俭学”。他们之中有不少人事实上的流落在巴黎,成为“忿怒的一群”。在第三国际暗中支持下,周恩来发展组织自然便以他们为主要争取的对象。中共早期的成员出身于“勤工俭学”的,占了相当高的一个比例。这些人离开了中国,又未接触法国社会,但激进的思想和情绪则在他们的圈子内不断滋长,这和十八世纪的法国激进知识份子、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俄国激进分子,先后如出一辙。其中最大的差别在于法、俄两国的知识份子在思想上自由长远的传统,而二十世纪早期中国激进派则间接摭拾了一些西方观念,便遽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已。

周恩来的组织能力和灵活手腕早在巴黎时代便已充分显露,即使是他的政敌也不能不承认(可看李璜《学钝室回忆录》,第四、五、六各章)。但以思想的成熟、对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与现状的认识、以及对中国前途的设想而言,他的水平和当时中国一般二十岁左右的知识份子也不过在伯仲之间,又受党与第三国际的约束,便已不可能再有个人的见解。这正如中古时代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一样,既不可能对“上帝”发生任何怀疑,也不敢对教廷的决策表示一丝一毫的异议。我们必须首先着眼于此,才能开始了解周恩来在中共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

最近几年来,评论周恩来的人似乎越来越多,大致有两极化的倾向。一方面,直接间接受过周恩来的“保护”的人,尤其是仍然认同于中共所领导的“革命”的人,对他是肯定的、赞扬的。一九八〇年八月邓小平对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谈话可为代表。他强调周恩来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对于周在“文革”期紧紧跟随着毛泽东的表现,邓小平这样为他辩护:“他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他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他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从受过他保护的邓小平的立场上说,这样的评价可以说是很持平的。但另一方面,从否定中共“革命”的立场上出发(这样的人现在多来自大陆内部),论者对周恩来则毫无恕辞,认定他是“逢君之恶”、“助纣为虐”的“佞臣”。(事实上,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中不少文章说孔子是“巧伪人”,即使影射周为“佞臣”,不过用意不同而已。)这一道德判断也有大量的事实为根据。

这种两极化的评价恰合于古人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间无调和的余地,也不必调和,每个人尽可依据自己的观点而选择其中之一。我虽是学历史的人,但对于中国传统史学中褒贬观点并无兴趣。下面只想扼要地谈周恩来为什么会落到邓小平所说的“处的地位十分困难”的情况,以至于非“助纣为虐”不可。

我在去年为“人间”所写《打天下的光棍——毛泽东一生的三部曲》一文中,已指出中共主要是由两派“边缘人”所构成的,一派来自城市,一派来自农村。这里让我再补充一下我的论点。所谓“边缘人”是指中共党内大多数的成份而言,并不包括初创党时的少数领袖,如陈独秀与李大钊。事实上,第三国际最初正是要陈、李这一类有声望的人出面领导,才能有号召力。但通查中共党史便可发现,党内领导权是逐步向边缘移动。陈独秀在武汉以后便遭贬斥,李大钊如不先死也绝无幸理。及至中共在城市暴动一再失败,“革命”基地转移到江西,领导权便更进一步从城市边缘人转入农村边缘人之手了。这两派边缘人当然不可能是绝对的泾渭分明:城市知识份子也有出身农村的,农村边缘人也有受过城市教育的洗礼的。但“革命”的重心究竟放在城市还是农村则是两派分野的一条主线。三〇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中共进入陕北以后,两派争论基本上已成过去,中共已只能在农村中谋生存与发展了。这时城市边缘人已不得不受农村边缘人的支配,莫斯科的影响虽未中断,但已相当遥远而微弱。正是在这一情况下,周恩来见机最早,向毛泽东全面输诚,其象征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周恩来到延安以后便已彻底认识到:中共要想夺取全国政权,只有走毛泽东所规划的“乡村包围城市”的路线。所以他臣服于毛,也许真是“心悦诚服”。至今中共党内的意见仍认为毛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完全正确”,一九五六年以前大体上还算不错(例如李锐“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一文,收在《毛泽东早年与晚年》一书中,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说穿了,他们推崇毛的只有一件事,即打下了江山。甚至所谓“民主人士”中的老一辈人,包括梁漱溟在内,都对毛五体投地。其原因也在于他们对国民党政权虽十分不满,却始终无可奈何。想不到毛竟能奇迹般地完成这一“大业”(可看戴晴、郑直淑“毛泽东与梁漱溟的历史公案”,收在《毛泽东轶事》中,湖南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九)。古人说,“君以此始,必以此终”,人在什么地方成果,最后往往会在什么地方失败。中共靠毛泽东“得天下”,但也因毛泽东而终不能“治天下”。进城以后,城市边缘人和集中代表了农村边缘人的毛泽东便开始同床异梦了。周恩来和刘少奇、陈云等人当然向往着苏联革命后所实施的经济建设,但毛泽东却仍陶醉在“打天下”的境界之中(他驳梁漱溟“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难”之说,特别强调“治天下固然难,得天下也不容易啊!”这是他们两人一九五〇年第一次的谈天,毛的心态已不可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之后,毛已不能忍耐“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寂寞。他后来评《水浒》说,上了梁山,晁盖便被“架空”,这种感觉大概在一九五六年便已浮现。他仍然要继续“革命”,不能过正规化的日常生活(这正是韦伯所说的“routinization”)。这样一来,周恩来便首当其冲。

毛泽东终于把对他的个人崇拜当做他的理想社会的实践手段之一。他不满意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的工作,特别不满于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决定自己到前台来亲自抓工作、抓经济,从而领导一场“大跃进”(前引书,页三一五)。对毛的“个人崇拜”早起于延安时代,这是城市知识份子向毛臣服的一种表示,刘少奇首先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说法;一九四三年中共政治局又正式赋予毛以“最后决定之权”。毛的“绝对权威”已无人能违抗了。我清楚地记得,一九四九年五月间,我在上海读到《大公报》上王芸生在北平所写的一篇报导,说周恩来在一个集会上讲话,强调人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不断追求进步,即使是毛主席也还没有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但三天以后,王芸生立刻再发一则电讯,更正三天以前的报导,说周氏的原话是说只有毛才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王芸生是最著名的记者,当时正取媚于新政权惟恐不及,他不可能会闹这样大的错误。这篇讲话,到了一九七八年十月才刊在《人民日报》上,题为“学习毛泽东”,原文也许已动过手术,但大至确在说明毛泽东不断在追求进步,至少可证王芸生的最初报导是正确无误的。这个故事颇足说明周恩来为什么对毛不得不百依百顺。那时候刚入城,周恩来也许想向外界表示一下他们的“党内民主”,但党内立即有了反应,也许是毛本人不悦,也或许是左右谄媚之人的挑剔。终于逼使周不得不赶快否认对毛说过稍有“不敬”的话。城市边缘人已挽不回乡村“光棍”的强横霸道了。经过这个风波,再加上一九五六年“反冒进”遭到毛的指斥,周恩来已吓破了胆,从此“南人不复反矣”。

一九七八年我在北京参观“历史博物馆”,其中有一个展览是说明周恩来对毛泽东怎样的无限忠诚和爱戴。展览的文字说:毛在西柏坡时,又一次决定第二天到某一地方乘船,周则在当天晚上先到那只船上,亲自坐一坐毛明天要坐的椅子,看看有否舒适,是否安全。最后我又读到毛的一个卫士记载:毛在四七年渡黄河时,周抢先在浮桥上走了一个来回,也是为了证明浮桥是不是稳当。这正是孟子所谓以“妾妇之道事君”,那里有半点“宰相”的体统?但我们也许不能用儒家的观点来苛责于周,也许在周的心中,他已打定主意作“革命的螺丝钉”了。这里面的分寸,只有周本人才知道,甚至连他自己也未必清楚。

周恩来作了二十七年的国务院总理,相当于古代中国的“宰相”。但是他在这二十七年中完全没有施展自己抱负的可能,他所能做的是在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闯下大祸之后,慢慢收拾残局,但表面上他还要跟着一起闯祸,并鼓其如簧之舌极力说明毛的“祸”如何闯得好,正是“人民”所需要的。如果以传统的“宰相”来衡量他,他如何能望王安石、甚至张居正于万一?如果以西方的政治家来衡量他,他又何曾有半点足以称道的“政绩”?然而在他来说,这确确实实是“非不为也,乃不能也”。他所处的是“乱世”、所事的是“暴君”,空具一身才能而无所展布。

“霸才无主始怜君”(温庭筠“过陈琳墓”句),大可以借以咏周恩来了。所以,在将来中共的历史上,他的地位还会在邓小平之下,因为后者毕竟开创了自己的时代。

奴颜婢膝

由于李锐文革在秦城监狱单人牢房度过,且未脱离体制,在当今支共还在给太监造神的情况下,有极大保留。或许在党内人士眼中,他的罪过算轻的,毕竟处于恶魔的漩涡中,伴君如伴虎,善的一面,久而久之,就泯灭了。在编者看来,这些事情,依然不是人能做出来的。他不算十恶不赦,所以本站并不愿意对其进行口诛笔伐,仅在此记录史实,还原其真面目。

公开资料显示,周恩来对毛泽东不是忠诚,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保,下面仅举几例。

《邱会作回忆录》中提到,周恩来概括“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这是周恩来在中共党内斗争中的秘诀,江青后面是毛泽东,所以周恩来绝对不敢得罪江青。

文章称,“文革”中,江青成了毛的代言人,在很多情况下,周恩来完全变成了江青的下级、臣民甚至奴仆。

“文革”中,周恩来为自保竭力吹捧江青,甚至政治局会议都可不开,而跑去研究江青的马桶。周恩来对江青的吹捧、顺从充满了卑躬屈节、谄媚奉承,越过了人格底线,荒唐至极。

文革期间,周恩来为了自保谁都可以出卖。毛泽东要打谁,周恩来就出卖谁。刘少奇、贺龙、彭德怀、陶铸被迫害致死,彭、罗、陆、杨冤案等,周恩来都直接插手。文革中惨遭迫害的冤案,逮捕令上几乎都是周恩来的签名,包括逮捕他自己的干女儿孙维世。

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在《一个被掩盖了的文革周恩来形象》一文中披露,周恩来是林彪当副统帅最热心的推荐人和吹捧者,甚至为此不惜篡改历史。

文章称,林彪事件后,搜查毛家湾林彪住宅,搜到许多邓颖超、周恩来和林彪和其妻叶群的合照。不难窥见,从文革开始至林彪倒台,周在林身上下的一直是一种早期政治投资,他在毛、林之间一直“脚踩两只船”,直到毛、林彻底决裂。

李志绥在回忆录中称,尽管自己一再嘱咐,周恩来直至1970年11月还向林彪透露毛健康情况不好的机密。九一三事变后,毛泽东健康恶化。毛因肺心病爆发昏迷时,周吓得当场大小便失禁。

周恩来虚伪、自私、残忍、狡诈等魔鬼真面目不断被揭露,“中共最后一块道德招牌”垮了。

饥荒毁证

周恩来在大饥荒期间得知饿死人的消息后,通知粮食部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料和印刷板。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周伯萍:销毁了没有?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才放心。

正当各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周恩来决定要以粮食换黄金,而且就在死人最严重的1960年开始。当事人回忆说:

“1960年,我国财政赤字已经高达80亿元,但为保证最低限度的国计民生的需要,还必须从国外进口大量小麦。在严重危机面前,如果我国在国际市场抛售黄金,以解决外汇紧缺问题,也不是不可以的,但周总理不赞成这样做。他说,黄金不能卖!我们要以黄金作后盾。他强调,在外汇的使用上,我们花一个美元都要认真考虑考虑!周总理这种一心一意为国家、为人民的利益着想的崇高思想质量,使我们感动不已。事隔这么多年后,每当我想起他这两句言简意赅铿锵有力的话,仍然感慨万千。在周总理直接过问下,我们不仅没有卖黄金,而且还利用金价比较便宜的机会,每年买进几十万两黄金。年年买进,一直买到1970年。这些黄金都是用专机运回国内的。”

一两是1.613盎司,当时黄金价格是一盎司约为40美元,当时汇率为一美元对2.4618元人民币,粮食价格大米约为0.2元人民币每公斤,10万两黄金就需要近1亿公斤大米!且不说具体的粮食用量,但是这个决定本身就是极其荒诞无比!而且1961年也还是如此买进!1961年发生了什么?

1961年,粮食部陈国栋、周伯萍和国家统计局贾启允三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以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这份材料只报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周恩来看到后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料和印刷板。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周伯萍:销毁了没有?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才放心。

对于事无巨细,事必亲躬的周恩来,可以理解不能违背中央政策不开仓放粮,不能违背中央政策制定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中央文件,但是卖粮食换黄金却是周恩来一手决定的!是钱重要?外汇重要?还是人的生命重要?

从中央到地方,从毛泽东到周恩来,在到地方大员,庐山会议后,从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新闻媒体,众口一词地宣传“自然灾害”,不再像1959年那样,把大批人因饥饿而死说成是瘟疫流行。1960年10月29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这样大的灾荒那是我们开国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二十世纪记事起,也没有听说过。”

从好处着眼,是维护大局,是防止党的分裂,但是如果从官场进退,政治沉浮、个人得失等角度来看,周恩来等顺从毛泽东的意志,明明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丝毫不敢进言,而是推波助澜,助纣为虐……

饿杀人民

1958年冬就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1959年春饿死的人更多,大饥荒已全面出现。面对成千上万的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中共不但没有采取应急救助措施供应粮食,反而继续从农民口里剥夺粮食,继续出口粮食。

国务院秘书厅在1959年4月9日,送上了15省春荒情况统计表,说有2517万人无饭吃。而早在同年1月至2月,中共当局就连续收到了大量的群众来信,“反映河南省东部的夏邑、永城、虞城、柘城、鹿邑等县发生大量的浮肿病人和死人情况。1960年2月,江苏省省委向周恩来报告,全省城市浮肿病患者就有12万多。农村的的情况比城市更为严重。”

1960年的4、5月份,周恩来在分别收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和中央监察委员副书记王从吾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后,决定成立中央工作组深入信阳地区调查情况。书中披露,事后周恩来也只是表示“信阳发生这么大的事,我有责任”。

书中还表示,国家的粮库就在信阳附近,那么多人饿死,却没有一人去抢仓库,有人说周恩来得知后被深深地震动,整整一夜没合眼。作者责问:“但是整整一夜没有合眼的周恩来又采取了那些有效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有开仓放粮么?没有。相反,周恩来还采取了相反的动作,在造成几千万的死亡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而“信阳事件”指的是1959年冬至1960年春,发生在河南省信阳地区的饿死一百多万人的惨痛事件。这是中共窃国初期,由于“反右派”“大跃进”“公社化”酿成的一场人为的大灾难,因其惨烈程度被收录至《世界吉尼斯记录大全》。

宋任穷回忆:“1960年10月周恩来要求继续从黑龙江、吉林调拨粮食,并询问黑龙江省,粮食是不是紧张?并说,过去说保证不饿死一个人,现在看一看,真使人心中不安。但是心中不安并没有影响周恩来继续征粮的决心。”光黑龙江省在饥荒期间就饿死了19万多人!

(注:大饥荒时,宋任穷是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沈阳军区第一政委,参与三年大饥荒的指挥救灾。)


周恩来关注的主要是城市粮食供应,然而死亡几近都在农村!显然周恩来考虑的是政治影响而非人的生命,城市人特别是几个类似北京的大城市如果饿死人,一旦传播出去,政治影响不可估量。

引述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数据提要》,几千万人是守着几百亿斤粮食库存饿死的!

大义灭亲

孙维世被捕之前,由于形势紧张,她与妹妹孙新世就一直相约隔一个星期的星期三晚上到天安门广场见面。

孙维世曾明确地对孙新世说:“我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如果死了,你都不要相信是自杀,那一定是被人害死的。因为人一死,问题就搞不清楚了。”

孙新世还说,姐姐生前对她说,整她不是目的,而是冲着周恩来来的。

孙维世专案组最感兴趣的则是孙周的桃色关系。然而,对孙维世亲下逮捕令的也正是“周爸爸”。

文革开始不久,孙维世的哥哥孙泱、丈夫金山,先后被捕。孙维世向干妈邓颖超申诉,她的哥哥和丈夫被指为日本特务、苏修特务、国民党特务、美帝特务多项罪名很荒谬,并说,江青一向作风恶劣,我全知道。邓颖超说:“好啊,你给我写一份书面报告,好让你爸爸处理。”孙维世按照邓颖超的提示,果真如实写了,邓颖超把这份报告交给周恩来,周恩来又给了江青,江青看后,正色对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是主席身边最信赖的领导,孙维世又是你的干女儿,站稳政治立场?还是大义灭亲?你自己看着办吧!”结果,周恩来亲自下令逮捕孙维世。

抄孙维世家前后,江青截获了孙给周恩来或毛泽东的一封信。信里孙维世希望毛泽东立刻制止江青的政治活动。江青拿了这封信去找周恩来,愤怒指责周恩来纵容自己的干女儿反对文化大革命。据孙维世近亲回忆,江青为此打了周恩来的耳光。周恩来居然忍气吞声,一言不发,默默在孙维世的逮捕证上签下自己的姓名。

史料披露,周恩来为求自保,谁都可以出卖,文革时期,他签字逮捕的还有他的亲弟弟周恩寿等人。周同宇被捕的原因有两种说法:一是周恩来的政敌希望藉此攻击周,弄出了个反革命聚餐会;二是刘少奇被打倒后,他的妻舅被抄家,在请柬上发现了周同宇的名字。

中央文革小组汇报给了周恩来。周恩来亲自给公安部两个负责人写了批条,周同宇儿子周秉钧保存着当年那份逮捕令,上面周恩来写着“立即逮捕周同宇”的字样,还在旁边用蝇头小楷注明:“其妻:王士琴;三女:周秉德、周秉宜、周秉建;三子:周秉钧、周秉华、周秉和,家住北京机织卫胡同27号”。

1968年3月1日,孙维世被送到已经被军管的北京公安局看守所。军管组副组长刘传新对江青和叶群唯命是从。孙维世被改名“孙伪士”,并被定为“关死对象”,对这种犯人可以采取任何手段来折磨,但“以不打死为限”,避免将来亲属的追究。

张朗朗的文章中说,中央专案组在追问孙维世的“罪行”的时候,最感兴趣的是她和周恩来的关系,孙维世矢口否认。3月中旬,周恩来在人大会堂和东北地区的代表开会。江青突然前来,对卫士长成元功愤怒的说:“孙维世就是睡在周恩来身边的一条狼!”然后径直冲进大会堂,当着与会的人员质问周恩来,大闹一个多钟头。

多方记述,孙维世在牢中饱受折磨,1968年10月14日,年仅47岁的孙被活活打死,死时全身裸体,布满伤痕,四肢被手铐和脚镣紧紧锁着。孙维世死前曾被看押她的人授意犯人剥光衣服轮奸,死后家人发现她头上被钉进一颗长长的钉子。

10月17号,周恩来才知道孙维世已经死了,一反隐忍常态,写下:“(孙维世)自杀或灭口,值得调查。”又写到:“应进行解剖化验,以证实死因。”

在江青授意下,刘传新迅速将孙维世火化。当孙新世到公安局要姐姐的骨灰时,得到的回答是:不留反革命的骨灰,不知孙维世有妹妹。文革后的清理中,军管的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畏罪自杀。一批手上有鲜血的军人则被押解到云南秘密处决,以“因公徇职”通知家属。

周的老婆邓颖超代表周告诉汪:“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说明我们没有私心。”汪东兴仍未同意。后来汪同其下属李志绥说:“成元功跟他们一辈子了。他们为了保自己,可以将成元功抛出去。”

迫真保护 落井下石

刘少奇

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主要成员的刘少奇,是从1959年4月至1966年担任国家主席的,是仅次于毛的二号人物。由于毛和刘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开始的“四清运动”中的矛盾日益尖锐,毛不再满足“枝枝节节、修修补补”,转而酝酿和发动“文化大革命”,并希望借此置刘少奇于死地。

对此,不少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早已达成共识,即毛发动文革的主要目的就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代表正是刘少奇。

1966年12月,江青公开宣称“刘少奇是党内的赫鲁晓夫”,北京出现了“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同时,中央成立的“王光美专案组”负责对刘少奇、王光美的调查。此专案组直到1968年4月才公开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名义活动,组长为周恩来。刘少奇随后被彻底打倒,并被“严加看守”,直至惨死。

而在整垮刘少奇的过程中,周恩来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正是他在1966年7月底,与清华的蒯大富两次见面且详谈达6小时之久,之后将刘少奇、王光美派工作组入清华,“压制造反学生”的事儿向毛做了汇报,给毛向刘少奇发难提供了弹药。

后来,周恩来在毛的授意下,把刘少奇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并在专案审查报告上批示“此人该杀”。周恩来曾要求枪毙刘少奇,但毛没有同意,只许可开除出党。周恩来之所以狠是因为他之前与刘少奇势同水火,不斩草除根他是很不放心的;毛之所以不同意,是因为他要让刘少奇成为活靶子,成为他推动文革深入进行样板和催化剂,以方便毛彻底清理刘少奇的派系人马。

朱德

在中共早期军队中,土匪出身的朱德的威望要远高于毛泽东,1927年的南昌暴动,朱德就是领导者之一,暴动失败后,其率领残部前往井冈山与毛会合。国共内战时,朱德被毛任命为军队总司令。中共建政后,朱德先后任国家副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委员长等。

庐山会议时,朱德因肯定了彭德怀积极的一面而被毛批评。1966年文革爆发后,看到不少高官被打倒,朱德常常一人独坐,很少说话。很快,他也被打倒,称其为“大军阀、大野心家、黑司令”等内容的大标语不仅贴满了北京街头,还贴到了中南海。其文件被停发,保健医生被调走,行动也受到限制,朱德同时被勒令交代反毛罪行。

1966年5月18日,在中共政治局开会批评朱德时,周恩来指责朱德多次犯过路线错误,“反对毛主席”。还教训朱德说:“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贺龙

中共十大元帅之一的贺龙早年曾参加“讨袁护国”战争,屡建战功,升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后在周恩来等人的影响之下,参加了中共发起的南昌武装暴动。此后,贺龙加入中共,并在中共建政后任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其自认是周恩来的“莫逆之交”。但令贺龙没想到的是,文革中自己危难之际,周恩来不仅出卖自己,还落井下石。

文革爆发后,贺龙在中南海周恩来家中暂避。1967年1月19日,周和李富春奉毛命与贺龙正式谈了一次话。周告诉贺龙:林彪说你在背后散布他历史上有问题,说你在总参、海军、空军、装甲兵、通信兵到处伸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毛百年之后他不放心。还有,关于洪湖肃反扩大化问题,你、夏曦、关向应都有责任。

贺龙想为自己辩解,但周却不让他说下去,并称给他找个地方休息一下,等秋天再接回来。第二天凌晨,周恩来亲自派人将贺龙夫妇送到京郊香山附近象鼻沟的一个地方。这与官方所言的是中央军委工作人员趁周恩来不在家时带走的完全不同,应是周主动“出卖”贺龙去接受审查。

其后,在毛决定打倒贺龙以后,周恩来选择了坚决执行。他还亲自代表中共中央向贺龙宣布对他进行审查,并在逮捕贺龙的逮捕令上写下数百字的批语,大骂了贺龙一通。而在周恩来主管的中央专案组,更是将贺龙定性为“叛徒”,最终致其惨死。

另据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姚监复撰文披露,1980年代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期间,他与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专案组的负责人之一纪登奎有过多次谈话,谈话涉及了文革的一些内幕。

姚监复称:“纪登奎曾经告诉我,有次他去西山的党史档案馆,查阅贺龙的档案资料,看完材料出来时,浑身发凉,出了一身冷汗。因为,中央专案组领导的贺龙专案组的定案材料,把贺龙定为‘叛徒’。但是,在档案馆里保存着国民党派人策反贺龙的全部原始档案,包括贺龙向上边的请示及答复,贺龙枪毙说客的决定等材料。纪登奎的意思是,证明贺龙并非叛徒的原始档案完整地保留在档案馆里,他亲眼看到了、读过了。 ”但是周恩来负责的贺龙专案组,仍然要将贺龙定性为叛徒。纪登奎从档案馆出来,想一想令人不寒而栗,惊出一身冷汗。

显然,按照姚监复的说法,周恩来在这个惨剧中不是“违心的”,而是直接动手修改、审定贺龙是“叛徒”的专案组报告的冤案制造者和杀害贺龙的刽子手之一。而且,对于贺龙的惨况,周恩来也是知情的。

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林彪事件以后,毛表示:“看来贺龙的案子假了。”周恩来马上派人把贺龙的遗孀薛明从贵州接回北京,并在1975年6月9日抱病出席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亲自致悼词。他先后向贺龙遗像鞠躬7次,并且哭着向薛明道歉说“没有保护好”贺龙。这是怎样的变色龙!

潘汉年

1943年抗日战争艰难时期,共产党著名特工潘汉年被毛泽东派到上海和汪精卫秘密接触并与日本占领军谈判,达成了秘密停火协议,内容是新四军停止对津浦线铁路桥梁的破坏,让日军运输线畅通,而日军停止对新四军的“清乡”、“围剿”,给新四军活动空间——日寇投降后,潘汉年与日、汪秘密接触的事情由在押的前汪精卫政权官员揭发。潘汉年却又把这段秘史曝露给不该知情的陈毅,毛泽东闻讯大怒,当天下令秘密逮捕潘汉年,并给法院“不判死刑”的指示。潘汉年被监禁7年后以汉奸罪接受审判,判刑15年。实际上潘汉年在秦城监狱被囚20年,然后改名换姓转移到湖南第三劳改农场继续监禁2年至死,妻子董慧也受牵连陪监终生。

1955年4月3日,潘汉年因当年与“汪伪会面”等事件被秘密逮捕,被打成“汉奸”、“特务”、“反革命分子”。毛泽东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 被监禁多年后,1963年6月,潘汉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文革中,潘汉年又被判处无期徒刑。其妻董慧也受牵连陪监终生。

潘汉年案到1982年才得以平反,此时潘氏夫妇早已双双离世多年了。支持潘汉年无罪的证据在审判时就已经确切掌握。最高法院院长谢觉哉说:“谁能救得了岳飞?”意指既然宋高宗要治岳飞以死罪,大理寺也只好以“莫须有”定案。在高等法院内部,谢高哉则明确对两位审判官说:“潘汉年案是中央交办的案子,我们只是办理法律手续。”

周恩来在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主要活动在重庆,远离核心领导。对于潘汉年怀揣毛泽东的锦囊妙计与日寇勾结的阴谋毫不知情。只是对属下重要官员上海副市长突然被捕感到蹊跷,就派人调查。中联部部长罗青长还找到了当时潘汉年与中央来往电报收发记录,证明潘汉年是奉命行事;薄一波认为总理应该出面纠正这起冤案。可是周恩来却指示薄一波、罗青长等闭口,从此再也不要向任何人谈起潘汉年这个名字。后来周恩来签字批准了高等法院对潘汉年的判决。

傅连暲

在中共党史上,尤其在中共夺取政权前的历史上,一定不能缺了被毛称为中共首位“红色医生”的中共中央卫生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总后卫生部第一副部长傅连暲中将的位置,否则,中共党史很可能被修改。正是他,三次救了病重的毛泽东的命;还是他,保住了中共将军陈赓的一条腿;依旧是他,救治过包括朱德、周恩来、刘少奇、林彪、任弼时、李富春、陈云、王稼祥、邓小平等众多中共领导人;同样是他,曾经为三千多中共红军接种了牛痘,挽救了无数士兵的性命……难怪陈毅说“傅连暲对党是有功的”,谢觉哉称“寿人寿国功在党,傅公名应列首榜”。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对中共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医生,却在文革期间被迫害惨死,这又是因为什么?

林彪干将邱会作回忆说:

一次,总理、杨成武、吴法宪和我在场,江青对叶群说:“傅连暲在五十年代初,不是害过林副主席吗?现在,为什么不报仇!”叶群笑了笑回答说:“傅连暲还好,就是教林副主席养身之道,现在他(林)自己都会查药典了。”江青认为叶群不识抬举,立即说:“把傅连暲抓起来,待后再处理。”大家都不吭声,江青就火了,这时总理说这件事我来办。也就过了一天卫戍区来了几个人,给我看了总理的条子:“把傅连暲交给来人,周恩来。”我看了条子之后知道总理并不是指名叫我办的,我就给总后副参谋长陈庞打了电话,陈庞带着他们到了香山傅的住处,翻墙进去把傅连暲带走了,并关进了秦城。
过了几天我见到总理,问为什么抓傅连璋?总理只说了一句话:“和你们没关系。”不久傅连暲就死在秦城。

日后的中纪委审查小组对邱说:傅连暲之死与你无关,你对傅连璋在文革中说过的一些批评的话,不能和专案混为一谈。由此可见,傅连暲惨死于秦城监狱与林彪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最后把他投入监狱的,正是被他妙手回春过的周恩来。

广西大屠杀

有关南宁大火的责任,其实到了毛泽东要抛弃造反派的1968年夏已昭然若揭。

换言之,毛中央最惧怕广西造反派这类"打着红旗反红旗"式的文革造反民众的反抗运动,它已危及和动摇了共产党统治的根基。故毛决定"鸟尽弓藏"——抛弃广西、广东这类造反派,并且"兔死狗烹"——纵恿韦国清调动军队,伙同"联指"对广西"四.二二"进行血腥镇压,杀鸡儆猴,以示效尤。

宣判两广造反派政治死刑的中央""七.二五"讲话,中央首长讲话充满了对"四二二"派的猛烈抨击和严厉谴责,于是"南宁大火"便由中央"钦定""四二二"放的: 周恩来:"你(指朱仁,自治区党校教员)是是代表现在在南宁放火的'四二二'吗?"

吴法宪:南宁放火就是你们放的。

总理:房子烧了那么多,就是你们"四二二"烧的。

吴法宪:七月二十一日,在民生路一带烧了一千多间房子,是不是你(指曹东峰,四二二领导人之一)指挥的?

黄永胜:百货大楼是你们占的,火不是你们放的是谁放的?

周恩来、康生等人更断言"四二二"已经被所谓的"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所控制。

我们再来看看当时亲历会场"四.二二"派的"柳州铁路局工机联"头头钱文俊所描述的场景:

 整个主席台都在信口雌黄,连周恩来也变了个人。明明南宁的大火是军队和"联指"炮轰造成的,我们却成了放火的“四.二二”……我终于明白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含义。整个接见的局面就成了讨伐我们的算帐会。这是一个宣判我们政治死刑的宣判会,如此而已……直到天亮,这次令人终身难忘的接见终于划上了句号。我们的"革命"也划上了句号,正所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不过,我总算开了眼界,知道了所谓"神圣的卑鄙"。
毛泽东说:“有人讲,广西的布告只适用于广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陕西的布告只适用陕西。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如果谁继续违反,打解放军,抢劫军用物资,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是包围起来,就要打围剿,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林彪说:“现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国民党分子,他们打着造反的旗号,烧了一千多间房子,还不让救火。”
毛泽东说:“国民党还不是这样?这是阶级敌人的一种垂死挣扎,烧房子要犯大错误的。”
林彪说:我们长征过广西时,和白崇禧打仗,他也用此计,先放火,冒充共产党,现在是旧计重用。
毛泽东说:是相当危险,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周恩来说:毛主席早就讲了,现在是轮到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
林彪说:响应毛主席号召,大联合走到后面去了。要赶上去,你们要看到运动的需要,要看到各个阶段我们应该干什么?

1968年夏,中共中央针对广西造反派的"七.三"布告,针对陕西造反派的"七.二四"布告,宣判两广造反派政治死刑的中央""七.二五"讲话,以及标志造反派红卫兵走下历史舞台的毛泽东"七.二八"在人民大会堂118厅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出笼的。

李震之死

1973年10月20日,时任公安部部长李震因精神疾病,自杀身亡,在法医查明的情况下,周太监却偏向被害论者,指示中央警卫局将支持自杀说的两位副部长关押审查,令人不解,有迎合四人帮之嫌。

施义之(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回忆

晚7时左右,周总理把全体核心小组成员找到国务院会议室,要我们谈各自的看法,我说:“我同意周总理的判断,他为什么要自杀?极大可能是被害。”刘复之说:“可能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矛盾集中到他身上。”周总理在会上指定破案组由华国锋领导,张其瑞参加破案组,同时增加了郭玉峰(中组部部长)、田维新(总政治部副主任)。指示公安部核心小组要同心协力配合破案组工作,主要是部内发动群众提供线索。

24日,我参加了破案组的一次案情分析会。据李震爱人反映:21日晚李在家接到一个电话后去的五号楼,说是去开会。一夜没回,到了清晨问秘书郑爱萍,郑一点也不急,催问几次才去找。针对什么样的电话能把李震引出去,会上大家分析可能是山东的案子(具体内容我不知道)或是李洪枢案(苏修派遣特务)。在会上我得知李震除服了大量安眠药外,口袋里还有安眠药,是潮湿的,有口袋布的压印,似乎是从口中吐出来的,正在取样化验,还不能确定死因。但大家的思路仍集中在“他杀”的问题上。

10月26日下午,郭玉峰、田维新通知我们,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公安部核心小组全体成员开会。郭玉峰、田维新同我们一起前往人民大会堂。进了人民大会堂前厅大门,于桑走在前面。突然,守候在这里的杨德中指挥8341部队的战士上前一左一右把于桑架走了,随后的刘复之也被架走了,刘复之的一只鞋也掉了。我跟在其后,见此景一惊,马上停住脚步没敢动,等待也被架走。这时杨德中说周总理在里边等着你们,把我、曾威、黄庆熙、张其瑞引进福建厅。厅里,周总理、叶剑英、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江青、张春桥、吴德等已坐在那里,除朱德之外的政治局委员几乎全部在场。还有吴忠等人,稍后汪东兴到。

我们进去后,杨德中请示周总理怎样向于、刘二人宣布,总理说:宣布“保护审查”吧。杨德中出去宣布后回来,周总理问他俩有什么反映,杨德中说:“于桑问为什么,刘复之讲:‘好’。”周总理说:“这完全反映了这两人的性格,一个像恶霸,一个像军师。”接着讲“李部长是被害。我把陈锡联同志请来了,他很了解李震。李震在政治上中央是信任的,工作上中央是支持的,家庭生活是和睦的,没有自杀因素。李震死后,于桑、刘复之表现不好,破坏现场,幸灾乐祸。公安部长被害,建国以来是没有的,比谭甫仁案子还严重。李震死在党的十大后,四届人大前,你们要想的深一点、远一点”。总理还说:“李震被害的教训是他政治上软,受到批评就知难而退,想回部队。”接着,要我汇报部里“算旧账”和反“算旧账”两种意见分歧的情况。在我汇报过程中,纪登奎插话:“李震就是软,一软就转,一转就死。”汪东兴插话:“他们(指于桑、刘复之)是反文化大革命、反党中央、反毛主席的。”当我汇报到“我感到公安部有一股落后势力”时,江青插话说:“什么落后势力,是一股反动势力。”在汇报了核心小组内吵架的事后,我说:“我没敢想于、刘会是谋害李震的后台。”江青插话:“你们的思想还停留在吵架阶段,于、刘不是后台,跳到前台来了。”还说:“于、刘是转移方向,向党进攻。”会上叶帅也强调要想得深一点、远一点。这次会后,在我思想上有这样的感觉,党中央、周总理已掌握李震被害材料,李部长被害可能是于、刘支持的。

在这次会上,周总理指定我临时负责核心小组工作。我毫无思想准备,当即就说:“我各方面比李震差远了,负责不了。”周总理批评我没有信心,并说:“有事可以请示国务院嘛!”江青说:“你不要把部队当成娘家,地方当成婆家,娘家、婆家都是共产党。”在这个严重时刻,当着众多的政治局委员的面,我不能再说什么了。周总理指示我第二天就召开千人大会,充分发动群众揭发、提供线索,配合破案组,限一周破案。还指示吴忠、杨德中、郭玉峰、田维新参加大会,去撑腰。周总理还要吴忠加强公安部大院的警卫,要封闭公安部大院的两个旁门,有个政治局委员(记不清是哪位)提出不要搞得太紧张,周总理就没有坚持。

回到公安部已是27日凌晨4点多钟,我即找人起草动员提纲。提纲经华国锋审定,下午3点召开了动员大会,我作了动员讲话,第一句话就是“李部长被害了”。我传达了中央指示,说明李震在政治上中央是信任的,工作上中央是支持的,作风正派,家庭美满,没有自杀因素,绝大可能是被害。事情发生在党的十大以后,四届人大之前,很不正常。动员大家以党性原则揭发可疑点,追查到底。还传达了中央指示我们关起门来整顿,停止对外工作联系。我在大组和治安组会上表示了我“不破此案,死不瞑目”的决心。动员会后,以自报公查的方式查了每个人21日晚的行动,牵扯了很多人。

揭发的线索,涉及公安部内部的由公安部查,涉及部外的由北京市公安局查。

27日晚,破案组来电话要我去北京卫戍区。在卫戍区办公室,吴德交给我一份审查对象的名单,有十多人,要我们隔离审查。我看后提出人数是否多了,吴德说请示周总理后再说。接着他出去了,过了一会他回来后把名单交给我,名单没有变化,但审查方式改为隔离审查、在职审查、传讯三种。破案组决定对莫国基(刘复之秘书)、徐仲久(部长办公室公务员)、戴文殿(于桑秘书)、刘均(原一局处长,同李震一起搞专案)等人组织群众专案组进行审查,专案组的人选是由核心小组讨论决定的。

28日,华国锋打电话找来了天津的解学恭,当时在场的有吴忠、刘传新和我。布置了对刘复之、王万沐(日本华侨,刘复之的远亲,正在国内。在公安部的档案中被列为特嫌)和刘在天津的两门亲戚进行审查。对他们的审查,在天津的由天津市公安局负责,在北京的由北京市公安局负责。我后来得知对刘、王的审查是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李震案情时经毛主席同意的。

10月底,破案组要我到卫戍区,在那里刘冰清(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向我传达了周总理亲笔写的对郑爱萍的十几个疑点内容的字条,并指示我们组织七、八十人查批郑爱萍。回公安部后,我向核心小组作了传达。讨论决定由苏玉涵(专案三办办公室主任)、姚伦(原劳改局副局长,后抓专案工作)、侯西斌(原边防局局长)负责查批郑爱萍的工作,破案组的刘传新、李久合(原交通保卫干部,干校回来后到北京市公安局工作)向他们传达了周总理提出的疑点。过了几天,刘冰清又带来了周总理的指示,要我亲自主持对郑爱萍的查批会。我主持过几次,记得会上郑爱萍提出了李震自杀的11条理由,具体内容现已记不清了。

11月上旬,吴忠向我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破案组要发动群众,至少要动员千人以上来揭发,要放几把火。要集中批郑爱萍、莫国基、戴文殿、徐仲久,对于桑、刘复之也要揭发。公安部要关起门来整顿。公安部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已发展到对抗,杀人夺权的地步。”周总理还说:“我就怕侦察工作上赔了夫人又折兵,我们没有经验,帝修反是有基础的,斗不过人家。”吴忠说对周总理的指示如何贯彻要听华国锋的安排。

旁人记录

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吴阶平主持下,医学专家林钧才、董炳琨、吴蔚然、陈敏章,以及上海、广东、天津、北京省市公安厅局的法医李延吉、陈仲芝、吴声屯、韩木林和北京药品生物制品检验所检验师朱燕、首都医院内科医生张孝骞等专家,对李震尸体解剖、检验和现场勘察,1973年11月9日,由这些专家签名,写出的书面报告,报送中共中央。这个由专家写出的报告肯定是自杀身亡,列举的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李震是自己走向地下管道间吞服“速可眠”药品后上吊自杀的。可是施义之等人不顾现场勘察、医学专家尸体检验、解剖的结论,硬说李震不可能自杀,说没有自杀的理由,一口咬定是谋杀的,把自杀当成谋杀案件来侦破,将公安部副部长、核心小组成员于桑、刘复之当成“谋杀”主要嫌疑人,由施义之、曾威、赵登程等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于10月25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事先将于桑、刘复之撇开,不让他们参加)后,周恩来总理明确指定施义之为公安部核心小组牵头负责,并指出李震之死,存在自杀和他杀的两种可能。25日当晚,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警卫局副局长杨法中对于桑、刘复之宣布:“中央决定对你们保护审查”,关押到北京安定门外交通干部学校监护所。于、刘在拘留期间,施义之等人组织人搜集整理了于桑、刘复之1970年在“批陈整风”和1971年“9·13”事件后开展的“批林整风”的一些大小会上,他们发表的一些不同的意见与看法,上纲上线为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不满”,印发了《于桑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材料》、《刘复之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材料》各一份,于桑的这一份3000余字,刘复之这一份4000多字,发给公安部各单位,发动公安部机关工作人员开展了对他们的大规模揭发批判。

《建国以来公安工作大事要览》记载:“10月21日夜里,李震吊死在部机关大院地下热力管道沟内。一时间原因未明,‘四人帮’及其党羽借机滋事。23日至2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决定,此破案工作,委托华国锋负责,纪登奎、吴德协助,重大问题报政治局解决;同时在公安部内进行动员整顿工作。于桑、刘复之等蒙冤被关押审查。党的核心小组由施义之牵头负责。11月11日,正在中央举办的‘读书班’学习的祝家耀(王洪文一起造反起家的十届中央委员)和杨贵(中央候补委员)被派公安部工作,任核心小组成员,与施义之等人一起,也认定李震是被人杀害的。侦查人员经过大量调查研究,现场勘查,解剖尸体化验,现场痕迹检验,以及各种方式的模拟试验,完全证明李震自杀而死。”“围绕李震死亡的原因,在公安部展开了尖锐激烈的斗争。王洪文等人未经调查就说是被阶级敌人谋害的,要追查凶手。施义之、祝家耀等人封锁事实真相,硬说李震不是自杀,是被害死的,甚至一口咬定是被于桑、刘复之等谋害。他们以破案为名,在公安部大搞逼、供、信,实行白色恐怖。”出差去外地工作的人,电话通知他们立即返回机关,讲明情况,接受审查。受审查的133人,其中局级干部29人,处级干部31人,弄得公安部机关人心惶惶。

刘复之

“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复之被冲击,直到1971年才从黑龙江“解放”回公安部工作,继续担任副部长,同李震接触不少,总感觉到李震精神很紧张。这和他最终自杀可能有关系。

刘复之就此回忆了两件事。一件事,叶剑英有一次请一位高级民主人士吃饭,看电影。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负责人刘传新派人盯梢,后来这件事不知怎么传了出去。叶帅办公室往公安部打电话来问,说叶帅请的客人有什么问题吗?把李震弄得很紧张,让刘复之打电话查问一下,一问是北京市公安局搞错了,是个误会。李震带上刘复之上叶帅家去道歉,去了叶帅家也就待了20多分钟,叶帅哈哈一笑,说是个误会,不必介意了。当时规定,坐吉姆车以上的人不能盯梢,“文化大革命”乱了,这规矩也被破坏了。事情过去也就算了,叶帅也没在意,阴差阳错下面干的,但李震依然很紧张。回来的路上,李震对刘复之说,唉呀,要掉脑袋。刘复之说,不至于吧,没有那么严重。另一件事,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每人桌上放了一张纸、一支笔。李震当时不知在想些什么,信手在白纸上乱涂乱画。服务人员看到后感到很奇怪,问是怎么回事,又是刘复之给打的圆场,说他神经紧张,没什么事。

李震出事以后,公安部立即上报了中央。但在当时条件下李震身亡的原因一时又难以查清,北京气氛紧张。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决定采取若干特殊措施加以防范。

10月22日当晚,于桑从国务院回来召集核心小组开会,传达了中央的指示“李震绝大可能是被害”,于桑、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杨俊生(北京卫戍区政委)、杨德中(八三四一部队政委、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刘传新等组成破案组,从外地调来几名法医,着手破案。

23日晚7时左右,周总理把公安部核心小组全体成员找到国务院会议室,要他们谈各自的看法。在这次会上,周总理指定破案组由华国锋领导,张其瑞(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参加破案组,同时增加了郭玉峰(中组部部长)、田维新(总政治部副主任);指示公安部核心小组要同心协力配合破案组工作,主要是部内发动群众提供线索。

在破李震自杀案的过程中,公安系统有一场斗争,有些人认为以于桑、刘复之为首的人要搞复辟,算“文化大革命”的旧账,把李震杀掉,是要夺权。凡是肯定十七年公安工作成绩,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做法,反对“公安六条”的,都被列为审查对象,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审查。

于是,很快发生了于桑、刘复之被保护审查的事情。26日下午,郭玉峰、田维新通知,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公安部核心小组全体成员开会。郭玉峰、田维新同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一起前往人民大会堂。进了人民大会堂前厅大门,于桑走在 前面。突然,守候在这里的八三四一部队的战士上前一左一右把于桑架走了,随后刘复之也被架走了。

刘复之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详细回忆了上述这段亲身经历——

我经历过很多事情,经历过多次党内斗争,但要抓自己还是没有想到。
李震死后,中央指定施义之负责公安部工作。22日我在公安部礼堂东边的小会议室去看了,李震遗体摆在那里。有人当时就说是自杀,有人背后说自杀。搞公安的都有经验,上吊自杀的征状很明显,舌头伸出来了,绳子勒脖子的痕迹中间深,往两边逐渐浅下去。我当时的心情很惊讶,也很沉重,根本没有高兴得怎么样。
我与李震关系还是不错的,1971年从五七战校回部里与李震共事好几年。李震对我还是很客气、很尊重,让我分管业务,于桑分管警卫和外事,工作上的矛盾不会促使他自杀。
当时中央通知10月26日开会,大家都等着。等到26日晚快12点时通知去开会,从人民大会堂的北大门进去的。进了之后被引导往西拐,而以往他们常往东拐在福建厅开会,我当时心里感到很奇怪。于桑在前,曾威跟着他。施义之跟着我,后面还有没有人我已经记不清了。走了没多远,大帷幕后走出两个身材高大的八三四一部队的战士,一左一右把于桑架走了。于桑披了一件军大衣,回头看了我一眼,连军大衣都掉下来了。因为离得很近,我还没缓过神来,自己也被架走了。
我虽然没想到自己会被抓,但还是有一点精神准备的。对我宣布:“中央决定对你保护审查。”我说“好”。随后两个高大的军人架着我乘小电梯下楼,从西北门走了,到了交通干校。
关我的房子我推断关过王恩茂,因为墙上还写着“打倒王恩茂”。屋里被子上还插着一根长长的针。我的手表也还没有没收,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很仓促,房子没有清理好。当时的情况是林彪事件后,“解放”了大批老干部,很多老干部都放出来了,院子里基本都没人了。
第二天早晨也没有人做饭,我吃的是红薯,因为做饭的人也走了。我在那儿关了16个月。
恢复工作后还念旧,又去关过的地方看了,第一次看还在,以后又去一次时,那地方已被拆掉了。
我出来后给周总理写了两封申诉信,施义之等人认为是刁难当时的公安部领导。我说,其实不是,我是按正常的渠道写的信。可是不久又赶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事情又搁置了。
10月27日公安部召开动员大会,施义之作了动员讲话,第一句话就是:“李部长被害了。”他传达了中央指示,关起门来整顿,停止对外工作联系,大家以党性原则揭发可疑点,追查到底。动员会后,公安部以自报公查的方式查了每个人21日晚的行动,牵扯了很多人。两个多月的清查,使许多干部被牵连,受到了伤害。
1974年1月中旬,破案组确定李震是自杀以后,华国锋召集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到北京卫戍区开会。华国锋说:经调查,李震的死与于桑无关,解除对于桑的审查,刘复之不能放,继续审查。
到了1974年底,在一次破案组会上,吴忠提出应解除对刘复之的审查,隔离久了对他的身体不利。华国锋表示同意,并具体指示:解除刘复之保护审查后安排回家,不恢复工作。

白帽后代

2014年11月24日,《绍兴晚报》刊登周恩来侄女周秉宜的文章《周恩来始祖迁浙新考》。文章称,周恩来曾自称祖上有伊斯兰血统。‘’‘作者考察《元史》,认为周氏迁浙江始祖,即是元朝元世祖时期陕西、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1210-1279)的孙子——周茂。

周茂乃西域回回人,是蒙古淮王伯颜的尚主(女婿),故改名伯颜察儿,即小伯颜之意。并不是周敦颐的子孙。

考证详情

文章称,1952年秋天,周恩来曾对卫士韩福裕说过:“我祖上的先人有伊斯兰血统,不知是哪一代。”(2009年4月14日作者采访韩福裕的记录)周恩来家庭族没有正式家谱,只有一份家族祭簿《周氏破塘祖茔祭簿》。

该簿立于清道光四年(1824年),其中记有“一代元泊府君,讳茂,字元泊。由进士官至左丞相,特进金紫光绿大夫,封沂国公,赠太师。配司马氏,继施氏,俱一品夫人。”“敕命载:沂国公讳茂,嫡母孙氏,左丞相女,封太夫人,系延祐二年封。”

文章称,作者据此考察《元史》,认为周氏迁浙江始祖周茂即是元朝元世祖时期陕西、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1210-1279)的孙子。周茂,“中书平章政事,佩金虎符,赠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中书左丞相,奉元王,谥忠宪。”(《元史》·1卷125·列传12,赛典赤·赡思丁)

周茂在元世祖时期曾任陕西耀州知州,即“耀州达鲁花赤兼管诸军奥鲁劝农事”;元仁宗时期负责“云南,董领屯田事”;元仁宗时期任陕西行省平章政事,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元泰定帝时期进封太保,改任中书平章政事。元致和元年(1328)七月有,泰定帝去世,宫廷内发生政变,周茂被“流徙远州,并籍其家。”

周茂于流放期间,因年迈体弱和不堪精神打击而去世,其所葬之地,根据周恩来的六伯父周嵩尧著《周氏家训》所记,“葬台州宁海清溪寺山”,即今宁海县一市镇东岙村小学的后山。东岙村小学即当年的“清溪寺”。

文章称,由此可见,周茂流放之地应该就是宁海县。宁海县地处浙江沿海,自古以来就设有军队戌守海防,并设有一条驿道可通往浙江重镇宁波、台州。他从京城被赶出来,沿驿道一直南下,来到遥远的边境小县宁海,是为“流徙远洲”。

周茂流亡宁海,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小儿子周万当时正在宁波工作,任浙东庆元路“浙东道宣慰使司副使,佥都元帅府事”。周茂是来投奔他的小儿子的。

宁海清溪寺山又名双灯山,为北宋时期当地望族周氏人家的坟山。北宋时,以周弁为代表的几代周氏族人皆举进士,并“以仕显”(明崇祯五年《宁海县志》)。作为具有伊斯兰血统的前宰相,周茂去世后,应该经由他的小儿子周万出面协调,以“周茂”这一汉名,被允许安葬在清溪寺的后山周弁家族坟地。几百年过去了,周茂这一支人就这样成为汉民族的一员。

元顺帝后至元四年(1338)八月,周茂获平反,被追赠“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国柱,追封奉元王,谥忠宣。”(《元史》·本纪第39·顺帝二)

周茂的小儿子周万,字无叴。周万在元末,为避战乱而至绍兴柯岩镇(今柯岩风景区)。去世后与他的夫人钱氏“合葬豆姜”(周嵩尧《周氏家训》)。豆姜,今绍兴马山镇。元末明初,朱元璋的军队攻入绍兴,周茂的曾孙周庆携家人从郊区迁入绍兴城内,从此以周姓人家居住在会稽县达500年。

高雅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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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半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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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于1947年制定了一部旗典(FlagCode)。其中有关致哀的规定是:凡成员国的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去世,必须在纽约总部和日内瓦的办事处降半旗致哀一天。因此1976年1月为周恩来降半旗只是例行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