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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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四血腥镇压事件后,被中央军委和中国国务院授予“共和国卫士”称号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和武装警察部队军人,一共有三十七人,其中死亡者十五人。

死鬼

名单

1、刘国庚:陆军第六十三集团军直属通信团第四连第一排少尉排长,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五时三十分在北京西长安街六部口电报大楼对面,距离西单路口东约一百五十米的地方死亡。山东省莱阳市城厢街道办事处盖家疃村人。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出生,一九八三年十月参加解放军部队,原先在陆军第二十八军步兵第八十二师通信营任通信兵,一九八五年九月至一九八七年六月就读于解放军重庆通讯学院。

2、王其富: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直属炮兵旅第五营营部无线电通信班班长,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一时左右在北京西长安街往西延长线的翠微路路口(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死亡。下士军衔。安徽省嘉山县人。一九六八年三月出生,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参加解放军部队。初中文化。

3、李强: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直属炮兵旅第五营第二连第一班士兵,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一时左右在北京往西延长线的西长安街翠微路一带死亡。上等兵军衔。陕西省西安市人,一九六九年四月出生,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参加解放军部队,高中文化。

4、杜怀庆: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直属炮兵旅第五营第二连第三班士兵,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一时左右在北京往西延长线的西长安街翠微路一带死亡。下士军衔。河北省清河县人,一九六七年九月出生,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参加解放军部队。初中文化。

5、李栋国: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直属炮兵旅第五营第二连第四班副班长,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一时左右在北京西长安街往西延长线的翠微路一带死亡。下士军衔。安徽省嘉山县人。一九六八年八月出生,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参加解放军部队。初中文化。

6、王小兵: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直属炮兵旅第五营第二连第四班士兵,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一时左右在北京西长安街往西延长线的翠微路一带死亡。上等兵军衔。山西省西安市人。一九六八年四月出生,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参加解放军部队。高中文化。

7、徐如军: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直属炮兵旅第五营第三连有线通信班班长,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一时左右在北京西长安街往西延长线的翠微路一带死亡。下士军衔。安徽省嘉山县人。一九六七年出生,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参加解放军部队。初中文化。

8、崔国政:陆军第三十九集团军步兵第一一六师步兵第三七四团炮兵营榴弹炮二连士兵,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四时四十分左右在北京崇文门过街天桥(位于北京市崇文区)附近死亡。下士军衔。吉林省辉南县人。满族人。一九六八年一月出生,一九八七年一月参加解放军部队。

9、马国选:陆军第五十四集团军步兵第一二七师炮兵团第六连班长、代理排长,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一时许在菜市口(位于北京市宣武区)附近身负重伤,被送往武装警察部队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上士军衔。河南省禹州市人。一九六七年八月出生,一九八五年秋天参加解放军部队。

10、王锦伟:陆军第五十四集团军步兵第一二七师某团后勤处战勤参谋,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四时三十分在南新华街(位于北京市宣武区)死亡。中尉军衔。河南省太康县人。一九六二年出生。

11、李国瑞: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第二支队第一大队第一中队通信班士兵,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五时许在阜成门立交桥(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身负重伤,被送往北京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上等兵警衔。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县翁牛特旗毛山东乡人,一九六九年三月出生,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参加武装警察部队。初中文化。

12、刘艳坡: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第一支队第一大队第一中队士兵,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一时许在西长安街西单路口身负重伤,被送往北京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列兵警衔。河北省藁城县(现为藁城市) 南营村人。一九七一年三月出生,一九八九年四月参加武装警察部队。

13、于荣禄:陆军第三十九集团军政治部新闻干事,少校军衔。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二时许死亡,死亡地点不详,于荣禄随军向天安门广场挺进,途中部队受阻,作为宣传干事的他立功心切,急于要拍摄解放军戒严部队清场行动的照片,不顾劝阻,独自身穿便装前往天安门广场,途中中弹受伤,被民众送往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于荣禄属于陈希同专题报告中所说的“误伤”,死于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的枪下。

14、臧立杰:陆军第三十九集团军步兵第一一五师某团第七连第二班士兵,六月七日与同伴乘军车路过建国门时被外交公寓里精确的远距射击击中面部身亡,大批军队随即包围并扫射外交公寓。上等兵军衔。一九六九年八月出生于黑龙江省嫩江农场,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参加解放军部队。初中文化。一九八九年六月七日上午十时左右,为了护卫陆军第三十九集团军政治部有关人员拍摄“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影片资料,臧立杰随同部队官兵乘坐军车出发,途径东长安街上的建国门时,遭到民众开枪狙击,被外交公寓里精确的远距离射击击中面部死亡,还有三个同行军人被打伤。未证实的消息称枪手是一名武德充沛的阿拉伯外交官。事后,大批丘八围困和扫射外交公寓进行报复,据说有一名保姆因替儿童阻挡子弹身亡

15、王景生:陆军第二十四集团军步兵第七十师步兵第二一零团第一营第一连第三排排长,少尉军衔。河南省南阳市人。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六日出生,一九八四年九月参加解放军部队。一九八八年七月毕业于石家庄陆军学院。一九八九年七月四日,王景生在执行巡逻任务途中突然病发死亡。尸体解剖资料上明确写着:“因劳累过度,生活无规律,严重营养不良,引发急性非出血性坏死性胰腺炎,并发性心内膜炎、心包炎。心包积液达100毫升。”

细节

如上所述,这十五名“共和国卫士”,也就是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和武装警察部队军人在六四血腥镇压事件中所有的死亡者。其中,王其富、李强、杜怀庆、李栋国、王小兵、徐如军等六名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的军人,不是被愤怒的“暴徒”打死的,而是在西长安街翠微路口因为转弯时车速过快而翻车,翻车后油箱爆炸起火,困在满车的防暴器材中无法脱困,最终被活活烧死。

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是六四血腥镇压事件中杀人最多最凶狠的一支部队,将西长安街杀成了一条血路,他们历经四个小时,突破数以十万计学生和市民的重重堵截,挺进到天安门广场,除了上述六名翻车死亡的“共和国卫士”之外,竟然没有任何一人被愤怒的“暴徒”打死。这也可见这支虎狼之师是如何毫无顾忌地开枪,是如何凶狠毒辣地杀人。

从上述十五名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和武装警察部队军人的死亡时间来看,他们都是在六月三日晚上十时许解放军戒严部队开枪镇压之后死亡的,这也充分证明了军队开枪镇压在先、群众暴力反抗于后的事实。

中国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于1989年6月6日下午在中南海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军队方面到目前为止还有400名官兵失踪,生死不明,等将来局势稳定下来,有些可能生还,有些可能牺牲了。”这些所谓“失踪”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实际上只是遭到民众的围困,有的被市民带回家中,事后都平安地回到了各自所属的部队

中共当局制造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的谎言,完全是为了给解放军戒严部队开枪镇压提供合理的理由,以便军人放手镇压。1989年6月4日凌晨零点前后,第40集团军步兵第118师师长郝柏栋大校从半导体收音机中收听到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关于坚决平息反革命暴乱的通告,立刻振奋地拳头一挥:“好!”一声大喊脱口而出。郝柏栋之所以如此兴奋,就是觉得有了“反革命暴乱”的定性,即使放手镇压,也不会再有个人的责任了。

这些当年被中共当局吹嘘为“共和国卫士”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和武装警察部队的死亡军人,死后一度享有殊荣,其骨灰盒经中共中央特批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但不久后就消失不见了。有关部门的解释是:“应死者亲属请求,经上级批准,骨灰由死者亲属自行取回家乡安葬”。这个解释纯属骗人的鬼话,根本不是死者亲属请求将骨灰自行取回家乡安葬,而是中共当局不让继续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了,担忧这些骨灰盒会时时引发人们对六四血腥镇压事件的记忆。

中共自一九四九年建政以来,普通人的骨灰盒能够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向被看作是死者最高的荣誉。北京百货大楼卖糖果的售货员张秉贵,因为被中共当局塑造为着名的全国劳动模范,他的骨灰盒才能够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而且至今仍安放在那里。“共和国卫士”的骨灰盒先是被隆重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而后又悄悄地撤下,这说明就连中共当局自己也心知肚明六四血腥镇压行动不得人心。

活鬼

名单

1、赵勇明:陆军第二十七集团军司令部侦察处参谋,少校军衔。他的“英勇事迹” 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带领陆军第二十七集团军的特遣分队,冲上纪念碑底座最高层,捣毁保卫天安门广场学生指挥部和学生广播站。河北省通州县观音山镇人,一九六一年五月出生,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参加解放军部队。

根据陆军第二十七集团军军史的有关记载,赵勇明立功受奖的主要“英雄模范事迹”是: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四时三十分,赵勇明作为带队指挥官,率领陆军第二十七集团军的特遣分队(由三个侦察连和一个步兵连所组成),冲上天安门广场纪念牌基座最高层,捣毁了保卫天安门广场学生指挥部和学生广播站。赵勇明因为“平息反革命暴乱”有功,事后升任北京军区侦察大队副大队长,颁授中校军衔。一九八九年七月底,中共河北省通州县委、县政府曾在全县开展向 “共和国卫士” 赵勇明同志学习的活动。
  

2、李勃: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步兵第一一二师技术部修理科助理员、助理工程师,上尉军衔。北京市人。一九六一年五月出生,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参加解放军部队。他的父亲原来是北京军区装甲兵部的负责人。

根据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军史的有关记载,李勃立功受奖的“英雄模范事迹” 是: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他带领车队的首车三二二号装甲车,向天安门广场开进,在装甲车天线被暴徒砸坏 、与后续车辆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他当机立断,指挥车辆按预订方案开进。他不顾暴徒们石块、砖头、燃烧瓶的袭击,始终站在车外,指挥车辆排除路障,驱散人群。在头部十余处受伤,脸部也被硫酸烧伤的情况下,仍以顽强的意志,继续带领全车八名同志,克服重重困难,第一个到达天安门广场。而后又主动清除广场四周通道上的路障四十多处,推开拦在路中央的大小车辆二十多辆,为大部队的装甲车辆顺利开进创造了条件。”
  

3、王强: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第一一三师炮兵团政治处保卫干事,少尉军衔。毕业于解放军长沙炮兵学院。王强因为立功受奖,立即晋升中尉军衔。

根据中国官方宣传资料的有关记载,王强立功受奖的主要“英雄模范事迹” 是: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他在随团指挥所向天安门广场开进途中,为抢救失散和被暴徒打伤的战友及武器装备,不畏艰险,主动请求留下,只身在街头战斗两天三夜,组织收拢了因车毁人伤而掉队的本团三十八名干部、战士;在地方保卫干部的协助下,把兄弟部队的六十二名受伤者救护出来,并转送到医院;帮助八十七名失散的官兵脱险归队;机智地从暴徒手中夺回两支冲锋枪,还同地方有关部门的同志一起,收缴了八支冲锋枪、两支手枪和十箱子弹。”

4、廖开喜:陆军第六十三集团军步兵第一八八师步兵第五六二团特务连政治指导员,上尉军衔。山东省滕州市前洪绪乡颜楼村人。一九六零年十月出生,一九七八年三月参加解放军部队。

根据中国官方有关宣传资料的记载,廖开喜立功受奖的主要“英雄模范事迹” 是:

“在首都执行戒严任务和平息反革命暴乱中,他开展及时有力的思想工作,保证了全连官兵士气高昂。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在部队奉命向天安门广场开进的途中,他在身上多处被暴徒砸伤,腹部、腿部遭火枪射击中弹十一处的情况下,忍着伤痛保卫团指挥所的安全,保障后续车队和军指挥所顺利开进。当部队到达预定地点后,他因失血过多,昏倒在车上。”
  

5、张震:陆军第六十三集团军步兵第一一八师步兵第五六四团砲兵营第一连班长、代理排长。上士军衔。河南省鹿邑县新集乡人。一九六四年二月出生,一九八二年参加解放军部队。高中文化。

根据中国官方有关宣传资料的记载,张震立功受奖的主要“英雄模范事迹”是: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部队在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的开进途中,这个入伍七年的上士司机班长驱车前进,多次遭到暴徒袭击,头部、肩部、胸部十二处受伤。在伤口流血不止,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他以惊人的毅力,忍着剧烈的疼痛,硬是坚持开车五个半小时,把汽车和车上三十七名同志送到了指定地址。”
  

6、安卫平:陆军第三十九集团军司令部炮兵参谋。

根据中国官方有关宣传资料的记载,安卫平立功受奖的主要“英雄模范事迹”是: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安卫平作为陆军第三十九集团军先遣小组的成员,随同该集团军的军长傅秉耀少将,提前到达北京城区开设了集团军指挥所。当天晚上,陆军第三十九集团军的各个部队在“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的开进途中严重受阻,并与集团军指挥所失去联系。安卫平遵照军长傅秉耀的指示,身穿便装独自外出寻找部队,转达军长傅秉耀的命令。安卫平曾经独自六进六出天安门广场,并且帮助北京军区炮兵第十四师与上级指挥机关取得了联系。”
  

7、沈运田:陆军第五十四集团军步兵第一六二师炮兵团第一营政治教导员,少校军衔。

根据中国官方有关宣传资料的记载,沈运田立功受奖的主要“英雄模范事迹”是:

  “当谣言四起,人心浮动的日子里,沈运田坚定不移地与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做党中央决策的宣传员;(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当解放军戒严部队奋勇向(北京)城区开进,多次遭到暴徒的袭击时,他不顾个人安危,宣传群众,威慑暴徒。即使在负伤住院期间,他也没有忘记一名政工干部应有的责任,恪尽职守,耐心细致地做好伤员的思想政治工作。”
  

8、余爱军:陆军第五十四集团军第一二七师步兵第三七九团第三营炮兵连班长。上士军衔。湖北省襄阳县人。一九六六年出生,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参加解放军部队。

根据中国官方有关宣传资料的记载,余爱军立功受奖的主要“英雄模范事迹”是:

  “时间,公元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地点,共和国的首都北京。此时此地,这里发生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暴乱。一时间,黑云压城,党难当头,国难当头。戒严部队紧急进城平暴。余爱军,这个年仅二十三岁的共产党员、某团炮兵班长,就是在这次平息反革命暴乱中,为了救护战友,为捍卫共和国的安宁,被暴徒砸伤了右眼。六月三日下午,余爱军所在团接到进城平暴的命令。他在班务会上对大家说:‘动乱,我是看透了,也恨透了,只要它存在,首都就不会安宁,国家就不会安宁,党中央绝不会置之不理。咱们要誓死保卫共和国。’他带头咬破中指,写下了‘为捍卫共和国血战到底’的血书。”
  

9、周家柱:空军第十五空降军空降兵第四十三旅第二营营长。少校军衔。湖北省洪湖市人。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参加解放军部队。

根据中国官方有关宣传资料的记载,周家柱立功受奖的主要“英雄模范事迹”是: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在周(家柱)营长的果断指挥和英勇行为鼓舞下,全营官兵团结一心,勇猛开进,先后冲破两道火墙、八道障碍,在全营人员全部负伤的情况下,没丢失一个人、一支枪、一件装备,于六月四日凌晨一点二十五分到达天安门广场。”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在向天安门广场挺进的时候,周家柱所率领的空降兵第四十三旅第二营是空降兵第十五军第二梯队的先锋营,也是该军最先抵达天安门广场的部队。

10、游德高空军第十五空降军空降兵第四十四旅第四连第三排排长。少尉军衔。四川省内江县人。

根据中国官方有关宣传资料的记载,游德高立功受奖的主要“英雄模范事迹”是: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在游德高的带领和英勇行为的鼓舞下,全排战士团结互助,勇猛开进,先后冲破了十一道路障、两道火墙,于(六月)四日凌晨一点二十五分随部队到达天安门广场,参加了清场。游德高身上十七处受伤,最长的伤口长达五公分,仅头上和脸上就缝了十四针,造成了严重脑震荡后遗症,将留下终身残疾。”
  

11、王玉文: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第一支队卫生队化验员,下士警衔。河北省大名县西店乡店北村人,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参加武装警察部队。

根据中国官方有关宣传资料的记载,王玉文立功受奖的主要的“英雄模范事迹” 是: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在执行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任务中,面对反革命暴徒的疯狂袭击,冒着生命危险奋力救护伤员,惨遭暴徒毒打,身负重伤。”
  

12、王志强: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司令部内卫处副处长,少校警衔。山东省莱州市人,一九五六年六月出生,一九七六年二月参加解放军部队,后来转入武装警察部队。

根据中国官方有关宣传资料的记载,王志强立功受奖的主要“英雄模范事迹”是: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北京)戒严令发布后,他在保证指挥、负责联络工作的五天中,连续三昼夜没休息,保证了指示、命令的及时传达贯彻。之后,他又连续三天三夜没休息,绘制图表,拟制方案,为首长及时提供了资料和依据。(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凌晨,在交通被堵的情况下,他带领一名司机,冲过了暴徒的拦截和围困,把上级急需的绝密文件按时送到了指定地点。在六月三日晚至四日凌晨平息反革命暴乱战斗中,他奉命组织武警防暴队为戒严部队主力开进天安门广场强行开路。带领防暴队勇猛冲击,用催泪弹、电警棍和石块与暴徒展开了殊死搏斗。他一面指挥防暴队战斗,一面及时协调与解放军先头部队的配合,根据情况及时调整队形、战术及进攻节奏,使突击频频奏效。战斗中,他冲锋在前,与暴徒展开面对面搏斗,腿部三处受伤,鲜血直流,全然不顾。他先后六次被临街楼上的暴徒用大块水泥砖击中头部,但他咬紧牙关,坚持没有倒下,率领防暴队打退了暴徒的一次次反扑,排除了一道道路障、火障,冲破了层层封锁,经过二小时四十五分钟的浴血奋战,同解放军先头部队一起,长驱三十里,终于于(六月)四日凌晨一时四十五分胜利到达天安门广场,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王志强所率领的武警防暴队,由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第五支队第八中队的部分官兵组成,承担着为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部队开道的任务,沿着西长安街向天安门广场挺进。

13、姜超成: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第五支队第八中队中队长,中尉警衔。湖北省麻城县人,一九六二年八月出生,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参加解放军部队,后来转入武装警察部队。

根据中国官方有关宣传资料的记载,姜超成立功受奖的主要“英雄模范事迹” 是: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接受护送‘前指’(北京军区前进指挥部----作者注)任务后,在护送通过玉泉路和永定路口时,分别遭到上千人的拦截,在五棵松路口,受到上万人的围追拦截和暴徒疯狂打砸,于二十二点二十分,护卫‘前指’安全到达军事博物馆。紧接着,接受了为戒严部队开进天安门广场实施正面开道任务。战斗中,面对异常复杂的情况,他沉着冷静,指挥灵活。在木樨地路口,有五、六千人在暴徒的煽动下,丧心病狂地用石块、砖头向部队砸过来,不少同志身负重伤。冲过大桥后,又连续遭到成千上万的暴徒和不明真相群众的疯狂袭击,部队再次严重受阻。在复兴门立交桥东西两侧有数十辆燃烧着的车辆挡道,桥上桥下有数千人围攻。当部队行至西单路口时,路面被暴徒铺上棉被,浇上汽油点燃,一片火障。他冒着雨点般的石块,站在最醒目的位置——交通安全岛上进行指挥,并亲自带领一个突击组冲向火海,一面扑火开道,一面向暴徒进行反击。在他和其他干部的带领下,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连续拚搏和浴血奋战,全体防暴队员人人带伤,于(六月)四日凌晨一点四十五分引导解放军戒严部队胜利到达天安门广场,并顺利实施了清场任务。”
  
14、刘加林:北京卫戍区警卫第3师炮兵团第九连士兵,下士军衔。江苏省大丰县人。军人家庭出身。一九八六年十月参加解放军部队。
  

根据中国官方有关宣传资料的记载,刘加林立功受奖的主要“英雄模范事迹”是:

  “在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北京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中,刘加林作为一名首都警卫战士,多次跟随部队执行任务,表现尤为突出。尤其是六月三日在六部口夺枪弹的斗争中,他舍生忘死,英勇顽强,只身在装有武器弹药的大轿车顶上打下四名暴徒,夺回了一挺轻机枪、一支冲锋枪、一支步枪,在卫戍区部队中立下了头功。”
  

一九八九年七月,刘加林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十一月被破格提拔为排长,授予少尉军衔。

15、刘阁云:陆军第六十五集团军步兵第一九三师步兵第五七九团第二营营长,少校军衔。河北省丰南县宜庄乡王家盘村人。

根据中国官方有关宣传资料的记载,刘阁云立功受奖的主要“英雄模范事迹”是:

  “(一九八九年)六月初,形势已十分严峻,刘阁云所在部队,接到秘密进入人民大会堂的命令。人员化装进入大会堂,在暴徒们没有预料的情况下,可能会较顺利,但要把全团近千人的钢盔、背包、干粮和其它装备用车运抵大会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团长曹栓泽、政委王永存,眉头拧成了疙瘩,让谁押运保证万无一失呢?这时传来‘报告’声,进来的是刘阁云,要求把押运武器弹药的任务交给他。他的请求正和曹团长和王政委的心意,由他押运武器弹药,正是两位团领导在考虑的问题。刘阁云清楚地知道,能否把全团的武器弹药安全顺利地运抵人民大会堂,直接关系到下一步任务能否顺利完成的大问题,而押运途中可能要遇到险情,冒更大的风险。先后押运枪支七百余支(挺),及子弹、电台、被装等,他们没丢一枪一弹,没损一件装备,没少一样物品,为部队清场提供了物资保证。在以后二十多次执行不同任务中,刘阁云总是身先士卒,临危不惧,冲锋在前。六月四日凌晨天安门广场清场,他主动要求担任突击队队长,带领部队第一个搜索天安门广场的地下通道,缴获两支被毁坏的冲锋枪。六月十日至七月中旬,他担任搜捕队队长,带领部队出击十二次,每次他都是第一个进屋,第一个上前擒拿暴徒。在以后担任集团军和师应急分队队长中,他带领部队结合戒严的特殊任务,从一点一滴培养部队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形象,练队列、纠军姿、整军容、搞自救互救,演练乘车开进,预想各种情况,以合格军人的姿态出现在首都人民面前。”
  

16、杨蓉娅:北京军区总医院皮肤科医生。甘肃省兰州市人。一九五七年秋天出生,一九八八年六月从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皮肤科取得硕士学位后,分配到北京军区总医院工作。一九八九年年初,被送到协和医院进修学习。其父杨柏林是解放军转业干部,一九八九年的时候在甘肃省工商管理局工作,其母李改英一九八九年的时候是甘肃省财政厅干部。

根据中国官方有关宣传资料的记载,杨蓉娅立功受奖的主要“英雄模范事迹”是: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正在协和医院进修学习的杨蓉娅发现医院里有三十四个解放军戒严部队的伤员,在协和医院领导和医院保卫处人员的配合下,她积极治疗和保护这些解放军戒严部队的伤员,并主动联络北京军区总医院,最终将三十四个解放军戒严部队的伤员分批转移到北京军区总医院,使得他们安全脱险。
  

17、李树存:天津警备区坦克第一师装甲步兵团特务连装甲车驾驶员,上士军衔。山东省金乡县人。一九六四年六月出生,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参加解放军部队。

根据中国官方有关宣传资料的记载,李树存立功受奖的主要“英雄模范事迹”是:

  “在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乱中,李树存担任破障开路任务。他在先后三次身负重伤情况下,以顽强的意志冲锋陷阵,驾车连闯五道坚固路障,为部队顺利进入天安门广场开辟了通路。”
  

18、葛明军:北京军区直属通信团专业军士、报务班班长。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出生在河北省黄骅县羊二庄回族乡后街村的一个回民家庭,一九八二年十月参加解放军部队。

根据中国官方有关宣传资料的记载,葛明军立功受奖的主要“英雄模范事迹”是: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十点多,威武的装甲车队从东高地向天安门广场开进了。葛明军乘坐的是零零三号装甲车,车上有副师长佟喜刚大校和军区装甲兵部副部长解双喜大校等七名同志。车身不断地颠晃,车内持续高温,葛明军直想呕吐。二十三时四十分,顽强的零零三号,终于到达广场指定位置。开进期间,葛明军共通话二百余次,收发信号二百多个,及时、准确地将指挥部的命令、指示传达给车队指挥员,保证了通信联络畅通。六月七日,团领导再次派机关干部到(解放军)二六一医院看望葛明军,他才眼含热泪地从枕头底下取出联络文件,交给了团里来的干部股长。”
  

19、傅勇:陆军第四十集团军步兵第一八八师步兵第三五二团炮兵营营长,少校军衔。

根据中国官方有关宣传资料的记载,傅勇立功受奖的主要“英雄模范事迹”是: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下午,傅勇奉命带领全营向北京市区紧急开进。团长在东直门外大街选了个地方,召集各营长开会,研究和部署占领(东直门)立交桥的方案。命令傅勇带领炮营首先从桥北侧冲上桥头。他急喊一声:‘干部、党员到前面来!’便举枪迅速奔向桥头。一块飞来的石块击伤了他的右腿,鲜血染红了裤管,只见他的身子稍稍晃动一下,又向桥头冲去。官兵们在他的率领下,猛虎般占领了立交桥。他们清理了桥面,死死守住六个交通要道,阻止了人群车辆拥向天安门广场。”
  

20、种振庆:陆军第六十四集团军步兵第一九零师步兵第五六八团司令部通信股股长,少校军衔。

  根据中国官方有关宣传资料的记载,种振庆立功受奖的主要“英雄模范事迹”是: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下午五点三十分,全团官兵准备就绪,五十六台军车组成的车队,从城郊沙河机场向北京市区进发。
  
  种振庆和两名通信兵,随同机关指挥车行进。车队行至沙河桥,尾随的一部150瓦电台车线路出现故障。种振庆及时请示团长,要求留下组织抢修。十多分钟后,车基本修好,他们掉队了。天渐渐暗下来,宽敞的柏油路上,电台车在疾驶行进。当车行驶到清水河边时,公路桥上,拥来了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人流潮水般地挤满了道路。六月四日凌晨二点四十分,被围了七小时的车队,接到上级命令,迅速采取迂回前进的办法,抢占控制点。车队行进到学院路南端时,又被人群堵截包围。电台车跟着车队缓缓地向前移动着。四周飞来的砖石、汽水瓶砸在车身上,‘砰!砰!’的响声震耳欲聋。突然,前面的军车遇障停住,小车尾追熄火。这台带病上阵的电台车,再也动弹不了了。车队离去了,电台车孤零零地停在那里,种振庆和六名战士陷在人群之中。此时此刻,种振庆反而冷静下来。他一边叮嘱战士,一边动手拆下电台主要部件,并把随身携带的十一份机要文件,用毛巾和塑料袋包装好,斜挂在身上。一切就绪了,他命令大家:‘准备下车!’随着一声怒喝,种振庆用肩膀撞开了车门。战士们迅速下车。暴徒见此情景,蜂拥而上,大打出手。种振庆受伤六十一处,右前额豁开一条五公分长的裂口,深至颅骨。送进医院时,他双目瞳孔不等大,生命处于危急状态。”
  

21、乐立成:陆军第二十集团军步兵第五十八师某团炮兵营营部卫生员,下士军衔。

  根据中国官方有关宣传资料的记载,乐立成立功受奖的主要“英雄模范事迹”是: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夜晚至六月四日凌晨,在跟随部队向天安门广场挺进的途中,身为卫生员的乐立成多次奋不顾身地抢救伤员,最后因为抢救伤员而自己身受重伤。
  

22、袁华荣:陆军第二十六集团军步兵第一三八师步兵第四一二团第五连连长,少尉军衔。

  根据中国官方有关宣传资料的记载,袁华荣立功受奖的主要“英雄模范事迹”是:
  
  “(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夜,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在团部经过一番‘唇枪舌战’争到防暴突击队任务的五连连长袁华荣,匆匆返回‘宿营地’。袁华荣安定住战士们的激动情绪,传达了团首长的指示精神,并做了简短的动员:‘同志们,上级赋予我连担任团的防暴突击队,配合永外派出所开展抓暴徒、端黑窝的斗争。这是团党委对我连的高度信任。同志们,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虽然取得了初步胜利,但是,一小撮暴徒贼心不死,我们要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精神,斩草除根,坚决把他们消灭干净,为保卫共和国再立新功!’全连官兵听说要抓暴徒,群情激昂,人人摩拳擦掌,决心大干一场。在以后的十多个日日夜夜里,袁华荣带领二十名防暴队员,夜行昼宿,机智灵活,配合永外派出所抓获暴徒八十二名,演出了一幕幕抓暴徒,端黑窝的活报剧。”

结局

上述三十七名“共和国卫士”的称号先后分五批授予。第一批授予的是:刘国庚、王其富、李强、杜怀庆、李栋国、刘国庚、王其富、李强、杜怀庆、李栋国,由中央军委于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十日授予。

第二批授予的是:李国瑞、刘艷坡,由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共同于一九八九年七月十八日授予。(当时武装警察部队接受中央军委和国务院下属的公安部的双重领导)

第三批授予的是:于荣禄、臧立杰、赵勇明、李勃、王强、廖开喜、张震、安卫平、沈运田、余爱军、周家柱、游德高,由中央军委于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七日授予。

第四批授予的是:王玉文、王志强、姜超成,由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共同于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二日授予。

第五批授予的是:王景生、刘加林、刘阁云、杨蓉娅、李树存、葛明军、傅勇、种振庆、乐立成、袁华荣,由中央军委于一九九零年二月十一日授予。

中国官方对前四批的“共和国卫士”,都进行了公开的报导和宣传。后来出于淡化六四血腥镇压事件负面影响的考虑,第五批“共和国卫士”只在解放军内部通报,没有进行公开的报导和宣传,以至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第五批授予的十名“共和国卫士”不为人知。

在十五名死亡的“共和国卫士”中,当数被称之为“三国”的刘国庚、崔国政、李国瑞最为出名,在九十年代前期,他们的画像和雷锋、赖宁等“英雄模范人物”一起,贴在全国各中小学的教室里,不过,因为中国官方刻意淡化六四血腥镇压事件,不久后即不再张贴。

在二十二名生存的“共和国卫士”中,仕途发展较好的当属周家柱和杨蓉娅,前者一路升迁至空降兵第十五军空降兵第四十三师师长,授予空军大校军衔,后来转业离开军队,现任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后者现任北京军区总医院副院长,医学博士,连续担任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恶行

在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结束之后,各解放军戒严部队分头进驻北京市公安局各公安分局、公安派出所,主导抓捕“暴徒”、“动乱分子”和“非法组织成员”的工作。抓捕“暴徒”、“动乱分子”和“非法组织成员”,成了解放军戒严部队的一项主要任务。

中共当局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不信任北京市的公安警察,他们了解情况,普遍同情学生运动,完全依靠他们,不可能达到“斩草除根”的目的;另一方面是为了满足解放军戒严部队官兵泄愤报复的心理需求,并为他们提供立功受奖的机会。

各解放军戒严部队官兵在抓捕“暴徒”、“动乱分子”和“非法组织成员”的过程中,普遍存在滥用暴力的情况,对被捕者不分青红皂白地用枪托、木棒予以毒打,导致不少被捕者死亡或伤残。

1989年6月4日,也就是在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刚刚结束的时候,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已经开始对被捕的民众施行暴行,大量在清场前后被捕的民众在天安门广场、劳动人民文化宫遭到毒打,许多人受伤致残,山西大学电脑系学生高旭就是其中之一。1989年6月4日清晨5点30分过后,高旭本来已经随着学生队伍一起撤离了天安门广场,但由于有一个同学遗留了照相机,他于是自告奋勇返回去取,结果遭到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的拘捕。高旭连同其他被拘捕的八个人,全都被紧紧地捆绑在人民大会堂东大门外的柱子上。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军人用枪托没头没脑地砸他们,用点燃的烟头烫他们,把他们当成了洩愤的靶子。之后,他们被转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关押,进去的时候每个人又遭受了一顿“杀威棒”,全都被打得昏死过去,用冷水浇醒后继续再打。残酷的摧残,使得高旭遗留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一只眼睛几乎失明,脑部时时出现绞痛,每天都要靠服用止痛药度日。

在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分局,进驻的第24集团军部队军人,将10多名被捕的北京体育学院(现为北京体育大学)学生视为“暴徒”,吊起来毒打,打得他们伤痕累累。北京体育学院的学生身强力壮,许多人在学生运动期间担任特别纠缠任务,或作为学生领袖的“贴身保镖”。

在中国官方的宣传资料中,可以见到大量有关解放军戒严部队抓捕“暴徒”、“动乱分子”和“非法组织成员”的“赫赫成果”,随手就可以举出许多例子。

第40集团军步兵第118师“为了除恶务尽,确保首都的长治久安,他们又投入了一场新的战斗——配合公安机关抓暴徒。抓获动暴乱分子和进行打、砸、抢、烧、杀及流氓犯罪活动的暴徒531名。”

第39集团军步兵第116师第347团特务连,在短短数天内抓获“暴徒”73人。

第65集团军步兵第193师于1989年6月中旬撤离天安门广场,进驻北京市海淀区,除了执行戒严执勤任务之外,全师官兵多次配合北京市海淀区公安部门追捕“暴徒”和“非法组织”成员,共同抓获了131名“暴徒”。

第24集团军步兵第70师步兵第208团于1989年6月中旬调防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配合公安机关抓获“暴徒”、“动乱分子”和“非法组织成员”256名,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守备第7旅从1989年6月11日到7月底,抓捕“暴徒”79名。

北京军区炮兵第14师配合北京市公安人员设卡盘查,9次派出应急分队端“黑窝”,共抓获、收审非法组织骨干、打砸抢分子62人;查获携带反动宣传品、军用物资、凶器、子弹等非法分子1106人;收缴反革命传单、录像带等25000余份,军用品、凶器、枪弹358件。

第65集团军步兵第193师步兵第579团组成搜捕队,第2营营长刘阁云少校担任搜捕队队长,十二次出动擒拿“暴徒”。刘阁云事后获“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第26集团军步兵第138师步兵第412团于1989年6月5日组成防暴突击队,由第2营第5连连长袁华荣上尉担任队长,袁宝华在传达团指挥官的指示精神时说:“同志们,上级赋予我连担任团的防暴突击队,配合永外派出所开展抓暴徒、端黑窝的斗争。这是团党委对我连的高度信任。同志们,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虽然取得了初步胜利,但是,一小撮暴徒贼心不死,我们要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精神,斩草除根,坚决把他们消灭干净,为保卫共和国再立新功!”全连官兵听说要抓暴徒,群情激昂,人人摩拳擦掌,决心大干一场。在以后的10多天,袁宝华带领20名防暴队员,夜行昼宿,配合永外派出所抓获暴徒82名。

第54集团军步兵第127师步兵第380团在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结束后,奉命进驻天坛公园部署,配合公安部门广泛开展“抓暴徒、端黑窝”行动,狠狠打击隐蔽起来的“暴徒”和“反动组织成员”,彻底平息反革命暴乱。

从上述资料可见,在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结束以后,解放军戒严部队分头进驻北京市各地,名义上是配合北京市公安部门工作,实际上是监督北京市公安部门,主导主导抓捕“暴徒”、“动乱分子”和“非法组织成员”的工作。

在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结束以后展开的大搜捕行动,有大批的民众被捕,由于解放军戒严部队官兵主导抓捕工作,滥捕、毒打事件层出不穷,由解放军戒严部队移交给公安部门处理的被捕者,许多人伤痕累累,有的伤势很重。这种情况,连北京市公安部门都看不下去了,向上级反映情况,甚至表示,情况如果没有改善,不再接收解放军戒严部队移交的被捕者。

趣事

中共当局在六四血腥镇压事件后曾设立检举电话、信箱,鼓励人们检举“暴徒”、“动乱分子”和“非法组织成员”,许多不满血腥镇压行动的北京民众,借机将支持血腥镇压行动的人作为“暴徒”、“动乱分子”予以检举。这些人一落入不分青红皂白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官兵手中,照例先遭受一顿毒打,等到有机会张口分辨,早已是伤痕累累。

鲜明对比

徐勤先

当时,担任38军军长的徐勤先因患肾结石在北京军区总医院(在东四十条)治疗。 5月17日,徐勤先接到北京军区的开会通知。

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李来柱宣布中央军委命令,让军长们当即表态。其他军长没表示不同看法。徐勤先说:“口头命令我无法执行,需要书面命令。”李来柱说:『今天没有书面命令,以后再补。战争时期也是这样做的。」徐勤先说:“现在不是战争时期,口头命令我不能执行!”李来柱说:“那你就给你的政委打电话,传达命令。”

徐勤先给政委打了电话,然后说:“我传达了,我不参与,这事和我无关。”说完就回医院。他回来后同朋友谈起这件事时说,他作了杀头的准备。他说:“宁肯杀头也不能做历史的罪人!”

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就徐勤先抗命事件向杨尚昆作了紧急报告。杨尚昆说:“这件事可开不得玩笑!这是军令!不执行军令是要依军法论处的。”杨尚昆向邓小平谈到此事时,邓小平说:“是军人,谁都不能违抗命令!”

为防出现第二个徐勤先,不得不第二次调兵,还对已调进北京的军队的布防重新进行调整。徐勤先回到医院后很快被带走,后被军事法庭判五年徒刑、开除党籍,在秦城监狱服刑(最后一年在公安医院)。

第28军

一九八九年北京戒严时,第二十八集团军隶属北京军区,军部驻地在山西省大同市,部队代号是五一三六一。何燕然少将任军长,张明春少将任军政委,杜东海少将任副军长,杨惠川大校任军副政委,邱金凯大校任军参谋长,苏云大校任军政治部主任。

第二十八集团军是首批奉命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但在中国官方有关“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宣传资料中,该集团军不见踪影,被中共当局和邓小平,杨尚昆等人视为表现最差的一支部队。该集团军没有所属部队被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或记功,也没有官兵成为“共和国卫士”。

一、受阻于木樨地桥头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八日,第二十八集团军接到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预先号令。军长何燕然,军政委张明春,军参谋长邱金凯等人组成集团军前进指挥部,率领进京部队。翌日,该集团军进京部队全副武装,乘坐装甲车,军用卡车,吉普车,沿京原公路(北京市──太原市)向北京开进。

六月三日,第二十八集团军接到戒严指挥部命令:部队立即向天安门广场开进,参加清场行动当天傍晚,在军长何燕然,军政委张明春率领下,全体官兵全副武装乘车从北京市延庆县临时驻地出发,向北京城开进。一路上不断受到民众的强力阻拦,开进艰难,行动迟缓,没能按预定时间进入北京城。

六月四日清晨,部队车队才进入北京城,沿西长安街向广场进发。这时,广场清场行动已结束。由于第三十八集团军于六月三日夜晚至六月四日凌晨在西长安街大开杀戒,加上坦克师刚在六部口制造了追轧学生撤离队伍惨案,数万愤怒的民众聚集在西长安街上抗议,源源不断地有民众闻讯赶来声援。

第二十八集团军车队抵达西长安街木樨地一带,时间大约是六月四日清晨七点钟,正遇上抗议高潮,男女老少悲愤不已,部队车队陷于人海之中,停滞不前。

西长安街上血腥镇压后的景象令官兵们感到震惊,处处可见路障,但大都已被坦克,装甲车轧扁,或被冲撞得东倒西歪;焚烧过后的公共汽车残骸四处分布,砖石碎块遍地;道路两边的楼房墙上弹孔累累,地铁站的玻璃上也有许多弹孔,不少玻璃碎裂了。

第二十八集团军先头团的车辆受阻于木樨地桥头西侧地段,起初曾经试图突围,但未成功。清晨七点钟过后,开始有愤怒的民众焚烧装甲车,几辆装甲车被点燃。一群民众爬上一辆装甲车,揭开盖子,叫车内的官兵出来,但官兵不肯听从,十几个民众将官兵一一拽出来,另有一些民众拥上去殴打,官兵拚命逃跑,一些民众紧追不放。

在场学生站出来阻拦,高喊:“不要打不能打!”并与一些市民组成警戒线,形成一个“保护圈”,让官兵们集中坐在其中,这些学生和市民一面阻止人们殴打官兵,一面向官兵讲述发生屠杀情景,惊魂甫定的官兵默默倾听学生和市民的悲愤叙述听着听着,有的官兵终于忍不住插话说:“真想不到是这样,真是太惨了!”

其他装甲车,军用卡车上的官兵基本上没挨打,一些官兵下车后很快进入了学生和市民自动形成的“保护圈”。很多枪支落到了民众手里,卸掉子弹夹后交给在场的学生,学生又还给“保护圈”中的官兵。

围堵的民众数不胜数,庞大的部队车队虽然延续好几里地,但仍陷入人海之中。民众不分男女老少,将每一辆军车团团围住,纷纷叙述军队屠杀情景,许多人泣不成声。一开始,官兵们大多不相信发生屠杀,强调“人民军队绝不会向人民群众开枪”。于是,一些年轻人跑到附近的复兴医院,高喊着:“要血衣,要血衣,二十八军官兵不相信军队会向群众开枪。”复兴医院是收留死伤者最多的医院之一,医院从里到外,血迹斑斑。

二、整个部队失去控制

人们将从复兴医院拿到的血衣展示给官兵们看,血的事实震撼了整个二十八集团军,军心涣散,许多士兵气愤地撕掉领章,扯下帽徽,有士兵把枪支扔进护城河。靠近木樨地立交桥有七,八十辆军车,官兵全都下了车,弃车而不顾,倾听民众述说,整个部队失去控制。

上午十点钟左右,愤怒的民众又开始焚烧装甲车和军用卡车,官兵们不但不予以制止,甚至有官兵主动传授快速点燃装甲车的方法。被点燃的装甲车,军用卡车越来越多,一时间,从木樨地到军事博物馆的路段上火光熊熊。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共被烧毁了七十四辆军车,包括三十一辆装甲车和二辆通讯电台车,是军车被烧最多的一支戒严部队。

约中午十二点三十分,戒严部队指挥部总指挥刘华清指令空军司令员王海派遣一架军用直升机,飞到木樨地至军事博物馆路段上空,用高音喇叭向停滞不前的第二十八集团军部队呼喊:“军委首长有令,军队不能受阻,受阻坚决反击!”

这实际上是在下达开枪命令。军用直升机盘旋不去,重复广播中央军委命令,但第二十八集团军部队置之不理,没有再前进一步。民众与官兵相处得越来越友好,交换了许多情况,一些官兵打开枪膛给民众看,里面没有子弹。不少民众主动给官兵送来了食物和饮料。

到了下午五点钟,第二十八集团军部队全部撤走了,有一部份撤入了附近的军事博物馆。在所有的戒严部队中,第二十八集团军是唯一一支成建制没有抵达上级所指定的戒严执勤位置的部队。

三、消极抗命:集体承担责任

第二十八集团军是在军长何燕然,军政委张明春带领下消极抗命的。“六四”事件后,中共当局对第二十八集团军进行了历时半年的清查整顿。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军一级指挥官均被调离野战军部队,何燕然降职调任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张明春降职调任吉林省军区副政委,参谋长邱金凯调任贵州省军区参谋长。

相较于第三十八集团军军长徐勤先,何燕然等人所受处分显然较轻,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徐勤先是以“抗拒执行命令”的罪名处罚,何燕然等人则是以“执行命令不力”的理由处分;其二,徐勤先独自承担责任,第三十八集团军无人与他分担责任,何燕然等人则是集体承担责任,整个集团军领导层扛起责任,无人推卸责任。

目前所知,在清查整顿过程中表现不佳的军、师级军官只有步兵第八十二师师长林尊龙,后来升任第二十七集团军参谋长。

其他

“六四事件”期间,时任中共总理李鹏宣布戒严令后,叶飞、杨得志、张爱萍、陈再道、宋时轮、萧克、李聚奎七名上将联名致信戒严指挥部及中央军委,反对动用军队镇压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