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革经历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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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彭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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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学统编教材已经将有关文革历史的叙述作了根本性修改,涉及毛泽东错误的文革动机,把错误一词删去。并且把这场持续十一年、祸患全国城乡各族人民的浩劫改称为艰辛探索跌宕起伏的曲折发展的一段时期。这种轻描淡写的笔触已经完全不同于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历史决议关于文革是“一场由毛泽东错误地发动和领导的浩劫”的历史结论。在文革受害者尚还健在的今天,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党政领导集团已经公然改削教科书,否定历史性决议,习近平的头脑里到底有什么文革印象?当年全国各族人民在苦难中煎熬挣扎,他和他的笔杆子头脑中的文革则是另一回事。国内外各种吹捧习近平生活经历的文章铺天盖地,我们不妨去伪存真,做一番严谨的筛选和分析。

平静的童年

习近平是陕北红军干部习仲勋之子。没有高干之子的出身,他无缘问鼎党魁交椅。习仲勋由于卷入反党小说《刘志丹》集团案,从 1962 年起即远离权力中心,所以整人记录较少。习仲勋建立广东经济特区有过贡献,还有过“立法保护不同意见”的倡议,实属难能可贵。习近平生于1953年,文革爆发时仅上八一学校初一(有初一班主任回忆文章)。因为年齿尚幼,文革之前的所有惨烈政治运动他基本不会有印象。与之同龄的青少年一般应有一点三年特大饥荒的饥饿难耐食不果腹的印象;但是因为当时北京和各省市高干家庭都有相应的营养特供。习近平当时刚上小学,印象也不会太深。习近平识字能看一点小人书的时候(四年级1963、64 年),已经是全国人民学雷锋的时代。他说他读过一点关于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那已经是属于幸运的了。那时几乎所有的传统文学和外国文学书籍都已经停止出版。1965年秋,他读了一年初中。1966年文革爆发。从此不再上课,后来说是“复课闹革命”,实际也没有像样的教材,教师更被来回折腾。扫四旧并没有冲击到习的家庭。但是反党集团首犯的恶名已经缓缓袭来。习仲勋在 1962年离开副总理职位,内部处分,仍保留公职,没有被逮捕关押,而且被周恩来一再叮嘱“不要想不开(自杀)”。他被安排到中央党校西宫所“学习”(接受审查)。习近平母亲齐心本来就在党校工作,实际上夫妇同在党校。到文革前夕的1965年,习仲勋被下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出任副厂长。这家工厂不是一般的地方单位,而是河南省重要的国营大厂。习仲勋当然不太会干预具体事务,不过是降级挂职,反省审查,拿一份干薪而已。但是名义上仍然是高干(十三级,刚够高干最低一级),他的子女依然属于高干子女。文革从横扫牛鬼蛇神(打击地富反坏右)转入打击走资派的时候,习家才遭受冲击,抄家并扫地出门,迁出东城区交道口的四合院。这是给习近平少年时代留下印象的首次冲击。但是这次冲击并不严重,因为时间已晚于扫四旧的疯狂高潮,高潮中约有十万家庭被阖家赶出街巷,押解农村落户。而习近平一家远非如此凄惨;他们被安排搬入了中央党校,到习近平母亲工作的的地方居住。在党校里面当然已经没有高干宿舍的电话和秘书、警卫员,但是衣食住行还是基本正常的。比起老舍、陈梦家等名人、一些资本家和小业主家庭,红卫兵用皮带打人、用开水烫人,许多人当场被打死,尚属幸运。这些红卫兵凶手就是毛泽东写信支持的一批青少年恐怖分子。 此时北京的高校也出现了高干子女组成保守派红卫兵,打击领导干部、迫害教授和其他员工。毛泽东把矛头对准“党内高层走资派”之后,这一群所谓老红卫兵,几乎全部都是高干子女,逐渐感到压力,发现如果父母倒台,自己将失去一切特权和地位,于是产生了强烈的对抗情绪,并开始发出对抗言论,乃至跟造反派红卫兵(多半是平民子女)发生肢体冲突,甚至冲击公安部等国家机关。习近平的父亲也是从副国级高官跌落下来的副厂长级干部。在遭受抄家冲击之后,他的想法与联动思想一拍即合。于是跟着联动的一伙人起哄。因为联动的言论涉及鄙夷江青和中央文革,甚至涉及反对毛思想(所谓反对毛1960后的思想),而且联动的主要班底西城纠察队等组织私设公堂打人杀人非法关押严刑拷打,堪比纳粹冲锋队,民愤极大,公安部门不得不搜捕拘押这一伙法西斯违法分子。这批刑事嫌疑人被关押了两个多月,又被毛江周等人释放了。实际上是中共违背法治的又一典型。1967年1月13日已经公布的《公安六条》规定,凡有反对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江青)、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言行就是反革命。联动就是反革命。可是4月27日,这批人又被释放了,而且得到江青周恩来的接见。我们不要忘记,现代作家聂绀弩就是私下议论江青被判处无期徒刑,文史学者王学泰也是谈及《推背图》语涉江青而判处徒刑十三年。张志新、遇罗克、林昭等多人被处决。各省市县乡不知名的类似反革命罪犯不可胜数。而仅仅因为这些人是高干子女,所以就可以不按公安六条办案,就可以虽有刑事罪案嫌疑却逍遥法外。

首次政治参与:联动暴行

根据习近平传记的介绍,习近平曾经受过文革打击。例如曾经被关押,出逃以后,母亲齐心竟也不敢收留,主动将他送返关押地点,而且还在批斗大会上挂牌批斗,甚至有枪毙一百次都够格的说法(估计是因为骂毛)。根据文革时期的生活经验(文革时代的大中学生今仍健在),仅仅因父亲有反党问题而批斗其年仅十四岁的男孩,是不可能的。现实的可能只是,习近平本人也有参与联动的过激行动,高呼反对江青和中央文革的口号,坚持血统论的某些言论,高干子弟要掌权,红色恐怖万岁,乃至跟造反派学生发生肢体冲突……他作为当时参与活动的初中生,常用汉字还认不太全,不大可能会有思想很成熟的举动,过激言行是可以想见的。毕竟抓捕联动的对象全部是高干家庭的子弟,毫无劣迹的人,而且看上去就是未成年人,一般是不会抓捕的。抓捕是在江青、周恩来、陈伯达商议之后,甚至是毛本人首肯之后执行的。而且执行的不是地方上的公安局,而是国务院公安部出动的干警队伍。被捕关押之后,再查出原来是文革前已经揪出的反党集团人物(黑帮)习仲勋的孩子,倒是会作为典型被列举上报,虽然尚未成年,也会挑出来搞一回批斗。习近平的过激言行,他的母亲齐心应该是知晓的,所以他逃回家里,母亲也不敢收留,仍把他送回关押地点。而且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习近平回忆说,人家离京下乡都哭哭啼啼,而他下乡反而觉得感到“解脱”。为什么是解脱?当他下乡插队数月之后,再回北京,又一次被扣留,送进少年犯教养所参加学习班。为什么?说明其刑事劣迹绝不太轻。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有人说,依《公安六条》的反中央文革罪被捕判刑的受害人无论是处死、或服刑,嗣后都已陆续平反昭雪,联动一案是不是也该平反呢?不能一概而论。老联动孔丹为联动的辩护是非常片面的一面之词,陈云将联动罪孽一笔勾销更是对历史的亵渎。联动成员留下的暴力记录,血迹斑斑,说明它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恐怖组织,早已作为文革时代暴力侵害人民权利的典型被载入历史。文革中因议论毛(林)和江青,以及中央文革成员而获刑的冤案,一般都是言论触法,属于思想犯,例如聂绀弩、王学泰等案件,没有刑事案底,当然必须平反昭雪。可是联动团伙的主要涉案人中当时都犯有严重的刑事罪责。人身伤害罪、侵入住宅罪、侮辱诽谤罪不计其数,西纠红卫兵暴力打人的行为连毛泽东本人都看得清清楚楚(见陈小鲁回忆录),还有非法取缔民主党派(八大民主党派是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团),非法冲击公安部,私设公堂、严刑拷打,都是明目张胆的公开犯罪。刘少奇、邓小平、贺龙、李井泉、刘宁一、孔原等高级干部的子女,贺鹏飞、刘涛、李黎风、刘菊芬、邓楠、孔丹、陈小鲁、谭力夫、宫小吉……当时都已年满十八岁,有的是二十出头的成年人,多半都是中共党员或者入党培养对象。他们是应负刑事责任的当事人。再从国际视野来看,世界上发生对政府不满而出现抗议和批评政府官员的现象是十分普遍的。民众对官员提出问责和批评是法治应当允许的合法权利。 党政高官受到人身伤害是因为毛泽东发动文革造成的,责任在党中央和毛林集团。不能因为高官收到冲击,就允许这些高官的子女无法无天、以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名义行凶打人、拿平民家庭出气,冲击机关和社团,践踏起码的法治和秩序。当然,法治社会不承认思想言论罪。联动和老红卫兵的言论罪可以平反,但是他们的刑事罪却因中共集团陈云邓小平等人的包庇,从来没有得到追究。这些罪案一定要写入历史,昭告后人,绝不宽待。联动的思想毫无可取之处。他们丝毫没有脱离毛思想的轨道,反而死死抓住的是毛思想中最腐朽最封建的血统论。对于毛泽东反民主反人权的权力意识却毫无批判,从未想到要让人民一起共同分享权力。联动不准革命,歧视平民,跟阿Q,甚至跟赵老太爷和假洋鬼子相差无几。文革五十年过后,北京实验女中前副校长卞仲耘被殴打致死案的主要责任人宋彬彬和前西纠主要领导人陈小鲁先后在北京公开向受害人表示道歉。道歉是一种进步。由于中国共产党目无法治的姑息,北京公检法机关仍然没有依法执行对联动和老红卫兵的刑事侦办。民间史家务必将相关史事翔实记载,以为补证。习近平属于未成年加入暴力团体伙,依法免予追究。但是文革的动荡,尤其是联动经历,作为他人生的首次政治参与,到底给了他什么样的影响,仍然值得研究。

习近平的文革遭遇

从个人和家庭的角度来说,习仲勋习近平一家经受了很大的波折和压抑。但是从整个中国和文化大革命的背景来比较,尤其是跟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跟彭陆罗杨反党集团案比较,习仲勋案的处置又相对温和。胡风案牵涉2100人,逮捕92人,多人死于监狱和劳改营,多人疯癫,仅极少数人生还;彭陆罗杨全都关押秦城监狱,九死一生,毛死之后才出狱。习仲勋的小说反党案发生时,文革还没有爆发。完全是党内处分,文革爆发后才有批斗的激烈情况。习仲勋不再去国务院上班,而是到中央党校“学习”,继续享有工资待遇,妻子只下干校,未入监狱。文革前夕,习仲勋调往洛阳,影响也不会太大,党的干部调动在北京的干部群体中比较多见。刘少奇本人关押病死,王光美长期监禁,长子自杀,其余子女均受迫害、彭德怀、陶铸关押多年病死。而习仲勋没有判刑入狱,保留了高干身份,游街、批斗、仅仅聋了一只耳朵,相比之下,尚属幸运。习仲勋在批斗高潮过后,押送卫戍区的“监护”,实际上是一种保护。习近平也受到了一些不公正待遇,例如体育老师嘲笑他是黑帮的儿子,他因联动言行被批斗,甚至被关押在北京少年犯管教所,强制劳动,敷设下水管道。一度思想相当苦闷。所以他离京下乡的时候不但不哭,反而觉得解脱。他下乡的初期表现也不好,甚至传出他用面包喂狗的说法,反映他在农民和干部中印象不佳。他像多数知青一样,抽上了香烟。1969年四月中共九大召开。习近平仔细谛听广播,没有父亲重入中央的消息。无比的失落使他苦闷徘徊,决定偷逃回京。可是立刻又被关押,释放后听从姨父和姨母的劝慰,才决定重回延安。少管所的牢饭肯定难吃,还不管饱。所以出狱之后,他前往陕西富平的姑母(习仲勋之妹)家里,姑母一天一碗羊奶调养多日,他才恢复元气。此时此刻,姨父魏震五夫妇的劝说在脑海里回响。姨父姨母也是学生青年出身,到延安下农村成为干部。他俩督促习近平要接近农民,告诉他,“我们那时候就是要到农民那里去”……习近平从小只听到过父亲的一些正面训诲,要革命,要团结,并没有任何体验。父亲离京以后,再也没有机会面承庭训。此时姨父姨母的话虽然并没有直接挑明什么秘诀,听起来却也如雷贯耳,很可能唤醒了一个他迷蒙中重要的直觉:历史上党的干部就是这样先下后上的,先在农民中一起吃苦,然后才会当上干部。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回到生产队,习近平从苦闷中回过神来。这时已是1970年,习近平收到母亲的来信,鼓励他努力争取上大学。上大学?母亲齐心毕竟仍是国家干部之身,她应当有机会看到了1970年六月中共中央转发的《北大清华关于招生问题的报告》。文件提出了从农村(非经考试)推荐青年上大学的方式。她同时也写信给梁家河党支部,请求帮助习近平追求进步。这一封“妈妈来信”大有意趣存焉。它是日后习近平得到推荐照顾的早期铺垫。既为照顾习近平打了招呼,又不像其他知青的干部父母搞口头或书面的强索特权那样难听难看。在习家恢复名誉之前做到了恰到好处,不急不徐。生产队党支部和公社党委的小干部们无不受宠若惊,觉得习近平非同一般知青。从此,争取上大学也成了习近平的重要动力。这时开始,习近平连续递交了多次入团(八次)入党(两次)申请书。多次都没有批准。肯定是不会批准的。如果是敌我矛盾家庭的子女,一律不准入党。到底习仲勋属于什么性质,不要说基层党支部搞不清楚,报到县委、省委也没有人敢下断语。每一次递交申请书,都是一次对父亲问题性质的风向探测。一转眼,习近平逐渐跨过了生活关、劳动关。毕竟家里有一定的资金接济(他甚至自费去四川考察沼气,说明他比当地农民的经济情况远为宽裕),能吃饱肚子,再下力气干活,年轻小伙子是扛得住摔打锤炼的。1971年九一三发生林彪事件,引发党内重大变故,更给受审查的人们增添了希望。比如林彪夫妇坚决打击的罗瑞卿,其子女就有了会见父亲的机会。习家子女也写信给周恩来,于是也有了1972年会见父亲的机会。会见就是一个信号。既然高干待遇没变,现在又在北京跟家属子女会见,说明是内部矛盾无疑。一切都开始松动了。仅仅过了一年多,1974年一月,上级回覆的精神说,“父亲的问题不影响子女”,那么就批准入党。以后习近平的仕途就顺风顺水了。入党当月就担任党支部书记。然后开发沼气,然后就被推荐上大学。洛阳矿山机器厂的五名干部还热心地为习近平出具了一张土证明,说是“习近平父亲习仲勋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 更有甚者,多年以后,清华当时的领导干部刘冰回忆历史情景说,即使没有土证明,也会录取习近平。清华的工农兵学历到底给了习近平多少“化工有机合成专业”知识其实无关宏旨,他借此踏上了中国党政官场的阶梯。实际上习仲勋的命运多舛,还没有跌入最深的低谷,没进监狱,没有完全毁损健康,反而大难不死,重返仕途。习近平的成长经历恰恰被这一段蜿蜒曲折完成了锻造。如果他跟一同下乡的几位知青一样,没几天就转回父辈老家插队,然后找关系参军,虽然也能入党提干,就远没有习近平的经历这样过硬和好听了。

文革是不是浩劫?

文革对于习近平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说实话,他父亲倒霉当然是党内矛盾的表现,但是并不是文革中的争斗,而是早于文革多年的反高岗1953年斗争 的余波。文革浪潮袭来,将他们一家席卷累及。大约六年(1966 抄家-1972 会见)就基本得到解脱。从青少年成长的角度来分析,在最关键的入学、入党和婚姻方面习近平都没有遇到特别重大的障碍。他回忆青少年岁月,所有的沟沟坎坎仿佛都变成了“苏小妹三难新郎”的三个难题。苦涩和辛酸都已淡化,越嚼越觉得甘之如饴。对于当年农村的一穷二白他是有切身体会的,希望改变农村面貌也比较关心。但是关于法治、人才选拔、乃至整个国家制度的改革和进步,他越来越觉得还是毛泽东那些老八股更好。当年被关押的旧案因为年幼并没有留下案底,所以也没有造成仕途的障碍,也就不了了之。至于当时骂江青骂毛泽东的情绪也已成过眼云烟。因为随着党史的进一步曝光才得知,当年陕北红军正在面临一场极左肃反,刘志丹习仲勋等干部已被关押,如果中央红军再不赶到叫一声刀下留人,他们早已横遭处决。所以毛泽东虽然错罚了习仲勋,到头来习家人仍不能忘记毛泽东的救命之恩。习近平进入权力中心,很难再想到党和国家制度方面的弊病。反觉得现成那一套顺风顺水。于是当然不希望前后两个三十年互相否定。他最欣赏的就是红色传统,红色资源和红色基因。长征路,延安情,西柏坡、一大会址……。他反复强调的更是红色基因。他深知,吃再多的苦,十次申请都不行。一旦确认了红色基因,就能入党提干,逐步成为接班人……于是,教科书改了,文革不允许否定了。因为习近平从少年时代开始,到清华工农兵学员毕业(25岁),是他接受思想道德文化教育的关键期。这一段时期刚好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而又动乱最频繁,思想最灭绝人性的时期。他的数理化生科学知识基础不超过初一水平,不懂外语。人性化民国教育的一点尾声,他太年幼,一点都没接上;改革开放之后的人文教育回归时,他已入官场,还陷入离婚期,也较少受益。步步登高以后,再学习和领悟新知的机会越来越少,登上最高权位时,更成孤家寡人。头脑中的岳飞、陆游、李白、三国、水浒、三言、两拍和毛选加在一起,忠君、爱国、义气,再加上“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和雷锋、王杰、红色血统基因的大杂烩,就形成了他抵制“西方人吃饱了撑着没事干”的人权民主和普世价值的基本思想。

补充材料

高新:习近平一生只接受过七年的正规教育

只要对习近平的“文化和学历背景“稍有关心的人士都可能已经知道,与同龄的众多”共和国红二代“一样,习近平的基础学历是从著名的高干子弟学校”北京八一学校“开始的。2016年9月9日,习近平曾教师节之际到他的母校北京八一中学(文革前的原名是“北京八一学校”)“光宗耀祖”,被中共官媒连篇累牍地高调宣传了好一阵子。

一篇《夜读:北京八一中学是怎样一所学校》的官媒文章介绍说:

北京八一中学的前身,是成立于1947年的晋察冀军区荣臻学校。这所学校的初衷,是把随军的妇女、儿童集中组织、保护起来,使我党我军干部的子女有一个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为将来新中国的建设培养人才。1947年3月1日,“荣臻学校”正式开学,当时设有小学部和幼稚园。此后,晋察冀军区机关、部队、晋察冀边区政府、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附近军政单位的子女陆续入学。1949年,晋察冀军区荣臻学校开入刚刚解放的北平,更名为“华北军区八一学校”。学校选择在原清朝礼亲王府、同仁堂乐松生花园旧址建设。新中国成立前后,各路解放大军,南下的、西征的、开赴祖国边疆的,以及调入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机关的大批干部年幼的孩子,均选择在“八一学校”读书。
荣臻学校建校初期,主要是考虑解决晋察冀军区机关、部队子女,同时也包括干部供养(随军)的弟妹、侄辈、孙辈的入学、入托问题。然而,进城后荣臻学校(八一学校)迅速变成全党、全军子弟小学是始料不及的……。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军队高级干部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陈云、邓小平、彭真、董必武、李富春、习仲勋、张闻天、薄一波、刘澜涛、滕代远、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彭德怀、贺龙、徐向前、叶剑英、粟裕、黄克诚、罗瑞卿、谭政、肖劲光、王树声、许光达等的子女亲属,也都在这所学校入学。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领导干部的子女,还有国务院各部委、北京市、地方省委的领导干部子女全往里挤。孩子进入“八一学校”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福利待遇”。八一学校管理严格,师资优秀,教学质量高,条件待遇优越,共和国的精英们纷纷将自己的后代放心地托付给这所学校。

该官方介绍强调说:在实行供给制的年代,据说唯有八一学校的学生是享受排级供给标准。

这里所说的“排级供给标准“,指的是当时的军队干部中各级军官的粮食和服装供给标准的初始级。按照当时的中共军队官衔制度,班长是所谓的“兵头将尾“,编制上与士兵无异,排长才算”干部“。也就是说,当年包括习近平在内的所有八一学校的”子弟“们都是吃喝穿,拉撒睡等生活和学习的全部开销,都是和军队干部一样,”国家包干“------现在的新名词叫”国库供养“。

习近平还在读小学期间的1964年,八一学校由北京军区政治部移交北京市教育局,并更名为“北京市八一学校”,至于如今的名称“北京八一中学“是“北京市八一学校”在“文革“初被解散,日后又被”复校“才取的新名字。该文章还特别介绍说:这里还需要一提的是,当年的“八一学校”具有很大的包容性。有一部分犯有严重错误甚至罪行的干部,他们的子女同样可以在学校正常的学习和生活,丝毫没有受到歧视。这就是为什么1962年习仲勋被“打倒“之后,习近平仍然被允许继续留在该校,直到”文革“初该校被解散为止。

当时官媒的这篇详细介绍文章发表时还特别配发了一张习近平本人提供的照片《1979年3月1日。习近平和当年的老师同学一起回到学校,参加庆祝建校32周年活动》,照片中的围绕一位貌似老师的一群年轻男性中的大部分都是穿军装戴军帽。习近平本人则是一件当时流行的草绿色军大衣和一顶与之相配的军绿栽绒棉帽。从照片时间上推算,当时的习近平的清华大学“学业“已近尾声,距他自己也成为”现役“军人的时间还有三至四个月的时间。

和大部分当年八一学校的红二代一样,习近平“文革“前也是住校生。官媒阿谀文章之一《“老学长”习近平重回八一学校,有哪些少年回忆?》介绍说:习近平现身校园内第一站就奔向了图书馆内的校史展。这里珍存着大量的学校老档案,也记载了“老校友”习近平的童年和少年岁月。在馆内一幅学校上世纪50年代的平面图上,习近平认出了当年的礼堂、餐厅,甚至是他住过的宿舍楼。看到自己的学籍档案、与老师同学的合影,他感叹“非常怀念”。八一学校党委书记牛震云说,习近平对八一学校校史的了解,甚至超越了她这个研究校史的负责人。

习近平的初中语文教师陈秋影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1965年秋季,习近平刚升入初中时,和他的一些小学同班学友都进入一(四)班学习。在班里,习近平的年龄稍小。

说起来,1953年6月出生的习近平,按照中国大陆人正常的入学标准应该是七岁入读小学一年级,而按照他当年老师的回忆,1965年12岁进入初中,说明他习近平是6岁入读小学。他日后的中学同班同学聂卫平等人都是年长他一岁。

聂卫平日后公开出版的个人回忆录中对习近平颇有着墨。他回忆说:

在我的一生中,曾经遇到过四次险情。第一次还是在1968年,几月我记不清了,那时中学的红卫兵已经分化成好多派,有四三派、四四派、老红卫兵、联动、逍遥派等等,各派之间经常发生一些“派仗”。我本身属于逍遥派,对那些活动基本上不参加,最多是凑个热闹。这时我们班分来了两个学生,一个叫习近平,一个叫刘卫平,他们原是八一学校的,后八一学校因所谓“高干子弟学校”被解散,他们才被分到我们二十五中。习近平是习仲勋的儿子,他爸爸当时可是有名的大“黑帮”……。当时班上的人都看不起我们,也不敢沾我们,我们也看不起他们,但是和校外的老红卫兵联系很多,这主要是习近平和刘卫平的关系。

一位当年在北京与比近平初中高一届的“老红卫兵“日后撰文回忆说:

实际上,从1965年底开始,学习氛围就有所变化。在中学生中普遍流传的《青年报》、《中学生》等报纸刊物就紧跟不辍地转载人民日报社论及其他对《海瑞罢官》和“封资修意识形态”的批判文章。而学校里各门学科的课程则越来越“边缘化”了,政治学习开始猛增,用上课时间全校听广播,听社论,听重要文章,还时不时地传达文件。
……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改革高级中学招生办法的请示报告》,“废除现行现行高级中学招生考试办法,实行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招生”,“推荐与选拔必须突出政治,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同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说是,”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不利于更多地吸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这种考试制度,必须彻底改革。”
五天后,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这两个决定,并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社论说,改革招生考试制度是“彻底搞掉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一个突破口。我们将从这里着手,对整个旧教育制度实行彻底的革命。”号召“初小可以学些毛主席语录,高小可以学更多的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等文章。中学可以学《毛泽东著作选读》和有关文章。大学可以学《毛泽东选集》。” 又说:“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已经下定决心,要把'伙同和怂恿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专家”、“教授”,大量散布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毒素的’牛鬼蛇神统统揭出来,把你们的老根统统挖出来,把你们的“威风”统统打掉,把你们的资产阶级的传家宝统统砸碎。”
当时按照对如上文件和社论的理解,现有的课程要改了,现行的考试不要了。事实上的停课闹革命也就此开始了。在“党和人民政府“的伟大号召下,学生们开始贴老师的大字报,目标是平日要求学生严格一点的老师。学着人民日报社论的口吻,把那些老师斥为“散布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毒素的牛鬼蛇神”,发誓要“把你们的老根统统挖出来,把你们的'威风’统统打掉,把你们的资产阶级的传家宝统统砸碎。” 老师只能对学生赔笑脸,说欢迎提意见。不仅师道尊严斯文扫地,还挨了臭骂和批判。至于到八月份“红卫兵”登上“造反有理”的舞台后,这些老师的遭遇就更惨了……。学生们每天到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充其量只要带张报纸和一本《毛选》(那时候“小红书”《毛主席语录》还没有问世)。
就是在这样既无天灾、也无战祸的年月里,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停课闹革命……。

“文革“前的中国大陆学制是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回顾完如上这历史的荒诞不经,结合前面引述的聂卫平和习近平初中老师回忆内容中的关于习近平早年“学历“的相应时段的介绍,得出的正确结论应该是:习近平并非外界媒体所挖苦的”小学毕业“甚至”小学肄业“。1965年入初中,正常情况下当然应该是1968年升入高中,但因为1966年暴发”文革“,随之有所谓”停课闹革命“运动开始,所以当时的习近平仅仅是按部就班地读完了初中一年级的课程。时间段是1965年8月底或9月初至1966年6月。也就是说:在习近平日后成为一名”无比光荣的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之前,他的实际或者说真实的基础学历是初中肄业,再精确一点说就是他当年实际接受的正规教育的时段不过是完整的小学六年级再加基本完整的初中一年级,满打满算是七年时间。

在习近平的官颁正式简历中,说他是1969年1月参加工作。经历过当年“上山下乡”日后又回城工作,无论是直接回城工作还是通过完成“工农兵学员”的“学业”或者通过正常渠道考试入校继而完成大学,大专或者中专及技校学业再被“分配工作“从而享受”国家干部待遇“的人士都记得此前被从城市发配”上山下乡“的时间或长或短,日后都会被计算工龄。所以习近平所声称的1969年1月参加工作,其实是他1969年1月开始了”下乡插队“的生活。而从1966年6月至1969年1月的这段时间里,他习近平是否也参与过”红色恐怖“活动,笔者不敢又妄断,但其初中二年和初中三年的全部学习内容都是毛主席著作,也包括毛主席诗词和毛主席语录及人民日报社论则是肯定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习近平在请多公开场合里一旦”引经据典“就往往出错,而引用毛主席语录或者毛主席诗词时则全都是朗朗上口的原因,基础打得好!

墙媒说法

看来,黑到一定境界,也没办法描红了。

本人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农村,通讯不发达、交通闭塞,这是常态,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城市长什么样儿、城市里有什么、城里人又是怎么生活的等等这一切,农村的人们一无所知。1969年,当知青们被送到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村去"上山下乡"的时候,乡亲们对这帮年轻人、对北京都充满了好奇,人人都在心里嘀咕着他们是什么出身,北京又是什么样子的。

初来乍到,习近平后来说:"我去的时候确实是有点漫无目的的,到了那儿以后呢,把它(梁家河)作为一个栖身之地,甚至是一个逃避之地。"于是,在这个逃避之地,习近平刚开始时不注重融入到群众中去,甚至与乡亲们还产生过误会。习近平说刚开始时:"一切都不太习惯适应,人家看我们也不太习惯适应",在这样互不信任、互不了解的情况下,知青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乡亲们的好奇心,所以,当他们看到不解的或是没见过的事情时,误会自然就产生了。

在2004年的一次接受采访中,习近平就讲到了当年在梁家河的一个小误会:有一天,习近平在整理书包时,看到书包里剩了半个面包,由于这个面包的时间太长了,不新鲜了,习近平就随手把它扔给了门口的一只狗。有乡亲看到后,问习近平那是什么,习近平说是面包。而"面包"在当时对乡亲们来说,见都没见过,更别提吃了。所以,在他们看来,"面包"是十分稀罕的东西。也因此,当习近平拿面包喂狗的时候,乡亲们都觉得不可思议,认为这些城里来的年轻人实在是浪费。这件事情本是小事,是个误会,可越传越远,后来,甚至整个延川县都知道他的这件事。

然而,"拿面包喂狗",虽是一件小事,但是从群众的态度和口耳相传来看,足见刚到农村时的知青们与他们的格格不入、缺乏交流。幸而,"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当习近平再次投入到群众中去,开始用心与群众交流,给他们讲古今中外,干得没日没夜,为他们解决各种难题的时候,群众也开始离不开习近平,喜欢上这个"有知识、点子多"的小伙子了。就这样,慢慢地,习近平的这个小故事也就在当地群众的心里淡化了,误会也就化解了。

在中国的民间语境中,将亲戚称谓用于国家领导人的例子,非常少见。毛泽东去世后有时会被称为“毛爷爷”。而起自网络评论和草根微博,习近平在十八大之后不到一周,就有了“习大大”这个称呼。

“大大”之称来自陕西省,在这个中华民族始祖发祥之地,它用来称呼父亲的兄弟。习近平老家在陕西省中部,他本人又曾在陕西省北部的黄土高原抛洒青春。

这片世界上黄土覆盖面积最大的高原位于中国腹地,深厚的黄土层,在陕北区域可厚达150~180米。这里气候干旱,植被稀疏,生态脆弱,流水侵蚀之下,地表破碎,年均向黄河泻下十多亿吨的泥沙。

从15岁到22岁,沟壑纵横、山梁如刀削斧劈的黄土高原,见证了习近平的成人礼。

2015年2月13日,距离农历新年还有5天,习近平带着夫人彭丽媛重回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梁家河村,他特意用当地方言向乡亲们介绍:“这是我的婆姨(即妻子)。”

“近平回来了”——当地乡亲习惯这样称呼他。习近平自己掏钱给全村置办了年货,有饺子粉、大米、食用油,还有春联、年画,还在当年的入党介绍人、老支书家吃了一顿陕北农家饭。

新华社通稿标题是《黄土地的儿子回家了》——22年前,正在福建工作的习近平也曾回到这里,后来他撰文详述青春岁月,题目就是《我是黄土地的儿子》。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洋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

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

我双眼吃惊地望着窗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诗人食指的诗句,描述的正是1968年末至1969年初北京知识青年启程下乡的情景。15岁的习近平,就在其中一列开往陕北的火车上。

“文化大革命”中由毛泽东号召的“上山下乡运动”,让本应在学校中接受教育的近1700万城市青年走向偏远乡村,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因此迁移,几乎所有城市居民家庭都被波及。

1968年至1969年的大规模下乡,目的之一是为了结束失控的红卫兵运动,同时缓解城市就业压力。但这些连中学课程都满目空白的“知识青年”,却错失了受教育的机会。

不过,在1969年1月这个隆冬,对于15岁的习近平来说,离开他的出生地北京,却像是一次“胜利大逃亡”。

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后,他跟随母亲住在中央党校,“因我有一股倔劲,不甘受欺负,得罪了造反派”,被作为“黑帮”家属揪了出来。“他们说,枪毙够一百次了!我想一百次跟一次没什么区别,都一百次了还怕什么?”

前同事

信息

采访对象:陶海粟,1969年从北京清华附中到陕西省延川县段家圪塔大队插队,1971年被招聘为干部,曾先后任县团委书记和公社书记。1978年2月考入北京大学,毕业后曾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现为摩科瑞能源集团亚洲区执行董事兼中国公司董事。

采访日期:2017年2月8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创象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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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的两个是习近平和陶海粟。据陶海粟回忆,这张照片是1973年在延川县革委会二排的那道矮墙前拍的。左一是雷平生,现为北京协和医院药物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导师;右一是雷榕生,现为国家行政学院信息技术部副主任,他俩是亲兄弟,是前总参作战部长雷英夫的儿子,他们和习近平都是八一学校的同学,在梁家河插队时同住一个窑洞。那年,三人一块进城办事,留下了这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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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采访组:您是在延川县插队的北京知青,请问您和习近平是什么时候相识的?

陶海粟:我是1971年从插队的村里被招聘为县上干部的。记得是1972年,我作为县上派驻文安驿公社上文安驿大队的工作队队员,参加了八九个月的路线教育工作。其间,听人说这个公社梁家河大队的北京知青里,有习仲勋的儿子,还有雷英夫的两个儿子,表现都不错。这引起我的兴趣,因为他们的父辈都是传奇式的人物,我挺想结识一下他们的。

虽然当时他们都顶着“黑帮子弟”的帽子,但我不在乎,因为我根本不相信习仲勋和雷英夫这样的人会是“反党分子”。上山下乡前,清华附中和清华大学都处于“文化大革命”的漩涡中心,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事见得太多了。有一次我们参加在工人体育场举行的批判大会,江青在台上讲话时恶狠狠地说:“余秋里是贺龙的人”,当时贺龙已经因为“反党”被打倒,而那天余秋里就坐在离江青隔几个座位的主席台上(余当时是参与中央领导工作的)。这让我哭笑不得,觉得他们动辄给人戴帽子简直像儿戏一样,所以我对他们那些“反党”帽子也就不当回事了。

有一天我抽出时间,自己到梁家河登门拜访了他们。在梁家河村一间黑咕隆咚的破窑洞里,他们三个正好都在。当时,梁家河的十几个知青,大部分都已经当兵或招工走了,另有几个没走的也待在北京不来,只有习近平和雷氏兄弟还在村里。我进了窑洞,第一眼就看见炕上、窗台上、箱子上,到处都堆着一摞一摞的书。聊天过程中,我随手拿起一摞书最上面的一本《共产党宣言》打开翻了翻,只见里面几乎每页边空上都密密麻麻地用娟秀的字体写着批注,扉页上有“雷英夫”的签名。当时我暗自称奇,心想“共产党的干部里还有这么认真读书的?!”有这样的干部,他们孩子们的窑洞里到处堆着书自有其道理了。

采访组:当时他们给您的印象是什么?

陶海粟:他们三个人给我的最初印象是都很诚恳实在。习近平当时只有十八岁,比雷氏兄弟俩分别小四岁和两岁,但他看起来很稳重,讲起话来有自己的定见,不轻易附和别人,又不咋呼张扬。我认识近平的时候,他已经走出了刚下乡时曾有过的一段迷茫徘徊阶段,心态比较稳定了。

从那以后,尽管交通和电话都很不方便,我和他们还是尽可能保持着联系。有机会时,我会到梁家河看他们,他们到县里办事,也会到我的办公室来看我。那时业余生活非常贫乏,我和他们几个在一起,基本就是海阔天空地聊天。我记得聊得比较多的话题有这么几个:一是听他们讲他们父辈的故事。例如有一次,习近平对我们讲起解放初期他父亲在西北地区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故事。他父亲当时力克“左”的倾向,反对照搬内地的经验,对西北少数民族上层人物采取了实力和安抚相结合的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被毛泽东赞为比诸葛亮七擒孟获还高明。这类故事,由于他父亲当时的处境,社会上是根本听不到的,所以我听起来觉得很新鲜。习近平在讲起这些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他对父亲深深的爱戴之情。

二是交流互换“小道消息”。我们几个人都对政治有着浓厚兴趣,而当时国家的政治生活极不正常,报刊广播上宣传的东西人们普遍不感兴趣,“小道消息”成了人们获取真实信息的重要渠道。由于他们几个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他们的“小道消息”资源比我要丰富得多,所以在这方面我是听多讲少。那时的“小道消息”中,议论江青、讥讽“四人帮”的很多。他们几个对国家当时的政治现状是不满意的,虽然由于家庭的关系,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还都入不了党,但我多次听他们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不能光停留于议论抱怨,要争取入党,在党内发挥驱浊除弊、改造时势的积极作用。

三是交流各自读的杂书的心得。这方面的很多细节记不清了,但记得有一次我们谈到都在读的《世界通史》时,议论到欧洲中世纪的历史人物,雷平生眉飞色舞地大谈“锤子阿炳”这个人物,那个场景至今记忆犹新。还有一次,我们谈到中外一些历史人物在困境中个人奋斗的故事,分别后习近平还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继续谈论这个题目,并在信中引用了《诗经》中的句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之所以愿意接近他们,并保持了长久的相互信任和友谊,是因为我们存在一些共同点,有很多共同语言。

第一个共同点是,比起北京,陕北农村给我们提供了政治上相对宽松、能够发挥个人潜力的天地。说实话,我们几个谁也不是怀抱“防修反修”、把自己锻炼成红色接班人的崇高理想去农村插队的,而是身不由己,没有其他路可走。习近平和雷氏兄弟的父辈都是党内残酷斗争的牺牲品,当时都被关在监狱里。去延川之前,习近平已确定要被送到少管所,只是因为当时少管所人满为患,让他先等着;雷榕生当时正在“黑帮子弟学习班”里关着,丧失了人身自由。对他们的家庭和他们自己来说,北京的环境可以说是“风刀霜剑严相逼”,去陕北实际上是某种程度的解脱。我在北京时的境况没有他们那么艰难,当时我父亲是军事院校的教员,但不是党员,祖辈又是地主,所以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冷遇,心情不愉快。上山下乡前,有一个招兵机会,我想报名参军,当时驻我们班的工宣队的人当着好多同学的面挖苦我:“还想参军呢?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出身!”另外还有十几个北京工厂的招工名额,但都被出身好的同学占据了,我们班的干部子弟没有一个下乡插队的。所以给我留下的唯一道路就是去农村了。到了陕北以后,我们都感受到,那些解放三十多年了仍然称自己为“受苦人”的淳朴的陕北老百姓,却对我们张开了臂膀,敞开了心扉。在他们眼里,评价一个知青,干活好坏远比出身好坏更重要。而且经济文化极端落后,任何一点儿简单的知识,比如知道氮磷钾的区别,都能派上用场。因此,虽然在那里过着近乎原始的艰苦生活,可我们却感觉来到了一个新鲜的、前景上有着更多可能性的天地。

第二个共同点是,我们都不甘于平淡生活,觉得人活一世,总要干点儿什么,做一番事业。这种想法,当然和那时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和熏陶不无关系,但更是由于读书学习,向往历史上那些建功立业的人物的多彩人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士人们那些“修齐治平”“先忧后乐”精神的认同。

第三个共同点是,我们有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志当存高远,但要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当时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上大学。我们几个都没有完成中学的学业,因此都梦寐以求地希望能上大学,用现代知识充实自己的精神和头脑。上大学这件事,当时是超出我们自己的掌控的。1972年时曾有大学来招生,当时虽然名义上实行群众推荐制,但梁家河有一个知青被招走了,村里领导和习近平他们却根本不知情,直到那个知青临走才知道。后来才听说,那个知青的父亲是北京教育系统的一名负责人,那次给梁家河的招生名额是“戴帽下达”的。我也是几次申请上大学,但因为当了干部,县里不放。对这个事情,我们的态度是:我们内心深处都是想走的,并没有把“扎根农村一辈子”当作挂在嘴上的口号;如果因为各种客观原因走不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也不应该消沉应付,而是应该把身边的事情尽量做好。基于这样的想法,他们几个先后上大学前,都在队里踏踏实实干活、工作,都入了党。雷榕生做了大队的团支部书记,雷平生做了大队革委会副主任,习近平做了大队的党支部书记。

采访组:您为什么推荐习近平到赵家河搞社教工作?

陶海粟:其实选调习近平去赵家河搞社教工作,已经不是我第一次推荐他当干部了。1973年初,我是团县委副书记,当时县团委需要补充干部,我就向团县委书记刘云清推荐过习近平。刘云清说:“可不敢!(陕北方言,意为“可不能这样做!”)你是个地主,我是个上中农,你再弄个黑帮子弟来,那还了得!”这里要说明一下,当时农村很讲阶级成分,每个人的“成分”都是由过去土改时划定的家庭成分沿袭下来的,所以即便父辈没有务过农,但祖辈的成分就是我们自己的成分。延川县委能用我这样成分的人当县团委副书记,已经是很有魄力了,如果县团委干部的家庭成分全都不好,在当时政治环境中确实不好办,所以我对我们书记的顾虑也很理解。

1973年下半年,我当了县团委书记。几个月之后,延川县委开始酝酿筹备,计划继1972年对部分大队进行社会主义路线教育活动之后,在来年开展第二批活动,抽调县社干部组成工作队,在县委统一指挥下,到另一批大队去蹲点整顿。当时的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是县委安排的第二批预定进驻的大队之一。因为赵家河原来就是我们县团委蹲点的大队,所以县里让我们组成一个工作队进驻赵家河。我被任命为队长,还需要一个队员,这个队员可以是脱产干部,也可以是不脱产干部。这时我又想到了习近平,就和他商量,由我们两个组成一个工作队,进驻赵家河大队开展工作。习近平说:“我还是团员,不是党员。”我跟他说:“没关系,县上并没要求每个工作队员都是党员。”他又很实在地说:“我之前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我说:“没问题,我是队长,出了什么问题自然由我负责。你放手干就是,干得好算你的,干不好算我的。”

我当时之所以推荐他有两个因素。第一是从工作方面考虑,我们需要得力的人手把分配给县团委的整顿大队工作搞得好一些,我了解习近平的为人和见识,相信他能胜任。第二是从他个人方面考虑,我非常想给他创造一个“锥处囊中”的机会。因为创造条件使他发挥才干,才能让县社干部更多了解他,以后被推荐上大学或是当干部,机会都会更大些。

到赵家河搞社教的事情定下来以后,经过县上和公社必要的会议和培训,1974年春节过后,各个工作队就开始进驻各自的大队了。我当时因为县上还有些工作脱不开身,习近平就只身先去了赵家河,那个时候他是二十岁。我过了几天才去。

采访组:从您的角度来看,他在赵家河干得怎么样?

陶海粟:曹谷溪在他的访谈中已讲过习近平在赵家河修厕所的故事,这确有其事。习近平曾说过知青在农村要过四关,我看厕所关可以作为第五关。赵家河大队公窑外面的厕所,过去非常简陋,又脏又臭,难有下脚之地。我比习近平晚几天到赵家河,一到大队部外就看见他正在修那个厕所。我当时还觉得有些惭愧,因为我之前经常来村里住这孔公窑,却从没想到要把厕所修一下。

那天晚上,我和习近平就在大队的公窑里,召集队里的干部、社员开会。那是我头一次听到他以干部身份给群众讲话,他讲得很有条理。虽然那个时代口号满天飞,但他讲得实实在在,没有什么虚头巴脑的东西,特别是还讲着一口比我地道的陕北话,使我感到他挺善于跟群众沟通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在这里整队,我是可以完全放心的。因为我还有全县团的工作要招呼,所以不能天天在村里,只能过一段时间来一次。就这样,赵家河大队历时七八个月的社教、整顿工作,实际上习近平承担了主要部分,而且我在当年六月就被调到张家河公社去当党委书记了,习近平独自一人做完了其后的全部工作,直到收尾验收(当然还是在县委和冯家坪公社党委的指导下,重大事情还是要公社批准的)。冯家坪公社对赵家河的整队工作很满意,结束后要留习近平在那里继续工作,但他插队所在的文安驿公社不同意,把他要了回去,担任了梁家河大队的支部书记。

习近平在赵家河带领群众办识字夜校、打坝以及他和群众的密切关系等等,你们采访的赵家河村民已经说得很多了,我就不再重复,这里我想补充一下另一方面的事情。那时“文革”正处于“批林批孔”的高潮时期,当时所谓的“社会主义路线教育”,就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推行所谓的“大批促大干”“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但我和习近平在赵家河期间,看来看去实在看不到什么“阶级敌人”,也看不到什么“资本主义倾向”,所以包括我们共同工作期间和此后习近平独立负责期间,我们没有开过一次批判会,也没有斗争过任何人。当时农村各个地方通行的做法是,即便没有明显的“阶级斗争”迹象,但只要某个时候需要营造斗争气氛了,就会把村里地主富农成分的人拉出来揉搓一遍,这些人永远是一些人搞“阶级斗争”的现成靶子。赵家河虽然也有过去的富农,但岁数都很大了,而且都是老老实实干活的人,我和习近平觉得无故欺负人家是没有道理的,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找过他们的麻烦。

那一年,按上面的说法,最大的阶级斗争任务就是“批林批孔”。可是老百姓对那些“抑孔尊法”“抓现代大儒”之类的东西,说实话根本弄不明白,也不感兴趣,他们最关心的还是多打粮食,吃饱肚子。幸亏当时还有另一句大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所以我和习近平在队里的工作,对“批林批孔”之类的不过是支应一下,主要精力还是花在了“促生产”上。

我现在仍然记得一件事。有一次我和习近平,还有赵家河的干部及部分社员,到公社所在地参加一个全社规模的批判大会,邻近一个生产大队的社教工作队送去的批判对象是几个队干部,他们的罪名是“不重视妇女工作”。大会上,他们几个低着头站在台上接受批判。当时我和习近平都感到很不理解,我们俩议论说,不重视妇女工作,充其量也只是人民内部矛盾,用得着采取这样的办法整人家吗?我当时和习近平说:“我真想上台去把他们的批判会冲了!”习近平跟我说:“不要不要。”当然我也只是说说气话而已。

习近平在赵家河期间还碰到过这么一件事,差点儿把他自己搞成了阶级斗争的对象。那是他熟悉的一个文安驿公社干部有事到冯家坪公社来,见到了习近平。习近平托他回文安驿时把一封信捎给雷平生。没想到这个干部私自拆了信,见到里面有议论江青的内容,威胁要告发。这有可能引起非常严重的后果。因为在知青内部的圈子里,议论讥讽江青其实是家常便饭,谁也不会当回事,但是地方上的干部对上层的斗争没有多少概念,也没有接触这方面信息的渠道,所以会把这种事当成反对“文革”、反对党中央的了不得的大事来看待。后来通过共同朋友在中间做工作,给那个干部送了两件在当时比较稀罕的军大衣才算把事件平息了。这也算是习近平在年轻时代经历的一次惊险的“淮阴之辱”吧。

习近平从赵家河回到梁家河时,雷氏兄弟都已经先后上大学走了,他成了村里唯一的北京知青。但在支部书记的岗位上,他的生活更忙碌、更充实。1975年在梁家河开沼气现场会时,我也随各公社、大队的负责人去参加了。看了他在村里搞的沼气,确实有模有样。我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沼气这个事是很难搞的,因为那时燃料稀缺,做沼气所需要的秸秆之类大都被做饭取暖烧掉了;当地土质疏松,群众又买不起水泥,渗漏问题也很难解决。在其它公社(包括我当书记的公社)推广沼气的阻力很大,大多是敷衍应付,虎头蛇尾。而他们村里办的沼气还真的把一些农户家的灯点亮了。可见习近平在这上面付出了很多心血。

习近平对于他在赵家河整队的这段经历是很珍视的。我1992年去福州看他和2008年在北京见他时,都是先和他的秘书聊天等待,这两任秘书都对我说,领导跟他们说起过,在延川赵家河参加整队工作,是他走入政界的第一步。2009年,到延川插队四十周年之际,我回访了赵家河,给我们当年住过的窑洞及现在的村貌、当年一起栽种现已成林的树木、村里老乡等等照了一些照片。回京后我通过习近平的秘书告诉他,想把照片及当地的一些土特产送给他,他答复说:“照片送来吧,土特产就不必了。”2012年他请几个清华的同学和我一起吃饭时,很带感情地向他的大学同学讲述了在赵家河工作的前前后后,还开玩笑地说:“我当时是个团员,整队结束时却把一个三八年入党的老支书换下来,让一个年轻人上了。”

采访组:请您讲一讲习近平被清华大学录取前后的事情。

陶海粟:1975年大学招生,习近平填报志愿的时候,三个志愿填的都是清华大学。当时因为他上大学的事,在推荐过程中经历了很多曲折,这方面其他人已经讲的不少了。但推荐上去是一回事,后面还有关口,到底能不能上还是未知之数,谁也不能给他打保票。在这种抉择的当口,他做出三个志愿都填清华的选择,表现了独特的性格和自我人生设计上的理念。他这么做,加大了能不能上大学的不确定性,但他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就是因为上不了大学在农村继续干下去,对他来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他不像很多人那样,把待在农村看得凄凄惨惨戚戚,能有离开机会就谢天谢地了,哪里还顾得上挑挑拣拣呢。经过七年的磨练,他在这里已经有情似亲人、贴心知己的父老兄弟,已经有殚精竭虑、日思夜想的干不完的事情,即便走不了又有什么呢?在他被批准上大学、梁家河乡亲们依依不舍他离开时,他甚至跟乡亲们说出过“要不然我不走了,继续留下来干”的话,我相信那是肺腑之言。

习近平临走之前,我正好在县上开会,和他在县委招待所里话了别,我送给他一个笔记本,出了门目送他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远去的身影,心里有一丝怅惘,但更多的是为他走上了人生的新阶段而高兴。不管等待着他的前路是什么,我相信他是做好了准备的。

采访组:他上大学时你们有联系吗?

陶海粟:1977年冬天,我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第一次招生考试,被北京大学经济系录取。第二年春天,我到北大入校后,不久就去清华大学找习近平。他把我带到学校附近五道口一个饭馆吃饭聊天。当时国家正处在“拨乱反正”的关键时期,刚刚开过的党的十一大正式宣布了“文革”的结束,但仍然坚持了“文革”中形成的某些错误的方针政策。我们俩那天的长谈中,基本上都是在谈论国家正在发生的各种大事情,也谈到了他毕业后的去向问题。他明确表示,他不准备做和化工专业相关的技术性工作,还是要进入政界,继续在陕北农村就早已立下的志向,做一些更能影响老百姓命运的大事情。

习近平在清华的同班同学、毕业后曾担任过陕西渭南市长的仵西居,在2012年那次和习近平一起吃饭时和我相识,此后我们来往很多。他曾经和我说起过习近平和他同学时的一些事情。他们一开始是在一个大班,后来大班分成两个小班,习近平任其中一个小班的党支部宣传委员,他是组织委员。他说习近平在清华时的生活特别简朴,同学三年多,他从来没见习近平穿过新衣服,使他感到很惊奇,因为仵西居自己是从农村来的,有时还会穿新衣服。他还说,习近平在学校时,在专业之外广泛阅读政治经济类书籍。那时候,仵西居从家里带到学校一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近平见到后就跟他借阅,后来仵西居就把这本书送给他了。他还特别讲到,习近平在政治上也非常稳重成熟。当时,清华大学处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四人帮”对清华管控很严。1976年发生的纪念周恩来总理、声讨“四人帮”的“四五运动”期间,他们班里有好几个北京同学也参与其中,传抄了天安门诗词。习近平在北京同学里面威望是很高的,他给那几个同学做了很多工作,同情支持他们的观点,但提醒他们要注意策略,注意保护自己。仵西居是这次事件之后负责清查工作的,正是由于习近平配合做了一些有效的工作,那几个同学得到很好的保护,都没有受到伤害,顺利过关了。这次事件以后,“四人帮”就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一轮折腾。当时清华各级都成立写作组,有组织地写作批邓文章,仵西居询问习近平的意思,习近平当即就以自己不善写作为借口,拒绝参加。

采访组:习近平担任耿飚的秘书一段时间以后,他决定到正定工作。您了解他当时为什么要去基层吗?

陶海粟:1982年初,我快从北大毕业的时候。一天,习近平打电话把我叫到他家里。他跟我说,他决定要下基层、回农村去工作。他还说,他向耿飚谈自己的打算时,耿飚曾经挽留他说,下基层锻炼是好事,也可以到野战军去嘛。但他还是坚持要到地方上去。习近平跟我说,他之所以要下到农村地区去做基层工作,主要是出于两个考虑。一是国家已经步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在地方上会比在军队里接触的事物更全面,更接近民生民情,对自己的全面锻炼更有利。二是他自己在陕北干了七年,知识和工作经验最丰富的积累,还是从农村来的,而且农村目前正处在改革的前沿,还是到农村去才更能发挥他的优势。

说了这些想法之后,他还说了几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这次下去,干得好,将来成就一番大事业,干得不好,就在下面给老百姓做些实事,也没什么。”听他说这番话,我很感动,但一点儿也不觉得意外。选择从政道路的人谁都明白,虽然都希望在这条路上能不断进步,逐渐承担更多的责任,开创更大的事业,但能否如愿不光取决于自己的努力,还有各种外在的环境因素和机遇因素制约,这是一条充满不确定性的路。当时由于十年动乱对干部队伍和大学教育的摧残,干部队伍青黄不接,有一批高干子弟通过特殊途径得到快速提拔,被称为火箭式的干部,比起下基层,这似乎是一条不确定性较小、快速占据制高点的路。但习近平不愿意走捷径,他觉得自己虽然做过大队支部书记,但积累的到底是最基层的工作经验,历练和视野还不够全面,从县一级起步会打下更坚实的基础。虽然这样做,前面的路不确定性很大,但这里又一次显示了习近平在人生道路抉择和自我设计上的不同常人之处,因为不管从政道路的前景如何,在基层为群众做实事的权利总是不会被剥夺的。只要有这一条垫底,而且为群众做事又是自己的乐事,那么个人前程的不确定性也就算不了什么了。

我看他下去的决心已定,就对他说:“那好啊,你既然已经决定要下去,我给你带一个人来,给你介绍一下农村改革的情况。”我说的这个人是我在北大的同班同学邓英淘,他当时是农村发展研究组的成员,这个研究组主要由在农村插过队的在校大学生组成,他们已经在全国各地农村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给中央提出过很多好的建议。习近平同意后,第二天我就和邓英淘从学校骑自行车又到了习近平家里。那天,邓英淘跟习近平谈得很投机,给他分析了农村改革的形势,提了很多建议,习近平听了觉得很有帮助。三十年之后,2012年习近平和我见面时,还跟我提起这件事。当时邓英淘刚刚去世,习近平表达了惋惜之情,并告诉我,他还读过邓英淘写的书。

习近平去正定后不久,我也从北大毕业了,被分配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理论组工作。几个月后,我记得是夏秋之际,习近平有一次从正定回北京办事,又把我叫到他家里去,和我聊他在正定工作的情况。当时我看他情绪很好,谈起正定的各种事情带着一种兴奋的语调。虽然去的时间还不算长,但他已经对推进正定的经济文化建设形成了很多设想,其中之一是在正定建一座荣国府,那次回京就和推动这个事情有关。

1992年我去福州看习近平时,他和我说起过他在正定任职时的一件事。那是在他担任了正定县委书记之后,有一次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邀请了三个县委书记去他那里座谈,这三个书记都是从北京下到农村工作的年轻干部。会上三个人分别汇报了所在县经济改革的情况和各自对农村工作的看法。会后当天晚上,有熟人就打电话告诉习近平,老杜听了三个县委书记的汇报后说:“还是小习讲得最实在。”我听了这个事一点儿也不感到意外,因为在陕北农村共事时我就知道,习近平做事总是沉稳务实的,他不喜欢“三把火”“三板斧”式的工作方法,而是讲究吃透实际情况,循序渐进。

2012年时,他在饭桌上还和我们说起,当时有一个外县的县委领导带代表团到正定来交流改革经验,所有团员都是西装革履,并且在和正定的干部交流时鼓动正定干部也应该都穿西服。习近平没有接受这样的建议,因为他虽然不反对穿西服,但这终究是表面的东西,没有必要把这作为改革的措施来强求一律。他还说起与此相关的一件趣事,他刚到正定的时候是县委副书记,书记是个工作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干部,习近平对他很尊重。习近平那时经常穿一件军大衣,戴一顶鸭舌帽,有一次老书记请他到家里,坐在炕头上喝酒,老书记说:“你哪方面都挺好的,就是那个帽子……”习近平听了后,觉得这不是大原则问题,就欣然听从了老书记的建议,不再戴那顶帽子了。

我的一个朋友吕日周当时是山西原平县委书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时曾到正定搞过调研。他最近告诉我,他当年到正定调研时接触到的干部群众,普遍对习近平给以很高评价,有的年纪大的农民说,近平是我们农民的儿子;年轻人则说,近平待我们就像兄弟一样。吕日周跟习近平在正定谈了很多,他说习近平当时曾跟他说:“我们读了很多书,但书里有很多水分,只有和群众结合,才能把水分蒸发掉,得到真正的知识。”吕日周至今对这几句话印象深刻。

今天就先谈这些吧。最后我想说几句的是,我和习近平的友谊虽然延续了几十年,但近距离接触到的只是他人生道路上很少的一些片段而已,不过就从这些不多的片段中,我确实感受到,为群众做实事是他始终不渝的信念。对于习近平来说,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也不是什么被灌输的教导,而是早在陕北七年里,在和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挣扎着生存的普通老百姓牵手共度时艰中,就油然而生的、铸入血液中的信念。对他来说,这不是自己升迁业绩的筹码,而是没有其他任何兴趣能够替代的人生乐事。毋庸讳言,习近平在陕北的七年正处于我们国家一个特殊的时期,一个黑白颠倒、美丑错乱的时期。但是,在延川这个全国贫困县的贫瘠土地上,却在同时期中走出了习近平、孙立哲、路遥、史铁生等一批不甘平庸的青年,这并不是“文革”的成果,不是极左路线和乌托邦理论的成果。中国自古以来,不管是在盛世还是衰世,不管环境多么荒谬,总是有悬壶济世的良医出现,总是有“邑有流亡愧俸钱”的良吏出现,这是我们的民族能够生息绵延的脊梁所在。我们现在回忆这些青年人当年的脚步,不是歌颂什么虚幻的口号和运动,而是认可那些在艰难困苦之中仍然顽强地寻找和实现人生的意义、“男儿当自强”的精神。

2008年我在北京和习近平见面的时候曾对他说:“我跟你认识这么多年,我想把我知道的关于你的故事写一写。”他当时笑着对我说:“我还不到盖棺定论的时候。”他的话我完全能够理解。习近平行事低调,从不愿意过多宣传自己,他在福建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过此前已经拒绝过大概上百次采访。加之现在他肩负重担日理万机,讲他的故事这样的事确实算不上什么急务。不过我觉得,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让老百姓更多更深入地了解我们的领导人,不仅看到他们在台上作大报告的样子,也知道一点儿他们的甜酸苦辣和内心世界,也应该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题中之意。所以,我觉得中央党校做这个系列采访实录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